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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北朝鲜亲历记 [丁按：1999年夏天，我又一次访问朝鲜。这个国家刚刚从极其严峻的大饥荒挣扎出来，但他们的官方宣传仍然每天把他们国家描绘成“人间天堂”，把发达国家描绘成“水深火热的地狱”。虽然他们在公开的报刊上不便于把中国说成“地狱”——因为他们与全世界为敌，许多援助只有从中国才能要到——，但他们参与接待我们的中下级干部，仍然被洗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团糟，来我们朝鲜访问的中国人个个白白胖胖，他们都是大资本家。”其实我们只是中国的大学教师和研究机构的学者。] 美国华人记者海涛 近日采访 丁学良教授（丁著有《后共产主义与中国》等）节录： 记者：外界有报道说，北韩有二、三百万人死亡，有三十万人逃到东北，饥荒非常严重。你到北韩跑了一圈，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丁：它的饥荒情况也是分地区的，最严重的地区，死人是很历害的，跑人也跑得很多，但饿死的或濒临死亡的人，这是不让你外国人看到的。非洲的大饥荒看起来可怕，是因为政府对社会下面没有约束和管辖能力，因此外面人们能看到。在北朝鲜，能让我们去的地方是最好的地方。但当地人中除了极少的有特权的人，比如外交人员、保安人员、还有翻译，你是看不到任何一个个子高的人，也看不到皮肤白的人，更看不到一个胖子。全民族的食物短缺是瞒不住的。 他们到处都是士兵，但所有的士兵都又黑又瘦又小，而士兵在他们国家已经是优先供应粮食的。沿途看到大白天上班时间，集体农场的工人一排排地躺倒在田边地头，晒太阳睡觉，基本上没人在干活。吃不饱肚子，没力气，只好躺倒在地睡觉。 记者：那你们到北韩参观访问到底吃些什么？温饱能否保证？ 丁：除了少数海产是他们自己打捞的以外，我们吃的喝的全是中国运来的。他们自己不能生产，连鸡蛋也没有。我们中国来访者的温饱可以保证，但我们付的钱要高得多。按照北韩的标准是不得了。我们吃一顿饭付的钱，相当于北韩工人四到五个月的工资。 记者：是否有大量的人跑到中国东北逃荒？ 丁：有这种说法。前几年跑的更历害。中国这边老百姓很多是朝鲜族的，遇到自己同胞很同情，给以接济。但北朝鲜那边的军警对外逃的人是很历害的。听延边朝鲜族的人说，开始抓到就枪毙，但跑的人太多了，不能老枪毙呀，以后就把抓到的人，用铁丝把脖子下的锁骨穿透，一串拖回去，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抗议，说这样太侵犯人权，太不把人当人看了。以后他们军警就用绳子把老百姓捆回去，有时候也用铁丝把手穿透拖回去。 丁学良教授说，从中国方面来说，北韩方面跑过来人投亲靠友，如果没有人报告，一般村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但是没有户口，时间长了而且跑过来太多，也会被遣返回去的。丁教授说，中国改革前同今天的北韩差不多，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一下子就拉开了距离。北韩方面统治者父子两代政策失误，国际形势对他们也不利。如果要同中国比，就同1960-1970年代学大寨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到北韩一趟，丁学良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北韩自然条件不好，土地贫瘠，除非有非常好的有机肥料，否则根本就长不出东西来。尽管如此，北韩当局还是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金正日今年年初已经下令关闭自由市场，让经营者返回工作岗位。丁学良教授说，没有自由市场，是因为没有东西可卖。不过，作为友好国家来的外国人，丁学良他们仍然获准参观了北韩的一个样板自由市场。 丁：我到过经过特许的自由市场分为两摊；一是能在桌子面上卖小百货的，还有就是农贸市场摆在地下卖的。这是他们国家最自由的特区，允许外国人看。这样的地方除了海产鱼虾和少数药材，我们中国顾客还会动点心以外，他们卖的手工业和工业产品没有一样东西，中国的农民能看得上眼。他们卖的笔记本，家里的基本用品，稍为好一点的，一看就是中国乡镇企业生产的。而且他们卖的钉子很多都是从旧家具、旧房子重新拔出来再买，可见他们穷到了什么地步。至于水果副食蔬菜，丁学良说，水果几乎看不到，蔬菜也品种非常单调，可以看到大白菜、黄瓜、土豆，还有猪肉，但是价格非常昂贵。一斤黄瓜相当于他们中小城市普通工人的半个月工资。 那么，北韩上班职工的工资又是如何呢？ 丁学良说：我看到有卖大盘子的，上面印有革命口号，直径不到六寸，要卖20元人民币，20元人民币相当他们工人四个月的工资。北韩的货币和人民币的兑换率是25比1，也就是25朝元等于1人民币。工人平均每个月挣100朝元，相当于4元人民币。 按照中国人如今的购买力和采购标准，北韩是低的不能再低了。不过，丁学良也发现了一些好的地方。比如，北韩尽管异常贫苦，但不管是乡材还是城镇，最好的建筑物是学校，而不像西方国家，最好的建筑是银行和教堂。北韩那么窃，那么落后，但不管小城镇还是农村，任何地方最好的房子一定是学校，这在中国是比不上的。他们当权的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但是在建校舍这一点上令人感到敬重。 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当年都看过北韩电影《祖国的花朵》，知道金日成注重教育下一代。但是，问题在于民以食为天，老百姓首先要解决肚子和温饱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教育和其他精神活动。如果由于人祸天灾导致食品严重匮乏，没有吃的，老百姓大批饿死或者逃荒，甚至都逃出国境，逃到中国，这么好的校舍又有什么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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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理顺“人民币”与人民的关系 [丁学良按：] 如果问个问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哪一个政治概念是使用最频繁的？只要静下心来稍微想想，就会答道：是“人民”。 中国自1949年10月以来，“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无所不在。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人民检察院、人民警察（或人民公安）、人民审判员、人民武装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公社（现在没有了）。所有国家一级的重要报刊杂志，几乎铁律一般，都冠以“人民”二字：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画报、人民音乐。 更重要的还有：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解放军（或人民军队）、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国。 虽然1949年以后，“人民”作为政治标签，从中国最高层到最基层，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涵盖，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机构，都用“人民”这两个字作前缀，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 比如，在我1984年出国前，常常看见这样的吵架：中国的服务场所，不管是人民商场、人民铁路、还是人民医院，许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极坏。有时顾客实在受不了窝囊气，就指着墙上悬挂的毛语录牌“为人民服务”质问服务人员：“你的态度这么坏，哪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工作人员最通常的反击就是：“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争执到了这个地步，话就讲不下去了。