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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中国高增长能否持续 记者： 赵灵敏 来源： 《南风窗》2008年7月8日 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造的经济奇迹，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曾发表调查论文，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在他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模式。 那么，如何看待这个总结？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奇迹的形成背后，到底有哪些被忽略了的因素？经济的高增长能否持续下去？本刊记者专访了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北京共识”，太早了 《南风窗》： 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保障体系、法治、责任政府等是经济发展的必需要素，但中国在所有这些都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经济奇迹”，那么，中国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吗？您如何评价“北京共识”？ 陈志武： 制度经济学的那些结论，不是针对模仿性高的制造业而言，因为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比如，儿时在湖南农村，偶尔会和小伙伴因为偷吃别人家的黄瓜被大人骂。但是，也就是偷吃点黄瓜、西瓜而已，不会去偷家具、抢劫，或者抢占房子。可见对主要财产当然有严格的保护规范，只是在那个环境里，那种产权和契约权利的规范不是靠大刀阔斧的正规法治，而是靠隐形的规则。当生活、交易的范围局限在熟人之内，平时的产品和财产也基本都是有形的实物，那么，实物的“实”本身就为财产和交易关系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有没有刚性的非人格化的法治不是决定性的。 但，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等契约性经济，建立知识产权体系，情况就大为不同了。我们总说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太低，钱都被西方品牌拿去了，但反过来想想，为什么中国做不出自己的品牌？这是因为中国的产权保障体系太差了。 我有个在美国做律师的朋友，专做专利诉讼代理。他告诉我，在国内如果你买一个公司的产品(比如，电脑)后要起诉厂家，到了法院，即使你出示发票证明你是真金白银买的、而且出示的电脑也是对方公司的品牌，中国法院也不一定承认你的电脑真的是被告公司制造的，品牌商也会以电脑是假冒的为由不承担责任，法官和律师竟然也会接受这样的理由。你把这类案子告诉美国律师，他们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美国，一个人买了电脑，即使没有收据，只要是某个品牌，那个品牌商就要承担责任，赔偿消费者。当然，如果真是假冒的，品牌商可以回过头来起诉假冒者，但这是另一回事了——只要中国的司法逻辑是这样的，对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会继续成问题，中国的品牌价值难以培植，钱就继续被西方品牌拿去了。 至于“北京共识”，我觉得还太早，太着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人各有志，有人对“北京共识”欢欣鼓舞，我无话可说。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60年，国际学术界多次犯过下结论太早的错误，也把世界导入歧途。一次是对苏联早期模式的过分推崇。1930年代，苏联的经济也是以1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而西方则正在经历大萧条，巨大的反差让许多人开始推崇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左派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的丧钟因此敲响了。 从1940年代开始，凯恩斯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的加强政府干预和管制的理论，在包括西欧和美国在内的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推行，许多二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学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但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这种国有或者管制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不得不重新开始私有化。这才有了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的改造，也有了之后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私有化高潮。之所以这么多国家都走了一个来回，就是因为当初针对苏联的经济模式过早下了错误结论，给世界带来恶果。 另一次是关于东亚模式。我1986年刚到美国留学时，几乎每个大学的商学院都在找懂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学者来讲学，都在研究亚洲式政府工业政策、政府管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到1990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今天几乎没有哪个商学院还教日本管理模式或经济模式了。到1990年代中期，又是“亚洲经济奇迹”热，都去谈论东亚增长模式的优势，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又把许多人的饭碗砸了。今天的“北京共识”在未来的命运会如何？大家还是自己判断或交给历史吧。 《南风窗》： 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而言，中国“经济奇迹”意味着什么？ 陈志武： 中国制造虽然污染了中国的环境，劳工所得也低，但确实在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加了其他国家人们的福利，让他们可以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而言，就是另一番景象了。由于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再加上蓝领工人可替代性很强，讨价还价能力弱，在许多国家，一部分劳工的就业机会被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别国的劳资矛盾。比如，由于来自中国的成本压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东很愤怒，因为以前订的工人工资和福利都太高、条件太好了，所以，美国汽车业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 放在印、俄的比较视野内 《南风窗》： 为了理解中国经济奇迹，我想可以回到最初的路径选择上。