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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斯写的 《中国的经济制度》 是我平生无数的中英二语的作品中，唯一的还没有动笔就知道是大文，肯定是。作为一件经济学作品，其题材的重要性难得一遇。我想得通透，分析反复多次，资料大部分是自己多年的观察。困难是题材复杂，牵涉到的范围广泛。答应了高斯不能不写，苦思良久终于想出可以处理整个话题的一篇长文的结构。 从他评论的细节看，九十七岁的高斯读得清楚明白。数十年来他和我在经济学上的思维一致有助。其它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如巴赛尔、德姆塞茨、诺斯等人，今天和我的沟通就有点沙石了。阔别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大家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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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斯的芝大会议提供的 《中国的经济制度》 一文，是我在学术上的严谨论著中最后的作品了。不会再写。专栏文字还会继续一些日子吧。不少旧文需要整理，三卷本的 《经济解释》 还要修改，但正规的学术文章──结构慎重、注脚详尽的那种──我是不会再染指的了。七十二岁，还有其它有趣的要做──书法也愈来愈有看头──以 《中国的经济制度》 终结学术生涯既有意思，也很痛快。 多年来我担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自己不知道，写出令人尴尬的学术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独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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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我再不知道今天众说纷纭的经济学是些什么学问了。懂也好，不懂也好，没有谁不同意化学、物理、生物学等是关于什么的。经济学呢？我这个专家再也摸不准。有搞数的，称数学经济，其实就是数，可惜数学家一般认为是不到位的数学。有搞统计的，称计量经济，其实就是统计，运情好一点，因为统计专家不敢说是低档的统计技术。有说故事的，用方程式说，称博弈理论，名副其实，从事者是搞博弈游戏，无从验证，与真实世界是扯不上关系的。有为改进社会的，称福利经济，其实是自我陶醉，或希望有政府招手。有搞预测的，其实是看风水，而风水先生这个行业盘古初开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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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的阐释——高斯的后语会进入历史吗？ 高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议」今年七月十八日终结时，作了简短的后语。事前他花了十分钟写了一点初稿，但讲时没用上，只是毫无准备地说了一些话。这些话感人，听者流泪，站起来鼓掌两三分钟，而高斯自己也热泪盈眶。王石当时在场，事后给我一个短信，说：「切身感受高斯老教授对中国的真诚关怀。」 这个没有文稿的后语按录音翻出来了，高斯说要修改一番才发表。但这一次——只这一次——我不尊重他老人家，一意孤行地在这里刊登原文。理由有二。其一是他将会修改过的不是现场有感而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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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圆满地结束了。我不在场，但在场的朋友没有一个不认为是难得一见的成功研讨会议。高斯作结语后，全场站起来鼓掌达三分钟之久，流泪者众，而据说高斯自己也热泪盈眶。是中国经改的三十周年，最成功的研讨会竟然在芝加哥出现，可谓异数。没有谁不同意芝大历来是学术气氛最浓厚的重镇，是此「异数」帮了个大忙吧。不知神州大地要到何年何日才有这样的学术气氛呢？在国内搞学术的朋友要客观地注意一下。炎黄子孙的天赋不下于人，改革三十年，高楼大厦无数，但思想学问还是搞不起！ 这次参与芝加哥研讨的约半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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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十二） 张五常著·译 不愉快的后记 上文写于二○○七年八月。除了中央银行把朱镕基的货币制度左改右动，我当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有数之不尽的理由要大事庆贺一番。我没有注意到新劳动合同法：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通过，二○○八年一月一日施行。北京没有征求过县政府的意见。 二○○七年十月我收到该新法的文件，只略看内里的九十八条就知道是灾难性。当时正在写一系列关于通胀的文章，要到十二月才有机会评论该新法。十二月十三日发表第一篇，批评该法的文章，支持的声浪高得很 （注四十七） 。然而，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六个政府性质的部门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反对我的说法。我前后写了十一篇评论文章，主要是解释北京不明白的市场与机构或公司之间的关系。这系列文章起不了多少作用：二○○八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中，有关当局显然固执地要推行该法。 基本上，新劳动合同法说，雇用劳力或员工的合约再不能自由了。这些合约要服从政府规定的严格条件。超时及假日工资加倍，雇主提供的食宿不能从工资扣除，合约要用文字写出来，员工的假期及福利要这样那样，工会受到鼓励，革职的程序改了——全部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也引进了近于美国大学的终身雇用制：一个员工在一家机构工作了十年就不能被革职，直至退休。 虽然时间刚好吻合，我不敢说中国股市的暴跌是新劳动法与北京的三月会议引起的。正如牛顿所说，只有上帝才明白股市的变动 （注四十八） 。我也不敢说二○○八年头两个月的出口急跌，尤其是玩具与成衣，是新劳动法的效应。雪灾是记忆中最严重的。可以说的是山东的一个地区，约一百二十家韩国人拥有的工厂，在春节假日中悄悄地关闭，员工假后回来见大门锁上，内里无人。该新法对旧机构的损害比新机构为甚，成千上万的在旧工业区的工厂关门，骨牌效应推到工业的后援行业去。员工被革职的无数，不少旧工业区的食肆破产。工人有联群上街的行动。 见到工业的发展一时间转暗，北京某部门认为次贷风暴与美国不景是原因。不对，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输出是上升了。没有疑问，新劳动法触发了工业转移到其它廉价劳力的国家去。好些档次较低的在中国的工业投资者搬家，尤其是搬到越南。有些在外地兴建工厂，可开工时会把客户一并带去。 不能想象北京不知道这些事。他们一定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到了二○○八年三月，负面效应那么明显，他们还在坚持新劳动法的执行呢？除了律师与一小撮劳工，所有的人都受损。广东的省长说，政府的政策要考虑到员工、雇主与政府本身的利益，但新劳动法对这三方面都有损害。明显地，北京的三月会议这位省长之见没有受到欢迎。 我看不到有什么压力团体会因为新劳法而获益。几位律师朋友也反对该法，说预期的生意增加补偿不了处理员工问题的麻烦。考虑到该法在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及北京奥运的大日子推出，难以明白。 我有三个可能的解释，最可能是三者的合并，虽然经济逻辑加不起来。其一是北京不知道自二○○○年开始，中国的贫苦农民的收入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迅速增长。不容易知道。月入人民币一千六百以下的不用报税，流动的劳工一般不报，这些人的收入不易估计。更重要是农村的户籍人口依然多，虽然不少流动去了。如果以农户的总收入除以户籍人口，一个不实的低数字会出现。 二○○四年一月，两位中国作者出版了一本赢得国际赞誉的书。这本书提供资料，说中国农民实在苦 （注四十九） 。一年后，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进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农民的生活转坏了。这些言论，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生活改进得最快的时刻说出，是不负责任的。是的，就是到了二○○八年三月三日，林毅夫在上述的北京会议讲话，说中国的收入分配愈来愈不合理。这是他的报告主题 （注五十） 。