因为“你”不是“人民”，任何具体的顾客都不等于“人民”。工作人员不管得罪了几千几万的顾客，也没有伤害到“人民”。“中国人民”那时有十亿之众，你有啥办法把他们统统召集到一个场所来跟服务人员理论？ 因此，1949年以后，虽然“人民”这个政治标签到处都是，但很多年里人民是抽象的。而 “人民”一旦成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存在时，就会导致很多的政治恶果。一个政策是好是坏，效果是良还是恶，衡量的标准如果不是具体的人民，哪怕那个政策再混账、再荒谬、再疯狂，哪怕它造成的后果再可怕，如果不是以具体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标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总会找到“正当”的大道理为其辩护。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会看出，把人民抽象化，有多么可怕。1957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生争执。赫认为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一打起核战争，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整个世界也许都会毁灭，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以依靠？因此苏联不能与美国发生核冲突，要和平共处。毛批评赫右倾，说我就不信打核战争全世界27亿人会死绝，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1958年9月，毛泽东表示苏联应派导弹部队到中国来，不怕美国用核武器攻击。毛再次强调：“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如果去问问那些具体的中国人民，你们家一半的人要为“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被原子弹炸死，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不认为会有一半的中国人举双手拥护。 此后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发动的1959-1961年大跃进运动，“一大堆人”（学术界推算在2600-4000万人之间）饿死，创下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记录。这期间刘少奇等务实领导为缓解空前饥荒，施行少浮夸、少平调、少征粮的纠“左”调整，毛泽东极为不满，责备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意思是这三年饥荒导致很多地方人吃人，以后中国的史书不会不记下这一绝人寰的政策失误的。 一位中共党校老教授对我说：大饥荒的三年里，毛泽东发表过多首诗词，没有一首表达对数千万中国老百姓饿死的同情。相反，他这三年的诗词里，处处抒发的是愉快得意的心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所以我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人民”这个政治术语在中国到处都是，但都被抽象化了，现实生活里人民什么都不是。1978年底发起的改革，使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扭转，转到具体的人民身上。当然，这个漫长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 1979年，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它提出了基本的施政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不应再以抽象的政治口号、而应以具体的实践效果去检验政策的好坏。多年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变成了一句老百姓都懂得的大白话。邓小平提的“三个有利于”中，一个“有利于”是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把“人民”逐渐具体化了。 “人民”从抽象变得具体，有很多衡量的指标，最基本的可以归纳成两条。第一，“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对政府能参与和监督到什么程度？第二，“人民币”与人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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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亏待了自己的那一半？ [ 丁学良按：“那一半”就是中国的女性。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家都会承认，中国社会在大部分时候大部分领域里，对女性明显的不公平。看了本届奥运会，我们会更感到歧视中国女性是多么的无理、无情、无义。2006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报道，中国女足的大明星每月工资1500元，跟具有可持续失败能力的男足工资没法比！我们能不能持续呼吁，让女士担任中国体协和足协的一二把手，最好请女士担任中国男足的精神总指导员，以此来终止中国男足持续浪费中国纳税人钞票的连续剧？] 盛夏炎炎，骄阳似火，7月28日上午，长沙市数百名妇联干部在市妇联培训大楼六楼会议室感受到了一阵夏日的清凉。应市妇联的邀请，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作了一场“从国际视野看妇女权益的进步”的精彩演讲。 丁博士从六个方面阐述了他对妇女发展的一些观点。 第一，他认为，世界上所有古老文明都存在对女性系统的压迫、歧视和排斥，这种现象既存在于母系氏族，也存在于现代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更不用说中东了。性别的不平等是人类最古老形态的不平等之一，所以妇女争权益古已有之。 第二，妇女地位的改善与工业革命同步。工业革命使大批妇女被投入到劳动力大军之中，妇女从从事家务劳动和农田耕作转变为社会性质的劳动力，但家政活动作为妇女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其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却仍未纳入国民经济统计口径。 第三，二十世纪对妇女地位改善的几种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妇女地位低下是由其经济地位低下决定的，其根源是私有制的存在，解决之道是建立公有制。列宁时代留下了两个遗产，一是认为现代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化的产物；二是大革命中男革命家的夫人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斯大林时期，妇女被大量动员起来进入工业化的劳动大军，这对改善妇女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西欧和北美，一部分国家大批妇女进入工业社会，妇女劳动力比率占全社会劳动力的一半，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妇女就业与普选制是妇女地位改善最重要的两大因素。 第四，对几种研究妇女地位观点的解释。关于妇女的劣势是由身体条件决定的观点，他认为是半对半错，妇女地位的劣势实际上是由社会传统、制度性的东西束缚所至。关于文化传统决定妇女地位低下的观点，他认为，并非全然如此，现代香港和台湾地区许多妇女就通过系统的考试制度，进入了政治、经济、法律等高层领域，而这些地区对文化传统的坚守则比我们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21世纪初，从全球角度看妇女地位的状况。