不理解最初的选择，谈共识似乎就缺少了一个基础。 陈志武： 很多人把中国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人口红利、勤劳等因素，事实上，这些都对，它们都很重要，但不是基础性的。因为在晚清和民国，中国也有市场经济，也有被迫的对外开放，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比今天还高，人民也一样勤劳，但并没有产生今天经济意义上的成功。 为什么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特别突出呢？这是因为中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而这两方面的基础条件在晚清、民国时期都不存在。今天，中国GDP 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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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面对经济难题，应为居民和企业减税、退税” 本报记者 李静睿 实习生 郝希良 《新京报》2008年12日 经济困境伴随财政超收：一个很糟糕的局面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你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陈志武：挑战的确很大。以往，我们常谈到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性，谈到如果不转型会给经济带来什么挑战，比如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导向，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转为消费，从重化工业主导转为轻化工业服务业主导，等等。这些问题这几年一直存在，现在也在，而且必要性越来越高。但今年的情况更为复杂，全球资源型商品价格在猛涨，石油价格比去年涨了一倍多，这给中国经济产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中国企业本来就是微利生存。 最近到湖南、江苏和上海，普遍听到的是中小企业感觉压力巨大，因为原材料再猛涨，但终端产品提价空间有限，加上新的《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让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许多，很多企业已经难以支撑。 新京报：但与之相伴的却是财政收入的大幅度超收，这样的局面是否正常？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局面。根据我的了解，在湖南一些地方，他们估算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可能在40－50％，比去年的31%高出许多，全国的情况应该也差不多。 过去这么多年中国改革的重心都放在了经济领域，没有在根本政治制度上进行实质性改革，我认为目前中国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之一是：政府部门增加税种和税率的权力没有受到实质性约束，应该改革为只有全国人大才有推出新税种和提高税率的权力，征税权至少也要放回到人大常委会的层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部门都有这个权力。这样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行政部门层出不穷推出新税、新费，去年财政税收增加了31％，今年可能更多，这样下去对于企业还怎么去谈激励？如果有一天每赚一块钱就有五毛上缴给国家的话，企业还怎么活？而且在个人层面上还有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这样大家都在为抽象的“国家”干活。 新京报：去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是5.1万亿，这到底是不是好事？ 陈志武：不是个好事。很多学者和官员在看到税收占GDP比重的时候，总是喜欢和美国等这样的私有制国家直接比较，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美国只有非常少量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土地，但是中国土地都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很多重要行业都是由国企所垄断。有人说国企改革取得很大成效的标志之一就是央企数目由196家变为150家，但你不能不看这些国有企业涉及的资本额和规模是多大，单纯看国企的数量没有意义。中石油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的市值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一万亿美元。所以，在分析中国政府的规模有多大时，不能只看政府财政税收有多少，而且也应该把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的总额包括进去，这两者的总和占GDP的比重才跟私有制国家的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具有可比性，否则会低估中国政府收入的水平。 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如果把政府的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都包括进去，中国收入和财富在政府手中的集中度就更不得了。这就是在征税权不受民主宪政制约的情况下，必然会看到的政府占总收入的比例会越来越高的局面，经济增长的好处越来越多地由政府享受，老百姓分享到的越来越少。 “国退民进”不能因方法缺陷而暂停 新京报：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会带来哪些问题？ 陈志武：问题太多了。如果这样下去，中国没办法称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越多、越有钱，政府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就会越多，让民间分享的就会越少，最终在经济上会表现为产业结构更为重工业化，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个人的生活空间也会越来越小。说到底，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让人民对政府更加没有约束力、没办法给老百姓一个伸张自己权利的经济基础，让一方可以随意用权、另一方只有收受的份，两边没有谈判的空间。这从根本上有悖于多年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 现在中国很多改革停滞不前，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国有资产太过庞大、政府管制太多。