东北高速、长电科技与华夏银行突显中国股市三特色

2010-3-20 每日经济新闻

    东北高速与神州泰岳、长电科技，突显中国股市三大特色。

    东北高速分拆上市，以中石油私有化下属上市公司一样，是中国证券市场国企拉长资金杠杆的法宝，其估值中枢上移。

    3月19日，由东北高速分立而来的吉林高速和龙江交通上市交易，两股均大幅高开，涨幅翻倍。此前证券市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基金拆细，买者踊跃。东北高速分拆后，上演了同样一幕。

    如果说中石油等公司的私有化是为了厘清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那么东北高速分拆上市则是为了依据属地原则，厘清管理权属，以免公司管理层一心内斗无心经营。好消息不仅于此，两家新公司的大股东均存在较强的资产注入意愿。吉林高速的大股东承诺，将在未来两年内选择适当时机注入长营高速公路、长春绕城高速南段和长平一级高速公路等资产。龙江交通的大股东承诺，将在未来两年内选择适当时机注入鹤大公路牡丹江至杏山段路产。也就是说，未来两家公司随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再次拉长资金杠杆。

    曾经的东北高速可以用问题成堆、焦头烂额来形容。原董事长挪用巨额公款，牵扯中国银行数亿元的大案，2007年因为公司治理顽疾被戴上ST的帽子，连续停牌。但因为拥有壳资源、拥有垄断经营权而被某些私募基金看好。国有ST公司是个“宝”，越是显赫的出身未来收益越好。埋伏于东北高速获得的是暴利——原股东每1股东北高速转化为1股吉林高速和1股龙江交通股票。根据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按东北高速退市前一交易日收盘价3.87元及两公司与东北高速对应的净利润和净资产比例测算，每1股东北高速隐含龙江交通2.08元、隐含吉林高速1.79元，投资者获得200%以上的收益。

    神州泰岳与长电科技则讲述了垄断企业的寄生体、垄断企业与市场经营模式结合的奇迹。只要垄断企业不倒，只要垄断企业管理层不变，只要创业企业紧抓住高科技概念，上市公司能够在证券市场上获得高估值。

    神州泰岳上市之初饱受质疑。第一，发行前夜调整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的财务数据，被媒体质疑为“愚弄投资者”；第二，神州泰岳超超募12亿，发行时有12位原始自然人股东成为亿万富翁；第三，赢利来源过于单一，寄生在中移动的飞信业务上，未来赢利安全性如何难以预料。甚至有人指责神州泰岳挂着IT企业的羊头卖垄断收益的狗肉；第四，不务正业。2009年净利2.71亿元人民币，却花费4.21亿购买北辰首作大厦的第7层至第22层(合计16层)的整层房产用于办公。

    质疑归质疑，现实是神州泰岳发行价为58元，到3月19日收盘价为158元。截止去年年底，每股收益 2.14元，每股净资产 17.88元。2009年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24.6%，拟每10股转增15股派发现金3元，成为“史上最牛分红转增”方案。看来神州泰岳有冲击两市每一高的潜力。只要神州泰岳继续捆定中移动，只要中国的电信互联网业务不断拓展，神州泰岳就还有炒作空间，高升的股价让神州泰岳财务报表花团锦簇。要知道中移动去年净利仅增2.3%，最辉煌增长期已过，却依然高达1152亿元人民币。刘姥姥怎么说来着，您老人家拔根汗毛，比我们腰还粗呢。

同样借科技股东风的还有长电科技等股票，机构游资资金凑手，加上手机付费、物联网、上海世博电子门票等热门概念，于是上演了一场龙虎斗。长电科技或许是短期博弈，但博弈所选择的对象却显示了目前资金兴趣所在，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中国的创业板与高科技股正在试图重演美国纳斯达克的盛况。

    银行股不温不火，连外资入股与赢利大增都未能换取市场的垂青，这说明受到赢利模式受到行政强烈管制的上市公司，再造好都无用。

    华夏银行3月18日公告，潜伏已久的德意志银行成为大股东，占总股本的17.12%。但是投资者无法相信外资入股可以令华夏银行改变行政主导、退居二线官员俱乐部的本性。投资者惦记着标准普尔给中国银行业开出的诊断书：至少在2012年之前，预计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及其它问题贷款比率将保持在10%以下。标普的银行分析师曾怡景(Ryan Tsang)称，如果问题贷款比率大幅上升超过10%，则可引发担忧。他说，接近15%的水平，即可能需要政府采取紧急干预，以增强金融系统的抗风险能力。如果不良贷款率攀升至如上所述的高度，则中国众多城市银行及农村信用社将可能转而向政府求助。公开上市的大型银行有能力承受不良贷款高企而不至于遭受评级下调。但是，这些大型银行能够自保，未必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

    三类上市公司，反映了中国市场的不同生态。目前与垄断企业有密切联系，而有市场化经营机制，又有未来发展的高技术概念的上市公司正在成为热点。短期热点轮换不在此列，中铝与力拓的合作就能拉抬有色金属板块，消息传出前，谁也难以预料。

注：发几张照片，极旱期的南方河流。依次为重庆长江、重庆嘉陵江、桂林漓江、贵州坝陵河。
    有人说，可能是南方夸大旱情，要补贴。用气象卫星和航拍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告诉公众实情，越快越好。村民挖野菜充饥是否属实？

   另，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山西疫苗事件的报道。王克勤先生是执着、清贫而敬业的记者，曾经报道过出租车事件，引发全国关注。值得尊重。报纸能顶住压力，感佩。
   祝周末愉快。

藏汇于民打游击战解决人民币汇率困境

2010-3-15 中国证券报

    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不仅是社会姿态，更牵涉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

    人民币面临内外双重升值压力。

    外有欧美压力。3月11日，美国商务部发布报告显示，1月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12月的181.4亿美元增加至183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出口减少17.6%，降至68.9亿美元。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讲话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同时，有金融专家指出，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大量外汇储备而抑制人民币汇率上级升，就是为下一轮廉价资金所制造的金融海啸提供弹药。他们声称，中国出口将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内部也存在压力。有学者指出，我国长期保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实际上加剧了贸易顺差的扩大；贸易顺差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就更大。如果人民币坚持不升值，则内部经济结构失衡、资源价格扭曲，导致国内通胀压力就大。

    人民币已经错过了一次性升值的时间窗口，不应该也不可能大幅升值。

    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导致资产价格在上升之后迅速破裂。我国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已经被高估到离谱的程度，与房地产相伴随而生的，是大宗商品等价格的绝对高估。中国资产价格高估影响的是全球受中国因素左右的经济体。有报道称，全球铁矿石生产商向中国钢铁厂要求提价50%，但分析师认为远不止此，他们预估矿商将要求提价65%~70%。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的背面是国内通胀的急剧削减。让我们试想这样一幅图画，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20%，如此一来，国内企业的经营情况与效率将水落石出，出口企业即便依赖出口退税也无法生存，会有大量企业倒闭，东部制造业向中西部的转移戛然而止。与此同时，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急剧下挫，银行里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迅即变成坏账，中国央行不得不向金融机构再次剥离坏账注资。

