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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年来中国的最大机遇

  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成为世界级经贸大平台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昆明2008年八月三日电（刘子倩）“我们要重视和利用当今历史机遇，与东盟各国一起，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成为世界级经济贸易的大平台。”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云南国际交流中心海外理事丁学良，今日在此间由《云南信息报》主办的“云岭公众论坛”上坐而论道，以“云南与周边国家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为题发表演讲，春城民众也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这位2005年10月因发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而备受争议的学者的“快人快语”。会场早就挤满了听众，许多人一直站着听了近三个小时。 作为云南省政府对外开放发展的顾问，丁学良15 年来几乎走遍了云南全省的每个角落，走遍了与云南省接壤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开放地区，走遍了所有的边境口岸，是最早关注云南利用地缘优势与东盟互动发展的专家之一。丁学良首先将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及当年的欧洲共同体进行了细致地对比，建议云南应抓住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扩大与东盟各国的各领域合作，加快发展步伐。 丁学良常常用广西的发展来刺激云南：“每次我去广西讲课，他们都说我是带着强烈的云南情结，但现在看来广西后来居上的势头越来越强劲。虽然云南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但若不加快发展，肯定会让广西超过去。”但他话锋一转，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愿景：“在与东盟合作发展的过程中，我更愿意看到云南与广西相互竞争，强者更强，弱者能迎头赶上，刺激西南各省，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 为了避免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简单买卖的初级阶段，他建议云南着眼于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生物工程的合作与开发。“东南亚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云南可以与他们合作，将我们的中药现代化，向国际市场推出去。”丁学良说。 在分析优势的同时，他也指出云南所存在的问题，诸如公路交通、通讯设施的滞后以及口岸管理制度性的问题等。他同时强调，一定要鼓励和支持民营的中小企业去东盟国家投资和发展，而不能仅仅依靠国有大企业在海外投资。 谈到将于二0一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时，他分析说，中国的纺织、家用电器、工作机械、交通运输、石油化工等五大产业将从中首先受益。此外，他还专门对教育产业发表了看法：“五年前，我们曾建议云南省政府在西双版纳建一所东南亚大学，为东南亚各国培养各类人才，促进双方的人才交流合作。只有通过人才培养和教育才能使人变为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如今是全球发展的第一资本。人力资本其实就是开发后的大脑，我们要从世界的打工仔变为世界的大脑。” 最后，他表示，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六百年前，云南人郑和就打开了中国通向世界的大门，但因为中国的皇帝一道混账命令，实行海禁，自我封闭，我们原本具有的海航优势就被抛弃了，很快变成了劣势。六百年后的今天，机遇又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个机遇就是我们民族复兴大道上的 3 个大加油站——大湄公河流域的经济互动、中国与中南半岛的经济互动、中国与东南亚十国的经济一体化。我们要重视和利用这个历史机遇，与东盟各国一起，把这个自由贸易区发展成为世界级经济贸易的大平台。” 《龙希成 评丁学良的论点--摘自南方日报评论版》 丁学良的新书概括几个新异之见,期盼有助理解快速演进的中国政经体制和趋向社会良治的建言。欲辨这些见解是否新异或其提出的背景和内容,则请读者自阅全书,对照判断。 中国目前还只是经济崛起,非全面崛起。中国崛起有待“软力量要素”如政治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科技、思想、文艺等方面的强盛。而且是经济“再”崛起。因为两千年前中国经济总产值就占全世界1/4；至187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大于美国,为世界经济大国。 中国经济近三十年高速增长,但“素质”不高。一是严重依赖外来技术,缺乏自主创新,增长与创新机制内生性不够；二是财富创造机制贫弱,投资回报率不佳；三是石油等战略资源对外依赖性强；四是社会和环境成本太大。 丁学良提出两种“短缺”。中国已成功摆脱“经济的短缺”,未来则要解决“社会公正的短缺”。公众质疑致富的手段与合法性,认为很多快速致富者并非“正正当当按照纸面上法律和政策致富”,而是通过特殊关系、门路和腐败,玩公共权力、金融和房地产等暴富。政府应通过法庭、媒体、基层民主建立社会公正制度和利益调整补偿机制,而非行政手段。 丁学良提出“国家效能再构建”之议,认为计划体制下被行政部门同化的职能应分化出来,由司法和执法及市场行业部门行使公共管理；应对新型危机或突发事态,决策层应具快速学习和独立决策的能力,摆脱裙带羁绊,保障信息通畅；执政者不应有“全面承包”心态,具自组自助功能的公民社会能为政府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和民间协助。 丁学良认为,中国与印度两个大国分享对方的发展经验,求得更全面、均衡进步,是国际社会最大希望之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值得印度借鉴；但印度的民主体制演进和政治发展优势,给丁学良带来“认知刺激”,因为印度“规模”与中国相当,其民主发展的经验“挑战”至少四条已有的假设。 丁学良以“可预测性”分析意见、指示、政策、行政条例、法律、宪法等中国人日常经验的公共权威。意见和指示随意性强；政策和行政条例居中；法律和宪法稳定性与可预测性高。在意见、指示和政策下,财富的创造、交易和继承是一种“特许权利”,非“普遍权利”... 发表于 八月 07 2008, 03:46 下午 作者 丁学良和谢丹阳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宋美龄、尼克松和北京奥运

