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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二） 张五常著‧译 第二节：思想的冲击 罗拔·蒙代尔，北京的荣誉市民，是高斯的仰慕者。听到老人家亲自策划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他建议要有一篇颂赞高斯的学术贡献的文章，而我是写这篇文章的适当人选。但高斯已经邀请我写这篇关于中国经改的开场主题，不是写高斯本人。我想，这里起笔说一下高斯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适当的。这样做，我无可避免地要牵涉到自己，因为把高斯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题为 《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注三） 。这个古怪的题目是回应早一年我读到的、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孙冶方发表的《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注四） 。文革期间，孙先生说了这句话，被困坐牢七年。我当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举的马克思的价值与价格概念。我的长文只申述一点：资源稀缺，竞争无可避免；决定胜负要有准则，在无数可以采用的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 （注五） 。我列举了多个不同的准则，包括排队轮购、论级分配等，指出必会有租值消散的浪费。只有市场价格这个准则没有，而市价的使用是基于有私产的存在 （注六） 。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该文在北京广泛流传，不少朋友说影响了后来中国差不多什么都收费的习惯。有系统地以中文解释高斯的界定资产权利与交易费用的理念，始于一九八二，见于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的中译 （注七） 。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开始热心地以中文下笔。 《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 一九八四年一月发表 （注八） 。该文详细地讨论了畜牧与种麦的例子。到今天，我发表了大约一千五百篇中语文章，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经济改革与政策分析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个改革者。然而，抗战期间在广西差不多饿死了，今天作为还活着的老人，我对国家的关心无从掩饰。外人是否同意无所谓，只要他们读我写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人读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 没有更好的时间，没有更好的地方，也许没有比我这个写手更好的推销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推广高斯的思想。那时，国内的意识大门逐渐打开：同志们知道他们历来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处。一九八二年五月，我获任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那是当时跟进中国发展的最佳位置。我对高斯的论著了然于胸，而众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 （注九） 。我是个中国文化与历史专家，同志们不能对我说我不懂中国——他们对外人例必这样说。我可以用中文动笔，没多久就写出读者认为通俗、风格鲜明的文字。这一切之上是高斯的原创思想，当时容易推销。如果当时的中国像今天那样，我是不会那么幸运的。 首先是交易费用的思维。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 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私字当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没有半点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产权更是直接地违反了北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执著。 在这重要关键上，高斯的资产权利需要清楚界定这个思想大显神功。作为当时的经济科学推销员，我知道同样的产品有了个新的包装。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带弗里德曼夫妇会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时，赵先生急于向米尔顿解释资产权利界定的重要。这对话有存案，在好几个地方发表过。成功地推销高斯的经济观给总书记也应归功于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高斯定律」的几个译法出现过不止十万次。 同样重要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当时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业主只持有一纸长期的租用合约。当我在洛杉矶加大作学生时，借钱购买了一部细小的快意牌汽车。我是注册车主，银行是法定车主，但这两权的分离对我使用该车是没有影响的。高斯对权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的鸿文中用上的多个精彩的实例，我看不到所有权是否私有对资源的使用有何重要 （注十） 。这话题的出现，是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开始盛行的承包责任合约。我看到在逻辑上推到尽，这合约是准许私人使用资产但没有私人所有权。承包合约是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后才详论。 让我跳到二○○六年八月于北京。周其仁给我看两本我自己的书： 《中国的前途》 （一九八五）与 《再论中国》 （一九八六） （注十一） 。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复制，扉页盖上一个「内部阅读」的印章。这些书是北京同志的内部或「秘密」读物。我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见到自己的书给人盗版（据说每书复印二千册）。在这两本结集中，高斯的影响是清楚而又广泛的。 注三 张五常， 《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一九七九年十月《信报财经月刊》。 注四 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一九七八年十月《光明日报》。 注五 租值消散是个重要论题，起于公共资源使用的分析：资源的租值，会因为没有约束的竞争使用，引起使用成本增加而消散了。由此引申，我指出只要不用市场价格，或市价被政策压制着，其它的竞争准则一定会出现，而某程度上这些其它准则必会导致租值消散。从租值消散的角度来解释经济行为是一个重要的法门，可惜经济学行内不重视。我的经验是分析交易费用时，采用租值消散这个通道非常有效。 有关读物，见Frank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24);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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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发表《缺粮说》，推断十年之后天下 将 会缺粮，农产品的价格会上升得厉害。几天前一位同学把这篇十多年前的旧文放到网上去，读者哗然。有趣的是，二○○三年四月，该文的结集再版时，我见农产品之价还没有大幅上升的迹象，写了一个简短后记，说自己推断错了。但姜还是老的辣，死不悔改，后记的最后我还是坚持粮价会大升。这里再刊《缺粮说》及其后记，一字不改。《创作闲话》那系列未完，中断一期。 ） 缺粮说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我认为今后（大概是十年之后吧）世界会缺粮——以较正确的经济观点说，粮食与其它物品的相对价格会增加，而这增加相当厉害。世界和平，人口不断上升还在其次。最重要的因素，是近八年来举世的共产制度溃不成军，一窝蜂地走资去也。又因为这发展增加了国际上的生产竞争，迫使好些此前像印度那样管制贪污而弄至民不聊生的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 我们可以这样看吧。在共产崩溃之前，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口连冷饭残羹也吃不到。只要今天举世的改革之风能继续，那么十年之后，这百分之七十的一半会成为小康之家。民以食为天，收入有所增长的穷人首先要多吃一点，好一点。这样，粮食的量与质的需求会激增，是自然的事。 这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天，美国百分之七的人口是农民。这先进之邦，百分之七的人口不仅供应整个国家的粮食，而且还有大量农产品出口。相比之下，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好些落后的国家也如是。要大事改革，使经济「现代化」，这些国家要大量把人口转到工商业那方面去。那是说，假若中国大陆的一般经济情况，要达至台湾那样的水平，那就大约要有五亿人口弃农从工或商了。这等于要增加八十个「广州」！如果举世之邦都这样做，农民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就难以避免，这对粮食的供应是有约束的。 世界将会「缺粮」——我有这样的观点已经好几年了，而个人也在这「缺粮」的前景上作了一点投资。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不久前在报章上读到，去年中国对美国华盛顿州红苹果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进口二百五十万吨。这个数字似乎太大，可能是「印」错了。然而，华盛顿州的红苹果园的价值，近几年来大幅上升，却是事实。 经济学者永远都是那样的不幸。他们可以推断哪一个赌马场有机可乘，但进了场内，他们却往往买（下注）错了马！我自己为「缺粮」的推断而作长线投资时，怎样也想不到，目前还说不上是富有的中国人，竟然特别喜欢吃华盛顿州的红苹果！话虽如此，其它有关粮食供应的投资，还是上算的。 先进的农业科技，当然可以助农民人口的减少与粮食需求的激增。但这些科技有其局限性。饲养鸡鸭之类，高科技可使之密集生产，用地不多。但饲养牛、羊或种植，科技对生产供应的弹性就没有那样神乎其技的效果了。农地的供应可以增加，但费用不菲；水利要大费思量——美国加州的农地一流，但水利供应越来越伤脑筋；过冷的天气，要补救就得挥金如土——日本温室水果的价钱，香港人是领教过的。 对北京意图经济改革的执政者来说，本文提到的「缺粮」前景，他们好象仍在五里雾中，还老是说着自供自给的口号。说实话，要搞经济现代化，粮食自供自给是不可能的事。从外地进口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而经济搞得越好，粮食的进口量必定越来越大。 无论从理论或经验的角度看，由他人供应自己成本较高的产品，而自己则以那些成本比他人较低的产品输出换取前者，是最可靠、最有利的途径。香港的资源、耕地缺乏，但除了日军占领那几个年头外，缺粮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同一国境内以自由贸易来解决自己之不足，和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在原则上是完全一样的。 不同之处，是国与国之间，多了一些无良政客在左右。近几年来非洲某些国家的大饥荒，都是一些视人民如草芥的什么强人政客搞出来的。 中国既然无可避免地要大量进口粮食，及早推行国际自由贸易是先见之明。必须避免的是由政府办粮食进口——自由的贸易，是要由商人自由来干的。赚、蚀皆不「入肉」（并无切身之利害感）的官员，对市场的动向，怎会知得一清二楚！更何况，国际贸易有了政府的管制，官员就大可浑水摸鱼，越摸越甚，其后果会是大饥荒。