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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准备拯救房利美、房地美。如此对中国外管局、中银等持有的两房高级债桊将有利（除非美国要求持大头者接受修理“haircut”）。 但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债务负担将加重，从而美国国库桊价值将下跌。而我国持有4000亿美金以上美国国库桊。。。 September 6, 2008 U.S. Rescue Seen at Hand for 2 Mortgage Giants By STEPHEN LABATON and ANDREW ROSS SORKIN WASHINGTON — Senior officials from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on Friday called in top executives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 the mortgage finance giants, and told them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preparing to place the two companies under federal control, officials and company executives briefed on the discussions said. The plan, which would place the companies into a conservatorship, was outlined in separate meetings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s at the office of the companies’ new regulator. The executives were told that, under the plan, they and their boards would be replaced and shareholders would be virtually wiped out, but that the companies would be able to continue functioning with the government generally standing behind their debt, people briefed on the discussions said. It is not possible to calculate the cost of any government bailout, but the huge potential liabilities of the companies could cost taxpayers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make any rescue among the largest in the nation’s history. The drastic effort follows the bailout this year of Bear Stearns , the investment bank, as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tinue to grapple with how to stem the credit crisis and housing crisis that have hobbled the economy. With Bear Stearns, the government provided guarantees and the bulk of its assets were transferred to JPMorgan Chase , leaving shareholders with a nominal amount. Under a conservatorship, the common and preferred shares of Fannie and Freddie would be reduced to little or nothing, and any losses on mortgages they own or guarantee could be paid by taxpayers. A conservatorship would operate much like a pre-packaged bankruptcy, similar to what smaller companies use to clean up their books and then emerge with stronger balance sheets. The executives were told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been planning to announce the decision as early as Sunday, before the Asian markets reopen, the officials said. For months,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have grappled with the steady erosion of the books of the two mortgage finance giants. A fierce behind-the-scenes debate among policy makers has been waged over whether to seize the companies or let them work out their problems. Even after the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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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震后重建不应重建旧体制老毛病 华西都市报 记者 罗曙驰 李晓 四川大地震后国内外期待的重建规划方案刚刚公布，以征求公众建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一直高度关心震后重建家园过程中的制度革新问题。他早在大震后不久就来到乐山，应邀作“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暨受灾后重建的规划问题”报告，然后又出席成都的主题为重建家园 - 绿色优先的研讨会。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灾后重建做准备，由乐山市委书记和市长带队的市经贸考察团，不日将赴粤、闽、沪、浙等四省市考察。 丁学良坦言：“2008年春节我是在阆中度过的，过去的成都、乐山、阆中是我最喜欢的三个四川大中小城市。虽然我不是四川人，但四川大震使我个人心理上承受很多的痛苦。” 