    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是目前中国出口主导型的经济结构无法承受之重。据相关媒体报道披露，日前商务部、工信部开始对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汇率升值压力测试，以期厘清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会对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行业造成何种影响。调研虽未有明晰结果，但几类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商粗略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行业的净利润率就将直接下降1个百分点，而当前这些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仅仅在3%―5%。2005年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达到20%左右，正是在2006年开始，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出现了规模倒闭现象。

    人民币汇率像一团乱麻，升不得，降不得，不升不降还是不行。但换个角度思考，则能豁然开朗。

    我国的外汇储备真的多到不可收拾了、不以为财反以为愁了吗？从外汇管理部门看，的确如此，但从民间来看，并非如此。与日本比较可以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从指标数据看，截止2009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达21316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但人均外汇储备仅为1605美元。日本外汇储备为9885亿美元，人均外汇储备为7783美元。两国的外汇储备结构明显不同，日本以民间储备为主，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因为日本民间拥有的流动性外汇资产达3万亿美元，而中国内地居民和企业的外汇储蓄加在一起才10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日本一家基金公司的规模。

    我国有必要推行藏汇于民的政策，逐步走向汇率的市场化，与投资的灵活性，放开民间机构外汇投资打游击战，将政府压力转化为市场动力。

    中国以往外汇短缺，因此推行藏汇于政府的政策。2007年随着经济形势的转变，我国对个人结售汇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对个人结售汇由限额管理改为年度总额管理，并将个人年度购、结汇总额均由以前的2万美元提高到5万美元。但藏汇于民成效不彰，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人们愿意持币待涨。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外汇投资品种较少，主要是银行存款和银行提供的外汇理财产品，年收益率一般仅有3%左右，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实际收益率为零或甚至出现负值。在此情况下，民众畏藏汇于民如虎。

    只要政府坚持藏汇于民的主张，不管人民币升降毫不动摇，将获得民间投资者的信任。与此同时，相应放松民间外汇资金的用途管制，解除企业和个人到国外的直接投资和直接购买金融产品仍然受到诸多限制，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购买国外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等，使得外汇可以迅速转化为灵活的投资工具。如果一来，人民币汇率升降的压力将通过市场得到化解。

    从短期来看，要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要解除金融危机时期盯住美元的特殊政策，回到2005年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让人民币有小幅波动区间，将效率低下、无法盈利靠出口退税生存的企业淘汰出市场，是应急之策。

    目前控制人民币汇率，是为了给中国扩展内需、经济结构转型腾出空间，而不是为了继续鼓励出口主导型经济。为了中国经济转型，缩小资产泡沫风险，人民币不能大幅升值。

注：汇率问题应有主见，中国坚持自己的利益并无不妥。
    但不必政治化，也不必有受虐心理。
    中国已非清末，中美经济一体，中国动辄处咎，美国也在为所谓的信用货币买单，不解决，迟早会买大单。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碎以后，美元就走上了不归路。如同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以及民国后期的中国。
   惟一的不同是，美国来得及改革，再不济，可以找上几个垫背的国家，假繁荣几十年。

面对各界对中央企业在“两会”之后疯狂抢地的质疑声浪，作为央企大管家的国务院国资委在3月18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资委表示，除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外，还有78户不以房地产为主业正在加快进行调整重组，在完成企业自有土地开发和已实施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应该说，国资委能在第一时间就一些中央企业，特别是主业不是房地产的中央企业的“抢地”行为，给出回应，这个姿态首先值得肯定，起码说明，国资委对于中央企业一拥而上投资房地产，在大的方向上是不支持的；特别是，国资委要求，78家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要退出房地产领域，这更进一步说明，78家企业的投资行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国家管理层面，都缺乏起码的民意基础。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通篇研读国资委的这个回应，除了明确表示78家企业的退出之外，似乎更多的在为央企投资房地产受到的质疑进行辩护，试举几点：其一，国资委指出，自国资委成立以来，中央企业房地产业务进行了大幅度调整重组，先后确认和公布了16家以房地产作为主业的中央企业，三级以上房地产子企业户数由原来的728户减少到目前的373户，集中度明显提高，这很显然是为外界质疑央企大举进军房地产辩护；其二，国资委进一步以2009年央企疯狂抢地的一年为例，用统计说明中央企业房地产业务销售收入为2209亿元，约占全国商品房销售收入的5%；房屋销售面积为2807万平方米，约占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3%；其三，国资委用数据说明，央企的房地产业务仍然主要集中在16家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务的企业，这16家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中央企业房地产业务销售收入的86%；净利润为188亿元，占全部中央企业房地产业务净利润的94%；其四，国资委指出，中央房地产企业在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承担国家保障性住房和安居工程建设任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如何发挥了积极作用，国资委没有给出有力的数据说明。

我们认为，作为128家中央企业的大股东，面对民众的愤怒，面对中央企业明显采取与中央调控房地产政策违背的“逆向选择”，给予辩解和说明，也属情理之中。但很显然，这种辩解本身并不能否认中央企业出于短期逐利的原因而大举进入房地产业，2009年很多数据和实例都更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国资委辩解中央企业的销售额只占全国销售收入的5％，但这并不能否认2009年，全国60％以上的地王都是中央企业制造的事实，2009年中央企业究竟拿多少钱去买地，囤积了多少土地，国资委向民众更应该说明这个数据；再比如，2009年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的原因之一，就是地王的频现，全国每出现一个地王，房价就暴涨一段时间，但这些企业在拿了地以后未必马上开发，而是囤积起来，就玩炒地皮的游戏，所以用房地产销售收入来说明央企没有支配房地产领域没有说服力。国资委以中央企业在保障房建设方面承担了“积极作用”来说明中央企业投资房地产的合理性，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大量的保障房都是由地方进行建设，中央企业在保障房建设方面的作用还需要用真正的数据来说明。

在目前房地产市场混乱，畸形的房价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最大的肿瘤的背景下，中央企业却违背中央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精神，肆无忌惮地制造地王，的确有违中央企业成立的基本宗旨。我们知道，改革开放30年来，对于中央企业的基本定位是有基本共识的，国有企业，特别是128家中央企业存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中央企业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业机构，这些问题，在历次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中都有定论。128家中央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商业机构，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在战略性、基础性领域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不是与民争利，更不是和普通的公司一样搞一些短期的投资行为，这是中央企业和普通企业的本质区别。而且，中央企业一般都具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在温总理表态要将房价控制在合理水平的承诺面前，却用自己抢地的行为唱反调，有损中央政策的公信力。

因此，在中央企业投资房地产问题上，一定要澄清极其糊涂的思想：认为，中央企业既然是企业，投资房地产就是企业自主的行为，没有什么错。这完全是一种罔顾国情，不体察中央企业具体情况的幼稚看法。国资委在前几年就中央企业的产业定位中，七大需要中央企业控股的产业并没有房地产业，而且，在房地产领域，中央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其实并不强，在当前房价高涨的情况下，贸然杀入，最终买单的可能仍然是国家。因此，无论是宏观层面而言，还是微观角度，中央企业投资房地产都具有极大的弊端，既可能戕害国家政策的公信力，又会扰乱市场秩序，同时，还存在着极大的投资风险。