劳苦大众，豪华汽车可以不坐，但连稀粥也没有得吃却是另一回事了。 我认为北京政权应该以开放进口、不抽关税这一高招来跟美国打个招呼。美国农民当然大声叫好。这样，美国的政客不能不拍手附和——如此一来，中国的产品要自由输入美国，就易办得多了。 后记 二○○三年四月 此文在一个重点上推错了。因为忽略了饲养行业在中国大行其道，我低估了农业产品的大弹性，以致缺粮之说到七年后的今天还看不到迹象。但非粮的棉花是农产品，其价今天在上升，长此下去，因为农地的替代，粮价早晚会被带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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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时在广西的农村生活过，对田园与农作有感情。战前战后在香港长大，母亲把房子建在西湾河的山头，邻居零落三五家，高低不平的山地还是一小幅一小幅地种着蔬菜、花生之类。后来难民涌至，山头给木屋占了，田园一去不返。再跟着是高楼大厦出现，诗人田汉颂赞过的「筲箕湾的月色」与「鲤鱼门的归帆」再也看不到了。对我这一辈的人来说，高楼大厦是可怕的世界。 留学美国，课余之暇喜欢到园林静坐，有时拿着照相机去，脑子胡乱地想着些什么，有时一片空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没有刻意地想什么的状态中，往往灵光一闪，此前没有想过的新思想跑出来。后来到西雅图工作，主要是为了爱海，也爱田园，而这些西雅图一带多的是。购买了海旁别墅，跟着是这里那里作点小投资，要不是耕地蚝滩就是树林果园之类。我可以在一个四顾无人的环境中，足不出户好几天。美国的田园景色是好的，非常好，只是缺少了中国农村那种苍烟落照，不让我们看到一个李白，或一个苏东坡，或一个李清照。没有中国的田园，不会有中国的诗人。 几年前寻寻觅觅，在国内的农村找些休闲之境，希望每年能过几天古诗人的生活，让自己的遐思回到少小时的感受去。价格相宜，但有可取环境的却不易找。后来得到朋友的协助，找到两处。在大江以北承包了些鱼塘，万亩荷花之中竟然有一块小小的干地，只此一块，也承包下来，希望筑小居，让爱好摄影的朋友在夏天有个去处。大江以南呢？找到一个果园，不大不小，在小丘上，也承包下来了。 谈谈这个不大不小的果园吧。种着的主要是荔枝、龙眼、黄皮之类，品种上乘。旧园主聘请了一对夫妇农工，好的，刻苦耐劳，也懂得植果之术，我当然一起「承包」了。一年只有机会到那里三几次，一位当地的朋友替我监管该夫妇的操作。本来相安无事，但不久前监管的朋友把该夫妇炒掉，换了另一对。征求过我的意见。朋友要「炒」的理由，是该夫妇频频偷偷地到外间工作，每人每天可获百元，荒废了果园的打理，百劝不听，于是非炒不可。 历来做得好的农工，要炒我当然有保留，但想不到解救之法。我提供的待遇应该不错。夫妇二人的月薪提升至一千七百，电费电话由我出钱，钻了个科学井，食水是好的，而有什么病痛我会出手。更重要是替他们建造了一间约八百平方呎的房子，内里有卧室，有客厅，有厨房，有浴室，也有储物室。当然不是星级酒店，但作为农居是好的。听到他们要电视，我把家中客房的交出去。听到他们要空调，我的响应，是该房子的楼底刻意地建得高，也刻意地斜顶用瓦，不可能太热，给他们风扇算了。 该对夫妇没有要求加薪，而我也没有提出加薪挽留。关键问题是我的朋友只能久不久到果园一次，无从查察农工外出打散工的行为。这几年中国农民的收入急升，一百元一天大有吸引力，我们这边加薪，总不能保证农工不违约地出外工作。我们于是只能希望某些农工的个性有别，言而有信，转换一下或会有幸运的效果。 读者要知道，果树的培植还有另一个关键。那是杀虫、施肥、剪裁等，时间要来得相当准。尤其是花开时节必需的杀虫，可取的时间只有三几天。一次错失会失收。一季失治，补救不易；一年不管，整个果园可能废了。杀虫每年要杀好几次，施肥与剪裁的时间也要准，与其它果园或农植的繁忙时间往往冲突，在重要时刻农工外出赚外快果园就完蛋了。 作为一个懂农业而又曾经尝试过其它生意的经济学者，我当然预料到会有上述的麻烦，所以承包该果园时，我给那对夫妇的口头承诺是佃农分成合约。我说明每年的水果收成的收入，减除费用余下来的会与他们瓜分。说得清楚，承包果园是为了消闲，减除费用后的收入，要怎样分我无所谓。他们当时是高兴的。然而，我这个数世纪一见的佃农专家（一笑）也真倒楣，竟然没有想到水果之价到今天还不值钱，与正在急升的农民工资是各走各路的！ 你说奇不奇？我早就料到农产品之价会急升，但可料不到在这几年农产品价格急升的情况下，水果之价竟然下降了！只有水果一项其价是下降了的，或然率跟买中彩票差不多吧。天下可以跌价的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中水果呢？你说倒楣不倒楣？一斤上佳的荔枝批发三元，扣除工资及其它费用是负值，何况这几年风雨不顺，失收，水果之价不升反跌。 没有作过深入的调查，但为水果之价一枝独「瘦」这个怪现象我想过。得到的不能肯定的解释，有两方面。其一是这些年果树很多种到山上去，山坡无数，地租近于零，而满布山头的果树，这几年长大了，产出进入高峰期。读者不妨细看南中国的山头，果树无数，以荔枝为主，再细心看，你会发觉好些果树，其上荒藤满布，其下野草丛生，摆明是被放弃了的。另一方面，海南岛的农业发展大有看头，尤其是果树的培植，温高早熟，轮到我这边消费者都吃厌了。 同样是水果，需要平地培植的、苏浙一带的水蜜桃，精品每个批发达八元之高。水蜜桃的培植比荔枝龙眼等更麻烦，治虫要出尽八宝。看来水蜜桃之价还要上升，因为其用地极宜建造楼房，转用途地价上升动不动数十倍。近城市的农民发达无数，与发展商对立的钉子户今天到处皆是。 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剥削农民的神话可以持续那么久。昔日的中国我没有机会实地考查过，但今天要剥削农民吗？你去试试看。为了消闲，也为了跟进农民的生活，作了点小投资。以养鱼为例，我怎样算，费用之外自己所得的要不是负值就是零。鱼价上升了，但费用的上升更多。五年前苏浙一带的农工月薪三百，今天九百不容易找到，较为壮健的千元以上。 只有两个机会可以在中国的农地投资赚到钱。其一是若干年前廉价承包了农地，今天地租上升了，转包出去可赚点钱，但自己主持操作多半要亏蚀。其二是拿得很大的农地，千亩以上的，作有系统的研究、选择品种、引进科技、新法管理等。赢面不高，但机会存在。 最高明是选走我的路了。花小投资作消闲，每年过几天陶渊明的生活，体会一下「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这样，投资其实是消费了。既然是消费，农工不听话大可一笑置之。告诉你吧：这种消费今天在国内还算相宜。上升了不少，但还算相宜。以消费者盈余算，我是赚了的，可惜到今天还没有机会把这盈余享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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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份中国的通胀率高达八点七，不可谓不严重。新春雪灾当然有影响，但怎样扣除其严重性仍在。此「胀」也，早在半年前就令人担心。这是骤眼看。中国的通胀真的是严重吗？很难说。 是不容易解释的通胀现象。如果佛利民仍在，有我在旁提点「怪」处，一下子他也不容易说出道理来。人民币量的增长率无疑过高，但为什么央行出尽八宝也不能把通胀压下去呢？单是去年，国内银行的储备金率提升了十一次，破了世界纪录，而利息率则记不起加了多少次。这些不是上选的压制通胀的方法，但西方的经验，是这些方法历来生效。然而，这一轮的中国通胀，老生常谈的杀手锏不灵光！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北京当局要压制通胀的决心：上述的两项货币政策大手下笔，其它宏观调控的措施五花八门。然而，中国的通胀我行我素！北京当局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还有另一个不容易理解的现象。目前人民币在国际上甚强，而强货币是不容易有通胀的。当然，如果让人民币大幅上升，到了某一点通胀必会终止。这样做愚不可及：日本昔日的经验是前车可鉴，何况今天的中国要面对印度、越南等廉价劳力地区的竞争。问题是，历史的经验说，只要币值强劲，不升值也不会有通胀。换言之，像人民币那样强劲而还有百分之八的通胀率，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我们要怎样解释目前中国的情况呢？ 六十年代在芝大跟进当时吵得热闹的货币理论时，以佛老为首的芝加哥学派认为物价上升与通胀是两回事。他们认为通胀带来物价上升，但物价上升了不一定含意着通胀。佛老认为，通胀永远是货币的现象，必然牵涉到通胀预期（ inflationary
expectation ）这个重要但在观察上难以捉摸的话题。这是说，一次过的物价上升，没有带来再上升的预期，不是通胀。话题不肤浅，这里不详述。 我认为目前中国的通胀，主要的一部分是物价上升，不算是通胀，所以除非央行转用一篮子物品与人民币挂钩，采用西方的货币政策不容易生效。另一方面，很头痛，物价的不断上升会引起通胀预期，不是通胀也会变为通胀了。 首先要重复说过几次的：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上升是好事。目前中国的通胀，绝大部分是农产品价格上升使然。想想吧，中国农民的劳动人口，十之七八转到工商业去，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物价，怎可以不上升呢？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农地那么少，农产品之价不升农民的生活怎可以改进呢？关心农民的炎黄子孙，还是多花一块几毫购买农民的蔬菜，多花十元八块购买他们的猪肉吧。 细看中国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可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农民的生活急速改进，始于二○○○，农产品价格明显地上升，则起自二○○三。可能由中国带动，自二○○五年起，举世的农产品价格也在急升。我们农转工，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其它落后之邦也跟着农转工。以心为心，我们要向他们拍掌。如此一来，举世的农产品价格也因而急升了。严格来说是物价上升，不是通胀，虽然目前我无从估计，中国农产品的物价上升，多少是起于农转工，多少是起于人民币量的变动，也无从估计这上升有多少是因为农产品的进口价格急升而上升的。 今年二月，非农产品的物价只上升了百分之一点六。真的是上升了吗？还是下降了？相对价格当然是下降了，但我认为实质上也是下降了的。这是因为原料的价格，尤其是金属那方面，进口的，这些日子上升得非常快！这几年中国低下阶层的收入上升大有可观，在进口原料价格急升的情况下，非农产品的价格一年来只升了百分之一点六，反映着劳动的生产力也正在急升。从工业那方面看，中国不仅没有通胀，工人的生产力正在急升，抵消了一部分的原料升价，虽然最近的新劳动法是把这发展搞乱了。 上述是说，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一个主要原因是昔日的落后之邦，正在一起农转工地发展起来。无疑是由中国带动，没有理由反对大家的生活一起好起来。这个发展无可避免地导致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而工业需要的原料，尤其是金属性的，这些年的价格上升以倍数计。 外来的物价大变对中国当然有影响，但更头痛是两个其它问题。其一是金价与油价上升得很不正常：前者达每盎司美元一千；后者达每桶美元一百一十。这样的升幅是不可以用农转工来解释的。有两个其它解释，你选哪一个？一、中东局势不稳，伊朗战争随时可发；二、举世出现了通胀预期，而这预期最明显是反映在金价与油价的变动上。不懂政治，但从报章读到的局势变动消息衡量，近来金价与油价的变动与中东局势无关。余下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麻烦：通胀预期是地球性地出现了。有传染性，不少外资跑到中国来找避难所。 地球性的通胀预期何自起？起自美元急泻。这是第二个头痛问题。从一九五三到父亲的店子学做生意到今天，我没有见过美元跌得那么厉害。一九九一波斯湾之战后，美元一直强劲，举世争持美元，但五年前再攻伊拉克，这强势不再，跟着是倒转过来，弱势变得明显了。这其中美国的议员严重地做错了一件事：他们强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于是与美元脱钩，转钩一篮子货币。跟进人民币的国际汇率的朋友会知道，其后美元在那篮子的外币中的比重，逐步减低了。如果人民币继续单钩美元，美元不会跌到哪里去。如果人民币不钩美元，只钩其它，美元不知会跌到哪里去。如果局部钩美元，美元下跌，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但对其他主要货币却下降了，是给美元拉下去的。后者不是经济学，是小学生的算术课程吧。 美国的经济历来举足轻重。世界经济大变，伊拉克之战显然打不过。政治我不懂，但在物价调整后，每天算，今天伊战比昔日越战的费用高出一倍。我同意佛利民说的，攻伊是大错。不同意佛老，认为财政上美国负担得起。