过去我们是在快速工业化，改革初期让国家拥有社会资源、掌握资源的调配权可能更有利于基础设施的快速投资、有利于工业基地等等的建设，国有制安排有它积极、有效的一面，但是，现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好、工业产能已经过剩，我们希望转型发展第三产业并靠内需增长，国有资产太多并且政府收入太高就是非常不利的了，现在的这种增长模式也没办法持续，应该把消费和投资的决策权从政府还给老百姓，而把国有资产和土地的产权均分给老百姓，便是实现这种决策权从政府还给老百姓的具体途径，否则中国经济很难保持以往的增长势头。 新京报：中国的民间财富和国有财富到底有什么差距？ 陈志武：国家发改委曾经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这个数字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 一。 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新京报：但是中国前几年一直有警惕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你怎么看待？ 陈志武：那个争论是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争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只看到“国退民进”中方法问题，所有的指责都放在MBO的手法问题上。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缺位的条件下进行管理层收购，那会带来问题，这一结论当然会成立，这不奇怪。但是，我们知道，在没有民主宪政的社会里进行国有资产的民营化， 除了人均同样一份的分配方案外，其他任何方法安排必然会因黑箱操作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我们必须要把当时的民营化运作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来看待。所以，我们说在中国没有进行民主宪政改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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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陈志武教授访谈 2008年2月16日《经济观察报》李利民 经济观察报：最近各界讨论最多的有几个话题，一个就是围绕新《劳动合同法》的一些争议，另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正在出现新的国有化——国进民退，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在宏观调控中，很多政府机构的行为又退回到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包括对一些竞争性产业的价格上涨进行直接控制。请您结合这段时间你的调查和了解，谈谈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陈志武： 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经济成就很大，这是世人所见、所公认的，中国人的勤劳终于有了成效。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问题，特别是因为政治改革、体制改革滞后，各种问题开始表现出来，社会矛盾也有恶化的趋势。也因为过去只顾经济发展而忽视体制改革、忽视对过去30年经济成功背后的真正原因的研究认识，在今天的具体政策制定上，极容易做一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比如，重新国进民退，重回强制性行政干预，以各类名义大肆征税，强化政府作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角色，推出备受争议的新《劳动合同法》。表面看起来这些现象互不相关，但却都是中国式渐进改革的必然结果，如果再继续下去，可能到哪一天经济倒退了还不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问题中，我们更能理解几年前杨小凯跟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争论。“后发优势”指的是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去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在中国尽早完成那些必要的宪政民主制度改革，以纠正“后发劣势”。 重新思考中国“奇迹”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您看来，中国过去30年经济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 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分所致。我要强调，仅仅“改革”和“开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另外，单凭中国人的勤劳不足以产生这种经济成就，因为不只是今天的中国人才勤劳，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也照样勤劳，所以，勤劳是必要的、是起点，可是，单靠勤劳创造不出奇迹。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那么，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是否真的是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奇迹”呢？ 客观讲，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何理解这点呢？ 首先，我们看到，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时间才增加了一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这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这种发展发生在中国之外，在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之前，世界潮流也想把中国卷入，但中国要么拒绝、要么不情愿地介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一“改革开放”即能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经济观察报：讲到这种前提对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贡献，您能否举几个例子？ 陈志武： 例子太多了，简单说，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去年的利润就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超过8000亿，对中国GDP贡献一万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给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一万亿的产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据我了解，地下钻油技术最早在1859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明，而石油行业真正有规模地发展还是1900年后的事，在那之前谈不上有什么石油行业。 