营造五大环境吸引投资 目前四川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尽快恢复投资者信心，进而创造比较优势吸引外来投资者，顺利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丁学良建议地方政府注意营造五大环境。 “第一类环境叫PE，即政策环境。”丁学良表示，“越是想做长期投资的企业，越是重视稳定的政策要素，而不是朝三暮四的规矩和土政策。” 第二类为SE（社会环境）。“外来企业主要看当地教育环境，二是医疗卫生条件，三是文化娱乐条件，四是伙伴。英特尔在成都投资时，就调研过周围的人群构成。” 第三类是IE（产业环境）。“任何一个地方要长期可持续发展，都要第三类是IE（产业环境）。“任何一个地方要长期可持续发展，都要吸引一个产业链。成都、绵阳、德阳在灾后重建中特别要注意这点。” 第四类为NE（自然环境），“一个地方如果河水发出臭味，空气质量不好，很难想象能吸引好厂商。” 第五类就是HC（人力资本），“外来投资者非常看重这点。” 灾后重建要与环保共进 丁学良认为，并不是东部沿海地区所有类型的产业转移四川都需要，对于严重破坏环境的产业，要保持慎重。他表示，在灾后重建中，四川必须就环境和经济发展找到平衡点。 丁学良建议，在新的大型项目上马之前，必须听取四方意见，包括政府和投资者，还包括环境专家和本地居民。 丁学良认为，乐山水资源、旅游资源非常好，“乐山大佛和峨眉山是世界遗产保护地，工业污染一定要尽量远离它。灾后重建中一定要注意这点。” 从小就练过书法的丁学良虽然过去24年在海外，毛笔字仍然比今天绝大多数国内中青年更显得有根底，他昨天还应邀挥毫专门为乐山题词：“乐山 乐水 乐人民，讲经 讲济 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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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小 企 业贷款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中国也不例外。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相对于每笔贷款额而言，评估 中 小 企 业贷款申请的单位成本过高，监察、追债所需的人力太多。而且， 中 小 企 业通常缺乏适当抵押品且缺乏信用记录。因此，商业银行将大部分资源、人力集中在大型企业上。 中小企业在资金告急时，不得不任由地下钱庄盘剥。地下钱庄在追债时使用非法甚至暴力手段以减低监察、追债成本，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据媒体 报道 “ 浙江地下 钱庄将合法化 , 浙江将在国内率先全面 试水小额贷款公司。” 我对这一试验抱怀疑态度。相对于村镇银行， 地下 钱庄有两大优势。第一，地下钱庄了解当地情况了解贷款对象。第二，地下钱庄使用非法手段追债逼债。地下钱庄合法化，第一点优势仍然存在，但第二点必将失去。小额贷款公司的成功令人怀疑。 我的意见是 中 小 企 业贷款应由城镇银行承担，辅以政府资助。前提是法治水平需要有整体性的提高。 政府资助 中 小 企 业贷款的办法在国际上有多种形式: 利率补贴，直接贷款，信息咨询，政府担保。但都不是十分成功。拿政府担保来举个例子。通常的办法是贷款机构（比如银行）在贷给 中 小 企 业时可决定是否申请政府担保。可想而知，银行提交申请的大都是有问题的贷款项目（所谓“逆向选择”问题）。鉴于这点，这些申请获政府批准的几率非常低。 我这里提出一种新的设想，供参考、讨论。这个方案，我称之 中 小 企 业三明治支持贷款计划（简称：三明治计划）。 首先，地方政府给 中 小 企 业下一定义。所有 中 小 企 业，如需贷款 y 元，则x 元贷自银行，y － x 元贷自地方政府。在下面的讨论中，暂时让 y=100，x=60。我这里只讨论三明治计划的理念。x 的合理值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力、 中 小 企 业所占市场份额、银行在 中 小 企 业贷款方面的经验及综合实力。三明治计划的核心有下面几点。 第一，三明治计划自动适用于所有 中 小 企 业（资格取消者除外，见第四点）。这是为了避免上面提到的逆向选择的问题。 第二，所有借贷决策由银行根据申请贷款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前景而作出。利率水平也由银行根据所涉风险及市场环境决定。为什么要由银行而不是由小额贷款公司？因为银行有企业资金流向的日常纪录，便于发现不规则的交易。这一点在 Fama (JME 1985)讲的很明白。 第三，假设年利率为10％，y=100， x=60，即为100元贷款， 60元来自银行，40元来自政府。到期后，偿还优先顺序为：20元给政府、60元给银行、20元给政府，6元给银行，最后4元给政府。这个例子有一定的任意性，可多些研究。基本想法是，一方面促使银行作好功课（所以第一个20元给政府），一方面给银行一定的保护（如该企业能偿还80元，银行只损失利率而已）。还款顺序犹如多层三明治。 第四，三明治计划可使地方政府积累信用纪录。并可以依此取消某些 中 小 企 业贷款资格。 第五，随着信用纪录的积累以及银行对 中 小 企 业借贷经验的积累，不良贷款率将会下降。地方政府的贷款部分也将获得盈利。 显然，法治水平如不提高，三明治计划决然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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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中国基层需建立警民联席会议 《财经文摘》2008年8月号 访谈 丁学良 纪要 最近发生在贵州、上海、张家口的暴力事件，以及国外网站刚披露出来的山东拆迁引发的暴力冲突，尽管他们发生在中国不同的地方，但在一些重要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其相似之处至少有三点，很值得认真思考。 其一，都发生于社会的基层，表现为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与相对应的权力机关发生冲突，不论这个权力机关具体是谁。 其二，从这几起规模较大的事件可以看出，冲突最尖锐、最惊心动魄的那一方面，都涉及到暴力。在哪一方先使用暴力的问题上，百姓与政府各说各话。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和地方官员经常会将首先使用暴力的责任推给老百姓。老百姓则称，首先使用暴力的是对方，而不是他们。 其三，这些事件在刚发生的时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在解决的过程中，有的可能拖了几天，有的可能拖了几个星期，时间长的甚至数月，比如山东的拆迁问题。由于拖延，一个原本很小的事件得不到快速的处理（我这里所说的处理不是没人介入），根据中国的法律程序和写在纸面上的那些渠道，在事件比较容易解决的阶段没有得到解决。于是，矛盾急剧恶化，最终爆发出来，演变为悲剧性的暴力冲突。规模最大的牵扯到几万人，规模小一些的，比如上海袭警事件也死了数人。 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最近，但毫不陌生。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到现在的十几年来，我所收集、阅读的国内所谓群体事件的案例，只要有足够的信息细节，都发现它们具备以上三个特征。