能否负担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费用或成本总要与利益比较一下。此比也，目前看，尤其是看美元与金、油价的走势，此战是输局。 如果美元继续下跌，美国的通胀急升是无可避免的。目前这通胀不明显，经济不景是原因。次按风暴当然不幸，但协助了美国债券还没有大跌。如果长期债券大跌，等于长线利率大升，联储局是无能为力的。昔日越战后的经验，岂不可鉴乎？这些可能的不幸我早就看到，但没有写出来。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我还是发表了建议港元转钩人民币的文章，在同一天就给某评论骂了。不听老人言是要付代价的。今天我不建议港元转钩，因为时日有别，局限是转变了。 世界大变，中国稳定自己可以协助稳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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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 九篇反对新劳动合同法的文章 ，不打算再写。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已尽所能，北京要怎样处理是他们的选择，书生之见只不过是书生之见而已。然而，最近听到的关于该新法的初步效应，好些是媒体没有报导的，恐怕北京的朋友不知道，应该提出来让他们考虑。 （一）广州在新春后举办的招聘会，找工作的精英特别多。所谓「精英」，是指那些工作了相当时日，履历有可观的中年职业人士。两个原因，皆起于新法第十四条——在一个机构工作了十年可获终生雇用。其一是工作近十年或去年底逾十年的精英被炒；其二是见十年将届，精英先找新工，有可取的就炒老板而另谋高就。后者类同美国昔日的大学教师，工作六年后校方要决定是炒还是给予终生雇用合约，引起教师抢先找新职的行为。读者要知道，到了限期员工被炒不容易找到新工作，因为在履历上被炒是个污点。因此，与其被炒，倒不如自己算一下，认为没有把握可获终生雇用，先觅新工炒老板为上也。 （二）珠三角一带，今年春假后，工厂聘请新工人特别容易——好些年没有见过那么容易了。另一方面，因为旧员工一般知道新劳动法的广泛性，纷纷要求加薪。效果是某些员工可略得小甜头，但整体来说，这几年低下阶层的收入急升走势，显然应验了我推断过的，被新劳动法一棍打折。 （三）工厂老板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提供食宿不能再在工资扣除，而超时及假日工资从加半倍升至加一倍。如果没有超时及假日工作，员工一般不干，但他们乐于接受不加工资而干，所以一般的工厂，在旧法下是不依法定的超时及假日工资的。如今推出新法，工厂老板还是忙顾左右，提供超时及假日工作但不支付加倍工资，工人也是得过且过地干下去。然而，有了新法但不依新法，工人罢工或投诉或上街的机会急升，使老板们不知怎样处理才对。按新法支薪要关门，员工同意不依新法，但老板的意识，是早晚会闯祸，非关门不可。 （四）不少老板正在越南等廉价劳力地区建造厂房，打算一年半载后在中国关门他往。尤其是成衣制造行业，走得七零八落是肯定的了。北京当局似乎没有重视我说过无数次的，主要是为反对人民币升值而说。那就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困难，是越南、印度等地区的工资比中国的低得多，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新劳动法的推出，是火上加油，未富先骄的让赛，是让得太多太多了。 今天我可以肯定——绝对肯定——是需要廉价劳力的外资工业，不会再到中国来。开始下了注的或会继续，但新的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外资，不会在有新劳动法下再问津中国。 好些人认为，中国要走高科技的路，廉价劳力的工业是箩底桔，我们不要。这想法是大错特错。走向高科技的发展已经起步，不用担心，但这发展需要后浪推前浪，要让贫苦的劳动力在下面把上头的科技推上去。换言之，中国发展的重点，是要顾及对工商业知识低下的农民。农民的生活改进得好，改进得快，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都解决了，科技的发展更不用担心。农转工出现了问题，农民不能继续改进生活，上帝也帮不到忙。我反复计算，依照二○○○年起的生活改进速度，中国农民的收入会在十年后达到城市中等人家的水平，这推断给新劳动法化为乌有。 （五）如果新劳动法严厉执行，加上封杀所有漏洞，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境会止于二十九年！目前的情况，是地区政府只眼开只眼闭，得过且过地忙顾左右，或视漏洞如无物。这样的做法不成体统，更重要的是新劳动法有九十八条，写得那样全面，若有若无的执行劳方早晚会吵起来。资方的左避右避，这里出术那里出术，无疑会大幅增加交易费用，而轮到劳方坚持依新法而上街或罢工，北京要怎样处理才对呢？ 有人说，如果取缔由国家主席批准的新劳动法，国家体面何在？我的回应，是体面换不到饭吃。做错了就改，有什么不对？可能我过于乐观：新劳动法的杀伤力那么广及，没有多少劳工的支持，取缔不会引起大动乱。另一方面，北京当局可以考虑我建议过的，让机构选择依新法或劳动合约绝对自由。再另一方面，北京可以考虑另一些协助劳工的安排，安抚一下。 中国今天有钱，他们的钱要怎样花，尤其是花在穷人身上，只要不是重复性的，我们不容易反对。我反对的重点，非常重要的，是北京不要干预市场的合约自由选择。这样看，最低工资的安排也是违反了合约的选择自由，要取缔。说过无数次，我永远站在穷人那一边。任何人相信最低工资可以帮助穷人，是不懂经济的运作。在西方，劳工是给工会及利益团体的压力误导了。 据说中国的新劳动法主要是从德、法抄过来的。最近与一位瑞典的经济老教授谈及中国的新劳动法。他说瑞典搞福利经济，是大麻烦，但今天的发展是胜于德国及法国的。主要原因，是德、法左右劳动合约，使失业率多年高企，但瑞典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执行的原则是政府不干预劳动合约的选择自由。 这里我不能不重提我对市场研究得到的两点贡献，否决了传统之见的。一、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而市场的合约自由选择是减低交易费用的重点。二、严格而又广泛地看，一个经济只有一个市场，没有什么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之分。后二者的分别只是合约的性质不同——在同一市场内合约的安排有别。新劳动合同法是全面地干预市场的一种重要合约，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市场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相关文章： 批《新劳动合同法》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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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九年，我对北京推出的政策一般是欣赏的。久而久之，虽然对他们的决策机制没有深入认识，我对这机制有信心。没有谁可与成功争论，既然举世皆说中国奇迹，我们要接受这机制一定有过人之处，要问的是北京究竟做对了些什么。几年前我解通了中国的制度密码——那个从承包合约发展出来的地区竞争制度——惊为天意，对中国能持续增长的「顽固性」增加了信心。这个神奇的地区竞争制度是我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主题，英文下笔，很长，是自己一快平生之作，几个月后会亲自翻为中文，到时分期发表吧。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年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出错。但错有大小之分，也有执行与不执行之别。宏观调控往往令人摸不着头脑，货币政策不容易拿得准，而房地产政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可幸这些多多少少有过渡性。几天前邓小平先生谢世十一周年，我想到这个改革大师说过的一句话：「试一试，看一看。」是顶级的改革法门，但如此一来，大家对政策的阐释或大或小有个问号。当然，有些事项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教育与医疗这两方面，但主要是反映着旧制度改革得不好，变得公非公，私非私，还需要大手处理。 新劳动法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在经改过程中的政策大错。两年前开始策划，注意的人不多；去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我听到，也听到有外资投诉，但没有重视。不知内容，也不知名目之中有「合同」两个字，误以为那又是「试一试，看一看」的投石问路。但当九月收到该法的全文时，我一看就差不多昏倒！当时正在写一系列关于人民币与通胀的文章，分思不下，到十一月才发表 《新劳动法的困扰》 。摸不准市场的反应，打算只写一篇。殊不知该文出现后，转载的网站无数，其中一个只一天的点击达二十三万。跟着关于市场反应的报道愈来愈多，广州某报把我打上封面，而我也跟进调查，得到新资料再写下去，最后把自己研究多年的合约分析有关的那部分，在这里细说一番。 在这过程中，从开始我就想着如下的一个学术难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会在中国获得通过呢？绝对是大难题，我一直想到今天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答案。首先，我认为在经济的决策上，通过新劳动法的机制应该还是改革的传统，但像该新法那样，对市场有那么巨大杀伤力的，经改以来没有出现过。比外地的类同法例来得严重，但北京面对的局限很不一样，按逻辑推理通过该法的机会甚微。没有重要的压力团体需要招呼，没有政党或行业组织需要应付，而该新法也不能为官员们带来可观的贪污利益。可以想象某些人会因为权力的上升得到少许甜头，但地区的劳务部的反应是另一回事。在外边的世界，性质类同的法例，没有利益团体的压力是不可思议的。 前思后想，我认为新劳动法的推出与任何利益团体扯不上关系，而是在讯息上有困难，北京是给误导了。不一定对，但我想到有两方面的讯息误导，提出来给读者考虑吧。 第一方面，是北京不知道自二○○○起，低下阶层（包括农民）的收入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急升——如果知道执到那么大的历史奇宝，他们断不会推出新劳动法。不容易知道：地区的实际人口与户籍人口不断地变动；月入一千六百以下不用报税，频频转工的一般不报；在设计新劳动法的当时，北京的统计数字不能否决贫富正在两极化的声浪，国内国外的指责差不多无日无之。只不过三年前，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入世后农民的生活愈来愈苦。就是今天，某些外国的名牌评论大赞中国的新劳动法。假讯息满天飞，不难中计。 来得很悄然，彷佛《圣经》说的「在黑夜中出现的窃贼」。我是二○○三突然惊觉那美丽的「窃贼」的来临：中国农民的生活正在飙升！该年的春天起，一连十八个月，为了搞摄影，太太和我在国内的荒山野岭跑，而农民的生活情况是重要的猎物。这种现象的处理我是专家了。有两点。其一是对微小的现象观察，我历来敏感（可能是遗传的，因为儿子也这样）。选上经济学后当然专注于有关经济的观察了。其二，我掌握的经济学是很浅的那一套，容许我把多种不同的小观察很快地组合起来而砌成一幅图画。我对中国的农作早有认识，而中国的农民一般是有问必答的。从来不问他们的收入多少，只问这些那些琐事是从哪时开始的。 二○○三没有谁同意我对农民生活正在奇迹地急升的看法；二○○四严重民工荒开始出现；二○○六知情的朋友开始同意底层人家的生活改进得快；去年是二○○七，好些朋友认为我估计的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升幅是低估了。左查询右查询，得到的结论，是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的收入激增，大约始于二○○○。该年通缩开始终结，也是该年农民开始把耕田的牛宰而烹之，转用机械。三年前北京取消农业税做得对。不取消此税，在农民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弃置了的农地不会立刻再被耕耘。雇用农工的急速发展救一救，而此雇也，促使农工的全年收入与工厂的低技工人打平，高于无技的，但农工一般不是全年工作的。 第二项讯息不足，是北京对市场的认识不够。这方面，多半源于西方经济学的误导。认识市场是不需要进大学的。今天大学教的是象牙塔内的市场，是一些假设的模型，是空中楼阁，当年我一边读一边骂。是的，就是今天的美国名校，不少大教授还相信地球上真的有不完善的市场。蠢到死！