鉴于此，我们建议高层痛下决心，除了要求78家非房地产主业的公司退出房地产领域之外，应该更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央企业应该彻底退出房地产投资领域，而将精力集中在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领域，在这些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才能厘清中央企业的职能定位，才能减少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人为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国资委虽然明确表示78家央企要退出房地产业务，但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在2004年，国资委曾经就清理中央企业的房地产投资已经进行过一次努力，但因为种种原因而夭折，我们希望这一次，高层拿出勇气，拿出时间表，拿出魄力，不仅让78家非房地产央企退出，更要为未来中央企业全面退出房地产拿出实际行动，这样，才能为已经饱受质疑的房地产公共政策重新建立信誉。 

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是真是假？

2010-3-19 每日经济新闻

   在巨大的压力下，国资委终于表了态。

    3月18日下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系列具体数据。国资委确认和公布的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为主业的央企共16家，2009年，该16家央企地产板块的资产总额为5616亿元，占全部央企房地产板块资产总额的85%。

    国资委同时表示，除上述的16家外，还有78户不以地产为主业的央企也开展了地产业务。据测算，一共127家央企，16家主营地产，78家参与地产，共94家，这也意味着所有央企中74%的企业涉足地产。2008年，这些企业所属的三级以上房地产子企业共227户，约占中央企业全部三级以上房地产企业数量的60%，但销售收入只有15%，利润只占7%。

    国资委应对舆论是一个进步，但这只是暧昧而模糊的应对，远远不能解决央企与房地产之间的利益纠结，也远远不能对央企进步房地产有威慑作用。

    国资委的表态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措辞如下：78户不以地产为主业的央企正在加快进行战略调整重组，在完成企业自由土地开发和实施项目等阶段性工作后要退出房地产业务。

    央企何时完成战略重组，何时完成自有土地开发和实施项目，都是未知数。如果78家央企一边开发、一边拿地，那就意味着这些央企永远无法完成自有土地开发。除非国资委下令除十六家央企之外，一律不能介入土地市场，并给重组圈定时间限制，否则，国资委的表态会成为温柔的软性约束——溺爱的父亲与不听话的孩子总是成对出现，国资委与央企就是这样的关系。

    78家央企下属公司进步房地产虽多，但销售收入只有15%，利润只占7%。也许国资委暗示，这么点利润，我们不稀罕。但国资委拿出的数据是房地产低谷期的2008年数据，也是央企赢利低谷期。据国资委2009年9月18日披露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141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961.8亿元，比上年同比下降30.8%，自2002年以来年利润首次下滑。但2009年的数据截然不同，根据国资委的数据，国务院国资委下属132家央企2009年年1到10月累计实现利润6337.8亿元，同比下降6%。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10月上述132家央企已交税费总额9305.2亿元，同比增长9.5%。房地产业务贡献多多，2009年二季度，非地产主业的央企其房地产业务，直接为央企创造了28%的利润。中国建筑2008年房地产开发业务营业收入占比仅在9%左右，却依靠22%左右的平均利润率，贡献了48%的营业利润。

    值得关注的是央企与房地产的关系，资产泡沫高涨实体经济不佳，往往是房地产的高峰期，也是央企与地方国企成群结队出入房地产之时。

    即便78家央企离开房地产，只要能够拥有低廉的社会资源，靠剩余的16家央企，央企照样可以独霸楼市地市。石化双雄两家企业就能垄断中国的石油市场，16家央企一统房地产天下绰绰有余。其他央企退出房地产业，意味着16家央企的房地产资产更多，对于国资委而言，不过是左手倒到右手。

    银行对央企情有独衷的情况并未改观。3月18日《证券时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一周以来，多家中央企业已获1350亿元银行授信额度，其中就包括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

    央企进入房地产不仅仅是央企的问题，更是地方财政与央企定位不清的反应。近日国土资源部　国土资源部结束对30个省份的实地国土大调研，其间一些地方表态用地紧张，呼吁增加供地指标。据笔者听到的信息，地方政府十分欢迎央企拿地，央企身手阔绰当然是重要方面，地方政府更觊觎随央企而来的大量投资以及急剧增长的GDP。各地苦于产业转型找不到出路，重化工业之路的扛鼎者就是具有资金与技术优势的央企。因此频向央企抛媚眼，甚至主动找上门去要求结队子，一旦成功就当作重大喜讯四处张扬。如果央企带着巨额投资而来，不要说买地、就是半买半送，地方政府也心甘情愿。这是国进民退、重化工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央企地王现象频出、垄断企业收入过高，无一不反应央企对社会尽责太少。要抑制地王现象，必然让央企上缴过多的留存红利。

    去年11月23日，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了下属132家央企今年1~10月经营情况，累计实现利润6337.8亿元，同比下降6%；同期央企已交税费总额9305.2亿元，同比增长9.5%。这并不能证明央企尽责，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上交税费超过利润，央企上交税费（注意是各种税和费）仅占营业收入的10%。2008年央企上缴547亿元人民币红利，而2007年的利润是9968亿元，不到6%；2008年盈利6961.8亿元，上交红利270亿元，其中中移动一家就上缴100亿元人民币。更重要的是，央企红利几乎没有用于民生，没有纳入一般预算。

    要扼制央企地王现象，第一，改变银行对央企的无原则信赖，建立公平的信贷环境；第二，改变地方政府对央企的谄媚，通过物业税、消费税变革缓解地方财政难；第三，央企上缴红利用于民生，垄断部分加征红利，直到央企利润成为行业平均利润。否则，只要存在资产泡沫，央企必然成推动泡沫的主力军。

    央企有必要马上、彻底地离开房地产领域。

注：听地方国资委的人说过，以前国企是有人没钱，现在是有钱找不到好项目。
常有人问我，央企地王是不是反应了房地产市场之毒，我想说，最主要反映的是国进民退。房地产市场有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央企是央企的问题。央企进入房地产，不过是央企病的发作，他们总会进入类似于房地产的暴利行业，而后一统天下。
    央企理应上缴红利，回馈社会，但有与国资系统熟悉的人说，难。一涉及责任，央企马上搬出上市企业，市场化运作等等理由，将自己归入市场企业的行列。一说到利益，央企则搬出自己的长子身份。想尽各种名目发钱之后，进行房地产投资，正常之极。
    我没有所有制歧视，央企有央企的问题，民企有民企的问题，上市财务造假种种比央企更加不堪，央企是低效与浪费。
    如果国企是市场化企业，那就与民企在同一起跑线上，照章行事。我讨厌得了好处还卖乖的行为。长子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西南五省大旱延续，报道不够。百年一遇的大旱原因何在，损失多少，如何救治，中央拨款多少，是否需要民间捐赠？中国的大江大河之源，处于极度干渴之中。
    推荐一篇文章，《一个出口从业人员对汇率和通胀的看法》，未必全对，没有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的大幅贬值，但可提供看待人民币汇率的另类视角。

