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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致学 ——张五常的经济学功夫 周其仁 想必早有人指出，为一个思想与生命浑然一体的人祝寿，最好的办法还是阐释他的思想。可是，在接近张五常70岁生日的日子里，我发现上述建议对自己不适用。 困难有两点。第一点是我早就明白的，以自己的能力客观评估，不可能把张五常阐释得比他自己写过的还要清楚。我的职业是教书，常常在课堂上介绍和阐释张五常，可是讲来讲去，最后对同学们说的还是你们不如直接去读他的作品。这是适用于我的一个定律：说五常不如读五常。 第二个困难是新的，是自1984年读到他的文字、1993年第一次面见到他以来的全新发现。作为一个70岁的“老人家”，张五常的经济分析到今天仍
然有非常厉害的变化！不知其他朋友怎样看，去年读先生论中国大陆修宪、前几天看他评人民币升值，我的感受如同20年前一样，新鲜、清楚而过瘾，就是不知道
这些想法从何而来。 这解释了为什么要拖到今天才为教授生日撰文。当初，几位朋友约定一起写点文字表示庆贺的时候，我是想好了一个题目的。可是看到教授的思维还在不断
变、变、变，就把我难住了。过去的经验是，自己认为想得对，不管教授摇头或点头，我都会说出来。但是连自己也感到拿不准的，怎么下笔呢？看来那个想好了的
题目还要再等一等，希望不要等到他80岁或90岁生日就可以写出来吧。 是的，很少写关于教授的文字。2002年出版自己的一本小书，在序言里交代受过影响的思想，当然非提教授不可。我回忆了最早怎样通过大陆的盗印本才
读到张五常；提到对教授1981年白纸黑字“推测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的由衷拜服；指出正是他的作品才让我们明白，要说明复
杂的真实世界，必定要选好的经济学理论——说了那样多，总共只有四段文字。为什么对影响自己最大的先生写得那样少？说过了，碰到张五常，“写不如读”。 但是新近的“发现”，倒让我觉得需要记下来与朋友们切磋一番。中心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经济学者要是基础不稳、出发点变来变去，那就什么也不要谈了。
反过来，基础牢靠、出发点单一的，免不了翻来覆去讲同样的老道理，难以屡有新意。你有没有如下经验：看一个大名家的作品，同意不同意一猜就八九不离十，还
是翻过去算了？ 张五常与上面两种类别都不同。他的基础稳固，出发点简单明了，推理和分析逻辑井然，坚持的理念多少年寸步不移；同时，他敢碰的题材千变万化，视角每
每与众不同，结论奇而不怪，大小文章总是新意昂然。我试过多少次，每拿到一篇五常新作，非常想读，但故意耐住不看，掩卷而思，猜一猜他在这个题目下究竟会
怎样写？告诉你结果吧，我的记录一塌糊涂。 天下有什么本事是这样难学的！教授分明不是那种令人高山仰止的学问家——你一看就知道学而无望，“仰止”算了。相反，张五常的文字浅白，观察到的现
象不是稀世奇闻，理论简洁，从不故扮玄虚，不堆砌复杂的方程式，也少用让人眼花缭乱的数据。是的，五常风格令很多像我这样肯定不是天才的人，也以为有机会
学得他的本领。这是我对天下有那么多“五常迷”的一个解释。搞科学不是拜菩萨，有机会学到的，吸引力才够大。 但张五常的本领真的很难学。你看他手起刀落解释世事，痛快淋漓而心向往之，跃跃欲试。不料分明是很简单的刀法，教授又反复、详细地作过讲解，可是轮
到自己上手，就是舞得不成样子。发狠苦练是必要的，假以时日也许可以做到有几分形似。但要不想欺瞒自己，用我刚才提到的简单办法检查一下，就明白学五常的
本事，远比想象的要难。 我为这个困难想过很长时间。我们首先要问:在经济学的世界里，张五常这一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每问及此，我的“写不如读”定律就要发生作用。我们
还是来读《经济解释》第三卷第八章“后记”里他自己的阐释吧：——1969年回港度假，到街头巷尾走走，我这个经济理论专家竟然不明白大部分观察到的琐碎
现象……当时我想，应该是传统的理论有问题，要改进。 ——复杂的理论一定要尽量简化……在这个简化过程中，要以能够解释真实现象或例子为凭，用不着的理论要淘汰。 ——整个经济理论的结构，以其骨干观之，是简单的。困难是要懂得怎样用。首先理论的重点要拿得准，理念要知得透。达到这个层面要有明师指导，也要从浅至深、深复浅、浅至深、又复浅地来来回回几次。 ——掌握了理论基础，解释现象的重点是局限条件的处理。局限条件是真实世界的事，不可以子虚乌有地假设出来。 ——经济科学的实验室是真实世界。我们要到世界走走，走很多年。我自己选走街头巷尾的路，因为小现象多而可信，搜集成本低廉。这些琐碎的小现象每个都无足轻重，但可以推到类同的大现象去，而多个小现象综合起来，可以得到真实世界整体的轮廓。 ——到街上走，走了多年，知道一般的局限及其变化规律，而观察到的现象，加上局限后以理论解释，越来越得心应手。重复又重复地以理论印证，数之不尽的小现象，数之不尽的印证，过了二三十年就觉得简单的经济理论威力无穷，对这门学问的一般解释力再没有怀疑了。 ——到今天，解释世事的困难还是在于有关局限条件的鉴定与调查。这困难永远存在，要花时间。这是科学。我们要不断地对世界的真实现象反复以理论印证
才可以学到怎样用理论的。在上文不得不以删节号处理的文字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是画龙点睛之笔。这句话是这样说的：“问题只在理论阐释者的功夫而已。”是