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地方，其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没有交易费用不可能有市场！前文提及，深入一点看，市场是没有什么劳动（或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之分，但有重要的不同合约的安排之别，而这安排的选择也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这样看，那所谓自由市场，是指合约的选择自由，不指其它。政府干预这自由，交易费用或多或少一定会提升。 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举世皆云，但奇在哪里呢？我赌你猜不中。只两点重要的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不可谓不奇。一、十三亿人口，一半以上是穷人，这些穷人二○○○年起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生活改进。二、九十年代后期，中国有百分之三的通缩，如果算进当时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急速改进，通缩率应达双位数字。但那时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这些把西方的宏观经济理论搞得尴尬万分的现象的主要解释，是当时市场的合约选择的自由度够高。如果当时有今天的新劳动法，只略为执行效果不堪设想矣！ 试一试，看一看。我就是不明白，既然拥有天下独步的地区竞争制度，为什么北京不先在几个县把新劳动法推出，让这些县与其它县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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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称「合同」，我爱称「合约」，是同一回事，只觉得「约」字是仄音，较为顺耳。 写了几期中国最近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读者反应多，同意或反对的都拿不准问题的重心所在。是我之过：怕读者跟不上，没有把经济理论的要点写出来。今天看，劳动市场的反应愈来愈麻烦，不容易的理论也要申述一下，希望北京的朋友用心细想。 首先要说的，是新劳动法的意图是把租值转移，或把劳资双方的收入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方法有多种，为祸最大的通常是干预合约的自由选择，而新劳动法正是这种干预。如果从资方取一元，劳方得一元，没有其它效应，我们不容易反对。如果资方失一元，劳方得六毫，社会损失四毫，不利，伦理上也有支持的理由。但如果资方失一元，劳方不得反失，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接受了。目今所见，新劳动法的效应是劳资双方皆失！某些人会获得权力上升带来的甜头，但不会是资方，也不会是劳苦大众。是中国经改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低下阶层的生活改进。这几年他们的收入上升得非常快，说过了，新劳动法把这发展的上升直线打折了。 从一个真实故事说起吧。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七岁，桂林大疏散时坐火车顶到柳州会合母亲，继续走。柳州疏散得八八九九了。母亲选水路走，要从柳州到桂平那方向去。她带着几个孩子到江边找船。不知是谁找到一艘木船，情况还好，可用，但船夫何来呢？该船可坐约三十人，找乘客联手出钱不难，但要找苦力，船行主要靠苦力在岸上的山脚下以绳拉动。找到的十多个苦力互不相识，是乌合之众。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是大客户，参与了拉船费用与管理安排的商讨。花不了多少时间，大家同意选出一个判头，算是船程的老板，苦力人数足够，工资等都同意了。船起行后，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监管着拉船的苦力，见偷懒的挥鞭而下。 母亲是我曾经认识的最聪明的人，落荒逃难之际不忘教子。船起行后，她静悄悄地对我说：「那个坐在船头的判头老板是苦力们委任的，那个在岸上拿着鞭子的监工也是苦力们聘请的。你说怪不怪？我知道，因为他们洽商时我在场。」 一九七○年，在西雅图华大任职，多伦多大学的John
McManus到我家小住，提到他正在动笔的关于公司的文章，我认为他的分析不对，向他举出广西的拉船例子。他把这例子写进文章内，脚注说是我的。后来Michael
Jensen与William
Meckling发表他们的公司文章，再举这例子，说是McManus的。八十年代后期，一位澳州教授以拉船的例子说苦力是被雇，不是雇主，文章题目用上我的名字。胆大包天，他竟然到港大来讲解该文。我在座，只问几句他就讲不下去了。 听说北大的张老弟维迎曾经研究过究竟是资本雇用劳力还是劳力雇用资本这个话题。我没有跟进，不知维迎的结论。但我想，谁雇用谁大可争议，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合约的安排不同，交易费用有别，减低交易费用是经济发展之途，而从这角度看，合约的自由选择有关键性。 这就带来我自己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整篇文章是关于劳动合同的经济分析，没有其它。首先要说的，是劳资双方是合伙人。一方出力，另一方出钱，不是合伙是什么？合伙当然不是仇家，毋须敌对。当然，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任何合约都可以有纠纷，但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约，有意或无意间增加了劳资双方的敌对，从而增加交易费用，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可以大得惊人。 为什么会有公司的存在呢？首先是史密斯的造针工厂，分工合作可获大利。上述的拉船例子是另一方面的合作图利之举。一艘可坐三十人的船，一个人拉不动，要用苦力十多个。船大乘客多，十多个一起拉，每个乘客的平均成本比一个苦力拉一只小艇的乘客平均成本低很多。为了减低成本而获利，大家就「埋堆」或组成公司了。「公」者，共同也；「司」者，执行也。 还有另一个远为湛深的问题，由高斯一九三七首先提出。「被雇」的劳工，大有奴隶之慨，由老板或经理或管工指挥工作，不靠市场的价格指引，那是为什么？其实不是奴隶，因为劳工有自由不参与公司，可以自己到街头卖花生去。参与公司，服从指挥，自甘为奴，那是为什么？答案是埋堆入伙有利可图，而高斯拿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思维，是公司内的员工的操作贡献，缺少了像街头卖花生那样有市价的指引，公司的形式就出现了。高斯之见，是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可以很高，公司替代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一九三七发表，是古往今来第一篇重视交易费用的文章。 我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贡献主要有四点。一、埋堆合伙，高斯说公司替代市场不对，而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合约：例如以劳动合约替代了在街头卖花生的市场产品合约。二、高斯说厘定市价的交易费用往往过高，没有错，但公司之内的监管或拿着鞭子的行为，是起于劳工的薪酬一般不是直接地以产品的市价量度，而是以工作时间作为一个代替（proxy）。三、从重要的件工角度看，按件数算工资，劳动市场也就是产品市场。如果一间工厂内所有的产出程序皆由件工处理，老板只不过是个中间人，劳动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分不开来的。四、劳工或生产要素的不同组合，合约的安排不仅变化多，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合约的伸延而串连到整个经济去。结论是：一家公司的财务可以有界定，但从产出的角度看，公司的或大或小是无从界定的。这就是十多年来西方兴起的「企业大小无关论」的火头了。这也是目前国内工厂倒闭引起骨牌效应的原因。 任何企业或公司或工厂都是一家合约组织，这组织的形成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如果没有自由的合约选择，这非常重要的费用节省是不能办到的。这样看，像新劳动合同法那种大手干预合约选择自由的法例，对经济整体的杀伤力是不能低估的。 这就是重点。意图把收入或租值再分配的政策，或大或小对经济有害。如果一定要做，我们要用为祸较小的方法。我们要先让产出赚到钱，才考虑拿出刀来下手。埋堆合伙，通过自由的合约选择而组成公司，劳资双方有利可图，是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大手干预这合约的选择，在图利的关键上政府手起刀落，何来租值或利润再分配呢？这解释了为什么凡是左右合约的政策，例如价格或租金管制，对经济的杀伤力历来比抽税、补贴等政策大得多。一九七一美国推出价管，导致经济大不景凡十年。今天中国的新劳动法，如果严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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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前，曾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的 Lars Werin 为 我的英语论文结集 写了如下一段客套的「捧场」话： Steven Cheung stuck
to the great tradition of Adam Smith. From the late 1960’s
and onwards he wrote a number of papers, now beginning to gain the
position of true classics. By applying the
seemingly simple, established methods to important empirical
problems that either appeared enigmatic, or had standard
explanations which were regarded as “obviously” true, he waved
his magic wand and opened new, sometimes amazing
vistas. 是我邀请他公开赞我的（一笑），什么 magic wand 云云，夸张之词耳。然而，我最受落而又感到自豪的是第一句，说我坚守亚当 ' 史密斯（国内称斯密）的伟大传统。这句话不夸张，也说得对。 高斯为该结集写的 《前言》 ，也有类同的看法： Steven Cheung's
articles make clear what is wrong with so much of current writing
on economic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put it right. He does this by
example, showing through his own work how economics should be
done. As
always, he has concentrated on understanding why the economic
system behaves as it does, rather than taking as his first aim, how
the economic system ought to behave and how to bring this
about. In
his analysis of how the system operates, he uses a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 His writing is
detailed, perceptive and illuminates the questions he
discusses. 上述两位说的其实一样：高斯笔下的张五常就是 Werin 说的斯密传统。要与斯密并驾齐驱当然苛求，但两位专家看得出我走的是斯密的路，是我整生在一门学问上得到的最高评价了。经济学要那样处理才对，可惜这样的经济学今天已成陈迹。 斯密是数世纪一见的伟大思想家。他那厚厚的数世纪一见的巨著——《国富论》——起笔不是说什么哲理，或来一些卷首话，也不是介绍一下书中的内容或结构。他起笔是写一间造针厂，他参观过，知道造针的详尽过程，立刻提出后来万世流芳的「分工合作」可获大利的精辟见解，然后推到自由市场对民生有决定性的看法。 整本《国富论》，从头到尾，都是高斯说的 “keen observation of the