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15 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导致社会最基层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不能依法快速、透明和相对公正地处理，没有得到实质的改善。从开始的抱怨到后来的暴力，事情一步步升级。这说明，在过去 15 年来，矛盾的协调处理机制在社会的最基层并没有得到有效改进。 群体事件并不是只在今年表现得突出。事实上，导致问题的根源基本上没有得到解决，公正、透明、有效的问题解决途径并不畅通。所以，事情何时发生有一定的概率性，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也有一些群体事件可能在一些地方出现后被掩盖起来，根本没有报道。比如 7 月 10 日凌晨在网上发现的山东事件，几小时后，网上的相关信息就被封杀了。 于是，小事件、小问题、小矛盾、小冲突演变为中等程度的矛盾，如果继续得不到解决，就转化为大事件、大问题、大矛盾、大冲突、大悲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发生在基层的暴力事件无法通过纸面上的控制得到解决。事件本身不具有多大的可变性，可变在于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将这种事情报道出来，报道到什么样的规模，深入到怎样的细节。 或许，我们有一段时间不能从中国媒体报道中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我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暴力冲突在中国社会中不再发生了。这是很基本的一点，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这些问题并不是说通过隐瞒就能在现实生活中消失。虽然从报道上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暴力冲突的规模有大有小，我们也不必对之怀太多惊讶。 事实上，暴力事件的发生已经持续了多年。如果事件允许被充分报道出来的话，其惊心动魄的成分比上面提到的几起要严重得多。 这就提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这个国家，能不能够允许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任何一个变化的社会中，不可能没有社会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区别开来的，是哪一种体制和制度能够对较小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及时、公正的处理，不要让它演变成中等甚至大规模事件。 我们看到的好像是偶发的事件，实际上背后是深层次的系统性问题。中国现实生活中运行的体制，无法对小问题进行比较透明、公正的处理，结果演变为大规模事件，或者规模不大，但暴力烈度大的血腥事件。 中国不能总是停留在这种局面中，非常需要在社会最基层（在农村是乡镇一级，在城市中是一个小的城镇或有几万人口的区域），尽早成立一个机构——居民与警察的联席会议或者联席委员会。这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国外经验，至于名称如何定，可以商量。 设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强调的是双方的平等，要建立一个常规的、透明的运行机制。机构产生的一个基本点是人员的产生和来源，比如，警察方面，可由普通警员、小警官和其负责人组成。不过，警察的人员组成是一个单位的事，更重要的是居民一方。因为现有的地方政府在刚才描述的那些事件中，经常不能公正有效地处理问题，丧失了合法性和权威性，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所以，居民代表的产生机制最为关键，不能由地方指派，必须要由居民合法推选。代表必须每两年换一次，就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为保持延续性，换届时不要百分之百地换掉。比如，委员会中的居民代表有 9 人组成，每两年将 9 位中的 3 到 6 位改选掉，保证其中有 3 位是上一届的成员。这个机构在本地没有发生大事件的常规情势下，定期召开会议。如果出事，就应立即召开会议，使区域内居民对基层涉及到老百姓与警察等执法系统间的问题和建议，通过这个常规渠道得以反映。 在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这个机构给居民的回应要做到公开、透明、及时。 我看过一个研究资料，它收集了国内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 2004 年近 6 年中公开报道过的全国范围内有一定规模的群体冲突事件，其中， 85%-87% 都发生在执法部门、执法人员同居民之间。这里所说的执法部门，既包括正规的公安部门，也包括地方政府雇佣的保安和城管等，老百姓把他们称为“八国联军”。如果能将小矛盾、小冲突尽早通过透明、公开、平等的方式加以通报，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解决，那么很多小的冲突就不至于酿成大祸，抱怨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暴力冲突能够借助于现有的基层民主选举出来的机构吗？假如现在基层民主选举出来的机构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冲突基本上就不会发生。正因为现在一些纸面上的机构不具备在本地真正的代表性和透明性，在处理问题时缺乏快速反应机制，总是“研究研究，汇报汇报”，甚至最后连搪塞的理由都没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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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九月，我曾提问：我国外汇储备是否安全？（ 全文 ） 如今看来，并非我当时多虑。由于次债的深远影响，房利美的股价由去年九月的60美元跌到目前大约10元，同期房贷美的股价由60美元跌至8元以下。我真心希望外汇管理局已及早从房利美和房贷美的债劵中退出。否则损失虽不会象持有相应股票那么惨，也绝对够惨的。中行不知有否涉及房利美和房贷美债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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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七日，韩国总统将副财长 Choi Joong Kyung 撤换,据称因为 Choi 主张弱势韩元政策。弱势韩元及高油价上月引发货车司机工会罢工及消费者普遍的抱怨。 中国的情形又如何呢？虽然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通胀压力，但2005以来的升值已大大压缩了我国出口业的利润空间。