再谈4万亿没有一分钱进入楼市的荒谬之处

2010-3-18 每日经济新闻

    为了应对舆论对于央企地王的指责，国资委推出“市场论”。

    3月17日，《新京报》报道，国资委新闻处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4万亿政府投资一分都没流入楼市”，央企投入房地产开发的资金不是来自于4万亿政府投资。对于近期国资委是否出台政策进一步规范央企投资房地产业，该负责人表示，目前还没有什么新动作。而国资委的一位专家则表示，按照《公司法》规定，国资委主要负责央企的人事变动和业绩考核，以及重大事项决定。“挂牌出让土地是政府发展房地产的政策，如果说要国资委出台禁令限制投资房地产业，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如远洋地产大股东为国有企业，同时远洋也是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开发房地产，国资委无法干预。

    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国资委官员表示，央企拍地完全遵照土地出让制度等规则，总体而言，央企土地储备并不多。

    4万亿没有一分钱流入楼市吗？3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一份名为《审计移送处理书》的文件，其中披露，上海江桥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桥城投)，以京沪高铁名义获取银行贷款20亿元，其中13.2亿元用在了土地开发等无关项目上。虽然事出有因，但连京沪高铁防守如此严密的项目都有假借名义获取消贷款之事，何况其他？

    并且，什么叫自有资金？比如，央企获得20亿的投资，原来准备投入项目的资金就可以投入房地产，所谓的自有资金投入，不过是获得廉价社会资金的婉转表达。截至2009年12月10日，今年有17家房企与银行签署了授信协议，授信总额接近4000亿元，对于央企的授信远超此数。这到底是自有资金还信贷扩张的产物？玩这种数据游戏，有意义吗？3月17日，《中国企业家》杂志报道，一位央企房地产企业内部人士曾向记者透露，集团制订的2009年买地计划必须花掉多少亿，但苦于拿不到好地，所以一旦有好地就会不惜一切拿下。这与笔者从某大型企业得知的信息如出一辙。

    主业、副业分离是国资委设立初衷之一，也是央企重组的要义。国资委曾经提出，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按照国资委的解释，“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包括国防军工、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电信、民航、航运和煤炭等重要矿产资源开发。2004年，国资委曾下发《关于中央企业房地产业重组有关事项的通报》，中房集团、保利集团等14家房企相继被国资委圈定为“房地产开发为主业”的央企，具备重组其他非地产主业央企地产业务的权利。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华侨城集团公司等五家企业成了国资委推荐的整合中央企业房地产资源的载体和平台。难道现在的国资委与2004年的国资委有什么本质不同？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于今年1月发出通知，从2010年起，在中央企业范围内全面开展非主业宾馆酒店分离重组工作，今后未经国资委批准，不以宾馆酒店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将不得再投资新建经营性的宾馆酒店。2007年是适逢楼市大牛市，国资委握紧“管理者”的权力，几度重申要严格控制央企用于投资股票、房地产的资金流向；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楼市低迷，国资委以“出资人”的姿态，不惜成本高调推进房地产央企的整合重组——可见，国资委完全有权力主导央企的并购重组。

    而现在，超过七成的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国资委的资料曾显示，中央直属企业当中，涉及房地产业务的达100家以上，据粗步估计，房地产资产超过1800亿元。这算是主辅分离吗？房地产不仅与地方财政捆绑在一起，还与央企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中国经济是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了？一旦发生类似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该何去何从？

    从总体而言，央企土地储备不多，那是指的2009年以前从市场招拍挂竞得的土地不多。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国企、央企的改制成本大多靠国有划拨的土地，现在央企拥有的土地资源不在少数。而现在，央企进入招拍挂市场却是异军突起。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统计，2009年成交总价排在前10位的地块中，国有企业独占8席，成交楼面地价前10的企业中也同样有8席被国有企业占据。而在2007年总价及单价“地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比则为3：7和4：6。

    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是真正的市场行为吗？恐怕未必。所谓市场行为，前提是竞争环境的公平，当央企获得绝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时，由央企谈市场，会成为笑谈。

    说白了，央企地王频出说明央企获得的廉价资金过多、上缴红利过少，在保值增值的压力下饮鸩止渴。

干旱近些年似乎一直与中国过不去，小打小闹的干旱就不说了，光是引起全国大动静的干旱爆发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前几年的重庆、成都大旱，去年的河南、山东等华北地区大旱，今年的西南云、贵等大旱。每次大旱都被冠之以多少多少年未遇，每次大旱也都被估算造成多少多少亿的损失等等。更牛的是，还有诸如“云南干旱致昆明国际机场跑道地基沉降破损”的牵强报告，把什么都算到干旱的头上，包括管理不善导致的恶性人为事故，这也算是一绝了。每次干旱也要大张旗鼓地报道，原因很简单，这样好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希望能够给大拔水利资金，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吗！

频繁大范围的干旱洪涝暴露出的小农水建设大问题。

问题是我国的季节性缺水又不是一两年了，每年都是夏秋季多雨、春季少雨干旱。看一看西南地区，本来降雨量都是上千毫米，并没有发生常年性不降雨的现象，大江大河到处都是，滚滚河水东逝很壮观。但为什么还是屡次发生一旱就缺水？一缺水就高叫？ 如果能够遵循前老人家毛泽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如果能够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改进，即在降雨时把水储起来，在旱时不就没问题了吗？如果能够对60-70年代建立起来的农田水利设施进行常年的维护，也就不至于屡屡发生这样恶性的事故了。目前我国这种频繁的大旱大涝与其说是天灾，还不如说是人祸，它暴露出我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这么多年存在的以下严重问题：多年的投入欠账与制度缺失，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使农民不愿意进行水利投资，也难以投资；国家对水利设施只投大江大河与粮食主产区的建设，非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建设缺失无人问津等等。这些原因使不少地方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无法承担更大一点的干旱风险。在风调雨顺时还能凑合着用，一遇到大旱就无能为力了。

小农水问题一直是我国农田水利设施的一个痛，现在的政策导向已慢慢开始转向了。 如何恢复传统的农业水循环？ 如果对一些地区的保命水进行投资？片面市场化的改革以及提升水价都不是解决农村用水的改革方向，上述问题都需要引起关注。

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投入呈现逐渐弱化恶化趋势。

从改革前后农村农田水利投入的制度演变和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农田水利投入的状况客观上一直处于恶化趋势，由此导致原有的供给水平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水利设施淤塞，农田道路失修，导致农业抗灾能力薄弱，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的持续稳定发展。

我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50~70年代，80年代以前的水利建设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有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国建设了3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并且大多数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主要原因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公社体制又客观上使得农田水利设施的外部性有效地内在化了。

改革后，政府主要从城市和工业获取利益，也把水利投入的重点放在利益相关的城市防洪与大江大河工程上，与农业产出能力直接相关的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渐荒疏。基层政府又因资金不足和上级没有要求而难以投入。同时，由于市场化条件下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资大、见效慢，致使政府官员追求任期政绩的激励，常常把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