原因主要有几个。第一，汽车业是1900年之后才开始，到了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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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解决中国的贫富问题？ 陈志武 2007年12月8日《证券市场周刊》 全球最大的软件外包公司Infosys已是我们越来越熟悉的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的创业经历、业务成长故事以及商业管理模式，一直是学界、业界特别关心的课题，也是媒体谈论较多的话题。但，这个故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其创始人Narayanan Murthy，他不只是一个极度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他 基于自己人生体验和社会观察而得出的社会哲学，也很有意思，很值得细嚼，特别是值得有志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人思考。 Murthy于1946年出生在印度一个教师家庭，生长环境朴实。1969年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学的是电子工程与计算机专业。受到早期苏联计划经济成功经验的误导，全球在那时基本都在大搞社会主义，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达到高潮。年轻的Murthy也不例外，也深受全球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相信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才是解决人类贫富问题的根本出路，相信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在于分配不公，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继续深造而是到法国巴黎就业。在巴黎，Murthy卷入学生革命运动的漩涡，甚至会见了法国共产党的主席，一个标准的热血青年。 但是，从当时法国的左派运动以及这些运动对社会的冲击中，Murthy看到，如果人们光是把目光放在收入的分配上而忽视财富的创造，最后可能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些经历和观察最后让Murthy总结出以下四点社会哲学： 首先，社会为公民带来财富的唯一途径不是给人们分去财富，而是要鼓励财富的创造，把饼做大。 第二，相对而言，世界上真正能创造大量财富的人，只是少数。那么，充分发挥这些人的潜力就成为社会的“饼”能做得多大的关键。 第三，即使是好人，也需要适当激励才会去极尽全力创造财富。激励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是金钱、也可以是权力，等等。有激励才会创造财富。 最后，也是最深切的看法是，政府的职责不是去直接创造财富，而是创造一个能充分激励财富创造的环境。 在当今中国贫富问题重新成为首要话题的时候，他的这些社会哲学值得多读，值得琢磨。本来，贫富问题历来是热点话题，不仅古代如此，今天也如此；不仅在美国、亚洲、欧洲如此，在中国也是这样。为什么一个这么古老的问题到今天还没解决好，而且在今天的中国，贫富差距仍然是让人一谈到就激动的几个问题之一？半个世纪前以为私有制是问题的根源，以为只要所有的财产和资源都公有，人人就平等了，贫富差距也就消灭了。但实际的人类经历是，把财产、土地和资源都集中由少数精英来配置、统管之后，因为这些精英也是人，有私利，有亲戚和朋友的利益，有后代以及世世代代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等等，结果反而使机会更加不平等，各地、各群体间的贫富差距反而恶化，谁掌握这些公有资源的控制权越多，或者谁认识这样的人越多，或者谁靠这些人越近，谁就能越富、越能享受特别的收入机会，否则你就只能做低等公民。 当然，除了认为消灭私有制是解决贫富问题的办法之外，人们以往也坚信征税也可以均贫富。况且不管把个人收入通过征税集中到政府手里之后政府是否会公平地配置财政开支，这也从根本上打击了财富创造的积极性，使那些有能力创造大量财富的人望而止步，缺乏激励。最终使社会可以分配的饼越来越小。 收入的合理、公平分配当然至关重要，但是，如果像以前那样只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只坚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再激励人们去尽力创造财富，那么，到最后就没东西可分了。分配只是贫富问题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 对于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来说，如果你立志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那么，当下可以做的事情之一是自己去创业，去创造财富。一方面，这可以给社会大众创造就业机会，这是最直接的扶贫；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自己赚到的财富去支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支持你想支持的任何社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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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 南方周末记者 笑蜀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一直关注中国金融市场是如何影响社会的，社会因此会有什么变化。对此，他从金融学角度提出了一家之言。陈先生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将瓦解传统、释放个人自由。其论断虽然仍可商榷，但令人耳目一新。 “金融市场的发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将个人从各种权威组织如家庭、教会或政府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不用为了生存而必须从属于这些组织的权力。我认为看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市场在彻底瓦解传统伦理 南方周末：市场在如何改变中国？ 陈志武： 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结构在改变。儒家文化一直强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来实现人际间的利益交换和互助，“血浓于水”，血缘内交易的违约风险小。像任何传统社会一样，传统中国社会里，市场不发达，与陌生人交易的违约风险太高，太容易受骗，所以，人与人间的经济交换、风险分担以及资源共享主要在亲属关系网内进行。