facts” 。斯密考查无数，世界各地的史实包罗万有。有些观察是看错了的——不可能完全不错，何况那是二百多年前——但论到对世界的 keen observation ，古往今来没有一本论著比得上《国富论》。我拜读该大作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斯密以造针的实例起笔使我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为什么一个大思想家会把一个平凡的实例看得那样重要呢？ 我开始清楚明白，是一九六九，拜读斯密八年之后了。该年暑期回港看母亲时，我已经在芝加哥教过高级价格理论，但在香港街头巷尾见到的市场现象，十之八九我不能解释。当时认为自己有两个选择：其一是放弃经济学，另谋高就；其二是多作世事观察，把经济理论修改。选取后者是要深入地走斯密的路，于是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 一九七五回港长假九个月，我决定要比斯密多走一步：不仅观察，而且要落手落脚地在市场操作一下。这决定起于对玉石的调查研究。当时，关于讯息不足的话题在行内吵得热闹。玉石市场有一个奇怪现象。玉的原石是有石皮的，在广东道成交时，不切开来，卖家只在石皮上磨出一两处浅浅的「水口」，购买的人要从石皮与水口猜测石内的玉质与瑕疵，很难猜得准确，有三几成把握的要有十多年的研习经验。为什么原石不先切开来，真相大白，才出售呢？为什么市场要刻意地隐瞒讯息，导致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时日去研究猜测之法？ 在解释这困难度极高的调查中，我天天在广东道跑，左问右问，而首先要知道的，是什么才算是质量高的玉石了。广东道的专家起初认为我这个怪教授有趣，但后来还是经不起我的烦扰。其中一位关心的，说：「教授呀，玉石这回事，自己不买不卖，不入肉，不伤身，要学得懂很困难。我们这里懂玉石的人都是家传做玉石生意的。」一言惊醒，我于是在广东道租了一个地摊作玉石生意两个月，终于找到玉石市场隐瞒讯息的答案。 是真理。任何自称是文物或书画鉴证专家的，如果自己不收藏，或不做有关的生意，我会给他的鉴证力打个大折扣。不亲自投资下注，不容易对任何行业有深入的体会。这是我曾经在十九个行业下注而又亲自操作一下的原因。早就知道生意难做，一般下小注，体会到行业性质的大概就收手了。这与自然科学在实验室投资作实验没有什么不同。 到街头巷尾跑，随意观察，因为成本低，还是主要的。与落手落脚的生意体会加起来，不断地以简单的经济理念作解释，约二十年就对自己的观察与理解有很好的感受。我自己因而发明的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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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想用上听来是那么严峻的题目，拿开了几次，最后还是采用了。写文章我不磨斧，喜欢开门见山，有话直说。这样的文字读者多，但捱骂却免不了。无所谓，像我这个年纪的学者，说几句违心话不会有机会向自己交代了。 新劳动法惹来的祸，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虽然我早就知道会有大麻烦，可没有想到麻烦会是那么大。工厂倒闭，老板炒员工，员工炒老板而诉之于法，劳、资双方敌对，手法千奇百怪，极具想象力。这一切，不是我事前没有想到，而是没有想到那么严重。这几年从国内跑到外地——尤其是越南——去设厂的炎黄子孙不少，转移有利阵地也。近来传言四起，说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问津越南者急升。我不反对国内的厂家投资越南或其它廉价劳力之邦。为了生计，或要多赚钱，无可厚非。我反对的是中国推出法例，把投资者赶到越南等地方去。 为什么新劳动法会有这样庞大的杀伤力呢？不是肤浅的问题。三个月前，我跟阔别了十二年的德姆塞茨进晚膳。提到中国的通胀复苏，他说恐怕北京会推出价格管制。我说：「不会的。」他问：「为什么不会？」我回应：「一言难尽，刚才交给你的长文内有解释。」那是我在去年九月完工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第二稿，用英语，是为高斯动笔的。该文对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有详尽的分析，其中指出一个要点：在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下，对地区不利的政策在中国不容易推行。我说担心的是地区没有话事权的政策，例如关于货币的。 新劳动法显然对地区的竞争不利，非常不利，为什么会闯出大祸呢？读者猜到答案吗？我赌你猜不中。我的答案，有两方面，相关的。其一是新劳动法的第十四条，那任职十年后自动改为无固定期合同的，逼使老板回顾数手指，要在新法推出之前采取行动，或起码要考虑怎样「走位」才对。 其二是新法之前的旧劳动法，一般没有严厉执行。不少机构，尤其是那些看似平凡但其实是劳苦大众的米饭班主、我称之为接单工业的，在国际激烈竞争下，利润甚微，历来对旧法忙顾左右。超时工资不超，假日工资却假，等等，劳、资双方你情我愿，大家有工开工，有饭吃饭。看来有点那个，然而，就是在这种若有若无的旧法处理下，中国的劳苦大众——包括苦了数千年的农民——从二○○○年起其收入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增长。中国经改的奇迹主要就是这一点：什么高楼大厦、高速公路、跨海大桥，等等，皆次要。新劳动法的推出，逼使大家回顾数手指，漠视旧法的行为，面对可能被炒的员工不难旧「债」重提了！这样一来，新劳动法的大名不胫而走，大家得过且过或忙顾左右的日子是过去了。然而，就是在那些得过且过的日子中，贫苦人家的生活水平升得快，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 朋友，你做过生意吗？我做过，为了经济研究需要的深入体会，屈指一算，尝试过的行业达十九项之多。我不怀疑刻薄成家的老板存在，但经验说，懂得赚钱或赚得心安理得的雇主，不可能不知道善待员工是黄金定律。员工作出贡献，公司赚到钱，加薪是鼓励，老板的回报可以预期，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哉？困难是做厂或做生意赚钱，谈何容易？靠投资地产或股票的可以碰巧发达，但要落手落脚的玩意，竞争者无数，不善待员工是死路一条。 说过无数次，我们应该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归根究底，那些可以自力更生的人，政府要做的是鼓励他们自力更生，给他们机会自己打上去。昔日的中国扼杀了这机会，于是一穷二白，而今天的人民币升值、禁止数百种来料加工的产品出口、某些进出口税、知识敎育左管右管，等等，也削弱了自力更生的机会。最严重是新劳动法的推出，不仅本身约束了市场的合约自由，大幅提升产出成本，而又因为有人民币升值等局限转变在前，在新法带动下变得多管齐下，加起来是中国的伟大经济改革的致命伤。 这里我要把一个说过的重点重提。中国人多地少，天然矿物乏善可陈，是没有资格搞什么福利经济、最低工资等奢侈政策的。中国有的是人，脑子聪明而又可以刻苦耐劳的人，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主要本钱了。给他们所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机会是唯一的可靠出路。西方的福利政策或乱搞一通的劳工法例，目的是把租值转移，一般用于地大物博或产品名牌及发明专利价值奇高的国家。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导致无数员工被炒及公司关门，证明着我说过的：地球一体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廉价劳力暴升，在中国养活无数低下阶层的企业，赚取到的租值甚微。 那天访问了一位在广东设厂的朋友。他在国内做厂浮沉了好些年，是接单工业的专家。关于新劳动法，他说可幸的是他目前的工厂是新开的，只开了一年多，困难还不大，未雨绸缪，他们正在考虑多方面的应对。听了个多小时后，我教了他一个法门。你猜是什么？是把他厂内的生产过程的所有部分尽可能改为件工制。三十多年前我在香港跑工厂，调查件工合约，一九八三发表了以件工为重心的《公司的合约本质》，该文今天在国际上还屡被引用，行内的朋友视为经典了。件工这回事，不是产出的全部过程都可以用，但好些部分，通常不用件工的，原则上可以用件工，只是计算与审查质量的费用略升少许而已。如果产出过程全部采用件工合约，新劳动法的九十八条全都废了！ 想想吧。我是工厂老板，接到定单，可以对员工说：「我要百分之三十作毛利，是厂房、维修、利息、管理、灯油火蜡等需要的。余下来的百分之七十，扣除原料后，你们按件工摊分吧。接不接这张单你们决定好了。」三十多年前香港的某些厂家这样处理，大家相处安然。那些是件工比较容易采用的行业，但我知道，只要接受交易费用略为提升，大部分的工厂可以把大部分的产出过程通过件工合约处理。同样的思维，是原则上，一家工厂可以把不同部门「斩件」，判给员工，让员工作自己的老板吧。这是我一九八三那篇文章的一个含意，触发了行内的「谁是雇主，谁是被雇」之争，打起官司会是很过瘾的。 以件工处理产出，新劳动法管不着。有一个险处。七十多年前的美国，因为最低工资不低，加上工会的极力反对，件工被定为不合法。如果发明新劳动法的有本领在中国废除件工制，那是神州大地的末日，杀上门来再算吧。 相关文章： 批《新劳动合同法》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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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贝加不看好中国的前景。他以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为例，说一个国家发展起来有不少机会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当时不同意，因为体会到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对上头推出的不利竞争的政策有下头不可漠视的抗拒力。然而，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是另一个层面的大石头，还没有正式施行好些企业抢先炒鱿，而前路茫茫的小企业则纷纷关门了。我再细心衡量该新劳动法，得到的一些启示，支持着这几年我对中国的前途很有点戚戚然的因由。说出来给读者考虑吧。 首先要说的，是贝加对中国前景的不幸言中，可不是因为像德、日那样，发展起来，有点钱，就推出傻政策。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不同，没有西方的政治压力去拿起砸脚石的。君不见，从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到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到马可勃罗笔下的成吉思汗，甚至到书法写不出大气的清三代皇帝，相对上，那些日子神州大地的经济胜于西方。不是说中国昔日没有傻政策，而是从来没有用上西方那种砸脚的石头。 可以这样看吧：近几年中国采用或试图采用的砸脚石，差不多全部是从西方进口的。二○○三年通过准备该年十一月一日推出的反垄断法，内容全部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无疑是从美国大学本科三年级的工业组织（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课本抄过来。我要写十篇文章才骂回去。一两年后通过的反垄断法，我没有异议，因为再不是反托拉斯。最低工资是进口货：大约一百年前由福特车厂的老板推出，后来在工会压力下美国政府采而纳之。可幸中国目前的最低工资还低，杀伤力不大。调控通胀，央行今天加息是拜格林斯潘为师，而提升银行的储备金率则是美国本科二年级的教材了——美国的联储局通常避之不用，但央行一年提升十一次是世界记录，发神经！说到最近的新劳动法，内容一般也是从外间左抄右袭，这里那里改动一下。 更有趣的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有成，差不多所有重要的法门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邓小平鼓励每个人各展所长，不是来自史密斯，而是来自老子。经济特区是邓老的发明，而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邓老与区区在下是英雄所见略同了。邓老说要让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对，而说到什么地区竞争政制，合约自由，朱老时期的货币制度，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只一项重要的从西方引进：那是通过区区在下介绍的高斯提出的权利界定理念。