而且，高油价使得远程航运费用大增，已引起某些美国厂家决定将工厂从中国撤回 （见 华尔街日报6月17日文章 ）。一旦此举形成趋势，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将会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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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经常炒作的话题是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如何导致美国贫富不均恶化。今年三月，芝加哥大学两位学者撰文提出相反的结论（ 文章 ）： 美国收入分配名义上在恶化; 但如考虑到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篮子不同，而且中国的出口使得美国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价格增幅比高收入家庭的要低，那么中美贸易实际上有助于改善美国贫富不均。这是因为高收入家庭对高档商品及服务的需求高，而服务业中相当部分只能在当地提供，而不能借助贸易；另外，中国高档商品出口仍然有限。 如果我们以同样的方法去思考美中贸易对中国的贫富不均的影响又会怎样呢？ 中国收入分配名义上在恶化，但大都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及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关。美中贸易给中国劳工阶层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应当有助于减轻中国贫富不均的问题。 但如考虑到不同收入阶层消费篮子不同，而且中国进口的美国高档商品惠及中国高收入家庭胜于低收入家庭，那么美中贸易是否反而使中国 贫富不均的程度 比名义上显示的更严重呢？要提供与芝加哥学者们相当的实证分析还真不易。 我个人感觉是第一点比第二点重要。毕竟，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从1990到2004年间减少了4亿多 （见 世界银行有关中国贫困人口的报告 ， by Shaohua Chen and Martin Ravallion)。 我相信这些成就与美中贸易有密切关系。这份报告同时指出：至2005年中国仍有2亿人口处于绝对贫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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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n and Frankel 2008年的文章 通过计量分析，他们的结论是: 在相对有利于欧元发展的假设下，欧元将于2015年取代美元的国际地位 （见 Figure 7 ） Frankel: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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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n Feldstein: 哈佛大学教授，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文章：解决全球失衡 － 美元及美国储蓄率 , 尤其注意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谁愿意帮忙翻译？）： Reducing China’s Trade Surplus The Chinese have achieved an enormous and growing trade surplus (now equal to 7 percent of China’s GDP) by keeping their currency, the yuan, artificially depressed. 5 Until 2005, the yuan was fixed relative to the dollar, and since then it has been allowed to appreciate by only about 5 percent a year. Because the euro has risen substantially mor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yuan has had little change on a trade-weighted basis. Moreover, since the prices of Chinese exports have fallen relative to the U.S. price level, the real value of the yuan has actually declined relative to the dollar. To keep the yuan from appreciating,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has had to purchase not only all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generated by China’s enormous trade surplus, but also the funds that have come to China in anticipation of a future currency appreciation. The result has been a rise in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to more than $1 trillion, an amount that is likely to increase in 2008 by an additional several hundred billion dollars. The Chinese have kept the yuan undervalued despite calls for greater currency flexibilit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G-7 (a group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including Canada,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ecause of a fear that a stronger yuan will cause a decline in exports that will make it more difficult to create the large number of jobs required to absorb the growing population and the shift of the labor force from agriculture to industry. China has agreed to