毅夫是负责农业政策的人，怎可以不知道农民的日子从来没像今天那么好？他怎可以不知道从百分比的增长看，中国的贫富差距这几年正在急速地收窄？ 新劳动法的意图是帮助穷人，但二○○八年一月十七日我发表文章，推断中国贫民收入的直升线，会因为此法而折下 （注五十一） 。这折下是明显地开始出现了。 第二个推出新劳动法的可能理由，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要优化结构的观点 （注五十二） 。没有人有理由反对，但不幸地，这观点被不少人阐释为要取缔低科技、劳工密集的行业。我们不要忘记经济改革的主旨，是要使贫苦大众脱离饥寒交迫的困境，而在人口那么多的中国，科技的发展是要让低下阶层在下面竞争而把上层的科技推上去的。 最后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西方经济学的不良影响。那所谓效率工资理论，其可靠性有疑问 （注五十三） ，但回归的经济学博士阐释为工资愈高，工人的产出愈多。如果说有两组生产力完全一样的工人，工资较高的一组会产出较多，我可以接受。这只不过是说如果刊物的老板把我的稿酬加倍，我的文章会写得可读一点。但一个雇主究竟要员工在哪个水平操作呢？工资较低的那一组怎样了？为什么最低的工资要让置身事外的政府来决定？ 回到这篇文章的主题，我们要问：正在竞争的县的权力怎样了？虽然通过新劳动法之前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但我说过，他们对中央上头的不当干预有顽固的弹性抗拒力。他们会怎样应对呢？目前，大部分的县对新劳动法忙顾左右。可惜这一次不容易抗拒。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新法之前有旧劳动法，软性的，基本没有执行。新劳动法引起人们注意违反旧法的旧帐。其二，因为新法中的第十四条（终生雇用条款），雇主与员工要回头看十年的已往。最后，北京建议如果员工起诉雇主，政府提供律师费。一团糟！ 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新劳动法，效果会如何？上文说过的不论，两项发展是肯定的，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其一是企业会采取逃避性的合约安排，不仅是员工合约，企业本身的合约结构也会改变。这会使交易费用上升，对经济发展不利。其二，从事生产的老板会多置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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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十一） 张五常著·译 第十一节：结语 这篇文章我集中于中国做对了什么来解释他们的经济奇迹，想着到结尾时说些负面的话来平衡一下，但写到结尾我不愿意这样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三十周年。中国的传统教我们，一个人生日之际不要把污泥掷到他或她的脸上。也不只是一个人。是一个曾经那么丰富而又有深度的文化。五千年前这文化产出的陶器与玉雕我们今天还没有本领复制出来。为这传统我感到骄傲，而任何人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会同意那是人类足以为傲的一个源头。今天，这传统是在复兴了。 这些年北京做出来的大可引以为傲。你可以详尽地批评执掌政权的人，但他们减少了那么多的贫困，工程之庞大与迅速，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认为这样的成就不会再重复——不管是何地，不管是何时。 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与一群老同志在北京会面时，我不客气地直言：「你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要替我把国家修理好。」我们成为好朋友。伤感的是，他们之中多位已经不在了。他们后来做到的，远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时我幻想着要是这些老同志还活着，见到今天的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 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拚搏——而还在笑。二○○四年，在国内的荒山野岭摄影，太太与一个在田中操作的妇人闲谈。这妇人说久不久会有一日有受薪工作，雇主会以大车接送她及其它人到工业园去作园艺。天还未亮起程，天黑后才回家，带着面包与一瓶水，一天的工作可获七美元。我见她在笑，问她为何这般开心。她说生活改进了，有生以来她的植树知识第一次有外间的需求，而女儿刚在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很好的月薪二百美元的工作。是像这个妇人的人，数以千万计的，把国家建设起来了。 一九七九我发表第一篇中语文章，热衷地下笔是一九八三的秋天开始的。今天在盛年的干部与企业家，那时是大学生。很多读过我写的，所以这些日子，作为一个老人，在国内所到之处，不愁没有免费饭餐吃。跟他们当餐对酒是乐事，也从这些聚会中获得一手的资料来写这篇文章。这里我要以深深的诚意感谢他们，也要再感谢他们的工作，把国家从漫长的黑洞推出来，见到曙光了。 流行的报道说中国的干部例行地贪污，不可能对。他们之中很多有智慧，对国家有贡献。一种竞争的风气使我想到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作学生时的感受。在一组同学中大家知道或听过谁是谁，对大家的本领互相估计，然后玩那成绩排列的竞争游戏。彷佛没有其它目的，只是要看谁能爬得高一点。 那位到我家来求喝一杯葡萄酒的县长是个例子。他工作拼搏，但工资低——每月约三百美元——使我怀疑是些什么驱使他奔走。是贪污钱吗？是升职吗？是声誉吗？我试图很含蓄地找出他的动力根源。过了好一阵他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说：「教授呀，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不难想象，气氛环境适当，可以有很多像这位县长的人。 回头说中国奇迹吧。那史无先例的经济制度之外，我选两个现象为奇迹之首。其一是约一九九三开始，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爆炸性的经济发展，伸延到国家的中西部去。这个现象出现的时期，开头有人民币的崩溃，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跟着是百分之三强的通缩，而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其二是大约二○○○年起，通缩终结，农民的收入开始爆炸性地上升。从二○○○至二○○七，我的估计是农民的人均收入的每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了。只要这趋势继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会与城市的中等人家打平。趋势当然不可靠，但如果真的继续，我的估计是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 结笔之际，我要对一个我批评过的人致敬。他是朱镕基。老师艾智仁当年屡次提醒我：成功只能以效果──而不是以热情──来衡量的。上述我排列为首的两项奇迹，都出现于朱先生掌管经济的时期。将来的历史不会忘记这个人。 广告一则 为祝贺中国经改三十周年，《中国的经济制度》(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
英文原文及中译以精装推出，七月二十三日面市，书价港币一百。张教授签名本香港加邮费港币三十，海外空邮加六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国内读者可与花千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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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十） 张五常著·译 第十节：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人民币的兴起 朱镕基是个精明的人。虽然职位转来转去，一般的意见，是从一九九三年七月到二○○三年三月，他是中国经济的舵手。表面看他是个计划经济者，是个独裁者，也是个不相信市场的人。一九九五年我批评他处理通胀的方法，后来以文章及在电视公开道歉：他对，我错。 我们不能以一个改革者的言论甚至行动来评价他的政绩。他的成败只能以效果衡量。这样量度，朱先生可以拿满分。看似权力欲强，但在他掌政时中央的权力是大幅地下放了。不相信市场，但他在任时国内的市场变得那样彻底地自由，就是崇尚新古典的经济学者也会感动。你可以指责市场有假货，但产品质量的急升大可与当年的日本一较高下，而市场的合约，无论产品的或劳工的，显示着的自由其它地方难得一见。 一九九三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加剧，人民币暴跌。我在该年五月二十一日发表文章，说控制货币量不会有效，因为无法做到 （注四十二） 。我指出困难所在，是中国的银行乃出粮机构，有权势的人可以随意「借」钱。于是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要负起一间正规中央银行的职责，不提供任何商业借贷。更重要的是：以权力借贷的行为要杜绝。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朱镕基接管人民银行。掌此职仅两年，但他创立了中国货币制度的架构，并一直监控着这制度的运作，直到二○○三年三月从国家总理的职位退休。一九九五年他把人民银行转为正规的中央银行。他控制通胀的方法，是直接地约束借贷与消费，把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我当时对他的约束办法有怀疑，但也认为可能是斩断权力借贷的唯一办法。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我反对人民币挂钩而不浮动。 一九八三年香港的财政司考虑港元采用钞票局的制度，让港元与美元挂钩，我参与了讨论。英国的Charles