儒家主张的“孝道”、“三纲五常”以及以名分等级建立的社会秩序，大致是为了最小化这些人际交易的违约风险。“孝顺”、“还人情”等都是金融交易意义上还债的概念。在过去2500年里，儒家文化对血缘、家庭的强调，确保了中国人能够在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有足够的生存几率，能够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特别是，家族越大、越旺，族内资源共享、风险互担能力就越强，其繁衍下去的概率自然越高。 但，这些年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市场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中国。跨地区的人口流动，远离你的出生地到他乡去工作、生活，世世代代是左邻右舍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使社会结构完全变了。也就是说，儒家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土壤已破裂。你不能再依赖传统的大家族网络来保证你未来的经济需要，血缘网络离你越来越远，不能再靠它对冲自然灾难风险或身体健康状况的不确定性。不过，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断裂的同时，保险业、养老基金业、投资基金业和银行系统正在快速发展，这些年的金融发展真的很快。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正在取代传统儒家文化维系的家庭、家族，为中国人的未来生活、养老、病残意外事件提供保障工具。我对金融市场发展和全球化带来的这些社会后果非常感兴趣。 南方周末：那就是你今年夏天在中国研究的内容吗？ 陈志武： 我在这方面进行的研究和写作已有几年。我计划写一本书，探讨金融发展和一般市场发展对文化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我一直在搜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数据，以此理解人们的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对家庭、婚姻和人际关系的看法——是如何随着金融和市场而变化的。 比如，我和几位研究生做了两个问卷调查，一个是两年前做的，今年夏天又做了一次。其中，当我们问“你为什么要孩子？”这个问题时，每个人可以选择多种答案中的任何几个。一个答案是“养子防老”，第二个答案是“因为喜欢小孩子和情感”，第三是“传宗接代”，等。我们发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答案选择上差别最明显。在农村，大约70％的人会说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是“养子防老”。然而，在北京，只有约15％的人说是“养子防老”。城市居民更可能说是因为情感上而非经济上的原因选择生小孩，农村人极少会说是因为喜欢而生小孩。 但，除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异之外，第二个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一个人是否已经购买保险或者使用了任何一种市场提供的避险养老金融工具，买了保险或养老产品、投资基金的人更可能会说“生小孩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养子防老”。相比之下，家庭收入的高低对生小孩的目的和态度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有没有持有现代金融产品更有决定作用，这让我们感到意外。 南方周末：你认为市场的改变推动了文化价值观的改变，还是文化价值的改变产生对金融市场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 陈志武： 这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相互推动的过程。中国过去30年经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从1980年代先是市场化发展，把各地区间的市场整合到一起，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开始跨地区流动，在哪里工作、生活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没关系，中国人和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国。当然，收入也在增加，人们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加。到1990年代，人们开始接触现代金融产品，先是各类保险品种，然后是养老投资、基金品种、按键贷款品种，慢慢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产品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产品让你能把自己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保险和养老安排好，让你在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需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保证你总有独立的人格尊严，经济上的自足历来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金融又是保证未来经济自足的工具。 我要说的是，虽然大部分人还没清楚意识到，但过去20-30年里，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人很多的文化价值观。从我们的调查数据看，我认为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对家庭的价值观非常接近美国人的价值观，而很多人还没感觉到这点。 当你观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父母亲与他们的孩子交流的方式时，你会发现，它正变得越来越像在典型美国家庭观察到的那样，也就是，父亲通常不会试图在孩子面前摆出一副威严、一副不可亲、不可近的样子，已经不是一种从上至下的、单向的、命令式的姿态。相反，你会看到，更多父母以一种非常平等的方式与他们的孩子沟通，试图进行一种心对心的对话沟通。 在我看来，当父母不再把孩子当作他们的养老保障、当作他们的投资载体时，他们没有必要担心“天啊，如果我的孩子现在就不听话，他将来怎么会孝顺？我在他身上的投资怎么会有回报？”于是，他们也就没必要处处打骂孩子、压制阉割小孩的个性，迫使孩子时时听话。这些父母为自己买好保险品、退休品、养老基金等等，此后，从经济上，他们就没有依靠儿女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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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制如何抑制民间消费和投资？ 