move to a more flexible exchange rate and has recently widened the daily limit in the movement of the currency, although without actually allowing it to appreciate that much. China has also established a goal in its recent five-year plan of eliminating the trade surplus, although again without taking significant steps to achieve that goal. The key to shrinking China’s trade surplus is to reduce the remarkably high national saving rate, currently more than 40 percent of GDP. Reducing the saving rate can be achieved by increasing both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public programs in health and education. Both of these changes would create the additional demand needed to absorb the growing non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Moreove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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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Mishkin 的观点 PDF 全球化有利于全球经济平稳增长？Yes！ 全球化使得全球通胀温和？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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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eh Chang-Tai and Peter Klenow, "Misaa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Resource misallocation can lower aggreg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We use micro data on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to quantify the extent of this misalloc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compared to the U.S. in recent years. Compared to the U.S., we measure sizable gaps in marginal products of labor and capital across plants within narrowly-defined industries in China and India. When capital and labor are hypothetically reallocated to equalize marginal products to the extent observed in the U.S., we calculate manufacturing TFP gains of 25-40% in China and 50-60% in India. 评论见 Spiegel Power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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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新旧思路 [丁学良按：这篇短文讲的是一个很实际的社会问题，却很难发表。对这类问题其实越是不讨论，越难找到多种多样的出路。] 这些天我连续参加北京地区的几个高校研讨会，会议的主题虽然不同，会余聊天时不断涌现的有一个话题却是一样的：又到一年一度中国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了，2008年大学毕业生的总数又将再创历史新高——达到559万人，比2007年增加64万人 ，比2001年的115万翻了将近五番。本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还是非常的不令人鼓舞。 看看以前的相关报道，从2005-2006年度起，中国大学毕业生就有百分之五十多的找不与自己的专业对口的职业（这方面最详细的报告是2006年7月16日公布的由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从事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自此以后这类调查报告不再见报）。三十年前，中国的官方宣传在列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社会弊病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是其中之一。三十年后，咱们也开始分享“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了，真是“三十年河东变河西”呀！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一件好事，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更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很多贫困家庭是靠变卖家产（如耕牛、大农具等等）、借债（利息远高于法定利率）来支付学费；在极少数情况下，甚至是靠父母卖血来凑足学费。全家这么受苦，指望的就是家里出来一个大学生，找到一份工资水平尚可的城里工作，使全家脱贫。当这个大学生遭遇毕业即失业的厄运时，全家也就失去了经济翻身的一线希望。“因教而贫”（即孩子上学的年头越多，家里越贫穷），过去几年里已经与“因病返贫”（即刚刚脱贫的家庭，因为其成员生场大病而全家再陷入困境），成为中国弱势阶层的两大负面趋势，令各方关注。中国现届政府虽然在这两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因为问题的规模巨大，仍然难以全面解决。 回想起2006年9月中旬，我听到的另一个数据令我更吃一惊：全中国范围内，法律系本科毕业生竟然有百分之八十的找不到与法律相关的工作！这个问题当然与中国的法学教育规划有关，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并不大量培养法学学士，只培养适量的法学硕士和很少的法学博士，而全中国现在有625所法律系或法学院，统统培养法学学士，2006-2007年全国法学本科生总数达到50万人，每年毕业12万多人。