Goodhart建议港元要下一个锚，而弗里德曼支持采用钞票局。人民币怎么办呢？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不少困难，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崩溃。我求教过米尔顿好几次，遇上任何关于中国的事，他的时间是非常慷慨的。 米尔顿之见，是像中国那样庞大的国家，不能采用钞票局制度。他认为我提出的把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挂钩原则上可行，但费用会是高的。他的选择，是中国采用美国的无锚货币制，严谨地控制货币量，让汇率自由浮动。 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不久，一组来自北京的经济学者邀请我到深圳会谈。他们对中国的前景很忧心。在讨论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因为意识到朱镕基做对了。只三年他把中国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以上调整至零，而当时的产品质量正在急升，通缩一定存在。我于是推论，亚洲的金融风暴是人民币突然而又迅速地转强的结果。当时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钩着美元，所以当中国的通胀骤然间终结，在国际竞争下钩着美元的亚洲小艇纷纷脱钩，因为他们的币值是偏高了 （注四十三） 。 一年之后，我更为理解朱镕基的货币制度。他的方法可以理解为把人民币下了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为锚。得到朱的启发，我意识到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用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用不着要有真实物品的储备，条件是央行当局要有些外汇储备，必要时左右一下，而更重要的是不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把货币的用途限于货币现象，将汇率与一个可以成交的指数挂钩是不难维持的。 是市场合约的自由与弹性协助中国在九十年代幸免于经济衰退的蹂躏。就是不算当时产品质量的急升，通缩率逾百分之三，而房地产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增长率约百分之八。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当时盛行，协助了真实工资的自动向下调整 （注四十四） 。再者，为了确保他要达到的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朱镕基把市场全部放开，大力推行国企的私有化，拿开约束劳动人口流动的限制，也加速了经济决策的向下分散。上马时朱可能是个市场怀疑者，下马之际他必定转为信奉市场了。 回头说中国的货币问题。二○○二年在天津南开大学的一次讲话中，我说人民币是世界最强的货币——当时的黑市汇率还低于官价的 （注四十五） 。到了二○○三年三月，在一篇评论朱退休的文章中，我说人民币那么强劲，两年之内西方的国家会强迫人民币升值——那时黑市与官价汇率大致打平 （注四十六） 。这样用黑市与官价汇率的互相运作来估计一种货币的强弱，一九九三与米尔顿研讨过，加上我跟进了地下钱庄的非法交易活动。这些活动的存在，北京当然知道。 外国施压要人民币升值来了，不是两年后，而是四个月。我坚决地反对人民币大幅升值。理由是如果要改进农民的生活，他们要被鼓励转到工业去。除非农民的生活提升到城市工人的水平，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说是成功。多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的故事永远是血，是苦，是泪与汗。记忆所及，这是第一次农民看到一丝曙光，而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提升会消灭这希望。 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参加高斯获诺贝尔奖的盛会，我对米尔顿说世界将会见到十到二十亿的廉价劳动人口加入国际贸易，二十年后地球的经济结构会有很大的转变。这竞争来临了，而我关心的是虽然中国的工资低廉，比起印度与越南等地还是高出相当多。这些国家也发展得强劲，我当然高兴，理由简单：他们愈富有，跟他们贸易中国赚的钱会愈多。然而，把人民币的国际汇值提升是让赛。很多农民到今天还没有见过真的飞机在天空飞行，人民币升值怎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目前中国有无数的我称为接单厂家的工厂。他们既没有发明专利也没有注册商标，只靠客户交来样板与设计，有单就接。当一个订购者要求复制样板及开价，这要求通常寄到多处，到几个国家也是常有的。我的观点，有大量的事实支持，是农民尝试工业一般由接单工厂做起，学得点技术与知识然后向上爬。感谢蒙代尔，他也曾多次大声疾呼地反对人民币升值。 要清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困难。与其愚蠢地压制人民币的需求——央行目前正在这样做——他们大可取消外汇管制，让人民币大量地流进国际市场。一种货币的下降与上升的压力是不对称的。有下降压力很头痛，但上升压力绝对不坏。让人民币外流国家赚钱，而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泛滥，有需要时可以容易地把人民币买回来。通货膨胀的担心可以用一篮子物品作为人民币之锚而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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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九） 张五常著·译 第九节：县际竞争的其它效应 这些日子，读中国媒体报道的经济政策要小心。撰稿的人不是说谎，但往往误导，因为他们一般不理解中国的经济制度。县有相当大的经济决策自主权，好些时没有执行北京公布的政策。最低工资的引进，不同的县有很大的时间差别，而一些县只说他们有最低工资但不强迫。当北京宣称百分之七十的新建公寓单位要约束在九十平方米以下，一些地区公布有一两个这样的项目，其它地区则置之不理。报章的头条说一个外来的人不能购买超过一个住宅单位，深圳目前执行，上海说没有听过 （注四十） 。 这不是说北京失控。他们是控制着的，但地区干部知道哪些真的要执行，哪些只是投石问路。他们懂得衡量上头传达下来的文件有多认真。北京征求地区的意见常有，而推了出来的政策可能悄悄地取消但没有公布。有些村落有民主投票，有些没有，而有投票的引进的时间很不相同。 我认为上述的混乱画面可不是真的混乱，而是起自地区的自主权与他们之间对政策的取向有别。一个县是否把一项政策用作粉饰橱窗，考虑的是这政策会否有助他们的竞争。为了增加县的产品增值税收，为了生存，县的干部要引进投资者，他们知道劣政策会把投资者赶走。如果北京坚持要执行一项政策，县会接受，但如果这政策有损地区的利益，他们会投诉。投诉够多往往有效。 发展到今天，县制度的权力结构是不容易拆除的了——这是支持着可以乐观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还可持续一段长时日的主要原因。困难在于地区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管制，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有垄断性的国企。 我担心北京对这个经济制度的运作理解不足，因为有迹象显示，他们正在尝试改动这个制度 （注四十一） 。我认为只要把这制度精细地调校一下，就会变得坚固了。正如我在二○○四年二月的长文指出，层层承包以分成合约串连，在最理想的安排下，任何一个单位或份子的界定权利受到侵犯，某程度整个连串的所有份子都要付出这侵犯的代价。 因为地区或县的竞争，中外合资的合约发展成为一种特别的专利使用合约，每件算的使用费可以不受管制地汇到外国的银行。我曾经研究过发明专利的使用合约好几年，知道监管这些合约的履行很困难，但以合资合约从事，有外来的作为董事在场监察，收钱就容易得多了。这是外资蜂拥到中国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周燕奇迹地拿得一批合资合约的真版本，赢得一篇不错的博士论文。