农民不愿意在低效益的农田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修建水利设施。

大批劳动力外出打工确实有促使劳动力市场化和提高农民现金收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价格显性化，劳动力投入农业的机会成本大幅度上升，这种现实情况虽然能够体现所谓“理性小农”的市场经济特征，但由于根本改变了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形成的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的内在机制，而使得改革前相对有效的劳动替代资本的基本建设投入方式难以重新恢复。

比较利益低使农田水利修建等社会动员机制难以启用。从社会资源动员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制，资金来源单一，筹资困难。目前我国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主体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很难形成一种有效机制来调动农民自身的资源投入，以及其它社会资源的参与。在目前县乡地方财政普遍吃紧的投入约束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两工”取消，乡村在农田水利建设上直接使用劳动力的可能，使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失去了原来的主要投入渠道。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财政压力下造成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大量爆发，进一步增加了农村公共投入的困境。随着九十年代后期农业两税征收方式改变为“户交户结”，传统农区大多数农村公共财政获取的成本增大，导致普遍欠税和公共负债逐年递增，特别是“三提五统（三项乡统筹和五项村提留）”和“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完全取消的政策，相当于把乡村财政支农的基础抽掉，并清除了乡村在农田水利建设上直接使用劳动力的可能，客观上使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失去了原来的主要投入渠道。我国90年代以来在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了高成本的政府上层建筑，造成县以下乡村基层公共负债近万亿，甚至使得任何上级资金都可能成为基层政府应对开支和偿付债务的来源。

分散的原子化农民而比较利益执水利设施的外部性而缺乏投入激励。尤其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改为一事一议制度，这种干涉村民自治内涵的由政府自上而下供给的制度缺乏后续政策，对过去依赖于“两工”来维护的基层农田水利设施的影响尤为明显。长期以来，我国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是以农民提供义务工的形式提供，随着传统农区小农经济全面恢复，农民个体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维护投人与自己的预期收人的不确定性预期相关度提高，农民在维护中存在搭便车和机会主义倾向明显，维护投人明显不足，降低了水利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灌溉效率低下。

从国家层面看，政府过分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在农灌水库建设投入上明显不足，从而导致水利建设中的布局“错位”。

由于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渠系工程老化失修，干支斗毛渠道输水不畅、跨塌渗漏严重、引水能力不足使得末端渠系配套不完善成为许多地区影响农田用水的一大关键问题。末端渠系不配套导致即使有水也到达不了目的地，或是用水效率低下、用水成本提高。

而且，目前各地在兴建水利设施时，对能够发电等有经济收益的水库投资比较热心，但对主要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主的水库建设积极性不高，这主要是因为农灌水库的比较利益低。

恢复“两工”？

我国的小农水建设投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过去对农民田间地头比较有效的“两工”制度被取消，使农田水利成了无水之源。“两工”就是农民在农闲时出“义务工”与“积累工”，农村与防旱防涝密切相关的村边沟、塘、渠、堰等，过去都是由“两工”在发挥作用。农闲时由本村农民投工投劳进行维护，雨季来临时就可以让沟塘贮水，渠道排水，干旱时则可人中抽水浇灌。这样一个维系村庄农田水利建设的制度一直稳定运行了很多年，功勋卓著，对缺乏国家与政府投入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维护与完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却在2002年取消农业税时一并给取消了。农村在取消“两工”之后，虽然减了农民的负担，也是一把双刃剑，使原本就很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明显的不足，从这看又“增负”了。所以到现在许多农民村庄周边的浇灌设施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无人管，国家只管大江大河。农民没有办法，要么有的地方偷偷地还坚持两工，要么有点钱的或者是有点路子能够从上边要到钱的，可以打点井浇灌。

以工代赈建小农水？

为了彻底解决“少雨就旱，多雨就涝”的恶性局面，建议国家拔出专门进行经费建小农水，让那些村庄的农民在农闲时进行修建贮水用水的沟塘渠堰。比如一个100人的村庄，给他2万元修改资金，以工代赈，让他们把自己村庄的贮水设施都修建好。这些资金投入可以用很多劳动力，因为这是为农民自己服务的，估计农民们都会很高兴，可以用少量的资金与更多的人力。比如每个农民一个月500元，一年下来6000元，600亿维修资金一年可提供1000万的就业岗位，既能让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在农闲时不用再外出打工，也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饮水与干旱问题等都有保障了。

央企地王与二次房改互为因果 推动房价继续上涨

2010-3-17 南方都市报

    3月15日，媒体报道二次房改列入人大正式议案。同一天，北京举行两会后首场拍卖。推出的六宗地块中，三宗被国企高价拿走，并创下三次拍地新纪录。有人认为，这是央企给房改迎面的一个大耳光，其实不然，央企地王倒是与二次房改交相呼应。

    人大代表提议的二次房改，并非意在抑制商品房尤其是高档商品房价，而是由政府解决低收入人群与夹心层的住房需求，从而放开商品房价。

    政策核心是三三制——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三种住房制度指的是，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和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体制。而相应的三类供地方式也分别为：政府划拨方式供地、“四定两竞”招标用地和商品房的“招拍挂”方式供地。三支队伍则是政府和民间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及建筑开发商共同参与。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供应对象是占城镇人口60%左右的中等收入家庭。

    这与新加坡模式如出一辙。所谓新加坡模式，即推行以政府分配为主、市场销售为辅的国民住房政策。在过去40多年里，新加坡政府共兴建了将近百万套组屋，使大约84％的国民住进了组屋。87％的低收入家庭拥有自己的组屋，其中大多为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的三室一厅住房，而租住一居室或两居室组屋的低收入家庭仅有大约11％。

    在政府建设保障型住房后，高档商品房市场将更加开放，价格会更高，因为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更少的土地获得更多的溢价。以新加坡论，对商品房市场彻底放开，其商品房价格高于保障性住房价格9倍。2007年，美国楼市崩溃，海外资金加速从欧美流入亚洲市场，新加坡地产业成为热火朝天的一年，房价全年升幅逾24%，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央企打的算盘是，赶紧跑马圈地，而后以地王之身推动楼王诞生，全面掌控利润最丰厚的高端商品房住宅市场。央企地王诞生与二次房改是互为因果的循环链条，是央企垄断利润在房地产领域进一步放大的结果。

    央企地王更是行政化的信贷市场与行政化的银行体系的畸形投射。

    就社会资源占有量而言，央企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央企屡拿地王，证明央企第一不缺资金，第二并非中国经济定海神针，第三是推高房地产市场的最大推手。央企需要改制成本的高论、低息信贷向央企倾斜的做法，不外乎为央企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寻求解释，根本站不住脚。从金融到烟草，从中海到中粮，各行各业的央企“非主业投资泛滥”说明央企并无核心竞争力，说明央企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来源于资产价格上涨，他们是中国信贷与资产泡沫的推动者，而不是实体经济的定海神针。