的，要举重若轻谈五常，重点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功夫”。 经济研究不是武打，为什么要论“功夫”？我的体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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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民间组织对抗震救灾的作用非常大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周其仁教授答记者问。 中国经济报记者： 我想请问一下周其仁教授，因为周教授一直是提倡从生活中去观察，我今天也看到一个现象，想请周教授解释一下，我知道几十年前有一个陕西农村出来一个孩子，很穷，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也做出很大的贡献。这个人就是坐在旁边的张教授。我们知道过去30年，经济快速发展另外一面就是断链，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东部和西部的差距。今天我在进入光华门口的时候，看到光华正在做一个项目，针对陕西地区的EDP项目，主要是光华地方出钱把陕西贫苦地区的教育，一些孩子给带过来经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培养他们的经济学和其他教育方面的能力，这是一个现象。我想请周教授给解释一下，像陕西的张教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现在在光华，通过EDP项目，回馈西部的力量，这种行为怎么扩大化，持续化，变成越来越多的消除分解和消除断裂的现象。第二，怎么能够有更多的人就像茅教授一样，能身体力行地去做出很多帮助贫困地区消除贫困的事情。 周其仁： 我是主张经济研究基于可观察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要观察得非常仔细，我有很多新闻记者的朋友，经常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像做经济研究的方法跟你们很像，关心故事，关心发生的事情，但是也有些差别。你们关心新奇的事情，我关心多少年不变的事情，我不关心新起来的事情，当然你们观察的现象我也感兴趣，因为过去有中国很多地方，一个故事，一个真实情况搞清楚很困难，我通常不会用别人讲给我听的故事来做经济研究，这是我的一个很保守的做法。当然你讲到的现象，我大概听懂了，如果说过去还有张维迎可以从陕北山村里出来，你的意思说现在这种机会是减少了，所以你用了一个词叫断链，是我们国家一些社会学家用的词，这个社会的机会跟底层之间好像完全脱开了是这个意思。 张维迎我当然知道，我已经讲了，他是从陕北村庄里出来，成为全国知名的商学院的院长，北大校长助理，知名的经济学家，这也反映了中国财富知识的上升。但是张维迎上学期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证明改革开放是有这个机会的。 中国经济报记者： 过去有这样的现象，现在张维迎通过EDP的项目，对中西部的扶植也好或者公益活动也好，缩短这个差距。这种行为怎么能够让它扩大化，经常化。 周其仁： 过去张维迎这种行为过去叫不忘本，这是非常好的行为，我出生于乡村，我成功以后不忘乡村，这是非常好的。其实人有侧隐之心，人类的感情里就包含这个东西，他会自发产生，这条同意你，不要把缩小差距，增加社会的和谐，完全看成只有政府才能干的事情，是政府和社会都可以干的事情，要扩大民间的参与这些工作。你看这次四川地震，中央政府的救援非常重要，民间自发地救援也非常重要，一个事情如果难度很大，应该动员更多的力量做才对，我不太同意经济学理论当中一种理论说只要是所谓公众的事情才只有政府的才能做的事情，这个理论都是错的，用在发展中国家更是错，我们需要动员的资源，跟解决的任务相比差别很大。还有在座的茅于轼老师，多少年就是在农村地区进行小额自助贷款实验，这也是我为什么非常尊重茅老师一个非常大的原因，不光经济学逻辑非常清楚，关键他亲自做这个事情，跟其他同道一起合作举办保姆训练学校，让农村进城的孩子有一个受到较好训练的机会，这些活动不是政府的活动，不是任命国家机关，任命部长、司长才能做，也不一定动员税收资源才能做，这个话题我的看法是这样，可以扩大民间参与非官方参与，跟官方缩小差距努力，收入再分配放在一个平台上考虑，这样的话，可能更加独立一点。 （本稿未经作者审阅，正式修订版请关注个人网站 www.zhouqiren.com 将随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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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 搜狐财经讯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周其仁教授的演讲。 主持人： 非常感谢樊纲教授关于中国30年当中经济的转型理论的提纲携领的分析。下面请周其仁先生就中国这30年始于农村，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思路做一点评。 周其仁： 我以为新书发布会是拿一本书就可以回去看，没想到还要开会讨论。要是主持人刚才继续让茅老师和樊纲讲下去，很快就会出一本书，说明3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们会觉得有很多话要讲。 我们当年下乡以后，回到学校上学，听说农村发生了变化，不是太相信，因为我们在农村已经呆了有十年，城市去农村的，比维迎还差一点，维迎就是农村出来的，他对农村的理解就是超过我，我在城市生活，又去农村看，有一个反差。十年干了很多无用的劳动，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不太相信我们呆过的农村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概78年听说安徽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太相信，同时另外一面也有点比较激动，因为农村好像不会变化，在给定的条件下，就像自然现象一样，农村就是很穷很穷，当时听说有变化是有一点激动，就利用暑期到安徽做了调查，当然有一个条件也是得到当时杜润生，他是不大在乎年轻人，不大在乎级别，不大在乎你从哪里来，只要有好的观察，有好的看法，他就愿意听。这就是我们卷进去的过程。 