我邀请了她为这个会议写一篇摘要，这里不多说。 因为县的竞争，工业类聚的集中发展非常显著。中国的产品今天泛滥地球，但外间的人很少知道工业的地区集中与专业的程度。佛山的陶瓷产出历来有名，我邀请了李俊慧为工业类聚提供一文。 因为县的竞争，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受到压力要加速。世纪转换，地价的上升大大地协助了这私有化的进程。较高的地价让地区政府有钱补偿解散国家职工，拿开了最大的障碍。国企的买家会把原先位于市区的物业出售，搬到地价较低的工业区去。长沙的国企私有化的速度可能破了世界纪录。我安排了那里的副市长刘晓明写有关文章，因为是他主导这发展的。 县的竞争也协助了减少贪污。有同样条件的地区，只有无知的投资者会到一个贪污知名的县下注。有经验的投资者知道贿赂是一项成本，早期在南中国的厂家例行地把这些成本算进产品售价之内。不是所有贪污都消失了，而是与九十年代初期相比，减少了很多。跟我谈过的干部都同意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有助减少贪污。 最后，我认为过去十至十五年的合约选择的高度自由——除了上文提到的地区承包合约的串连——也是县际竞争的效果。合约选择的弹性够高，使九十年代的中国免于经济衰退。 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总有一天，农地转作工商业用途的边际价值会下降至均衡点。可能十年之后吧。今天我们见到的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会消失吗？答案是这竞争的转弱会出现。然而，有县制度的存在，竞争会转到其它方向去。最可能的新竞争目标是科技的发展。为此我曾建议北京的朋友要紧握增值税，因为科技的引进是最有效的增值法门。 注四十 二○○七年十一月，上海也引进这规定，但该市的不同地区各自有法避去。可以说，上海没有真的执行这个规定。深圳起初是严厉执行的，过了不久可以用大约四千美元购买另一条通道，后来楼价大跌，政府忙顾左右。 注四十一 二○○七年一月一日，北京给县增加了两项规定。其一是显著地提升了收回农地时给农民的补偿。这是判断性的。其二是出售任何用作建筑的土地，要通过拍卖。原则上，这后者对县制度的运作不利，但有躲避之方。县会把土地的投资项目写得特别，广告若隐若现，通告时间缩短。这样，洽商好了的投资者通常是拍卖的胜出者。 广告一则 为祝贺中国经改三十周年，《中国的经济制度》(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
英文原文及中译以精装推出，七月二十三日面市，书价港币一百。张教授签名本香港加邮费港币三十，海外空邮加六十，接洽花千树出版社，电话：2729
1208，传真：2729 7162，电邮：arcadia@netvigator.com。国内读者可与花千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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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八） 张五常著·译 第八节：县现象的经济解释 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不寻常。我认为那是中国在困难的九十年代还有急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大约二○○四年越南把这中国制度抄过去──有人说是得到我的文章的提点──那里的经济也起飞了。这制度不难抄袭，但需要地区没有顽固的利益阶层，也要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来推行。像北韩与古巴那样的国家，要尝试成功机会很不错。 不难抄袭，但解释却非常困难。不容易明白为什么这制度运作得那么好。我只一个晚上就打开了佃农分成之谜，却要三年的长日子才能解通中国的密码。困难所在，是我们面对的是个复杂的合约制度，此前没有见过。演变迅速，过程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安排，要到尘埃渐定才依稀地见到一个可以理解的图案。要长时日才能看到关键的要素，而当我认为找到了这些，另一些重要的碎片还是缺少了。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学得很多，使我对合约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层面，让我能用有一般性的理论去找寻那些缺少了的，然后把碎片组合，砌成一幅看得明白的图画。 让我从一九六九的春天说起吧。当时高斯和我到温哥华参加一个渔业研讨会议。在座有人提出，因为公海的鱼一般游很远，渔业私产化公海要独占，所以要有垄断权；这样，市场的鱼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给无数的农户耕耘；农户之间会竞争，所以农产品之价必定是竞争市场的价格。」 名义上，今天北京是地球上最大的地主，拥有中国天下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把土地以五十年长约租出，二○○七年公布租约期满后自动续约，指明政府有特别需要时可支付补偿来收回土地。他们接受了使用权要清楚地界定为私有，也知道要广泛地这样做，于是把有了界定的使用权下放，达到每户每家。为了维护有秩序的权利下放，他们知道承包合约可行，在经济压力下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就出现了。今天一个局外人拿着不同地区层面的文件研究内里的法规条文，很难看得出字里行间含意着的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这些文件其实是早前的承包合约经过了修改而演变出来的。 不同的地区层面是垂直或上下串连，同层或左右不连。这是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火上加油，权利的界定的原则无处不用。县的地理界线划分当然清楚，而县干部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来得那么清晰，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的商业机构了。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互相竞争，是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另一个理由。 再火上加油，县干部的奖赏按成绩算。政治游戏与贪污无疑存在，但这些行为，就是先进之邦的市场经济中的大商业机构也有。除了前文提到的奖赏方程式，县干部的应酬费用相当慷慨，视乎那个县能赚多少钱。每个干部可以按建筑成本作价购买一间住所，而工作成绩好有机会升职。有一个流行的「五十六岁的假说」：六十退休，到了五十六而积蓄不够，干部贪污的倾向上升。他们也告诉我，能干的县干部不难有外间的商业机构招手，因为管理一个县其实是管理一盘生意。 一九九四全面引进的产品增值税，又再火上加油。那是佃农分成。我早期的论著指出，在佃农制度下，地主关心农户的操作履行比固定租金为甚，因为地主的收入如何要看佃农的工作表现 （注三十八） 。一个鲜明的例子可以示范县与县之间的热烈竞争。那是购物商场。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比起上述假设的购物商场，县的制度对鼓励竞争犹有过之。这是因为县要对上层作交代或报告。上层不仅鼓励竞争——他们强迫这竞争的出现。说到底，百分之七十五的增值税是上层收的。这是层层承包促长竞争的激烈性的原因。 让我们回到承包责任这个制度去深入一点地理解县与县之间的竞争。这个制度演进时，使用权的界定——因而有私产——是织进了市场合约中。从高斯的定律看，市场的运作分两步。第一步是界定私有产权，我的看法是以合约来约束资源使用的竞争。第二步是市场本身的出现，通过有市价的合约来交换资源的使用或产品的权利。 承包责任制是另一种安排。使用权的界定与市场成交是结合在同一合约中。一个投资于县的人，通常只签一份几页纸的合约，里面说明土地面积、地点与地价，他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双方履行责任的期限。地产证或地契要等投资者的钱汇到指定的银行几个月后才拿得。签好了的合约可以转让，但如果投资者要到银行借钱，有地契在手就比较方便了。 问题是为什么跟高斯的分两步处理相比，把产权织进了市场合约会增加竞争的效应呢？答案是在织合的安排下，投资者要履行责任。付钱之外，投资者要在合约指定的期间履行指定的项目才能获取土地的使用权。这是说，付价之外，承包合约是授予值得的优胜者。错误的判断当然可能，而取巧的投资者不罕有，例如只建造围墙而不再建什么。地价下跌之际县干部可能忙顾左右，但当经济转热他们会收回不履行合约的土地。当大跌了的地价在二○○○年掉头上升时，不少投资者哭出声来，但履行合约的却在偷笑。 上述的织合安排不是中国独有的。正如高斯指出，好些国家的租约或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而我在上文指出了购物商场的合约安排很类似。我也曾指出，中国的县制度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新而重要的是这些部分的组合，通过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使用权的授予是换取履行，而这基本原则到处用。