传统上妇女地位十分低下的国家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如印度、土耳其、斯里兰卡等保守国家出现了女总统、总理，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女国防部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有常规举行的公民普选制和一整套宪法至上的文官制度。 第六，中国妇女地位的改善要走多样化的路子。要教育妇女，使妇女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家庭享受充分的教育资源；要促进妇女就业，在提高妇女就业比例的同时，增加高层妇女比率；要在参政和普选过程中提高和改善妇女地位；要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维护妇女权益；要在很多领域里让女士领导男士（比如中国男子足球队）。 丁博士的演讲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观点新颖，赢得了一阵阵的掌声。演讲完毕后，他还现场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很多妇联的干部和女权问题研究工作说，丁博士的演讲比绝大多数专门从事妇女研究的国内学者的视野宽广得多，对女性的优点长处看得更客观。有些人称他为“女权主义者”，一点也不夸张。可惜他不能当国内妇联的干部。 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肖雅珩主持演讲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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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再崛起：期待文明投射力 广州日报 赵琳琳 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 丁学良 中国GDP数年来保持着强劲的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位一再上升，近几年来，关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但成为国内学界热议的话题，也引发了国际经济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和探讨。而丁学良教授认为，实际上，直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都一直大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号经济大国；而对于中国经济最近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际和国内都称之为“中国经济再崛起”。 丁学良教授新书《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的视野》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一直致力于比较研究的丁学良教授，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原因、动力，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并对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出展望和预测，分析和评论其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此外，书中还有他几年来在各地所做的演讲、所接受的部分访谈的选录等。 本专题采写/图 本报记者赵琳琳 裤子打补丁的社会学家 丁学良出生于皖南一户农民家庭，1983年，他的硕士论文《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概览》在首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荣获一等奖，之后，他被推荐到美国留学。1992年，丁学良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术顾问。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穿着一件橙黄色印着复杂花纹的上衣，这是从泰国带来的，丁学良喜欢它的舒适，裤子是意大利的，已经破了两个洞，丁学良还没有把它扔掉，而是用布和线把它一道道补起来，补出了两块“大饼”，丁学良说，图的就是这棉质的裤子实在舒服。而关于他衣着随意不拘小节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据说1994年，他在美国认识的一位投资银行界的朋友约他一个正规的场合吃饭，他从美国穿回一件全棉衬衫，因为上海天气太热，他直接把衬衫的长袖子剪掉，变成短袖，穿着这件衬衫去赴宴。这位朋友说，如果在投资银行界穿这样的衬衫去上班，不到下班就要被炒鱿鱼了。 精彩观点 中国不是“崛起” 而是“再崛起”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最多使用的说法是“中国的崛起”。但本书强调，把中国过去二十五年中取得的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更加准确。因为直到187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都是世界第一。 ●一位英国记者根据Maddison的著名经济史料评论道：“两千年前，中国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一千年前，它仍然接近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了1820年，中国的GDP已经上升到全球的三分之一。不过，最近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失常，落在了欧洲的后面……1973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只占世界的不到百分之五。公元1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已经为四百五十美元（按1990年物价标准）；1950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水平与两千年前相近，为四百三十九美元。不过，中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突然醒悟，迅速赶上来，它目前的GDP占世界总数的近百分之十五。” 中国的再崛起 还只是经济上的 ●本书提示国人：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再崛起还只是经济上的，而不是全面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不仅给人类提供最多的产品，而且同时为世界提供行政体系、法律制度、科学、艺术、生活方式和语言。从这个角度看，从近代到如今，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都还远未达到历史上中华文明所达到的全球相对高度，不具有那个时代的整体文明投射力。本书以此为背景，以全球化为框架，讨论中国历史性再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对话丁学良： “中国创新动力来自国际竞争” 国内经济学教育 理念和训练有待进步 广州日报记者：3年前，你曾经说过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引发媒体热议和各界关注，3年过去了，今天你是否还持此论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在经济学教育方面的一些进步？ 