从去年的趋势来看，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在各大专业里倒数第二。因此，必须尽快把中国的法学教育体制与世界法治国家的主流接轨，大量减少法学院和法律系，尤其是要尽快缩减法学学士的培养。 其实，1949年以后的中国，并不是因为搞了改革，目前才首次面临大量高校毕业生无法就业的巨大压力。1968-1969年，当时在中国大专院校里累积了五届学生，中学里累积了六届学生，都是因为“文革”导致的国民经济近于崩溃而无法安排就业。那时候毛泽东想出一个绝招，把几百万大中学校学生统统发配到农村和边疆，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是以这个办法来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此法被那时毛的接班人林彪暗中称为“变相劳改”）；这个办法导致了中国教育的断层，令教科文领域很多年里“一片萧瑟鬼唱歌”。 今天大概连自封的中国“新左派”人士，也不好意思推荐再用毛的绝招来解决当下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不过要是真用此绝招，一定能解决中国今天“愤青”过多的问题——只要把他们发配到农村和边疆，“面朝黄土背朝天”，不用半年时间，他们里边的大多数人对毛主义的颂扬和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否定就会倒过来，因为当年的众多“愤少”即红卫兵们就是在下放中普遍觉醒，变得理性的，看清楚了疯狂的极左政策只会让国民死路一条。 既然不能用毛主义的旧办法来缓解大学生的就业难，我们就得另想它法。我多年来一直呼吁，增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第一是要大量废除和修改中国目前成文不成文的限制多种多样第三产业发展的规章制度，使这些行业不再列在“敏感行业“的单子上，使中国公民在教育、卫生、文化、法律、金融、通讯、体育、娱乐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开办学校、医院诊所、律师事务所、公司等等实体的准入门槛降低。 第二，要加速解决中国公共管理部门资源配备不平衡的问题，即那些与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最密切相关的部门，其人员的数量和素质均严重欠缺的问题。这里我特别要提及执法部门，也即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与国际主流接轨之前已经毕业和入学的法律系大量的本科生，必须帮助他们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 笔者的建议是：让他们中的大多数去当警察和城市管理部门的职员。几年前读到一条新闻报道，说是全中国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普遍教育水平而言，数公安系统的最低。后来又读到海外的一篇资料汇集，表明从1990年代末到2004年初的六年期间，全中国报道出来的“群体抗议和骚乱事件”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与执法人员的行为方式有关。执法人员本身的素质低下，包括他们粗暴野蛮的行为方式，是引发老百姓集体不满和抗争的基本原因之一。2003年9月，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赵燕就已经撰文呼吁，要加强对警察的人权教育。让中国法律系的本科毕业生去当警察和城市管理部门的职员，会大大有利于警民关系的改善和法制素质的提高。 不过写到这里，还有一个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所谓的“入门费”。据一些“过来人”透露，近年来在中国东北地区这类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中小城市里，要想当一个警察，即便你的其他条件都合格，也得私下里给当官的送上四、五万元，没有这笔人民币，你就很难当上人民警察。在经济发达地区，“入门费”还要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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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按： 5月16日午夜将近零时，《南方都市报》的编辑小周发来短讯，说他们几个本不是跑一线新闻的年轻同事，这几天来目睹耳闻四川大地震的种种悲情壮举，实在坐不住办公室，睡不安软垫床，几次主动请缨去灾情最严重的地方采访救灾，目前获准前行。 3个小时后，5月17日凌晨,小周告知我，他们的航班刚抵达成都，在机场听到重灾区里面已有数名记者遇难(几小时后查明是记者遇险被救,救人者牺牲)；险情不明，余震不止。他们紧急会议决定，立刻奔赴地震灾难的核心地之一的北川。 收到小周的告别短讯，我不能自已，立时回讯他们： 风萧萧兮川水咽，壮士一去兮有复返！ 一生难遭这等大灾，终身不悔有此壮举。 到了17日下午,进入北川的小周一行,在15点钟时突然接到紧急消息,北川上面一大坝崩溃,万分危急之下,逃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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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真实和及时的信息是关键的第一步 丁学良 [ 资深记者和编辑 龙希成 采访整理 ] （按：我真心地祈祷西南地区地震受灾区的各族民众平安，能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这里谨重温我们在 5 年前曾经用巨大代价学到的一课。全文参阅《中国经济再崛起》第十章：“如何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 有效的信息过程是应急机制的核心 龙：全国正在打一场防治非典疫情的硬仗。2003年4月13日最高层讲，我们如果应对得当，措施有力，战胜疫情，就可以增强我们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变能力。中外历史上不乏一些国家经过危机、超越了危机，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丁：我特别想跟读者分享的一个认识是，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她面对突发性事态的机会正在快速地增加。因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大国，她国内的情况快速变化，并与国际上——甚至全球每一个地方——接触交往的机会在增加，利害关系在增加，所以她遇到突发事态挑战的机会也就愈益增加。 远的不说，就在最近七八年内，地球上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的突发性事态，跟中国密切相关的就有好几起。 首先是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风暴，这是突发性的事态。