尤其是，在工业发展中，政府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合约安排，通过上述的织合、佃农分成与层层承包的串连，是令人敬畏的经济力量带来的效果，在一个有超过十亿贫困人口的时代，领导者既有勇气也有智慧去执行「试一试，看一看」这个原则。 通过串连承包合约而形成的权利结构，使我联想到一个国家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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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五） 张五常著·译 第五节：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 承包合约用于农业是成功的，虽然要好些时日才简化为今天的可以转让的土地租约。在这过程中，执政者逐步减少了他们的操控，偏向于界定土地的使用权利。九十年代初期农产品的价格管制取消了，二○○五年取消了农业税，使农业的承包成为不需要付税的长期租约。形式上还是承包。就是今天，农地的买卖称作「转包」。 把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去有困难。八十年代中期我考查这项目时，主要的困难是工业的资产要折旧。维修保养与再投资的责任谁属，上头政府与下面国企之间常有争吵。我建议过些解决方案，包括发行可以转让的股票 （注 三十） 。九十年代后期，发行股票开始实施，但主要是有垄断保障而有利润的国企。至于那些要亏蚀的无数国企，他们的资产净值早就下降至零。事实上，九十年代，执政的人要把亏蚀的国企免费送出去也不容易。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困难。九十年代初期起，亏蚀的国企的困难再不是资产贬值——他们没有什么还可以折旧的了——而是要吃饭的国家职工没有补偿不能解雇。二十一世纪开始，这些亏蚀的国企成功地近于全面私有化，主要的协助是地价上升了。这点我将会解释。 令人失望的工业承包的经验，到头来却提供了一个有巨大价值的主意。大约一九八四年，那所谓「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在工业出现。并不新奇，外间的工业称作「次承」，或称「分包」。西方称subcontracting，而众所周知，工业或建筑业的「subs」往往是好几层串连起来的。如果一定要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选出一项关键的发展，我的选择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农业的承包与工业的层层承包组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成就：这组合不是引用到个别农户或个别国企，而是引用到有地理界线划分的地区去。我认为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 一个长期不断地跟进这个制度的发展的人，可能觉得非常复杂，但到后来尘埃渐定，则可以看到这制度是直截了当而又理性的。没有在其它地方出现过。虽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组合的方法与形式是创新而又有效能。 承包合约的组合引用到地区去的初期，不同地区的安排往往不同，变动频繁，要到大约一九九四这制度整体的共同特征才可以辨识。我开始领略到这制度有超凡之处，是一九九七我到昆山考查那里的发展。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我前所未见的。二○○○年通缩终结，地区竞争的惊人活力使我震撼，但我要到二○○四的年底才能解通这制度运作的密码。 不怀疑执掌政权的人有本领，但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这制度是被经济的压力逼出来——有那么多人要吃饭，改革的浪潮震耳欲聋。处理当时的风起水涌，指导的原则可不是邓小平说过的名句：「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寡言的邓老曾经说的：「试一试，看一看。」 在细说这地区竞争制度之前，我要澄清一些名词。每个地区当然有它的专有名词，但它们的普通名词——市、镇等——可以有混淆。有些普通名词不同是因为起名于不同的时间，也有些经特别处理，直接由北京管辖。我喜欢用自己的地区分类，是干部朋友之间一致认同的。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北京中央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提供关于土地及其它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它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科技的改进与资产及知识的积累当然重要——目前中国正迈步向这些方面走：私营的科技研究投资的增长率，今天的中国冠于地球。然而，如果人民吃不饱，科技及投资是没有什么用场的。处理好土地的使用，让广大的群众脱离饥寒交迫之境，经济会因为有储蓄、投资与科技改进的支持而上升。 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些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以我之见，多加了一层竞争是回答我说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新意。 「县」往往被翻译为「郡」（county）。这是不对的。在中国，「市」的面积很大。平均一个市有八点六个县。二○○六年底，官方的统计，是整个国家有二千八百六十个县（或是同等级别的地区），各有高度的关于土地使用及日常经济决策的自主权。县的平均面积约三千平方公里，但差异很大。人口稀少的西部，县的面积一般是庞大的。人烟稠密的东部，县的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我估计县的平均人口约四十五万，差异也是大的 （注 三十一） 。 问题仍在——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它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在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大家都见到的近于奇观的经济增长？ 注三十 见注二十九的文章，及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革命》 （ 1993），二○○二年四月增订再版（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 注三十一 通过承包合约而把经济权力授予县，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议论：中国应该取消城市吗？赞成的认为：经济权力落 在县之手，但政权却是城市的干部较高，冲突不容易避免，这会扰乱整个制度的运作。是复杂的话题，我没有跟进。二○○七财政年度起，县直接汇报财务事项到省政府，跳过了市，但其它政权还是市高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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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制度（十二之四） 张五常著·译 第四节：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 让我再次强调：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是要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这是说，约束竞争的方法要改变。从前文提出的广义的合约概念看，约束竞争的合约安排要改变。这些合约不一定是大家熟知的市场合约，但还是合约，因为规限着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竞争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要怎样才能把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去呢？意识形态与政治考虑不论，八十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个大困难，是这个转移含意着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既得利益份子不会接受。我当时的希望，是制度开始变换时会立刻导致总收入的跳升，以致收入排列位置下降了的人的收入还可以有增长。这收入跳升真的出现了：一九八三年，南中国有几个地区的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虽然如此，制度的变换还是惹来此前的得益份子的反对。一九八五年四月，我为文建议国家出钱把等级权利买断 （注 二十四） 。这建议带点幻想而又明显地困难，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论支持。可是把等级权利买断终究没有出现。 另一种补偿的方法出现：贪污。一九八四中期，贪污开始盛行。