  宋美龄、尼克松和北京奥运 FTChinese.com 丁学良 专栏 [ 北京为迎接奥运推动的“讲文明、树新风”，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七十多年前一个很有名的活动——曾在中国轰轰烈烈推行过的“新生活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奥运的准备，是接上了早在1934年就开始、然后中断了的中国社会以世界文明主流为参照系的进步脉络。] 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继续是国际媒体的焦点。近一个多星期来，无国界记者协会又在批评中国对记者采访的诸多限制，比如奥运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的直播问题。虽然这样的事不断在国际上引起抱怨，但据我所知，也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对最近几个月北京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给了蛮好的评价。只要你是从国外刚刚来，下了飞机，进了北京城，到处都能看到这些活动。 “迎奥运，讲文明”的内容，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色，包括不随地吐痰、不光膀子上街、不乱扔垃圾、不插队、不在公共场合抽烟等等。一些老外们入住的四星、三星半的宾馆，最近一两个月，都在加快训练服务人员，做好对奥运期间客人的接待，细致到做菜时不要用花生油，以免让过敏的外国游客拉稀。在理发店，尽量不要用剃刀，以免传染疾病。一些四星级宾馆的服务员，还被要求会说一点外语，要对所有外国运动员和客人一视同仁，不要对富裕大国来的一个态度，对小国穷国又是一个态度。服务行业的人员，已经被这些训练弄得疲惫不堪，很多人巴不得奥运早点过去，一切恢复常态。北京为迎接奥运所做的“讲文明、树新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重复了七十多年前一个很有名的活动——曾经在中国轰轰烈烈推行过的“新生活运动”，发起人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玲，并获得蒋介石的大力支持。受宋美龄委托、负责抓这件工作的是阎宝航。 阎先生出任“新生活运动总干事”，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关系非常密切，是地下共产党的要人。阎的一个儿子，就是后来做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阎明复。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与北京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运动内容大同小异。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源自哪里？考察其做法，重要的一点，是以礼义廉耻——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为基准。然而，尽管它表面上是用中国的传统概念来动员，但实际上其内容却多半不是中国传统式的。宋美龄本人是基督徒，阎宝航也是。他们二人想法一致，就是要把基督教救人、救世与改造国民结合起来，想把当时中国的民众从内心到外表进行改造，焕然一新，成为新的国民，以适应现代的新社会、新世界潮流。所以，当时宋美龄和阎宝航的工作，蒋介石是深为赞同的。1934年5月，当宋请阎担任“新生活促进总会书记”时，他正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参议，即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身边的助手，忙得不得了。阎本想推辞，他的同乡张学良却提醒他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东北人在南京中央政府里居高位的人不多，你一定不要推辞，要趁这个机会多做点好事。 今天回顾新生活运动，我们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尽管它的口号是中国的，但内容却是西方的——就是按照在西方受过普通教育的民众在公共场合下应有的行为规范，来改造中国民众的公共举止。宋美龄与阎宝航联手推动，以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作起点，从小事做起。“新生活运动”跟北京奥运文明活动内容相当一致：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小便，衣冠整洁，走路时要靠左，不要乱跑乱撞。在公共场合或是进入会场时，大家要有礼貌，要把帽子除下来，拿在手里；听到国歌时，要肃然起立；要排队，要整洁，不要说脏话。阎宝航曾在英国受过教育，他在公共场合时温文尔雅，外表颇具英国绅士风度。宋美龄曾留学美国——二人都因受了西方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信了基督教；都有切身体会，觉得中国急切需要一种基本的国民文明教育。 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像今天的北京“迎奥运，讲文明”一样，获得西方媒体的关注。 1937年2月27日出版的美国《文学文摘》杂志，专以中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作为封面故事。刊登的照片显示当时的中国精英们，是怎样试图把西方文明中的好东西，与中国社会大众层相结合，变成国民习以为常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在74年以前，宋美龄、阎宝航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现代化早期领头的精英分子，就已经在为当今的北京奥运做准备工作了——让中国普通民众的公共行为规范，与世界文明接轨。完全可以推论，如果当年日本军队不打进中国，新生活运动能从1934年一直坚持下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国民素质，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面积的差劲，糟糕到在国际社会里常令人难为情。