虽然此前有极少数经济学家分析亚洲经济有一些严重的隐患，发出过一些警告性的声音，但冲击什么时候来，以什么方式来，破坏的幅度有多大，人们不得而知。那场金融风暴是很严重的突发性事态，就发生在我们的周边，给中国造成很大压力。 接着是9.11突发性事态，虽然它打击的是美国，但对全球政治、经济和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影响至巨。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两起，一起是美国打阿富汗，一起是伊拉克战争。国内读者千万不要忘记，前几天在北京举行的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会谈，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国际事态，全世界异常关注。 像这些国际性的突发事态，都同中国有着直接的重大关系。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中的并且越来越深度地介入世界的大国，她的利益相关幅面在急速延伸。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她面临突发事态挑战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多。像非典（国外通称SARS）这样一个突发事态，既是一个坏事，同时也是一个推进改革的巨大机会。 龙：你认为发展应对突发事态的机制，当前最重要的是做什么？ 丁学良：我们先讲一个背景。WHO（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一项报告说，仅1995－2002年间，全球就有过至少30起突发性疫情的爆发，只不过大部分离我们比较远，我们是旁观者而已。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00年的统计显示，截止到该年10月份，在非洲乌干达爆发的埃波拉病，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厉害的传染病病毒，人一经染上，死亡率高达50%～70%，迄今还没有找到疫苗来医治它，只不过埃波拉病的传染性并不很强而已。美国专家还说，1999 年在纽约爆发的西尼罗河病毒脑炎也是厉害得很，死亡率相当高，只不过它的传染性也不那么强而已。 这次因为中国经历了SARS，我们对传染病的关注度就提高了。既然1995～2002年间全世界有过30起突发性疫情，不在这里就在那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发展出应对突发事态的机制和能力，乃是当务之急。 龙：你对此有什么具体建议呢？ 丁学良：首先要有态度上的正确导向。大社会学家韦伯称现代化的过程为“理性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人们应对和处理突发事态的方式应该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因为理性的过程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较小的成本、用不怎么引起动荡的途径找到正确的技术方法来应对它。所以，应付突发事态，采取理性的态度，争取国内各方面和国际社会的支援，才能使正确措施较快地到位。 这里要强调，任何机构，包括政府在内，都不应该有“替天行道”、全面承包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把什么事情都自己“包”下来，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参与，这就不理性。因为你的能力有限，你的资源有限，这时候如果你承包的事情越多，并且不让全社会知情和参与的话，就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多困难，可能引起国内百姓和国际社会的抱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把跟自然界相关的突发事态向国际社会公开，是很重要的进步，这样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 像这次香港就邀请国际社会来帮忙。淘大花园是香港最重要的SARS社区传染点，香港把调查报告递给WHO，从别的国家邀请专家来调查人口密集的城市建筑同传染病之间的关系。 公开疫情是联合国际上的科研力量来攻克难关的前提。像防治SARS的药品和疫苗，如果关起门来搞，只有本国的局部的技术力量，就会成本高、进展慢。而这次公开疫情后，方方面面的高手都来参战了。现在香港方面发现SARS病毒至少有6个变体。这就要比较不同地方的该类病毒之间的衍生关系，才能找到更加有效的测定技术和防治方案。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很基本的前提上，就是疫情信息的公开和透明，这样才能把本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力量尽快地动员起来，减少人员的伤亡，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这是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 龙：怎么做，才能把灾难变成更好的机制的起点呢？ 丁学良：我们先来看看影响巨大的突发事态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不论具体的突发事态属于何种领域。它之所以“突发”，事先在大自然或社会里已经存在，只是迹象还不明显而已。因此，人们对于它以前发出的那些讯号没怎么注意到。等它一下子引起人们注意的时候，就已经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了。这正是突发事态的基本特点，具有不确定性。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发展出应对比较大的伤害性突发事态的机制，首要的是政府和社会的信息系统或信息过程是否有效，这是应对机制的核心部分。 信息扭曲的严重后果 龙：给定中国现在的国情，要发展应对突发事态的机制，一个好的信息系统或信息过程应该是怎样的？ 丁学良：在应对和处理突发事态方面，中国过去的计划体制有它的长处，也有短处。计划体制是高度权力集中的、动员型的体制，它平时就处于“准动员”的状态。这种体制有两点非常适合于应付突发事态，一是它对社会的组织能力很强，对社会角落的渗透力很强；二是这个组织本身有点类似于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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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走出“敌人遍天下”的困境 (英国《金融时报》丁学良专栏：《回望改革开放30年》之四，FT中文网高级编辑高嵩访谈整理） 国际经济研究的数据证实，在199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国家或经济体中，受益最多。