起初我是欣慰的，因为贪污是替代了早些时的后门交易 （注 二十五） 。这清楚地显示着等级排列的制度开始瓦解。但当北京于一九八五公布他们计划把产品分类管制，我立刻大声疾呼，说中国正在走上「印度之路」，指出如果贪污的权利被管制法例界定了，中国的改革会停顿下来 （注 二十六） 。警告之下，北京的支持声浪变得强大了。产品分类管制是放弃了的。 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在管制法例下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中国的经验不支持这观点。贪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反向关连，推翻了贪污对经济有贡献的说法。但是，如果一定要说一点贪污的好处，那就是用金钱补偿特权份子或减少他们对改革的抗拒。我也不同意中国今天的贪污无所不在的观点。仍然普及，但比起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期，贪污下降了不少。我认识不少干部对自己的工作引以为傲，足以推翻贪污无处不在的说法。自一九九三起肃贪的行动有看头，而我将指出，肃贪是得到地区之间的竞争协助的。我认为比起其它亚洲国家，中国目前的贪污水平是偏低的。 从一种以合约界定权利的制度转到另一种，过程的初期中国幸运地得到一张有市价的合约协助。称为承包责任合约，用于农地功效立见。一九八六我写道： 那所谓承包责任合约，从最简单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于国家通过土地租约授予私有产权。这租约的年期可长可短，原则上是可以永久的。国家没有放弃土地的所有权，但使用权与收入权则为承租人独有。转让或出售可用转租的形式处理。政府的几种征收可以组合起来作为一个固定的租金，而因为这租金交给政府，就变为物业税。如果这土地租约是永久的，西方法律称fee
simple，加上租约可以自由转让，则称fee simple
absolute，是私产的最完善形式！ （注 二十七） 追查承包合约的发展，我得到同事蔡俊华慷慨地提供他搜集了多年的详尽资料，让我于一九八四发表一篇关于农业承包的文章 （注 二十八） 。故事从一九五八开始，人民公社在整个国家推行了。广泛的饥荒出现，而这悲伤的回忆持续了二十年。为了减少饥寒交迫，人民公社引进了一连串的修改措施。首先是工分制；跟着是生产大队；跟着大队改为小队；到了一九七八，承包责任合约开始出现。「承包」在中文的意思，是「你担保完成由我指定的，你可以做你的事」。起初这承包合约只用于生产队，一九八一伸延到农户去，附带着指明的产出目标。到一九八三，合约的条件改为农户担保交出一个定额，余下来的归农户所有。开始时官方的征收有好几项而又复杂，随着时日的消磨逐步简化，到二○○五取消了农业税。有一段时期政府有权以管制的价格购买农产品，这价管在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 承包合约在农业很成功是没有疑问的。不同地区的农地以各区的人口平均分配，主要以人头算，而农地使用的转让过了不久就通过转包的形式出现。但当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时，遇到不少困难。工业的运作，机械资产会变旧，也可能被盗去，而法律上国家职工不可以解雇。为了考查这些困难的底因，深圳选出三个青年协助我。工业承包合约的真实样本，有求必送。他们带我到工厂视察。有这些方便，我获得的却甚少。发展转变得太快，合约的条款不断地更改，使我难以找出有一般性的结论。 在这个时刻，大约一九八五吧，我强烈地建议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希望这样国营的企业能比较容易地私有化 （注 二十九） 。一九八六年，我被邀请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去研讨他们的承包合约安排。在他们的宿舍住了几晚，讲了一次话。十六年后——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我被邀请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该校的商学院院长到机场接我，途中说当我在首钢讲话时，他在座。他说事后每个听众都受到警告，说不要相信我建议的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把界定了的使用权推到尽头。英雄所见略同——中国人这样说——过了不久，使用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成为邓小平说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驶往党校途中，院长对我说，一九八六年他不可能想象自己有一天可以拥有一部电脑，但现在是隔一年换一部新的。听到这些话，我感触无限。像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知道没多久之前中国的情况，比起对过往知得不多的年轻人，这些年发生的事来得更属奇迹了。从机场到党校是颇长的路程，我意识到这位上了年纪的干部对中国的奇迹感到骄傲，而国家必定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在重要关头站起来准备拼搏。 注二十四 张五常， 《官商的天堂》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 《中国的前途》 。 注二十五 「后门交易」是指偏袒的买卖。这些交易不是贪污，而是基于不同的等级排列有不同的权利。没有犯法。见张五常， 《贪污的后患》 ，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发表于《信报》，其后转刊于 《中国的前途》 。 注二十六 见Steven N. S. Cheung,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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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斯今年七月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议」而写的英语长文写好了，正在翻为中文。分十二节，本来打算到时按节分期在这里刊登中译，但两个困难无从解决，逼着放弃稿酬，转到网上发表。第一个困难是文章艰深难明，每星期一节相隔太久，中途入局的读者会摸不着头脑。第二个困难无可救药。那十二节长短不一，较长的几节，加上脚注，这里的篇幅放不进去。 是我平生最重要的学术论著。高斯赞过无数次，但他认为虽然最近的第三稿大有改进，仍然难读，对读者的要求甚高。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累积了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二十九年，有复杂的历史要说，也有创新的理论要解释。英文二万多字，翻成中文三万多字了。 年多前老人家高斯要亲自策划一个中国经济研讨会议，邀请我写这篇开场主题，我想：自己欠他那么多，中国又欠他那么多，一定要写得高斯满意。历来知道他对文章很不容易说半句好话，我想，是表演真功夫的时候了。我又想：年逾古稀，虽然智力不减当年，但上帝定下来的规律，不言自明，那就持着不会再有明天的意识动笔吧。 为此，去年我在这里发表了 十一期关于经济学的缺环的文章 ，重温自己对经济制度的平生所得，作了准备。八月动工，日以继夜写了三个星期，减了五磅，有了初稿，然后贾其余勇，九月的第二稿寄了十多份出去。一位国内的教授朋友读后，对一位同学说：「这样的文章是作者有钱才可以写出来的！」 不知是赞誉还是贬低，但我认为他说得对。如果没有未雨绸缪，为自己老来退休的生活作了打算，要为米折腰地靠思想创作为生计，不饿死才怪。《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创作，只管真理，不管其它，但正如明代徐渭的诗中有云：「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拋闲掷野藤中。」值钱吗？比不上交易费用！上苍有知，如果北京依我之见，经济有赚分一小点给我非常过瘾。但讯息或交易费用那么高，天才等同废物，能不可悲乎？ 衷心羡慕那些搞艺术创作的人。虽然一将功成万骨枯，但纯真的艺术创作，只为满足作者自己而不管他人怎样想的作品，卖得起钱的艺术家存在。不多，但久不久我们可以见到成功的例子。 学术或科学呢？完全不管市场的纯真创作，能卖得起钱的作品我没有见过。牛顿的天才当时震撼英国，跟着有机构养起他。达尔文是富家子，无所谓。孟德尔是个和尚，与世无争。爱因斯坦也因为天才震撼而有大学养起。经济学中史密斯有富人长期高薪雇用；李嘉图是富有商人；米尔有经济学之外的正职；马歇尔是讲座教授，巨著之后不需要再发表什么；凯恩斯家境不俗，自己也很懂得赚钱；费沙在生意上赚过很多钱，大萧条中计破产，由大学养起。 上述只是随意想出的大师实例，没有一个的重要学术创作是为赚取生计而「创」出来的。这是说，学术创作，为米折腰而创之不管用。为的是些什么呢？为了好奇心，为了给自己一点满足感，也可能为了要争取一点辛稼轩说的生前身后名。说过了，思想是共用品，一般卖不起钱，要搞思想创作的人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从事，要为生计搞思想创作，不容易创出些可以勒碑志之的。 思想作品卖不起钱，强而为米折腰，搞思想创作大麻烦会出现。我要指出的是美国七十年代初期起，大学的教授，尤其是我熟知的经济学，出现了不在正规学报多发表文章会被革职的情况。