卷进去以后就发现像今天中国社会面临很多问题，当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卷进去做了很多调查以后，我有一个看法到今天还是坚持，就是中国社会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他解决的办法已经在这个社会里头。问题里分散的，自发的，想解决困难的努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变成国家政策的方向，这是不同的。 你说30年前农民什么问题？农民穷，可是农产品非常地缺，30年前中国农产品的困难程度是离谱的，一张张票城市居民有几十种之多，过年一户人家有一两还是二两芝麻，一张票到固定的地方去买，农产品不够，农民很穷，这社会不是不需要农产品，可是没有供给，你供给就可以增加收入，这是并存的现象。 你说这样的难题能不能解决，在乡下呆过就知道，我在农村观察过就知道，同一个农民在公家的地里干活一塌糊涂，教育我们下乡的年轻怎么少用点力气，不被看出来。同样的农民回到自己的自由地，行为完全不一样，自由地大一点，就是历史上多次发生把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划到一户户去种，承包多户。发生过多次。查来查来包产到户是1956年就在浙江永嘉县就搞了，后来所谓农村改革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早就有了，所以你要晓得不管今天在北京讲中国有什么问题，首先感到这个问题的还不是经济学家，是身在其中的老百姓，你说农民穷农民知不知道，农产品买不到，城里人知不知道，他都知道，只要知道都会做出反映，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差别，自发的反映得不到承认，是不被社会承认，这个差别好大。56年第一个永嘉组织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后来是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干部队伍，回去当农民，一直当1979年，我认识这个人，叫李云河，就是增产支持，等到风向一变，就把人打下去。所以中国农村有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就在社会里，无论历史上早就出现过，现实又不断地冒出来。 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问题是你不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式生存、合法，你就阻碍了生产力。所以改革，这里两个角色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国的国家政府，包括党。政策往哪里走，对底下做的事情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坚决打击，这就会决定国家的命运。 这件事情30年前发生很大的变化，代价是非常大的。你说为什么30年前开始对这个事情承认，以前就是不承认，这里就是制度经济学讲到的，一个制度发生变化，一定是原来的体系维护成本非常高，越转越转不动，损失代价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这种成本的这些人要有足够的数量，最后一条重要，要在关键的位置上，他知道这个体系转不下去，然后他就开始有变的东西，愿意承认，所以这点上，30年后始终认为邓小平的贡献蛮大，如果没有这个人，中国这么大国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大一点的“北朝鲜”，也许有点差，差不到哪儿去。我是到边防听北韩的一些情况，很容易懂的。吃不饱饭，大游行，人民往外跑，抓回去。就是这么一个体制，这条路一旦走进去，是很难出来。 所以要有一个条件的人物对过去体制的成本有感知，同时愿意用他的政治权威，为适合生产力发展新的关系给它合法化的地位。当年所谓若干个一号文件倒过来看，一号文件根本不是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这个包产到户被打压，一号文件主要是教育国家机器的，教育干部，说服他们这么走是对的，最困难就是这条路，因为过去那套东西会不但形成既得利益，还会性的一套意识形态，形成一套思想上的运算方式，认为只有这么走，才是对，其他是不能想的，不能碰的，不能试的，这是30年前中国发生变革很重要的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学者、研究者、调查者的工作，因为制度发生变化，除了原有的体制，成本要足够地高，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变化的体制的成本要足够地低，怎么低？信息非常重要，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可以说这里有这个，那里有那个，自己的社会里到底有什么，哪些事情做得通，哪些事情做不通，当年包括我们在座很多在内，机缘巧合，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点工作，其实不是说决定什么政策方向，就是降低了社会信息成本，他知道好多事情可以做的，做了也不会危害你原来想象的东西。 最早是安徽傻子瓜子，最早调查就是农研室组织调查，到底雇了多少工人，炒出来多少瓜子，交了多少税，再看他这里生产形态，是不是真得把你这个社会就颠覆掉，当年很离谱的，炒瓜子的事情最后报给邓小平了，没有他那句话，搞不成那就是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正规法律，认为这个做法是不可以的。 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在，凡是遇到困难，总有人想办法突破困难，因为中国每个普通人，每个家庭天然就有改善生活的强烈的愿望，这个愿望就会推动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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