丁学良：我说的这个，不包括当年老一代的研究者，因为一代人只能和一代人比较，每一代人学习、工作的环境不同；此外，从中国大陆出去留学，在国外较好大学读了经济专业，被国外聘请为大学教师，已经历过国际标准评判的，只是回到国内来挂职的也不在其内，从2005年年底到现在，已经两年半过去了，现在第一个条件不变，而第二个条件中，有少部分人把国外的职位辞掉了，回到国内大学来执教，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 广州日报记者：你认为，我们经济学界的研究有没有进步？ 丁学良：当然有进步。因为过去，所有的五六个大的学科中，经济学的教学研究条件很好，它资源丰富，中国的经济改革确实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经济学是全球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关心的，对于经济学研究的尺度放得比较宽等等。当然，由于经济学学科就业形势很好，资源丰富，也吸引了很多优质的学生资源进入这个学科从事学习研究，使它的人力素质相对较高。 中国需要创新方面的调整 广州日报记者：你的新书谈论的是中国再崛起的问题？ 丁学良：对，主要是我的一些报告、演讲等。 广州日报记者：在你所列的中国经济再崛起环节中有一个薄弱的环节是创新，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丁学良：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官员评价体系中，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东西，对于官员的考核更重一些硬性的指标，而非软性的东西。就像在国内发生堵车时，人们第一反应通常是拓宽道路，而不是去改善电脑系统和对交通的管理等。所以，在这方面国内还有待改进。 广州日报记者：国家现在很看重创新，你认为，未来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改革，动力会来自何处？ 丁学良：中国的创新，我认为，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来自于国际竞争。中国近200年来，许多重大的改变和进步都来自于国际竞争，当然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有时候中国的回应很主动，有时候被动一些。 广州日报记者：今年，大家都在讲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否反映了中国创新方面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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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你会造这样一座碑吗？ （丁学良按：文中提及的“6900间倒塌的学校”是几天前的统计，数字会随更多统计而增加。） 四川 5.12 大地震之中，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不计其数。震后重建家园时，一定要广征海内外最好的艺术家，设计出最佳的碑亭塑像，让那些地裂山崩关头无与伦比的人物和事件“凝固”起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体现，留给后代，永垂不朽。 这个建议，相信人人皆会赞同。 此时，我要建议震后的四川，还须建造另一座特殊的纪念碑——用那些倒塌的学校建筑物的残骸，建一座碑，可以考虑命其名为“永不”碑。 截止 5 月17 日早晨 8 时媒体的报道，震区已经有统计的倒塌教室高达 6900 间，这还不包括震中最惨重地方的学校，因为目前尚无法计算。在这近七千间教室的废墟之下，埋压着几千个中小学生的肉体，以及随着这些柔嫩的肉体一起被毁灭了的孩子们对明天的梦想，以及随着这些孩子一起被毁灭了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对他们未来的期待。 我们能够忘记这一切吗？天理、人伦、法律的哪一条允许我们忘记这一切？ 大批教室的倒塌，原因是多重的：农村和偏远城镇的贫困，使能够用于学校建筑的拨款太有限；小地方的技术水平较低，建造抗震房屋的力量可能不足；国家明文颁布的建筑条例，到了基层往往就成了一纸空文，工程验收徒有虚名；那一点有限的学校基建资金，经过一些腐败的负责人和偷工减料的承包商的克扣，又大大缩了水，等等。所有这些原因造就的大批“豆腐渣”工程，一到关键时刻，就变成了杀人恶魔。 以上这些原因，可以用三个范畴概括：贫困、失职、腐败。第一项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来补救，后两项必须经过法律来追究惩处。几千个孩子的生命，如果不能换来监督制度和公共政策方面显著的、实质性的进步，那我们还要付出什么样的更高“学费”？ 两家大媒体的记者在报道四川地震的时候，用了一句话，令人永生难忘：在许多村镇里，学校房子倒塌压死了那么多孩子，意味着这里丧失了差不多整整的一代人！ 任我们流多少泪，也冲洗不走丧失了孩子——许多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们的伤痛。 5月16日，在回答《中国日报》等记者提出的中小学房屋倒塌比其他建筑更严重的问题时，中国住房和城建部部长姜伟新表示：“豆腐渣”工程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最后调查出来有偷工减料等问题，一定要严肃查处。 公众期待着你们严肃查处的透明过程和正义结果。 我建议四川在灾后建造一座名为“永不”的纪念碑，其含义有二：永不忘记已经发生的这些悲剧；永不让这样的悲剧以后再发生。 四川会不会用那些倒塌的学校建筑的残骸建这样一座 警诫 碑呢？让我们来看一个有意义的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在西柏林建了一座特别的纪念碑。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盟军把柏林城轰炸得体无完肤，一座著名的古教堂被炸燃烧得只剩下半壁残墙，摇摇欲坠。战后重建时，一部分人的意见是清除它，因为它立在市中心，既难看又危险。另一部分人的意见是设法保留它，以警示以后的德国人不要再发动战争，以免自己的家园焚于战火。 后者的意见被明智的政府采纳。于是建筑设计师紧挨着古教堂的半壁残墙，建起半壁玻璃钢的现代主义建筑。这样一来，旧半壁就有了依托保护，不会倒塌。新旧一体，仍用作教堂。明丽的新一半直耸云天，展示着欣欣向上的生气。在它的衬托下，那被炸烧焦的旧一半显得格外凄凉死寂。两相对比，把战争的可憎与和平的可爱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此匠心独具，使该幢建筑在遍布欧洲的千百座二次大战纪念物中，鹤立鸡群，名震遐迩。1990年春，我们开车横贯中欧八国考察，驶入西柏林时，正值晨曦冲破蓝天。我立在这座反战纪念物前，对它透露出来的民族反思的道德勇气和化残壁为奇景的神工鬼斧，真是叹为观止！ 世人都赞赏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和战后复兴的宏业，若无直面正视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坦诚心胸，哪来的深刻反省?历史之所以对未来有意义，就在于它保留了前人和我辈的善行和劣迹。若删去劣迹，只留下业绩，历史就成了粉饰。它对后代，只有误导作用，没有教育价值。 个人的进步、群体的繁荣、民族的复兴，全都要从正视自己的真实过去开始。惟有智慧的强者，才敢看着自己的丑陋处不蒙眼、不托辞。 我引这个例子，并非是说发动侵略战争与建造“豆腐渣工程”是百分之百一样的行为；当然不是。我强调的是：震后重建家园时，四川要给震灾中涌现的感人不朽的“善”行立碑，也要给震灾中暴露的不可饶恕的“丑”行立碑。 为夺去了几千个孩子生命的“丑”立碑，在我看来，是爱国主义价值观的体现：你若真爱这个国家，你不能不爱它的国民，不能不爱这个民族的未来——孩子们。 四川同胞们，如果我不建议你们建这座碑，我对不起你们。如果你们不建这座碑，你们对不起自己。 