这与英国二十世纪中期之前的学术生存之道明显地分离了。就是到了六十年代的美国，不发表要革职也不大明显。但跟着是政府资助大学愈来愈普及，私立的被迫要跟着大势走。 要多发表才能生存的作品，可观的凤毛麟角——基本上我没有见过。想想吧：为了生存而发表文章的教授，要顾及学报文章的格式要求，要投评审员的所好，要听学报编辑的话，也不敢开罪多人。评审员与编辑一般是自己创不出什么来才作这类工作的。他们的品味与判断力一般平庸。不止此也，为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费时失事，投搞与发表之间要修改不知多少次，就算被接受，等三几年才刊登是惯例。有谁曾经这样留难过史密斯、达尔文等人？难道这些思想家比不上今天的教授吗？ 回顾平生，我自己只有一篇学术文章被学报推却。那是初出道时的 《佃农理论》 。投于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编辑说评审员的评价不差，但众所周知，佃农分成率是由风俗习惯决定的，我说由市场决定，不对，要修改。发神经，我当然不改，于是算被推却了。后来该文一分为二，在两家其它学报发表，四十年后的今天还被引用。四年之后，《美国经济学报》的编辑不知从哪里看到我的《蜜蜂的神话》的文稿，来信说希望给他们发表。当时该文已答应了给另一家。我还是一肚气，因为来信求稿的编辑要我取消细谈饲养蜜蜂那一节，其品味与判断跟我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一节，是我后来在行内获得调查详尽、可信性高的声誉的一个主要原因。学术文章没有被学报推却，因为我很少投稿，通常是由编辑朋友邀请的。 回头说最近完工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差不多用尽自己四十多年来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所得，跟进中国的发展二十九年，策划动笔是一年多前的事，也算是写了一整年了。是纯真的学术创作，以金钱算成本与收益，亏得一塌糊涂。为米折腰是不可能写出来的。高斯会出书发表。如果投稿于学报，不减少四分之三的字数被收容的机会不高。 会传世吗？定过抬油！该文的第三节，写合约的一般概念，达到制度经济学的无人之境，让我感受一下陈子昂说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矣！ 告别启事：《南窗集》不停地写了九年，是个人纪录。最近聘请了两位助手再整理自己的论 著 及其它的，这里要停笔了。忘记了时日，屈指一算，在壹传媒的刊物我发表了二百多万字。其中要感谢的，是二○○○至二○○二在《苹果日报》发表的三十多万字的三卷本 《经济解释》 ，尽展平生所学，但还要大修一次。天下不会有其它大众读物刊登那不容易读的学术分析，而要不是逼着按期交稿一百次，这三卷本不可能在两年间写出来。 张五常博客管理员按： 张五常教授的《南窗集》专栏结束了，但网上栏目 《五常问答室》 会继续，此外，张教授还会写一些文章，只是篇幅较短，敬请继续关注张五常博客。 下一阶段，张五常博客将刊出张教授为将于今年7月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的、由科斯举办的“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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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米尔一八四八年提出的灯塔例子，触发了百多年不断的不大不小的辩论，没有谁分析得对，是辩论到今天还是余波未了的原因。六十年前森穆逊称灯塔的服务为 public
good ，误导，后者中译「公用品」，不对，再误导。我改译为「共用品」，那才对。 一个公厕任何人都可以用，说是公用是对的，但不可以共享，因为甲用时乙不能用。一个 public
beach 译作「公众海滩」或「公共海滩」，都对，但严格来说不能共享：我躺在滩上，你不能躺在我身上；你的孩子在滩上游戏，干扰着我。米尔的灯塔，是无数船只可以一起用，在黑夜中避开礁石，互不干扰。这才是共用品的特征。灯塔的建造者收费会有困难吗？传统之见是灯塔要由政府建造，免费给船只使用，因为私营收费有困难。高斯曾经追查英国的灯塔史实，发觉不少灯塔由私人建造，收费的，最后由政府收购，拥有灯塔的私人业主赚到不少钱。关键所在，是当时英国的私营灯塔是通过港口的船务部收费，近于由「政府」强迫收费了。 共用品的特征是无数人可以一起用，英语称 concurrent
usage ，互不干扰。一个电台节目是好例子：各人在自家收看或收听，互不干扰。靠有线操作可以收费，但无线则要靠广告收入，除非政府插手协助。莫扎特的音乐也是共用品。当年莫氏要靠富人订购乐曲，或学子购买曲谱，或在可以关上大门的乐厅内演奏。如果莫氏今天仍在，每次电台播出他的音乐可以收钱，他富可敌国，但学子们在家中弹奏他的乐曲，怎样收费呢？ 思想也是共用品，收费更难。不是对社会没有贡献——对社会的贡献可能价值连城，但市场无价，是以为难。牛顿的三大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是人类的骄傲，但在市场出售这些思想恐怕不及一张画作。上述的三项伟大思想会永远传世，但一般算是了不起的思想创作，因为市场无价，没有顾客出钱收购珍藏，其传世机会比不上今天国内一个二等画师的作品！这是因为思想是共用品，油画可以独占，不是。 卖不起钱的思想可能大有价值，盘古初开以来，守秘或保密是一种把思想成果带来市场收入的方法。我有个思想，原则上所有的人可以共享，但没有谁知道是什么。我成功地把这思想造出产品，市场有价，但外人见到这产品不容易知道制造的秘密，我的思想就会因为保密成功而赚到钱。如果外人见到产品可以猜出制造之法，守秘或保密是没有用场的。 一四七一年，意大利首先推出发明专利的保护。这是今天吵得热闹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前身。这种保护可以给思想创作带来市场收益：虽然发明的本质是共用品，但有了发明专利的注册，不付钱不能用。是费用很高的专利维护，但因而发达者大有人在。费用之外有三个条件。其一是发明者要公开秘密；其二是要把发明成功地表达在可以观察到的实物上；其三是发明专利的保护有限期。 我不要在这里多说曾经花了不少钱研究过的专利话题——读者会很容易天旋地转，但显而易见，大部分的思想创作是不能注册为发明专利的。经济学的创新思想，不能这样保护，可以共享，市场无价，没有谁会买下来收存珍惜，传世的机会于是渺茫。像高斯定律那样可以肯定历久传世的经济学思想，百年难得一见。 别的学术我不敢多说，但西方经济学的思想知识历来是通过大学出售的。可以由学生交学费来购买，而近代则不少由政府付补贴。一般而言，大学的教授拿得薪酬，教书之外还要作研究，要搞思想创作。至于这创作能否导致加薪，是非常复杂的话题，这里不论。这些年的发展是鼓励增加文章数目，创出废物无数，我骂过了，这里也不论。 这里要说的，是学术思想要传世的确困难。我有资历说一下，因为从来没有为加薪写文章：初出道就获终生雇用合约，在正规学报发表文章一年没有一篇，数量少。这样的行为起于当年在西雅图华大时，系主任与院长一致促我不要多发表，要集中火力博大文，不用担心加薪云云。华大之前在芝大，系主任与院长也这样说。这样的学术生涯不容易遇上。 博大文，谈何容易哉？不论两次中计，选择了过于困难的话题，所得甚少。另一方面，自己认为是称意之作，我无从猜测传世的机会如何。再另一方面，有些自己认为不怎么样的文章，过了二三十年才开始有人提及。 文章是否传世的准则是相当明确的。发表后若干年还有人提及，就是传世了若干年。十年后偶尔被提及一两次可能作不得准，但十年后每年有三几次是了不起的传世！那是指被他人引用的次数，七十年代初期起有好事之徒每年作出统计，发表。 不少例外。一位朋友作某学报编辑，被提及的次数激增，后来下马，提及次数暴跌，因为投稿者要擦编辑的鞋。一些作者埋堆，互相引用论著，大家一起增加被引用的次数。一些教授多收博士生，或明或暗地希望博士生发表文章时提到老师。写毫无创见的纵览文章（ survey
article ）被引用的次数特别多，因为很多作者懒得读原文，有理冇理只引用有关的纵览文章。以上一切，短暂传世有效，长远一点要靠真功夫。 在经济学而言，一篇文章发表后十年每年有两次被引用，十分难得。二十年后每年还有两次，是大文。三十年后每年还有两次，是经典。五十年后还有，绝对是奇迹。我可能活不到佃农理论发表后五十年！ 是不公平的世界。拿出些有实物为凭的创作，只要市场有价，传世五十年易过借火。但思想不是实物，可以共享，没有购买者可以据为己有，市场于是无价，传世几年也不易。要靠他人引用或提及而传世，基本上是冻过水。如果你不是西洋血统，思想要在西方传世，难上加难，因为某些原因，非西洋血统的在西洋发表文章不容易被提及。不是过于敏感，而是有胆打赌：我的中语文章在中国传世的机会，要远比我今天的不少人认为是经典的英语文章在西方传世的机会为高。我也敢打赌：论到传世机会，我的文章比不上我的书法作品。后者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不是共用品，可以独占，市场于是有价，虽不足道，但得者会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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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桂冠是风格吗？（创作闲话，之三） 学术是思想工作。思想传世需要有风格吗？可以有风格吗？都是深问题。学术文章当然有风格，但那是指文字艺术那方面，不是学术思想的本身。有艺术风格的学术文字，传世机会较高，但那不是因为思想风格使然。清晰的文字传世的机会也较高，使我们惋惜一些思想家因为文字不够清晰而被时日淘汰了。 昔日芝加哥大学的奈特（ F.