    2004年，169家央企中有八成的企业都涉足房地产，国资委于04年6月通报，决定由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华侨城集团公司等五家企业整合央企的房地产资源。如今，相关数据显示，在目前的128家央企中，超过半数以上涉足房地产，其中多数属于超越主业经营范围越界进入。

    由于可以获得垄断收益与优惠利率信贷，央企对于成本感受钝化。目前信贷紧缩，央企还能获得优惠利率，而绝大部分民企不仅被取消了优惠利率，甚至无法贷到款，不得不向年息60%以上的民间信贷求助。央企还能够获得垄断红利，1994年后央企的税后利润不再上缴中央财政。虽然这两年央企开始进行国有资产预算，但红利在央企系统里打转。

    不仅如此，央企大多有子公司在证券市场上市，只要通过重组整合概念就能在股市圈钱。2009年最典型的重组股就有军工概念股，包括大飞机、航空、兵器装备股，如受益于兵器工业集团内部整合加速的中兵光电、新华光等个股一度成为市场宠儿。又如银河动力，去年业绩扭亏，股价超过20元，静态市盈达到1182倍。该股走牛的原因是军工概念，其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拟更名“中兵红箭”。看看，只要改个上市公司名字、炒作概念，只要划归军工门下，就能够获得上千倍的市盈率，如此之多的闲钱，不拿来圈地难道等着发霉？

    央企涉足房地产越深，房地产泡沫越大，中国经济就越危险。两会期间，一些主业并非房地产的央企负责人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作为国有资产的直接负责人，保持国有资产的持续升值和盈利是“职责所在”，使用自有资金进入利润率更高的房地产行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符合市场规律。

    一旦房地产市场不可避免地下调，央企将拖累中国经济陷入灭顶之灾。中国银行业改革代价巨大，剥离了2.8万亿不良资产，组建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动用巨额外汇储备向四大银行注资。银行业坏帐大多来源于行政、国企贷款。现在，新一轮坏帐风险昭然若揭。

    如果所有的央企都依靠房地产保值增值，足以说明央企对于中国经济的作用存在于人们的想像，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注：回到家，发现今天在每日经济新闻的专栏忘了发回邮箱。明天补上。内容是对于国资委4万亿没有一分钱进入楼市的驳斥。
    下午与一老朋友、企业家交流，他认为中国处于好时机，令人担忧的是央企的垄断，与大规模的腐败。
    中国经济领域是否足协化了？
    正龙拍虎，为了一张虎照四处得瑟，而现实是，有11只东北饿死了，泡成了虎骨酒。

    三聚氰胺严惩不够，后果显现，山西疫苗事件，疑似导致近百儿童死残。如果属实，属图财害命。
    有很多朋友来信交流，提出问题。实在没有时间一一答复，见谅。

美国把泡沫推给中国

2010-2-26 南方人物周刊

    中国人欢度春节时，美联储宣布将贴现率提高0.25个百分点。这让市场惊心动魄，以为是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的先声。

    3月16日，美联储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于0-0.25%的纪录低位不变，并表示短期利率仍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超低水平”。美联储的低息政策让从去年起处于信贷泡沫中的中国如坐针毡，汇率与利率涨不得，降不得，还松不得。去年释放的信贷与大规模基建，如今在铁矿石等领域反噬中国红利。而美国则在释放美元泡沫的同时，逐步退出了货币应急举措：3月17日，美联储表示，将按原计划到3月底结束规模高达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购买计划。剩下的唯一一个类似项目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将于6月结束。

    贴现率又称为惩罚性贴现率(penaltyrate)，是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贴现票据、融通资金时所收取的贷款息率，说白了，就是商业银行缺钱时向中央银行借取资金的借贷成本。在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前，贴现率一般较联邦基金利率高出1个百分点。在本轮危机期间，为鼓励商业银行从央行贷款，美联储大幅下调了贴现率，并随着危机的深入将贴现率不断下调直至0.5％。而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为0至0.25％。此次上调贴现率两者间恢复1个百分点利差正常水平。

    美国是在收紧，只不过这是与金融危机之后最宽松的时候相比，而不是与正常状态相比。相对于美国的借款与赤字，如此回收流动性是杯水车薪。对于四处漫溢的水，最好的办法是关上水龙头，而不是拿个小杯子一本正经地从水池子里向外舀水。美联储所做的正是后者，显现出可笑的严肃。

    美联储退出应急政策使一些市场人士认为，会推动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并导致住房销售量和价格下滑。这些市场人士忘了，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一倍以上，到达2万美元。现在美联储只不过承诺不再像危机时期一样直接购买资产支持证券，却没有承诺不再扩张资产负债表，不再借更多的国债，美国财政要恢复平衡，必然继续大量借债。美国财政部2月标售创记录的1,260亿美元的新债。事实上，市场对此反应平淡，抵押贷款利率并未因此上升。

    就是这样小规模的货币微调，克鲁格曼在内的美国经济学家已经表示深切的忧虑，担心美国经济因此再次失衡，愤怒之余，将矛头向外直指人民币，要求中国担负自己的责任，允许人民币升值，不要再“剥削”美国消费者了。中国国内谴责血汗工厂、美国谴责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依靠固定汇率发展出口经济是吸血的牛虻，一出消费与借钱的喜剧，最终演变成了心不甘情不愿的骂骂咧咧，双方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亏待。

    美国收紧货币政策意在逼与美元指数挂钩的人民币同时升值。

    奇怪的是，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暧昧地发出未来加息信号后，美元指数不跌反涨。从2月18号到22号，美元指数上涨0.2%，而欧元等继续疲软。原因是美国国内经济数据十分美妙，如美国1月份CPI为 1.6%，而预测这1.8%，扣除粮食和燃料的核心CPI较前月下滑0.1%，为1982年12月以来首次下滑。不仅如此，1月份美国工业产值为0.9%，而预测为0.7%，如此一来，市场热捧美元，导致美债发行之时美元前景反而看涨。

    欧元像只死老虎，坏消息层出不穷，一会儿是希腊债务危机，一会儿是27国中20国财务危机，而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光动嘴皮子援助。希腊罢工才消停，德国汉莎航空的飞行员又开始大罢工。这让人们对于欧元区失望至极，欧元区本就是一盘散沙，他们拥有统一的货币，却没有统一的财政制度，除非欧洲人更进一步团结为统一的欧洲帝国，否则欧元区就等着没落吧。

    美中货币之战陷入胶着，人民币牢牢粘住美元：美元略有收紧，中国央行与银监会窗口指导紧信贷；美国上调贴现率，中国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美联储计划终止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中国国家银监会宣布实施《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流动资金贷款不得用于固定资产及股权投资，防止贷款被挪用；个人贷款则需严格执行贷款面谈制度，防范骗贷风险。

    这两个国家的货币决策者一边互相指责，一边同步跳探戈，缺乏大改革家的气魄。指望人民币脱离美元迅速升值是不现实的，中国压低人民币汇率是为了寻找转型的空间。同样，美元也无法指望，所有指望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的人，都会发现美国外紧内松的实质。这导致全球货币仍处于水浸银根的宽松境地，连越南胡志明市的地价都与上海持平，而香港各银行为争取房屋按揭客户大打价格战。