虽说来自高斯，但私产在中国起自秦始皇之前——好些甲骨文的内容是证据，高斯只是解释得前无古人地清楚罢了。 这就是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既然主要是靠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搞出看头，为什么要搬进西方的石头来砸断自己的脚呢？摸着石头过河不一定可靠，但邓小平的确说过：「试一试，看一看。」这是非常重要的座右铭，为什么改革还没有完工，就放弃了？不是说如果没有引进西方，中国就没有沙石。沙石是有的，多得很，但既然大致上自己走对了路，总应该懂得清除沙石之法吧。说句衷心话，我对三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很失望。要引进西方的经济学思维，我们要回到戴维德那个时代去找寻。 历史的经验说，不同的政治制度往往有不同的经济政策。不是说互相抄袭一定是坏事，我要指出的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改政策一般是自己的发明，而不知就里的外间君子今天还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区性的，早就改天换日，也是自己的发明，与经改并驾齐驱也。 这就带来另一个重要的经济话题：资源的局限不同，政策应该有别。这方面，向西方抄袭，招来横祸的机会相当高。说过了，欧西人少地多，神州人多地少，抄袭政策，在西方是小坏的用在中国会变为大坏。矿物资源那方面也有类同的头痛问题。人家挖到地下去，不是石油就是金属；我们挖到地下去，找到的是唐三彩！读者不妨一笑，但要知道我的笑话有真理。 意图把租值转移的经济政策，例如最近推出的新劳动法，在不同的资源局限下，其杀伤力会有很大的差别。租值转移带来的经济祸害，是租值消散。然而，在矿物丰富的国家，如澳洲及加拿大，租值很大，什么福利政策或左右劳工合约的法例，带来的租值消散不仅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不高，而这些政策往往是不能不采用的。好比一个市民以廉价购买了一块很大的荒地，其后发现地下满是值钱金属，一夜之间变得富可敌国！如果该国穷人无数，政府不推出一些把租值转移的福利政策，或什么劳工法例，是不容易安抚民众的。 今天的中国可没有这样优厚的天然资产。有国家维护的国企垄断不论，我们随处见到的工厂，皆在国际上竞争激烈，自身难保，但奇迹出现，养活了很多很多的劳苦大众。这些工厂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租值，新劳动法说要推出，他们闻声丧胆，纷纷把员工炒鱿或关门大吉了。 朋友，不要因为我们农地不足、矿藏不多而悲伤吧。我们拥有两项不简单的财富，也可算是得天独厚。其一是人多，于是脑子多。是一个可以刻苦耐劳的民族，而他们的脑子是天生聪明的。有什么能比这项资源重要呢？第二项，你猜是什么？不读下去猜中或可奖你书法一幅。那就是唐三彩！这里指的当然是中国的古文化，变化多而又有厚度，深不可测也。一个民族有这样的文化根底，是人类的骄傲。 向前看，中国的经改如果要继续励进，北京要着眼于发展炎黄子孙的脑子知识与文化传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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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九年了，其中急速增长达二十七年，发生于一个面积那么大，人口那么多，问题那么复杂而又曾经穷得那么要命的国家，绝对是人类历史奇迹。说过无数次，形势好，如果不犯大错——或没有多项小错的合并——此势也，有机会再继续二十年。这样，从各种条件衡量，物价调整后，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是十个日本。 这几年小错是增加了，尤其是在货币政策那方面。去年八月为高斯写《中国的经济制度》那长文时，我还是审慎地乐观看中国。当时可没有想到「新劳动合同法」的推出。后者是大错，但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该法的洋洋大观九十八条不容易阐释。我于是跟进市场的反应，得到的先兆，是灾难开始出现。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中国经改三十周年，这个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的伟大改革，有很大机会因为新劳动法的推出而休止。 先兆者，凶兆也。在前文 《再谈新劳动法》 中我指出，这几年国内的底层大众的收入增长速度破了人类记录好几条街。我估计的贫苦人家的收入增长年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位知情的朋友竟然认为我是低估了。不打紧，重要的是我期望了一生的发展，终于出现。然而，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是拦腰一棍把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直线打折！不会说错，虽然农历大假将至，各行各业正在收炉，但几个月后或更长一点的日子回头看，我们会见到二○○八年一月一日左右，贫苦人家收入上升的直线有一个明显的折点，英语所谓 kink 是也。这是说，这上升直线会出现一个尖角形的折点。不敢说从升转降，但上升率明显折下可以肯定。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是说过目前还不能明确地阐释那新劳动法吗？正因为大家对此法还拿不准，却知道可以是大麻烦，各方君子逼着要静观其变。报章上读到的这里关门，那里炒鱿姑且不论，但老板要聘请员工的不少决定等一下，或要增加员工薪酬的不加，或加得少一点。我查询过的没有一个不这样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各行各业这样处理，正如广东人说的一起「闸住」，殃及池鱼，农民的生活改进会画上句号！农民的生活改进画上句号，经济改革也就画上句号。说实话，贫苦人家的收入走势被一棍打断，我不能肯定如果北京立刻取消新劳动法，该走势会重现。牵涉到预期的演变，经济学行内的风水先生往往不灵光。按常理推测，此新法是愈快取缔愈着数，北京的朋友还在等什么？ 个人的观察，是贫苦人家的收入开始急升，大约始于二○○○年。该年国内的通缩终结，跟着是通胀微升。然而，贫苦人家的收入急升，可不是单靠通缩终结那么简单。读者要知道，要改善低下阶层的收入是非常困难的事，可遇不可求，无数的国家说了无数日子也办不到。中国八十年代成功地以承包合约把权利界定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是个奇迹；九二邓老南下后退休，九四中国成功地从承包合约发展为今天的地区竞争制，是个奇迹；九十年代朱老发明的中国货币制度，是个奇迹；在严重通缩下劳力市场的合约自由，自成一家，救一救，又是奇迹。是很多奇迹的组合，促成了二○○○年通缩终结时贫苦人家的收入出现了近于爆炸性的上升。数千年一见：那是十亿以上的贫困人口，就是屡次胡说中国贫富正在两极分化的世界银行，其头头去年也直认中国改善穷人的生活是世界记录。 一棍打断这奇迹的继续，是谁之过？是谁负责的？设计或策划新劳动法的不懂经济，不奇；他们对世界各地的经验与史实没有掌握，也不奇。奇就奇在策划者对自己国家的劳动市场显得一无所知！同样奇怪的，是杀伤力一看就知道是严重的新劳动法，竟然获得北京当局通过！难道北京的经济专材真的是那么稀缺吗？不用懂经济，但为什么连直觉也没有？如果什么单凭想象的劳动法可以改善低下阶层的生活，天下何来穷人哉？蠢到死！ 我的困难是作为学者，不能说假话。说真话，这些年我对北京赞的多，弹的少，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也曾经站起来拍掌。不管己见会否被接受，无奈关心溢于言表，为中国的经改奇迹感到自豪，而多年来，久不久我会以为（或误以为）北京听我说的而在偷笑。朋友，这一次，让我发牢骚吧。 既然我为新劳动法的效应作过急速的短暂调查，媒体报道之外的发展北京的朋友应该知道。因为新劳动法，好些员工众多的机构自设劳务公司，右手与左手交易，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应对，虽然内有机关，但交易费用还是增加了。无数较小的机构正在忙于设计员工手册，写得详细，务求在必要时可以找到员工痛脚，炒鱿无需补偿。这不仅增加交易费用，且会导致雇主与员工的敌对。毫无疑问，整个新劳动法是鼓励劳、资双方敌对的。发神经！须要雇用短工的行业，例如建筑，正在天旋地转，不黐线才怪。中国的劳动市场还没有独立或民营的工会，但早有「搞手」存在。这些搞手是为劳方出头，与资方斗法，公有公理，婆有婆理，谁对谁错我不懂，但手法不一，绝不雅听。新劳动法的推出，不少「资方」恐怕「搞手」大行其道。 在前文 《再谈新劳动法》 中，初稿最后有一段说：如果此法真的严厉执行，国内股票再大升的日子我这个老人家恐怕见不到了。后来决定拿开这一段，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目前的地区竞争制度下，有些地区忙顾左右，彷佛没有听过该新法，其实也是静观其变，杀到门来再算吧。第二个原因更重要。那是在那九十八条中，没有一条说雇主不能减员工的薪酬（只是第四条说重要的薪酬问题要通过工会或职工代表）。如果雇主真的可以自由减薪，随时减到为祸还不大的最低工资，新劳动法的杀伤力会打个折扣。 新劳动法是要取消的。但通过了，由国家主席推出，取消恐怕不容易。如果在立法与施法的程序上不能取消，怎么办？这是个困难程度极高的问题。我想到很多方法都行不通，你道为什么？是因为在一月一日之前的旧劳动法下，国内的工厂一般都不依法而行：依法是不可以生存的（例如工人坚持要在假日开工，否则不干）。这里那里修改新法，传统的忙顾左右的弹性可能守不住。 前思后想，我认为如下的治方值得北京考虑。那是新法不改，但容许工商业机构选择（甲）、采用新劳动法，或（乙）、劳工合约完全自由。劳动市场于是有甲、乙两种机构或公司的选择存在。如果员工认为新法对他们有利，可选执行新法的机构，否则会选合约自由的。倒过来，如果老板采用自由合约的公司，不同意的员工可以另谋高就。这样分两种合约性质不同的机构或公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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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 《新劳动法的困扰》 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大得出乎意料的反响。要求访问的媒体众，都推却了。然而，不少读者与同学要求再作深入一点的解释，我想，身为教授，藉这机会示范一下对经济问题探讨的方法，也是好的。任何经济问题我喜欢从不同的角度衡量，然后合并起来看整体。这样处理与课本或大学教的不同，但对理解世事可得心应手。经济问题要这样处理才对。用惯了转换角度，熟能生巧，可以转得快。同学们学经济，从第一天起要学转换角度，习以为常，天资一般的十年后对制度运作的理解有机会登堂入室。不这样，苦学数十年也无济于事。 这里我从不同的角度再看二○○八年一月一日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假设同学读过上一篇。分点说，每点角度不同，都是前文没有说过的。 （一）这几年国内的贫苦人家的收入上升得快，是好现象。五年前苏浙与广东一带的农工月薪约三百，今天约八百（不是天天有工作的日工今天约六十）。四年前，上海高档次住宅的女佣月薪约八百，今天约一千五百。三年前一个装修技工的日薪约五十，今天约九十。 上了年纪的香港朋友应该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低下劳力（尤其是女佣）的薪酬上升得非常快，但相比之下，香港昔日低收入的上升速度，只约今天国内的一半。那时的香港是弗里德曼认为难得一见的经济奇迹，却不及今天的中国。这就带来几个问题。从最重要的改善低收入的劳苦大众看，今天的中国破了人类纪录好几条街，为什么北京偏偏要在这个时刻去左右这个发展呢？有谁够胆站起来，说那新劳动法对改进低收入阶层比今天的市场做得更好？市场的自由合约选择既然大显神通，干预不是很蠢吗？该新法无疑是为协助低收入的人而设的，为什么高收入的也一视同仁地处理？ （二）去问这几年收入上升了一倍的劳苦大众：「生活怎样呀？要政府帮助吗？」他们会回应：「很苦呀！希望北京大人高抬贵手。」他们不是说谎话，而是讯息增加了。是的，只不过六七年前，无数的贫苦人家没有进过需要穿上鞋子的食肆，结交不到几个月入数千的朋友。今天收入上升了一倍，看到了新人新事，增加了知识。当他们见到收入比他们高得多的，不容易解释，于是不平则鸣。他们关注的是收入的差距，可没有想到，从收入百分比的相对升幅上看，贫富的差距正在收窄。他们不甘于耐心等待。不是说只要有耐心就可富裕起来，而是他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自己发奋图强打上去。