陈志武 /文 目前，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大约为78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是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的价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长，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也就是说，假如每户五人，那么每个家庭年收入就多了3万元！而如果再将这些资产全部均分到个人，并让其全部资本化流动起来，按照美国在2002-2007年间产权的增速大约是GDP增速的3倍来计算，那么每个中国家庭仅财富收入就能年增9万元。 全文刊登在2007年10月13日《证券市场周刊》 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两头在外：资本不够靠引进外资，产品制造好了靠出口卖。之所以发展要靠外资，是因为直到最近几年国内资本化的能力有限，死财富在中国早就有不少，不动产也历来到处都是，只不过难以将这些死财富转换成可以再投资、再配置的资本；而之所以主要靠出口市场增长，是因为内需不足，当然13亿人口的国家按理需求很容易有，甚至是要多少可以有多少，只不过在未来没有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即使有钱也不敢花，更何况人们还没有很强的富有感。 这两者看似不相关，但实际上息息相关。为什么呢？别的不说，两者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土地的公有以及矿产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国有企业），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土地权不能交易或抵押、生产资料权也不能自由交易，这不仅使这些在任何国家都是最主要的资本化对象的东西难以产生出资本，而且这些财富只放在国家账户上而不是在个人家庭账户上，所以，其增值无法被转换成个人与家庭的财富效应、不能转化成民间消费，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再增值，社会不能感觉到任何财富效应，内需自然无法增长。 说具体点，这是什么意思呢？先看土地。大约在2000年国家有关部门曾公布，全国国有土地资产总价值为25万亿元。假如这些土地价值每年按GDP同样的速度在增长（每年10%），那么，到今年则为49万亿元。国有企业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刊登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新的起点上稳步推进》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 这样，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8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是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的价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中国公民都算在内了。也就是说，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每户五人，那么，这些财富增值算到家庭的层面上，每家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万元！ 当然，由于这些土地和企业都是国有，老百姓是分享不到的，这些增值再多、再高，也进入不了任何个人或家庭的消费预算中，自然对内需没有积极影响。经济再增长，国有土地、国有资产再增值，对中国内需的增长难有太多贡献，所以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照样难以下降，内生增长的机器难以启动。 国有体系对经济和个人财富的抑制作用远不止这些。以前我们讲过，资本是流动了的产权，资本化的过程无非由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将产权的范围划清、将其所有者明确，并提供相配的保护产权的制度架构，第二步是把明晰了的产权流动起来，让它成为可以广泛交易转让的流动金融契约。就这样，原来是死的、不能动的财富就转变成了可以再生更多价值的资本，就成了活钱，活钱能更好地生钱！ 在土地国有不能交易、生产资料国有不能交易的情况下，踩在脚下的土地财富、藏在国库里的资产财富都不能被资本化，加上中国金融业本身也是国有垄断，这些都使中国自己的资本化能力很难发展，虽然死财富不少，但无法最大化地在本国产生出资本，迫使中国为了发展只能依靠引进外资。国有制不仅限制了中国自生资本的能力，而且压抑了人们收入与财富的增长速度。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1998年住房市场化之前，中国有住房，也当然有土地，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带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成为支柱行业。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释放了土地的部分资本价值。也就是说，通过把土地所有权所包含的使用权剥离出来，然后允许房产权的自由交易，以此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自由交易，这从本质上让土地财富从死里变活了，于是土地使用权就能被资本化了。1998年开启的住房按揭贷款就是让土地使用权、让个人未来收入流资本化的一种具体手段。解放了并被流动起来的土地使用权就成了极有价值的资本，其资本价值远远超出土地在国有制之下仅作为财富的价值，这些年因房地产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土地使用权的大步升值、人们普遍感觉到的财富效应，这些都是具体的见证。原来，让财富产权化、让产权流动起来还能有这么好、这么大的效果！ 为什么呢？第一，流动起来的产权比没有明晰化、没有流动起来的产权更值钱，增值速度也更快。这就像没有上市的公司价值可能只等于它的净资产，或者只是其收入的两倍、三倍，而在公司股权上市交易之后，也就是被流动起来之后，公司的市值变成了其净资产的6倍、10倍，是其净利润的40、50倍！2007年7月24日，长沙新河三角洲38万亩土地的使用权，以92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我国土地公开出让市场上单宗土地的最高价。如果没有土地使用权的可流动性，如果不是1998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长沙的土地怎么可能这么值钱？或者说，那块土地的使用权怎么可能变成钱或资本？ 在2002年时，美国房地产总值约为13万亿美元，股市总值大约是10万亿美元，到今天两者加在一起值41万亿美元，5年累计增值78.3%。而同期间，美国GDP累计增长26.9%。也就是，正因为美国的土地权、房地产以及公司股权都能自由交易、都已充分流动，这些产权的增值速度大约是GDP增长速度的3倍。 如果是这样，假如在中国也将土地和国有企业的产权全部均分到个人，并让这些私有了的产权全部流动起来，每个中国家庭仅财富收入就能每年多增加9万元（3万元*3）。 这恰恰是第二个资本化效果所在，当土地权、国有资产权分到个人、分到家庭并被流动之后，这些产权的增值部分每年、每天能直接进入个人和家庭的消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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