    中国最危险的是信贷与房地产泡沫。3月17日，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季报》(3月)，报告称提醒，通过人民币升值，将可以通过降低进口物价和压低需求来帮助减轻中国的通胀压力，帮助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世界银行将资产价格过高评为今年主要的宏观风险之一，并预测房地产价格还将进一步上涨。央企深度介入房地产，显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在急剧扩大，有可能央企及幕后的支持者以香港的楼市价格作为内地一线城市楼价的基准。

    货币战争是激烈的，而市场是现实而猥琐的，双方都不可能作出太大的调整。只有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人民币才有国际化的可能，中美两国真正的货币战争才能打响。现在是嘴皮子上预演。中国宁可在进口等方面作出让步，也不会轻易让人民币升值。所有人都无法承担人民币冒然升值的后果。

“两会”期间，北京市副市长陈刚曾经表示：“北京今年已经很难再产生地王了。房价也好，地价也好，不会再出现去年的疯狂了”。但“两会”刚一落幕，北京在一天之内就产生了三个“地王”。

在3月15日这一天，北京总共成交6块土地，总金额达143.5亿。其中，大望京地块和亦庄地块分别以27529元/平方米的楼面价格、52.4亿元的土地总价，刷新本市土地成交纪录，成为新的“单价地王”和“总价地王”。但还不到几个小时的工夫，“单价地王”就被下午竞价的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30000元/平方米。

一天三个“地王”，让本以平静的全国房地产市场再起波澜。在历经一年的疯狂，房价的走向未定，调控政策频出的敏感时期，是谁有如此巨大的勇气，将拍卖地段的房价硬生生拔高了至少20％以上？答曰：央企！3月15日的拍卖会，几乎又成了央企独孤求败的舞台，最终，远洋地产，中信集团和中国兵器装备总公司旗下的房地产公司竞得了三个“地王”。但这三个“地王”的记录在本月28日注定要被“中服地块”打破，该地块起拍价被定位50亿，保守估计可以拍到100亿左右。

温总理在“两会”上“坚决抑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政治承诺尚在耳边，央企却“用脚投票”，以实际行动对未来的房价走势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以创造了楼面价格的望京地块为例，目前望京在售项目均价也就在25000元/平方米左右，二手房均价不过20000元/平方米，而望京村一号地的楼面价格却高达27529元/平方米。考虑到2009年，正是由于遍地开花的“地王”和过剩的流动性这两大推手，导致房价暴涨，因此，央企在当下非常敏感时期坚决拿地王的行为，无疑成为民众判断未来房价的标尺，真如此，则意味着以“国十一条”为代表的调控房价的政策目标再次落空，温总理前段时间表示“本届政府一定会让房价保持在一个合理价位”的庄严承诺无法兑现。

一些人认为，央企也是企业，企业的使命之一就是公司利润最大化，这话要放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当然没有错。然而，实际情况是，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旗下的128家企业，以房地产作为主业的只有16家，但涉足房地产投资的却至少有80家。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的央企并没有专注于做强做大主业，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而是通过投资房地产等非主营业务，博取短期收益。特别是，我们看到，敢于制造“地王”的央企，相当一部分的第一主业并不是房地产，中国人寿，中国电信，中电集团，中国烟草，甚至中国兵器装备总公司，这些只是在中国依靠一定的垄断地位获得行业领头羊地位，在国际同行里竞争力羸弱的企业，却将主要的精力放到了投资房地产上来，不务正业自是不争的事实。

而这些央企之所以热衷于造“地王”，炒房地产，原因不外乎三点：其一，这些国字头的企业依靠强大的势力，更容易获取信贷资源，在投资实业赢利微薄的情况下，他们将银行的信贷资金转向暴利的房地产；其二，这些央企主业的赢利状况差强人意。2009年，128家中央企业的利润近8000亿之巨，但如果从利润的分布来看，差不多前40家央企的利润占全部利润的95％；前10家企业的利润占到了全部利润的75％以上，而排名考前的央企，差不多都是垄断企业。也就是说，尽管央企利润总额庞大，但总体上看，除了垄断企业之外，绝大多数央企的主业是不赚钱的，他们需要房地产这个暴利行业来粉饰利润。以中建集团为例，房地产虽不是其主业，但利润贡献率达到了40％以上；其三，一些企业的巨大垄断利润并未上交，而是被企业留存，但留存的利润并没有用于发展主业，而是拿去投资利润丰厚的房地产。

在当前情况下，央企制造地王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央企作为中央企业，其一举一动并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容易被解读为其疯狂拿地代表了政府对房地产的真正态度，扰乱国家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其次，一些主业非房地产的央企，大力投资房地产，不务正业，有违国家对央企的战略性定位，央企存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培育自主品牌，不是放着主业不做，去炒房地产；其三，在当前房价高企，投资房地产面临极大风险的情况下，央企无视风险炒作地王，一旦亏损，需要银行和全国人民买单。而且，在央企本身亦官亦商的情况下，一旦央企深度介入房地产，房价调控政策又会增加阻力，影响政策的公信力。

其实，对于央企投资房地产的行为，国资委相关文件早有限制性的规定，“国十一条”也要求规范央企投资房地产的行为，但由于缺乏执行力而形同虚设。笔者建议，国家出台专门的政策规范央企投资房地产的行为，除了16家专门的房地产企业之外，应该明确禁止其他企业投资房地产，已经投资的，应该通过划转或者拍卖的方式退出。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中央企业，更应该立足于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建设，提升企业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而不是一窝蜂地去炒地皮。当一个国家的大企业都去投资房地产的时候，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上市的圈钱的大多是一些房产商和金融巨头的时候，这个经济体是没有多大竞争力的。

资金紧缩第一枪打在豪宅的腰眼上

2010-3-17 每日经济新闻

    资金推动市已经过去，目前资金处于紧缩周期。

    去年年初，虽然形势紧张，但在4万亿投资政策以及宽松信贷政策出炉之后，市场出现上涨格局。而今年虽然满世界叫嚷通胀预期，但民间借贷利率已经高企，银监会与外管局一堵信贷流入资本市场二堵境外热钱，资金推动市已经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胀第一波资产品价格上涨高峰期已过。

    房地产市场表现得非常明显，资金链紧崩的投资客开始撤退。

    深圳出现投资客割肉92万元卖房事件，是一个风向标。深圳之外，北京、上海也不能幸免。在北京，号称“只为影响世界的人”建造的“长安8号”，在全球发售一个多月以后，收获零成交。毫宅原本资金捉襟见肘的项目，还面临巨额外债，绝版超豪华击鼓传花游戏的现任接棒者，面对销售价翻倍的幻像，陷进了债务漩涡。上海豪宅销售情况不佳，从3月8日到3月14日的一周，上海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10.5万平方米，与前周相比下降7%，低成交量的背后还出现了大量合同撤销次数，一些高端楼盘的撤销套数甚至超过了成交套数。截至3月15日，位于上海市中心区域的高端楼盘“静安均泰丽轩”2月开盘至今累计出现定金逾期次数291次，比其成交总量202套多了近90次。另一个由和记黄埔开发的“四季雅苑”楼盘，自春节过后至上周末的定金逾期次数达到26次，比该楼盘这一时段的成交量多出一倍多。据《地产画报》的记者告知，类似新江湾城附近的其他高档楼盘同样销售情况不佳。豪宅退烧是热钱从高端奢侈市场、从投资市场撤退的先兆。