FTChinese.com 金融时报中文网，2008-05-19 三天哀悼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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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与有爱心的同胞分享 我通常每年义务献血 4 次，每次 500 cc - 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一样。 我获得的献血纪念章多多。每献一次血，都觉得对人性的社会做了一个穷书生能够做的一点事，于是心里平静，满足而舒坦。 知识分子祝福灾区人民 2008-05-14 09:01:13 南方都市报 【 浏览字号： 点击发表评论 编者按汶川巨震，举国挂牵。此时此刻，南都专栏作者已无意于长篇大论，而只想片言只语载深情。在此，本报特将他们的感言与寄语辑成一束（以姓氏拼音为序），奉献于难中同胞面前。诚愿天佑吾民，早渡艰危。 ●保育钧：今年刚过五个月，就有四场灾难灾害：雪灾，手足口病，山东火车相撞，四川大地震。每次都是最高层出面，这一方面表明以人为本的理念，另一方面却暴露了体制的缺陷。 ●蔡定剑：大灾面前，顿感生命的无价，亲情和友情的珍贵，权力、名利的卑微。 ●长平：疲倦至极，但无心睡眠，觉得睡觉是不义的，我应该陪着他们，为逝者守灵，为伤者祈福。上班的路上，忍不住恸哭失声：吾土吾乡，吾国吾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生何其困蹇，死何其悲惨。我们应该做什么？生死面前能否大彻大悟？抛弃一切面子，一切成见，一切陋习，一切惰性，心怀悲悯，头脑清醒，竭尽所能，飞驰援救；自兹持正守道，以祈天佑斯民！ ●陈思：今天，我们应该放下一切，各尽所能，先去抢救危在旦夕的人们；我们还需要更专业的救灾组织，开放NGO和鼓励其他民间力量形成专业救护团队，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崔卫平：对不起，睡在瓦砾中的孩子，没有让你们住上结实的教学楼。 ●单世联：我现在要说的是，灾难发生后，我们这些局外人除了抽象的同情外，似乎也只是多了一个话题和谈资。现代传播技术使我们可以即时了解世界的一切，却无法分担灾区人们的无奈、绝望。家园可以重建，城市可以再度灯红酒绿，但死去的人呢？我们可以捐款，可以为死难者难过，而且是真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知道，这一切还不够，但我又能如何呢？ ●党国英：骤然间一场灾难降临，让我们震惊、悲痛。人类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灾变中进化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辜者的牺牲。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办法再多一点，被叫做制度的生存规则再完善一些，更多的人的命运本来有所不同。我向苍天祈祷，让我们同舟共济，让无辜者得到救援；容我们再做努力，将来拥有更强大的避灾抗灾的能力。 ●丁学良：地震区周边有多座水坝、电站等大中型工程、专门机构，附近居民及各种媒体要高度关注它们的状况，遵循信息透明的法规，尽力防止可能的灾难发生。天佑川民！ ●杜导正：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能经受艰难困苦的优秀民族，四川地震造成的灾难，我们一定能彻底战而胜之。 ●高尚全：用爱心全力支持灾区人民。 ●高耀洁：12日下午，我在郑州也感到了强烈的震感，开始我还以为是楼上装修。后来我看到电视上报道汶川灾情，很感痛心。卫生部号召各地义务献血支援灾区，我想强调，越是危急情况，越是一定要保证血浆安全，千万不能酿成血祸。另外，地震灾区接受各地大量捐款，也一定要加强管理，务必保证捐款用到灾民身上。 ●葛剑雄：我还是相信荀子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次震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今后也未必不会有更严重的。在人类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防灾救灾、缩小灾害的损失，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和一切可以暂缓的喜庆活动，全国全民动员，全力救灾！众志成城，多难兴邦！ ●顾则徐：面对灾难，没有什么能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了。爱人，爱中国人，就是最好的爱国、爱民族。在人的生命面前，中国人民的心在灾难面前悲伤地聚集在了一起。悲伤会让我们更坚定、更勇敢、更理智，也更人性！ ●郭道晖：“天变不足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曾经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和顽强的承受力，战胜过历来的各种艰难险阻，也一定能战胜这次灾难。这次地震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震级相近，但今天我们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与国力与过去大不相同。相信一定能顺利克服各种困难，减少牺牲和损失。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对灾难的救助也是全球人民的共同意愿与责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国有难，全球救助。发生在2004年底的南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引发了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空前规模的全球大救助，全球人民共享利益，也共担痛苦。我们固然应当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也应当积极欢迎外援。我希望不要再重复过去唐山地震拒绝外援的蠢事。 以人为本，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郭巍青：四川发生强烈地震，无数家庭突然蒙受血光之灾。死伤人数仿如利箭，深深刺痛国人的心。谨借报纸一角，向死难者遥寄无限哀思。愿所有人团结，支持救援努力，帮助幸存者坚强。广东有许多外来工和学生来自受灾地区，他们必定心急如焚。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帮助他们分担痛苦与忧愁。 ●何兵：灾难不应仅仅使民族团结，更应该使民族反省。对于善于并勇于反省的民族而言，谣言不足畏惧。谣言可能杀人，但没有谣言的国家更加危险。谣言止于公开。 ●贺卫方：戊子年，怎样的灾难！再也不要举办任何欢庆的举动，我们要为死难的同胞表达悲恸。把那些用于喜悦的款项，给那些不幸的家庭，表达人们微不足道的心伤。 ●何兆武：我们深切悼念汶川地震中死难的同胞们，以及现在虽然生还却还在苦难之中的同胞们，希望各界都来支援他们。不要像当年唐山大地震那样，谢绝一切国外援助，那是荒唐的，因为这是全人类的灾难！希望全国同胞群策群力，尽快渡过这场灾难。 ●季卫东：四川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了家园的脆弱性，也催生了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但愿2008年5月12日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某种新型社会机制将在全国志愿者的救灾和复兴活动中形成和发展。 在民间互助、自力更生的过程中，中国必定会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从灾区复兴到民族复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旋律将这样奏响，并在全世界引起共鸣！ ●江平：山摇地裂哀比国殇，一隅有难援自八方！ ●蒋兆勇：大灾大难时新闻媒体的职责首先是告知公众，即便有错误资讯，但只要不停追踪也会接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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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周边有多少危险的水坝？ 