不管这些人的投诉，再几年生活继续好转，他们就不投诉了。这是香港昔日的经验。 是的，历史重复过无数次。增加了一点知识但还是远为不足的老百姓，往往认为政府的扶贫政策，或今天推出的新劳动法，会对他们的收入有助。可惜历史无情，这类政策的一般效果，是扼杀了贫苦人家自力更生的机会。新劳动法的推出，我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掌声，可以看到某些人会获得甜头，但看不到此法会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百姓。纵横经济研究大半生，这类推断我从来不错。 （三）也是这六、七年，我屡次提及的协助农民转到工业去的接单厂家，毛利一般从百分之四十左右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后者近于底线，再下降几个百分点就要关门大吉了。那所谓毛利，是要支付厂房、机械、维修、管理、灯油火蜡等成本的。毛利百分之二十五还捱得住，是近于天才了。 为什么那毛利率这几年急速下降呢？劳力工资上升是个原因；出口以美元结算，而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些厂家不提升产品的价格呢？是越南与印度等地，他们的工资比中国低相当多，而今天国内厂家的竞争对手，早就不限于国内的了。北京如果不派人作实地调查，就要相信我：目今的接单工厂，工资出到尽，但聘请不到工人。新劳动法的推出，作几年看，一定会增加这些厂家的成本压力。 （四）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加起来会鼓励工会的诞生。今天国内比较大的工厂是有工会的，由北京上头监管，不坏。但在西方，那些称得上是「独立」或「民营」的工会很头痛，可以把经济搞垮。这方面读者不妨参考德国二战后的不幸史实，以及当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美国的里根总统对工会的手起刀落、强硬处理，斗个你死我活才把经济搞起来。四十年前我求教过戴维德等前辈，他们一致认为足以为祸经济的工会要有政府的间接鼓励或支持。北京推出的新劳动法，对「独立」工会诞生的鼓励是明显的。 独立或民营工会对经济的祸害，主要是租值转移与租值消散。在租值转移那方面，传统的分析是工会把老板或资本家的身家局部转到劳工那边去，削弱了前者力争上游的投资意向。但我认为更头痛的租值转移，是把生产力强的员工的收入中的租值，转到不事振作的员工那边去。当年在美国我拒绝入教师工会，主要就是这点。认为自己的学术贡献了得是人之常情，所以反对工会条例含意着的平均主义。至于这些租值转移必会带来的租值消散，往往庞大，是搞垮经济的重心所在。 租值消散是非常重要的经济话题，复杂的，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解释。关于这话题，今天行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最重要的两篇文献，是我在一九七○及一九七四发表的。不喜欢读英语的同学，可参阅《经济解释》的卷二与卷三： 《供应的行为》 与 《制度的选择》 。 （五）世界各国的政府机构，一般都有类似「新劳动法」第十四条的无固定期的终生雇用的合约安排。但政府机构一般不是私营的，既非牟利，也不是做生意或产出可以在市场出售的商品。尽管如此，按章工作的政府公务员也往往因为有铁饭碗的保护而变得工作散漫了。因为有工会的存在，欧洲某些国家的某些私营机构有铁饭碗的合约安排，劣绩明确。我不明白，中国的经改今天有大成，一个主要原因是粉碎了当年「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铁饭碗，为什么这次新劳动法的推出，又把铁饭碗搬回来？不一样，但杀伤力类同也。希望北京的朋友知道，中国人多地少，没有资格仿效西方的人少地多的奢侈政策。 （六）当我翻阅新劳动法例之际，脑子不断地想着雇用员工的老板会怎样应对。会炒人吗？炒哪一种？可以炒后再聘吗？会采用两家或以上的公司把员工调来调去吗？会大幅减薪而转用分红合约吗？也不断地想着面对第十四条的十年关头的员工会怎样应对。已经成家立室，要不要在被炒前抢先另谋高就呢？还是多擦老板的鞋？开个小店子，自己雇用自己，会不会是较为安全的家庭保障呢？ 是的，新劳动法可以有数之不尽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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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日子国内的什么宏观调控、通货膨胀、新劳动法等问题轮流出现，使我这个老人家抽不出时间写比较喜欢动笔的可以一畅平生的话题。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自己的家中事也管不着，何况国家。君不信？我那个才一岁又半的美越小天使的孙女儿也懂得把我推开！ 问题是我研习经济凡四十八年，日以继夜地没有中断过。专家无疑问，智商不论，不可谓不是识途老马。尤其是对神州大地的史实与文化，经改与民生，翻来覆去无数次，有什么风吹草动当然敏感。关心下笔，客观分析，但不管会否被接受，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责任。这里要批评的是中国商务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一项公布。有点犹豫，因为薄熙来是我心仪已久的人物。不认识薄先生，但让我在这里像对朋友那样说几句吧。 商务部最近公布的，是禁止五百八十九种产品出口，目的是为了「优化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其解释是要「促使企业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增值环节发展，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这是针对那所谓「三来一补」的某些来料加工的厂家，禁止某些产品出口，是响应不久前十七大提出的政策方向：要从「增长方式」转到「发展方式」那边去，也即是要转向鼓励新产品、提升科技与产品质量。 我的看法，是北京希望的「发展方式」会自然地在中国出现，而目前在市场的引导下，这「发展」已经起步，政府推波助澜可以有反效果，而商务部推出的「禁止目录」，其反效果在所必然——虽然直接不容易观察到，但间接地压制北京期望的「新发展」却免不了。 先谈设厂产出吧。这个广东人称为「做厂」的行业很难做，难、难、难！我不佩服赚大钱的地产商或从事股票生意的，虽然这些行业要讲眼光，也论魄力，但赚钱主要靠时来运到。比较佩服——不是很佩服——是那些开酒店或从事服务行业的成功商人。这些行业也要讲一点运情，但主要是地点的选择与成本的控制，加上服务质量的坚持。在众多行业中，只有做厂成功我衷心佩服，尤其是那些白手兴家、没有什么专利维护的厂家，面对竞争者无数，能赚到钱是不容易想象的事。 我已故的父亲张文来上世纪初在香港天祥洋行作电镀学徒，有了心得以中文写过一本电镀手册，其后设立文来行，卖电镀原料及拋光用品，也向厂家传授电镀方法，谢世后，香港的电镀行业把他的诞辰定为「师傅诞」。就是今天，在市场还存在的质量最高的一种拋光蜡，是先父七十多年前把美国进口的改良而成的。 因为电镀与拋光牵涉到很多不同类别的工厂，耳闻目染，我从小就知道不少关于「做厂」的事——先父在生时常有提及，其见解的精辟与分析的客观是我平生仅见的。做厂难，难于登天。好比四十年前在香港产出而在美国零售一美元的产品（所谓dollar
item），产出者大约得十八分。目今商务部要禁止出口的，恐怕就是这类产品吧。 一位曾经在香港制造塑料及不锈钢用品的厂家，聪明兼刻苦，做厂有成，二十年前搬到东莞去，初有看头，工人增至六百，但几年前还是关门大吉。他对我说：「教授呀，我和老婆与儿子三个人搏到尽，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但后来连废料也赚不到，不做算了。」 在我认识的或听到的做厂人群中，没有一个不希望能杀出重围：希望自己有商标名牌，或注册一些值钱的发明专利，或有些可以稳守的商业秘密，或这里那里可以引进一些可以收回成本的质量与科技提升。没有一个不在尝试，但成功谈何容易哉？有成功的，甚至赚到不少钱，在杭州我遇到几个，但那些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以靠这一小撮人。我们要让有单接单、有版照造，以及那些三来一补的有很大的拳脚空间，给他们机会自己打上去。一将功成万骨枯，政府的职责是协助他们改进这不幸的或然率。说得不好听，经济发展是要有很多枯骨的——不容许枯骨，何来一将？ 没有谁可以否认，不管什么三来一补，不论科技及质量的高下，工业产出有一个独树一帜的要点：可以养活很多人！像中国那样人口密集、知识不足、资源贫乏的大国，不让工业自由全面发展是大错特错。说过无数次，接单工业是这些年中国农民转到工业去的主要起步点，起得快，转得好，而这六、七年来，农民生活的改进速度肯定是破了人类历史的纪录。商务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泼冷水。 北京应该做的──商务部应该做的──是协助那些知识不足、本钱不够的不知死活的做厂的瘾君子们增加一点打上去的机会，绝对不是禁止这些那些产品出口。北京大可考虑取消所有来料进口税（不限于来料加工的），考虑免费提供各行各业的科技知识，考虑取消国企因为政府维护而得到的垄断权利。 同样重要的，是北京要加强发明专利、商业秘密与注册商标等事项的维护。在西方，注册商标是用版权法维护的，中国不一定要拜西方为师。商业秘密的维护是很困难的事，西方的处理历来头痛，不知北京有没有天才的想法。至于发明专利，也头痛，但据我的没有调查过的理解，这后者在中国有进步。 中国的经济改革震撼世界，再二十年不涉大错，物价调整后，整个经济会是十个日本！货币问题不论，为什么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推出新劳动法及本文分析的禁止某些加工产品出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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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与去年十一月相比，中国今年十一月的物价指数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九，是一九九六以来最高的。曾经说过，因为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今天的通胀其实高于公布的。这里不管国际币值上升的关系与含意，只管这百分之六点九的性质与因由。 曾经说过，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胀率是不应该接受的。分类再看，农产品占指数统计的三分之一，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二；非农产品占三分之二，上升了百分之一点四。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是上升了，上升得快，基本是好现象。这些年农民转到工商业去的甚众，上述的相对价格转变理所当然，而如果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升，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改进，贫富悬殊的不幸会继续。不要相信西方的什么专家或机构的胡说八道：说中国的基尼指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贫富加大分化。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这几年上升得大有看头，证明着在相对上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分化不断地收窄。 物价的整体一年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九，不应该接受，但也不近于灾难性。要通胀率为零，农产品上升了百分之十八，非农产品要下降百分之九。这不容易。如果容许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三，可取的，非农产品要下降百分之四点五，也不太容易。但如果容许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五，强可接受的，非农产品之价只要下降百分之一点五，应该不难。当然，这是容许农产品之价上升百分之十八。如果通胀率下降，农产品之价是不会升那么多的。乐观一点地看，我们不求农产品之价继续急升，但求上述的相对价格能继续相近的转变率，而国民整体的收入增长继续徘徊于百分之十左右，那么太平盛世指日可待矣。 中国目前的百分之六点九的通胀率不应该接受，北京当局是要做点工作的。但目前的五次加息，十次调高银行的准备金率（ Reserve Ratio ），约束提款及借贷，压制投资及消费等，不是对症下药，或药种太多，也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了。