H. Knight ），大思想家无疑问。感染力极强：他有五个学生后来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然而，佛利民曾经告诉我，奈特讲课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更不幸的是，奈特的文字艰深难明。他那一九二四发表的大文，我要反复重读才体会到是伟大之作。奈特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颁发后几年才谢世。我曾经抱不平，质询一位诺奖主事人为什么奈特成为漏网之鱼。回应是他的话事权不足。 说到经济学诺奖漏网的，英国的鲁宾逊夫人（ Mrs.
Joan Robinson ）可能是最巨大的鱼了。夫人比奈特谢世迟好几年，在情在理诺奖是囊中物，竟然拿不到。没有认识过一个经济学专家不认为夫人应该获诺奖。这样一致的看法历来罕有。好些朋友（包括佛利民）认为，夫人拿不到经济学诺奖有政治因素：她在文革时期支持中国共产党。政治与学术有什么相干呢？观点不同是不应该把夫人的贡献减一分的。 既然写闲话，我想到两件往事，这里说一下。其一是我进入研究院之前，两位英国经济大师到我母校讲话，相隔只几天。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希克斯（ John
Hicks ，后来获诺奖），另一位就是鲁宾逊夫人了。后来跟老师艾智仁谈到这两位的功力水平，艾师对希克斯没有好评，可能因为知道希氏的名著的主要部分，是从费沙（ Irving
Fisher ）的博士论文抄过去的。（费沙的论文刚好再版面世。）但说到夫人，艾师敬重万分，极力推荐她的名著，《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这本书真好，虽然与我后来的思维发展各走各路，我从这本书学得很多，今天的同学千万不要错过。第二件往事，是我的儿子出生，取名 Ronald ，那是高斯的名字，他非常高兴。后来女儿出生了，高斯问取了个什么名字，我说是 Cecile ，他说：「为什么不是 Joan ？」当然是指 Joan
Robinson ，鲁宾逊夫人是也。可见高斯对夫人也仰慕已久。夫人已矣，燕子楼空，在这里终于找到机会表达一下我对她的仰慕与感激之情。 回头说风格或面目，学术或科学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呢？不能以学术的文字风格衡量，因为那是艺术那方面的。要衡量的是思想。思想究竟有没有风格这回事呢？原则上应该有吧：下象棋也有个人的棋风。然而，思想本身相当抽象，我们不能像拿起一幅画作那样来品评作者的面目。 从我熟知的经济学说说吧。文字本身不论，经济学有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传统。这些是风格吗？很难说。想深一层，某些经济学者的姓氏之后，会给内行的君子们加上「 -ian 」三个字母，例如 Marshall 的传统或什么的被称为 Marshallian 。凡在姓氏之后给人加上「 ian 」的，传世机会激增！但那是代表着什么呢？深不可测，可能是说传统，或说派别，或说品味，也可能是说风格或面目了。说是分析的风格可能最适当，如果是，那也是说思想的风格了。 有「 ian 」在姓氏后不一定是好事，虽然对传世的能耐有助。四十年前一位朋友出版了一本名著，题为《 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内容主要是说凯恩斯学派（ Keynesian
economics ）是二流货式，但凯氏本人的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Keynes ）却是一流。孰是孰非这里不论，但凯恩斯的姓氏后被加上了「 ian 」，其大名传世可以断言。真头痛，凯氏的「 ian 」应该是指学派，不是风格，虽然这二者不容易分开。 很不容易在姓氏后给人加上「 ian 」这个称呼。二百多年来西方的经济学者中，能获此殊荣的不到二十个，其中常被提及的不到十个。自诺奖颁发以来，获奖者不下五十个吧，但被人在姓氏后加上「 ian 」的只四个： Samuelsonian 、 Hicksian 、 Hayekian 、 Coasian 。其它获该奖的顶级名家，例如 Arrow 、 Friedman 、 Stigler 、 Becker 等，到今天还是与「 ian 」无缘的。你说奇不奇？ 想来想去，我想不通被外人挂上「 ian 」这个桂冠的条件是些什么。有时我认为可以读得朗朗上口有着数，例如 Shumpeterian 、 Fisherian 的音韵悦耳，易记。然而，不是那么好读的 Pigouvian 也大名鼎鼎。近人中没有 Arrowian 可能因为不好读，没有 Friedmanian 或 Stiglerian 可能因为他们涉及的题材过于广泛，但没有 Beckerian 我是想不通的。后者的经济分析自成一家，作品题材专于社会问题，教出博士不少，除了一两个都是走老师的路。 Mundell 呢？今天还没有 Mundellian ，但有机会跑出——买马我会买这只。这是因为此公对货币与黄金的看法数十年不变，今天世界金融大乱，他的货币观看来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了。 我的老师 Alchian 应该有 Alchianian 的桂冠，但没有。「 ian 」重复成双有点怪，但过瘾易记。我这位老师非常了不起，对学生及同事的感染力极强，而四十年前不少行内人认为他是天赋最高的经济学者，对价格理论的掌握前无古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离开母校后他的研究题材有了颇大的转变。今天的同学要拜读艾师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天才无疑问，后学的人读上几天不仅会提升智商，也会知道何谓学问高人也。资料如下： Armen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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