汶川大地震后的第二天（5月13日），《南方都市报》让我们每个评论者为灾区同胞写几句话。我写的是： “地震区周边有多座水坝、电站等大中型工程、专门机构，附近的居民及各种媒体要高度关注它们的状况，遵循信息透明的法规，尽力防止可能的灾难发生。天佑川民！” 几十个小时以来，我一直非常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一] 5月14日早晨，我读到的一条英文报道（“国际探究”）说，China News Service （“中国新闻服务社”）披露，四川和重庆境内，已经有 17 座水库被震伤。 [二] 5月15日早晨，AP （“美联社”）记者引用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官方消息，被震伤的水坝已经达到 391 座，其中 2 座是大型的，28座是中型的。 上述第一条报道还引用了两条相关资料：根据四川省矿产资源研究部门的地质学家 Fan Xiao （Bureau of Ge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Sichuan province） 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估计，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水库建造品质差，是有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遇上自然灾害就可能发生严重后果。根据中国水利部2007年9月发布的普查，截止2005年底，四川全省共有 6681 座水库，其中的 798 座质地差，有安全隐患。 这次特大地震对周边本来就有安全隐患的多座水库造成的损坏，是震后相当长时间里最值得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之一。任何的疏忽大意或对危险苗头的掩盖，都有可能导致极其惨重的后果。 注意：历史的惨痛教训有必要提起：1975年8月4-6日，特大暴雨袭击河南的淮河上游地区。关键时刻，当地的通讯和交通中断，领导指挥混乱，必需的防汛器材缺乏，于是在7-8日发生了河南东南、安徽西北部 2 座大型水库、58座中小型水库的群体崩塌，直接被淹死的老百姓有 85000 多人，随后死于瘟疫和饥荒的更多（资料来源参阅《液体的回忆》2004年版30-34页）。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水库堤坝群崩灾难。 今天的中国与“极左”横行的时代已有天壤之别。但我们还是要提高警觉，不许特大地震的灾害，再因为可能的人为失职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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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灾区人民-愿天佑川民 知识分子祝福灾区人民 2008-05-14 09:01:13 南方都市报 【 浏览字号： 点击发表评论 搜索更多 地震 的资讯 >>> 编者按汶川巨震，举国挂牵。此时此刻，南都专栏作者已无意于长篇大论，而只想片言只语载深情。在此，本报特将他们的感言与寄语辑成一束（以姓氏拼音为序），奉献于难中同胞面前。诚愿天佑吾民，早渡艰危。 ●保育钧：今年刚过五个月，就有四场灾难灾害：雪灾，手足口病，山东火车相撞，四川大地震。每次都是最高层出面，这一方面表明以人为本的理念，另一方面却暴露了体制的缺陷。 ●蔡定剑：大灾面前，顿感生命的无价，亲情和友情的珍贵，权力、名利的卑微。 ●长平：疲倦至极，但无心睡眠，觉得睡觉是不义的，我应该陪着他们，为逝者守灵，为伤者祈福。上班的路上，忍不住恸哭失声：吾土吾乡，吾国吾民，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生何其困蹇，死何其悲惨。我们应该做什么？生死面前能否大彻大悟？抛弃一切面子，一切成见，一切陋习，一切惰性，心怀悲悯，头脑清醒，竭尽所能，飞驰援救；自兹持正守道，以祈天佑斯民！ ●陈思：今天，我们应该放下一切，各尽所能，先去抢救危在旦夕的人们；我们还需要更专业的救灾组织，开放NGO和鼓励其他民间力量形成专业救护团队，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崔卫平：对不起，睡在瓦砾中的孩子，没有让你们住上结实的教学楼。 ●单世联：我现在要说的是，灾难发生后，我们这些局外人除了抽象的同情外，似乎也只是多了一个话题和谈资。现代传播技术使我们可以即时了解世界的一切，却无法分担灾区人们的无奈、绝望。家园可以重建，城市可以再度灯红酒绿，但死去的人呢？我们可以捐款，可以为死难者难过，而且是真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知道，这一切还不够，但我又能如何呢？ ●党国英：骤然间一场灾难降临，让我们震惊、悲痛。人类是在生存竞争和自然灾变中进化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辜者的牺牲。如果我们再聪明一点，办法再多一点，被叫做制度的生存规则再完善一些，更多的人的命运本来有所不同。我向苍天祈祷，让我们同舟共济，让无辜者得到救援；容我们再做努力，将来拥有更强大的避灾抗灾的能力。 ●丁学良：地震区周边有多座水坝、电站等大中型工程、专门机构，附近居民及各种媒体要高度关注它们的状况，遵循信息透明的法规，尽力防止可能的灾难发生。天佑川民！ ●杜导正：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能经受艰难困苦的优秀民族，四川地震造成的灾难，我们一定能彻底战而胜之。 ●高尚全：用爱心全力支持灾区人民。 ●高耀洁：12日下午，我在郑州也感到了强烈的震感，开始我还以为是楼上装修。后来我看到电视上报道汶川灾情，很感痛心。卫生部号召各地义务献血支援灾区，我想强调，越是危急情况，越是一定要保证血浆安全，千万不能酿成血祸。另外，地震灾区接受各地大量捐款，也一定要加强管理，务必保证捐款用到灾民身上。 ●葛剑雄：我还是相信荀子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次震灾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今后也未必不会有更严重的。在人类还不能准确预报地震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防灾救灾、缩小灾害的损失，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停止奥运火炬传递和一切可以暂缓的喜庆活动，全国全民动员，全力救灾！众志成城，多难兴邦！ ●顾则徐：面对灾难，没有什么能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了。爱人，爱中国人，就是最好的爱国、爱民族。在人的生命面前，中国人民的心在灾难面前悲伤地聚集在了一起。悲伤会让我们更坚定、更勇敢、更理智，也更人性！ ●郭道晖：“天变不足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曾经以其大无畏的精神和顽强的承受力，战胜过历来的各种艰难险阻，也一定能战胜这次灾难。这次地震同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震级相近，但今天我们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与国力与过去大不相同。相信一定能顺利克服各种困难，减少牺牲和损失。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对灾难的救助也是全球人民的共同意愿与责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国有难，全球救助。发生在2004年底的南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引发了世界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空前规模的全球大救助，全球人民共享利益，也共担痛苦。我们固然应当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也应当积极欢迎外援。我希望不要再重复过去唐山地震拒绝外援的蠢事。 