今天的情况与朱镕基一九九三年七月接掌人民银行时的情况不同。当时的通胀困境，起于我称为「权力借贷」的无可救药，朱老推出他的直接压制借贷与消费的「宏观调控」，当时我不同意，但这个大教授也真可怜，要几番公开认错。今天可不是当年，权力借贷再不是大问题，朱老的「宏调」手法用不着也。 今天要怎样处理才对呢？为此我托一位同学找到一些我认为是关键性的数据，知道问题的所在，不难处理。不一定对：货币政策这回事，没有谁有胆赌身家。然而，找到的论据可靠性甚高。 是同学提供的货币发行量数字，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找到的。这是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 currency issued ），不是钞票在银行之外的流通量（ currency in circulation ），虽然二者的变动对物价指数的影响差不多。这里要提出两个可靠的理论与实践的重点。第一点是我的一位师兄（ A. Meltzer ）于一九六三提出的：要约束通胀，最可靠的方法是约束银根（ monetary base ）。第二点是十多年前与佛利民研讨后得到的结论：中国的「银根」基本上只有一种——钞票的发行量。这样看，调控通胀中国应该比西方容易。另一方面，钞票的流通量只是「银根」的一部分，而在中国来说， M0 、 M1 、 M2 等数字对稳定物价都不是那么重要。 让我们看看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的每年增长率吧。不算一月份，因为有农历春节的左右，而今年的数据只到八月份。按每年的月均升幅算，与上一年相比，钞票发行量的升幅如下：○一年上升百分之七点一；○二上升九点六二；○三上升十一点九三；○四上升十一点五七；○五上升十点一三；○六上升十二点零五；○七上升十六点九九。 如上可见，自二○○三年起人民币的钞票发行量是加速了，不坏，但○七年跳升至近百分之十七的增长率是太高了。比较可靠的货币理论说，以钞票的发行量作为银根，其增长率应该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相等。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年率为百分之十，钞票发行的增长率也是百分之十，那么赌钱下注，应该买通胀率近于零。国民收入升百分之十，钞票发行升百分之十二，赌通胀百分之二最上算。目今国民收入的增长年率约百分之十强，钞票发行增十六点九九，赌通胀百分之六点九，命中，是巧合，但赌注是应该这样下的。 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钞票发行量的变动与物价的变动，时间上比西方来得快，快相当多。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这个现象，他提出的我不大满意的解释，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对物价的变动很敏感。既然我自己没有解释，算他对吧。 依照上述，处理中国目前的通胀，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钞票的发行量减少百分之五左右，那是从约三万亿（八月份）减至二万八千五百亿，即是把一千五百亿的钞票收回来。这二万八千五百亿是高于去年的月均数量百分之十强，收回那一千五佰亿不应该有不可以接受的震动。稳守这二万八千五百亿约六个月，然后按每年升幅百分之十与十二之间增加钞票的发行。至于将至的农历新春怎样处理，则要靠央行的专家经验从事了。 钞票的发行量升得过多，中国市场的通胀反应快；减少发行量，通胀的纾缓会是同样快吗？很难说，但朱老从九三至九七的经验，是通胀率下降快得很。那是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下降至零至严重的通缩，今天要纾缓通胀，比起来是小儿科，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不会有大影响的。 要怎样收回约一千五百亿的钞票发行量呢？方法不一，央行的专家比我知得多。一个新奇的建议，是由央行发售钞票债券，指明通过银行用钞票才能购买。另一方面，央行其实可以不收回钞票，只是稳守三万亿的钞票发行，守一年，才按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选这后者，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胀率大约会延长九个月，而不幸的是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有机会变得较为顽固。预期这回事，怎样形成，如何更改，只有天晓得，经济学者看错过无数次。 上文分析的，是按目前中国还有汇管的情况下笔。如果中国解除所有外汇管制（应该这样），让人民币周游列国，打天下，钞票发行量的数字要怎样看是另一番天地了。为此我曾建议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挂钩，也即是下一个没有任何外币在其中的锚。这又是另一番天地。 是复杂的世界。圣诞在即，上帝啊，给炎黄子孙多点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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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贝加写中国前途，不乐观。他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有可观之境，很大机会会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举出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的例子，说服力相当高。三年前我持不同观点，也当然希望他错。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贝加有机会对，而当时神州大地正开始引进西方的胡涂政策了。我不同意贝加，因为他不明白中国，不知道我当时正在研究的中国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中，地区的县有很大的经济话事权，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激烈，会迫使他们反对中央上头推出的对竞争不利的政策。我担心的是人民币的处理，尤其是汇率那方面，因为货币问题地区政府是没有话事权的。 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劳动法，共九十八条，洋洋大观，对地区的竞争制度很不利，应该不容易推行。问题是这「新劳动法」由国家主席推出，势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过，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布内容是几个星期前的事，网上吵得热闹。我本想早作分析，无奈正在写 《人民币的困境》 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脑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这几天翻阅有关新劳动法的文件，也读到一些市场的热闹回应，认为问题太复杂，不可能用一篇甚至一系列文章详尽分析。前思后想，决定只写一篇，不针对细节，只谈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则。 新劳动法因为约束合约选择而引起的热门话题有四方面。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后者吵得最热闹，是法例第十四条。篇幅所限，这里只略谈这第十四条，复杂的。简化而又不大正确地说，这「无固定期」法例是指一个员工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十年，法定退休期之前单位不能解雇。这是说，一个员工被雇十年后，不管合约怎样写，法律上会获得终生雇用的权利。 中国之外，我知道终生雇用有两个其它实例。其一是日本，终生雇用的安排曾经普及。起自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传统，不解雇成员。这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为基本工资低，员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红。这终生雇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么盛行了。 第二个与第十四条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国的大学的终生雇用合约（香港的大学也拜之为师）。一个博士被聘为助理教授，合约三年，续约再三年。六年后，再续约就升为副教授，获得终生雇用合约，否则被解雇。今天不少美国大学，是获得终生雇用后，可以永远不退休。这大学的终生雇用安排，起于要维护教授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初时只用于公立大学，后来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进。 效果怎样呢？说是维护思想自由，结果是维护懒人。考虑减薪吗？教师工会立刻出现，吵得一团糟。当年我因为拒绝入「会」而弄得不愉快。可能最大的祸害，是有了终生雇用制后，力争上游的青年才俊因为上头「满座」而无职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国任教职时，我替那些结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爱莫能助。今天，因为上头「满座」，要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终生雇用简直免问，而以短暂合约续约再续约的安排是来得普遍了。这是香港人说的散仔打散工。原来的计划是终生雇用，到头来短暂合约变得普遍。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不幸。 目前中国要推出的新劳动法，第十四条之外还有其它数十条，一般是要维护劳工的权益。短期不会有大影响，因为正在盛行的，是员工炒老板，不顾而去另谋高就，老板跪下来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经济缓慢下来，老板要炒员工，在新劳动法的保护下，工会林立会出现。举国大罢工的机会存在，证明贝加是对的。到那时，北京不容易压制工会的成立与罢工，因为员工可以说是依新劳动法行动。 不要误会，我的心脏长在正确的位置。有生以来，我永远站在劳苦大众那一边。任何法例只要对贫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没有反对过。问题是法例归法例，效果归效果，数之不尽的说是维护劳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这观点的研究文献无数。我自己在街头巷尾跑了一生，结交的穷朋友无数，怎可以不为他们说话？不是说新劳动法不会帮助某些人，但这些人是谁呢？他们真的是需要帮助的劳苦大众吗？给某些有关系的或懂得看风驶舵的人甜头，某些真的需要帮助的就失却了自力更生的机会。这是经济历史的规律。 从经济原则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机会，正确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资产权利之后，我们要让市场有合约选择的自由。在雇用合约那方面，雇主要怎样选，劳工要怎样选，你情我愿，应该自由，政府干预一般是事与愿违的。我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相信市场无所不能。这里有一个严重而又不容易处理的问题：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好些劳工不清楚他们选的是什么，不知道法律对他们有什么保障，不知道他们是否受骗了。无良的老板这里那里存在。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预合约的选择，而是要设法协助，对劳工解释他们选择的合约是说什么，法律可以帮多少忙。如果劳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约的选择。可惜澄清合约的本质是困难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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