    这一结论可能让人质疑。两会刚结束，北京出现央企三地王，内地投资客在香港扫楼——长江实业地产高调宣布，春节期间在北京的路演推销颇有成效，已有来自内蒙古的富豪计划投资10亿港元购入接近100个单位。

    这与内地豪宅退烧并不矛盾。资金如退潮时波浪，一浪更比一浪低，香港是境内外资金汇集处，购买香港豪宅，等于购买香港的法律保护。在山西被扫地出门的煤老板们，将香港视为保有财产的最后一块安全岛，与内地民企约请外资入股性质相似。反观香港本地人，购买豪宅热情大减，今年2月，香港豪宅共出现125 宗二手买卖个案，比1月份的318 宗锐减61%，并创下2004年来同月的成交量新低。

    而央企地王，则是从去年开始的中国房地产业大洗牌的前兆。央企凭借雄厚的资金，正在成为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主力，有的央企圈地够4、5年所用。等到二次房改成功，政府保障了60%的中低收入人群，高档商品房住宅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摆脱道德的束缚一飞冲天。只是，到时候房地产是否会如央企所愿，有煤老板等各种富豪买单那得另说。让国际友人来买单，更是不靠谱的事。上海的汤臣一品和北京的长安8号就是前车之鉴。现在关键是货币政策，直接决定着房地产市场是否能迎来又一波反弹。

    那些认为房地产供需不平衡所以价格上涨的人，该清醒一下了。一个投资性占主导的市场，谈什么供需矛盾，简直是乱弹琴。虽然今年一线城市房地产供应量不大，只要货币按照现在的规模紧缩下去，房地产就会风雨飘摇。

    这股房地产市场的冷风会吹到证券市场吗？不会太大。证券市场情况稍好于房地产，毕竟还有股指期货、并购重组、高科技企业成长性种种概念可炒。在概念炒作中，泥沙俱下，一些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上市企业是沙砾中的黄金，而另一些从不给投资者回报的大公司则是冒充宝石的鱼眼。必须寻找到中国经济真正的脊梁何在，上市的高科技等企业会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希望，中国虽然是高铁王国，但铁路公司本身却是无底洞，只有围绕高铁周边设备、技术成长的市场型公司，才是未来的希望。

    仅看名义赢利数据会上当。以房地产上市公司而论，32家上市地产公司中，超九成主营业务毛利率超过30%，而A股上市公司中有约两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但要知道，去年一线城市房价上升超过50%，以资产价格论，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并不算高，加之目前房地产市场不乐观，对于房地产理应谨慎。其他行业也应该撇去通胀的影响，资产品行业应该撇去资产泡沫的影响。

    至于股指期货与融资融券，接近于真相大白，对于市场的操作方法会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对于市场的影响并不大。

    去年资本市场上涨是资金推动的结果，而不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取得了成效。今年市场震荡，同样是因为资金信号不明朗，投资者在通胀预期与紧缩货币中左右徘徊的表现，而不是今年的企业效率比去年更糟糕。幸运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处于转型过程中，还有一些企业会脱颖而出，证券市场是鱼龙混杂，毕竟有龙，而房地产市场则是泥沙掩盖了真金。

注：复旦大学传媒与舆情调查中心发布了最新出炉的“2010年上海市民全国两会认知与评价” 大型舆情调查结果。
    93.7%的公众表示知道北京近期召开了全国“两会”，比去年提高了四个百分点。86.8%的公众表示“两会”代表、委员们的提案能够反映民意，覆盖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其中认为“非常充分”或“比较充分”的占55.1%。总体而言，受电查者对本次“两会”的成功举办给予了肯定，93.2%的公众对本次“两会”的成果表示满意，其中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占57.6%。 
    没有样本数量、没有样本口径的调查，常常等同于欺骗。
    希望复旦披露数据，或者媒体报道时，别忘了加上调查的基本前提。如果有，请说出来。不然，人们会以为，上海人就是这么愚蠢，复旦就是这么欺世。复旦是大校，如果像陶然居老总看齐，未免等而下之。

关注民生首先要把农民工当国民

2010-3-5 凤凰周刊

    当一个富可敌沙特的省份，却不愿意承担农民工的基本养老保障时，说明该省份的财富得之不武，分配不当。

    日前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显示，2008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在G2O各国中可排到第16位。广东是中国首个叩开“万亿GDP俱乐部”大门的省份。2008年，这个拥有一亿左右人口的大省创造了35696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总量。2009年ﺺ口计算，北京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8788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10070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2%。数据显示，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175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509.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9%。以北漂人数之多、每天的地铁人流量计算，北京的常住人口很有可能被低估，但无论如何，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是一大进步，是本国的国民可以在工作地得到非歧视性对待的第一步。

    其次，是公平的保障权。常住人口现在只是在理论上成为经济统计数字的基数，却没有成为未来国内大城市出台公共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的基数。换言之，常住人口无法与户籍人口享有同等的保障权。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正在建立，但远远说不上完善。以北京为例，从今年1月起，农民工将按照城镇企业职工标准参加养老保险，这使得农民工必须缴纳的保险由之前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两类扩充至三类。记者获悉，市社保中心发布的《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要求从今年起，农民工参加的保险中增加基本养老保险一项。而从2007年以来，广东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007万人和2109万人，其中农民工参加工伤、医疗保险人数双双突破1000万人，分别达到1055万人和1350万人，均位居全国第一。更为人所熟知的是，农民工退保率也占据首位，原因是农民工无法入籍，工作流动性大，全国通用的社保系统尚未建成，因此民工要北上或者南下，理性的选择只有退保，企业缴纳的部分被地方政府“吞没”。

    好高鹜远与道德赞歌无法让农民工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由于我国各地区存在事实上的地方经济与社会保障差距，破解民工身份歧视的好办法一是设置看得见的公平的门槛，二是大力推进城镇化。

    如2009年2月上海的户籍改革，规定“居住证转户籍”应当同时符合5个条件，这五个条件说到底是两大条件：一是有稳定的长期收入，以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保、以在上海缴纳7年社保作为门槛；二是有一技之长，被聘为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作为一国国民，只要在入籍地拥有7年以上的稳定的税收创造能力，就应当被允许入籍，以明示所有的人，只要有能力户籍不是问题。

    而对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工以及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在2月1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表示，我国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镇。

    有新生代农民工就有古生代农民工，他们创造了GDP主要被城市居民享有，而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土地不应该在城镇化过程中再遭剥夺，他们理应带着土地收益，成为城市的工薪中产阶层，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更加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