以人为本，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郭巍青：四川发生强烈地震，无数家庭突然蒙受血光之灾。死伤人数仿如利箭，深深刺痛国人的心。谨借报纸一角，向死难者遥寄无限哀思。愿所有人团结，支持救援努力，帮助幸存者坚强。广东有许多外来工和学生来自受灾地区，他们必定心急如焚。让我们从身边做起，帮助他们分担痛苦与忧愁。 ●何兵：灾难不应仅仅使民族团结，更应该使民族反省。对于善于并勇于反省的民族而言，谣言不足畏惧。谣言可能杀人，但没有谣言的国家更加危险。谣言止于公开。 ●贺卫方：戊子年，怎样的灾难！再也不要举办任何欢庆的举动，我们要为死难的同胞表达悲恸。把那些用于喜悦的款项，给那些不幸的家庭，表达人们微不足道的心伤。 ●何兆武：我们深切悼念汶川地震中死难的同胞们，以及现在虽然生还却还在苦难之中的同胞们，希望各界都来支援他们。不要像当年唐山大地震那样，谢绝一切国外援助，那是荒唐的，因为这是全人类的灾难！希望全国同胞群策群力，尽快渡过这场灾难。 ●季卫东：四川大地震让我们看到了家园的脆弱性，也催生了强烈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但愿2008年5月12日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某种新型社会机制将在全国志愿者的救灾和复兴活动中形成和发展。 在民间互助、自力更生的过程中，中国必定会凤凰涅槃、获得新生！ 从灾区复兴到民族复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旋律将这样奏响，并在全世界引起共鸣！ ●江平：山摇地裂哀比国殇，一隅有难援自八方！ ●蒋兆勇：大灾大难时新闻媒体的职责首先是告知公众，即便有错误资讯，但只要不停追踪也会接近真实，公众全息掌握资讯，做出行动选择，也就为救灾创造了更好条件。 ●雷颐：雪中送炭第一，锦上添花第二！ ●李公明：当此血泪创痛之际，政府与民众尤需同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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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 麻烦多多, 却一马当先! 我认识马英九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1989年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我应邀访问台湾，观察地方选举。当时马英九主管“法务部”。他那时正因为摔伤了胳膊住院治疗，还特地回到办公室来与我长谈，并尽快办好了我在台湾学术访问的延期手续，使我成为第一个合法在台湾作学术访问超过15天的中国大陆居民（详见本博客里的《古风王惕吾》一文）。 2008年3月22日一整天，我都盯着台湾的选情电子计算器大屏幕，直到看见马英九的竞争对手一方承认马英九胜选的正式宣布，我才放心地打开一瓶藏了九年的红葡萄酒(“九”这个数最大），畅饮了一晚，然后收拾行李回北京。 马英九这次大获全胜，原因最主要的只有两条，第一条是他的廉政记录，第二条是他的两岸理性政策。他的廉政记录，是被对手们以非法合法的手段，里里外外翻来复去查了好多次的。这里我特地找出2007年元旦《名牌》杂志的资深编辑黄惊涛采访我的一篇长文，其中对马英九对决陈水扁的明流暗流，作了客观的分析——客观是因为虽然马英九是我的校友，我并没有因此而偏论胡议，却是把针对他的反贪污政治操纵，放在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民主化浪潮第三波的全球背景上来分析。结论是：在一个不偏不倚的法治环境里，马英九打不跨，陈水扁好不了。 16个月以前我的这个中立判词，在这次台湾的大选中，被证实。我还能不再去开一瓶陈年红葡萄酒吗？ 打扫五十年的马厩,扫到马英九身上 —- 对话丁学良 黄惊涛 转型政治的病痛与症候 mangazine《名牌》：这段时间，台湾因为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和马英九的“特别费案”，而出现了一连串的重大抗争和政治风波，你如何来看待台湾目前的这种状况？ 丁学良：如果我们把眼光拉得更远，不是就台湾而谈台湾，而是从比较政治学角度来看问题，可能会看得更为清楚。从1980年代末、1990时代初经历政治转型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五六年了，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历史条件、文化、人种等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中间已经能从威权制转变为高品质的良治国家和地区的还是很少，比如波兰、俄罗斯、匈牙利、捷克等等。 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如预期所想的那样在发展，这也加深了我们这些学者对政治转型不要过于乐观地来看待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台湾目前经历的不管是翻天覆地的还是乱七八糟、动荡不安的状况，如果把它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来看，应该定位为是一个年轻的、刚刚诞生不久的、竞争性的多党制度出现之后很难避免的乱局状态。 台湾的这种多党制与其他年轻而幼稚的多党制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它的共同性在于，在原来威权时代的政治运作中，政治的核心部位，往往都存在着黑箱作业和不透明的地方，在以前这些地方是不为老百姓所知的。在建立多党制之后，这些地方就成了曝光率最高的部位，像陈水扁这些人被曝光之后，被弄得一身的污泥脏水，臭烘烘的，当他被发现自己的不干净的时候，他就要在别人身上也找出不干净的地方。 东德、捷克等很多国家，在政治转型中也曾出现过相互告发的情况，有些甚至是在夫妻、父子、情侣、同志之间发生的。相互告发之后，会发现所有当过官的人，可能都有些不干净地方，因为原来就有一个不干净的体制在那里。 当然从客观上来讲，陈水扁与马英九两人所做的事情，在性质上和程度上是天差地别的，他们之间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马英九的钱是进了自己的口袋，证明他是在滥用公款、中饱私囊。如果把这个案子拿到美国去判的话，马英九只能被认为是对手下的疏忽，而陈水扁却是整个家族直接介入到公款变为私款的贪污行为。 用政治智慧来治疗“转型政治症” mangazine·名牌：像马英九的这个“特别费案”，虽然也许他在主观上没有贪渎的犯意，但是如果考虑到目前台湾政治之“险恶”和相互告发的情形，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来处理和看待这个事情？ 丁学良：就台湾目前的状况来看，很需要有一种理性的政治智慧出来，把一些问题的界限划定清楚，确定哪些是应该追究的，追究到什么程度，而哪些是可以不予追究的。如果没完没了的话，那么整个岛内的公共资源都会被耗费。如果没有这种政治智慧，那么我很担心会对台湾社会的良性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还可以从比较政治和比较发展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香港在1950、1960年代，由于它的中高层领导者有很多特权，那时候也曾经是腐败得一塌糊涂，而最腐败的部门是警察部门。当时警察部门有个大头目叫葛柏，他因为有很多不明所得而被告发了，但是他利用警察系统的关系竟然跑掉了，这使得很多老百姓上街游行。从这个事件开始，导致了对香港警察系统的清洗和清算，香港的反贪腐运动就从这里开始，结果后来一查，发现香港警察系统的腐败行为简直是太普遍了，大大小小的贪污不知其数。从当时的状况来讲，警察队伍是香港最大的一支暴力部队，如果你全面清洗，很可能会造成警察队伍的哗变。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香港反贪部门就有了一种理性的考虑，即“大赦”的方式。他们通过划定一个界限，确定除了极少数特别巨大的案子要继续查处下去以外，在1977年1月1日之前一般的案子就不再追究了。而从这以后，不管案子的大小，都一律要追查。这种措施，既避免了导致香港警察部门哗变的可能性，也使后来的查贪行为有法可依。 