今天众多的中国年轻人很难想象，就是这个高效地搭上全球化快速列车、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和迅速增长的发展奇迹的中国，30多年前，是一个比当今伊朗还要孤立的国家。 怎样总结中国开放三十年的历程，特别是它的对外关系？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回归理性与常识的道路。 在30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家们遇到的外交挑战是：如何针对那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把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从“文革”的疯狂状态，重新带回世界发展成功的主流体系？这个体系众所周知，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虽然很不完美、但仍然是在世界上相对来讲最有效的经济体系。 那时摆在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如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人面前的最重要的外交事务，是怎样大面积地减少中国在国际上的敌人。这对邓小平这位最高拍板人来讲，是最大的挑战。或许对今天35岁以下的众多中国人来说，那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他们并不清楚那时的中国以及世界是怎样的状态。 1978年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孤立的两三个国家之一。中国从“文革”开始以来越来越激进的国内政策，把中国的对外交往也带入绝境，几乎是到处为敌。 一个鲜明直接的例证是看看当时的政治口号。当时的中国，但凡重大的节日或重要场所，比如首都国际机场，最醒目的口号有：“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这些口号生动地表明中国的敌人包括哪些。可以说，那个时代，无论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中国周边的国家，几乎统统是敌人。 在这些好战的宣传语言后面，可以强烈感受到，那年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时，树立的是什么目标。在“文革“期间，中国把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兜售自己的革命模式，作为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所谓中国的革命模式，就是要发动武装革命的游击战，即中国共产党当年依靠农民和贫困的边缘分子来推翻本国政府的成功模式。这比输出单纯的毛主义意识形态更为激进。 尽管在以上三个“打倒”的口号旁边，当时中国官方的另一个口号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它激进的对外政策把这个口号变成了一种孤独者心理上的自我安慰。所以，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口号相反，那个时代的中国面临的实际状况是“我们的敌人遍天下”。那时候，在全天下的政府当中，中国基本上没有朋友：因为中苏意识形态之争，它和整个苏联集团搞翻了；因为冷战的因素，它和整个西方集团差不多也搞翻了。而罕见的是，它和周边的国家也基本上全闹翻了。按理说，类似东南亚地区的周边国家，比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既不属于苏联集团，也不完全属于西方集团，中国也无法与它们正常相处。原因很简单，中国支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游击队去推翻所谓那些“反动派政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年代中国虽然喊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是中国在全球能够称之为朋友的政府，只有一个，即被称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人口只有几百万的阿尔巴尼亚。即令是曾以“鲜血凝结成战斗友谊”的邻国北朝鲜，也一度被中国认为是在中苏之间玩“平衡游戏”的修正主义国家而予以疏远。 那种罕见的全球孤立状况，对中国来说负担太沉重了！因为中国不能和绝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发生正常的贸易关系，中国驻外使馆的外交官们也不得不服从国内极左的意识形态，很难在国外展开正常的外交活动。这样一个庞大的欠发展的穷国，在国际上没有正常的经济贸易交往、没有正常的技术交往，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间的交往之门被紧紧关闭。在中国周边，没有一个善意的眼光。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敌意的焦点，由此带来的压力实在是难以估算。而中国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为支持“帝修反”国家的激进派共产党、游击队，投入了惊人数额的资金，去协助那些造反集团，这些援助的总数，至今仍是机密数字。 中国对国际上或“文”或“武”的造反集团的支持，直接导致那些国家政权的反弹，反弹不仅是针对中国政府，更殃及那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侨族群。那些持有中国国籍或放弃了中国国籍的华人在他们的客居国，被认为是中共的“第五纵队”，是特别具有潜在威胁的族群，因此而受到迫害，承受这种迫害带来的人身和财产的损失。比如，196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因为中国支持印尼共产党，刚上台的苏哈托军事政权在印尼全国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这场屠杀导致大约250万人被肉体消灭，而其中约有100万是华人（ 作者注：这一数据在国际学界存在分歧，也有学家认为，相关数字只有前述的50％。参阅丁学良《中国经济再崛起》第35-36页 ）。直到今天，并没有对这场屠杀进行彻底的调查。 三十年前邓小平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从输出激进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革命的模式，扭转到尽可能与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政府关系正常化的轨道上来。 中国对外政策要大转向，从支持“文的”、“武的”极端造反派团体，改成对最发达国家的政府正常往来，与周边国家的政府和平相处。这是一条回归国际社会主流的理性之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面积减少敌人”的基本扭转。没有这种扭转，中国不可能接上世界经济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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