mangazine·名牌：根据香港的经验并参考台湾岛内的情形，你觉得陈水扁以及马英九这些案子对于台湾的制度性构造方面有多大的意义？ 丁学良：我希望它有很大的意义。它使台湾的人们认识到，台湾的社会不能只以截然的蓝绿来划分，而是要深思体制的问题。不过要进行彻底的体制改造，还是有很多困难。这有点像古希腊一个著名的神话所说的，一个很多年没有打扫的马厩，你可想而知它有多脏了，而且一旦打扫起来就有一大堆的东西要处理。在打扫的过程中，应该要有政治的智慧和机灵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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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不下腰系自己鞋带的天才 （丁学良口述，周筱赟整理） {{{ 他的房间里只有两样东西——书籍和衣服。不仅书架上摆满了书，地板的三分之二面积也被书占着，还有三分之一扔满了他穿过的衬衣和外衣。每过一个星期，他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遍后，一位美貌而有风度的女研究生伊丽莎白就会跑来，像仆人一样把他的衣服拿去洗衣房洗静、烘干，再叠好送回来。}}} 我在哈佛读书时最好的朋友是卡尔（Kal），2007年最后一期《南方周末-名牌》杂志的专栏里，我已经说了他的故事。我在哈佛的北园（North Yard）住时，这样的传奇人物还有几个。布兰福德（Blanford）是不得不提的一位。 布兰福德被卡尔誉为我们所住的宿舍理查兹堂（Richards Hall）那一层的灵魂人物。他当时在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攻读博士，形象上颇有几分古典文学、话剧中的律师或学者的韵味，脑袋极大，头发稀疏，浓密的胡须虽还没有达到马克思的程度，但至少也是后者的一半。生活作风和为人处事上，布兰福德也完全不像一个现代人。总之，他一点都不像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人。 布兰福德的生活习惯也是与众不同。他早上十一点半左右才起床，夜里要到凌晨三四点才睡觉。别人吃午餐的时间，布兰福德吃早餐；别人吃晚餐的时间，他吃午餐。而到了很晚很晚的时候，他才吃点夜消当晚餐。 在我们这层楼的正中间，有一个common room，就是公共餐厅，餐厅的阳台伸出去，很宽敞，外面是草坪。每天夜里，是布兰福德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当他吃完中餐后（也就是其他人的晚餐），所有的人都会围在餐桌旁听他讲话，听的人偶尔也会问一些问题，但基本上都是他在主讲。在美国，我还没有遇到过比布兰福德的英文口语表述能力更优秀、更生动的人。他被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的教授们公认为自从1960年代末以来的15年里，该系招收的最出类拔萃的人。用卡尔的话来讲，任何人和布兰福德交谈不到五分钟，就会发现他是个天才。 布兰福德所学的专业是英美古典文学，但他的知识面之广，是非常罕见的。我们那一层24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专业，有学历史的，学比较文学的，学物理学的，学化学的，学数学的，学医学的，学心理学的，学人类学的，学社会学的，学经济学的，学行政管理的，差不多所有的主要学科的学生都有。但是，所有的人都承认，在他们各自所学的领域，布兰福德都知道很多。布兰福德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之强，和别人交谈几句话，就能把对方想说又说不清楚的问题表述得很清楚。 我们这一层大部分学生，在common room吃过晚饭后闲聊一会，就会陆续回房间看书学习。还留在餐厅里的，一般就是布兰福德、弗兰西斯和汉威，有时候还有托尼（Tony）。一直聊到午夜，其他人陆续离开，就只剩布兰福德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在那时，任何一个走过那里的人问他一句话，他都会很开心。他的精力似乎是用不完的。 我们其他23个人，在哈佛读书读得非常辛苦。尤其是像我这样母语不是英文的，从课程进程上来讲，要踮着脚尖才够得着。布兰福德是我们这一层中惟一一个在谈笑间就把自己所有的课程都解决掉的人，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去读与专业没有关系的书籍。布兰福德不仅博闻，而且强记，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他的博闻强记在我一生中所遇到的同辈人里，也是名列前茅的。 布兰福德出生在美国费城旁边的一个小镇，叫做兰开斯特（Lancaster）。他的家庭非常保守，好几代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比基督教更保守。布兰福德自己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虔诚的信仰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愚昧闭塞的人。他什么都读，他对其他宗教的经典从来不采取一种封闭的状态，他读孔子、老子、庄子，还读伊斯兰教、犹太教的经典。 哈佛的研究生宿舍，每个人的房间都是一样大的。布兰福德的房间我很少去，除非我有问题要问。布兰福德对所学的课程应付得太自如了，在第一个学年就被他所在的英美文学系里聘为助教，而且教的还是主讲性的课程。而我们通常要在第三年才能成为助教，并且还只是给教授担当助手。 布兰福德上课非常受欢迎，经过口耳相传，在哈佛校内赢得赞誉一片。布兰福德是一个很敬业的人，平时可以马马虎虎，但去讲课的时候是非常注意仪表的，穿上西装打好领带，头发、胡子也梳得整整齐齐。但他的肚子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了从来不能自己给自己系鞋带的地步。所以每次他都会以哀求的眼光，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布兰福德的房间里只有两样东西——书藉和衣服。不仅书架上摆满了书，地板的三分之二面积被书占着，还有三分之一，扔满了他穿过的衬衣和外衣。每过一个星期，他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遍后，一个美貌而有风度的女研究生伊丽莎白就会跑来，像仆人一样把他的衣服拿去洗衣房洗洗静、烘干，再叠好送回来。当时，我们还怀疑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后来，我、布兰福德、弗兰西斯、汉威、卡尔几个人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后，我才知道，伊丽莎白出生豪门，又嫁给了非常有钱的人，被丈夫像王妃一样地宠爱着，动不动就请她去欧洲享受。只是出于对布兰福德极度的崇拜，伊丽莎白才心甘情愿来帮布兰福德洗衣服。 布兰福德有很多孩子气的东西，他的胖就和他喜欢吃甜食有很大的关系。他对甜食完全没有抵抗力，像孩子一样迷恋。我自己也很喜欢吃冰淇淋，哈佛所在的坎布里奇镇就是北美洲的冰淇淋故乡。这里的冰淇淋品种最多、品质最好、价格最便宜，小巷子里到处都是冰淇淋店。我每天晚饭后，都会倒一杯威士忌，拿一碟冰淇淋，潇洒个15、20分钟。这时他就会投来羡慕的目光，内心充满挣扎。 布兰福德在专业上非常了不起，这是由于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宗教典籍的解读，非常讲究追根究底。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英国17世纪至18世纪的宗教诗歌》，选择了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一是神学，二是英国文学，把神学和文学结合在了一起。他的博士论文通过后不久，就被剑桥大学出版社作为全世界最优秀的研究宗教和英语文学之间关系的系列研究著作之一本出版。我很少会如此佩服一个同辈人。 但是，布兰福德有些恃才傲物，他只会因学识而佩服一个人，对财富、地位、资历、等级等根本看不上眼，因此以后就得罪了他们系里的不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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