所以中国公民现在出境旅游，出发前要发一个表，强调遵守一系列行为规则。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以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新生活运动”只得停止，这是很遗憾的事情。近代中国史上有两件事——都是我出国读书才有机会知道的，即从1920年代末，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8-9年时间，中国GDP的增长也是非常显著的。那时中国的内地不怎么样，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建设，比如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进步很明显，已经走上了一条不仅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包括工业化，但更广泛，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进步。可这个伟大的起步，被异国军队的侵略给中断了。从抗战开始，中国外战、内战、革命、动乱一波接一波，基本上没停过，直到后来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接轨的现代化努力，差不多完全割断，导致了中国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是社会... 发表于 七月 24 2008, 11:27 上午 作者 丁学良和谢丹阳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二民主义”的台湾

  “二民主义”的台湾 FT中文网丁学良专栏 [ 台湾政治主流从“三民主义”变成“二民主义”，是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变化。如果中国大陆还认为中华民族主义能够成为两岸交往的支点的话，那么，由此而制定的对台政策，绝大部分是不会结果实的。因为，台湾政治的社会基础已经走过了“三民主义”的阶段，现在是“二民主义”稳步发展的阶段。] 与台湾的关系，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年来，所有涉外关系中最核心、最敏感、也是最多变的难题。几天前我一早起来，就被国际媒体的报道吸引：中国大陆与台湾间的周末包机正式启航。这在国际上是个极受关注的话题，把它看成是亚太地区近年来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也是大中华区域内重要的良性互动的开始。陈水扁当政的8年中间，两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恶性互动，即两边的极端派互相刺激，导致双方的敌意不断上升，差点擦枪走火。 随着马英九胜选及其政府的成型，台湾舆论认为，马政府未来4年期间，不管是岛内政策还是外部政策，最关键的还是要落脚到对大陆的政策怎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英九第一届执政任期的成功与否，会落脚到其大陆政策是否基本成功。如果马的大陆政策基本成功，那他的连任不会有大问题。若马能连任两届，必将为台海之间的良性互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业已宣布的内容来观察马英九的大陆政策，其关键可用四字总结： “和平”、“繁荣”。“和平”就是双方不要有更多的冲突，更不要因为这些冲突而导致武装对抗；“繁荣”则指在经济方面，双方能逐步提升交往的幅度和内容，使相互间的经贸形成长期互补和共同发展的趋势——这应是马执政期间，相当固定的大政策。 我特别关注的是，马政府的大陆政策，不仅着眼于同中国大陆的官方交往——这个他是很在意的。同时，作为一个民选的总统，马英九也特别在意如何促进在民间交往层次上，进一步深化两岸间的良性互动。对此我非常赞同马的路线。 因为这会使两岸的民间交往，从过去那种“单行线”，迅速转入一个双向的道路。这些年来，台湾每年都有100多万人次来中国大陆；而大陆方面，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外，普通民众基本上没机会去台湾。这是一个很不平衡的做法。随着7月4号大陆的第一批民间旅游团600多人赴台，这种不平衡的状态有了改善。 7月4号是个重要的日子，美国的独立日。在这一天开始两岸民间交往的新篇章，我倒觉得非常好。如果两岸良性互动能够持续下去，就会慢慢缓解过去8年中阿扁政府不断用“独立”这个字眼来刺激大陆。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为什么说两岸间的民众交往意义深远？我本人的经历或可作为一个旁证。19年前我第一次踏上台湾土地，是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人中，到台湾访问的最早的少数人。现在很难想象当时产生到台湾“去看看”的念头，是怎样艰难甚至危险——因为对于那时的中国大陆来说，台湾尚属敌方，“蒋匪帮”的称呼，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最深刻的几个词汇之一。 那是1987年底的事。我们在波士顿地区的大陆留学生，主动找到《联合报》的创办人 王惕吾先生及其同仁。王惕吾抗战时跟随蒋经国，做过蒋身边高级别的军官，也曾是国民党的中常委。我们通过王老，向台湾总统蒋经国提出，我们大陆留美学生希望有机会亲自到台湾宝岛看看。 王惕吾先生为我们搭桥，找到那时的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马树礼。几年前 马先生去世了，是位了不起的前辈。他原是菲律宾的华侨，抗战爆发，主动从南洋回国共赴国难，与周恩来、郭沫若等人一起做过抗战宣传，中华情结极深。 当时正值蒋经国晚年，他非常担忧两岸经过近40年的分离，会彼此之间越走越远。那时，蒋的糖尿病非常严重，他深知自己的生命不会很长，他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因此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做了几件大事。第一，“解严”，解除《戡乱戒严法》；第二，开放台湾居民回大陆探亲，当然还有解除党禁、报禁等一系列进步政策。台湾如果没有“解严”，按照《中华民国》法律，台湾居民就不可以来大陆探亲。 对于大陆留学生的来访请求，台湾方面未有充分准备，经历了诸多周折。 尽管提出了要求，我们仍不想让此次台湾之行，在政治上被误解，所以希望尽可能通过民间交往的方式进行。就这样磨了好长时间，直到1989年才成行。那时蒋经国已经去世，李登辉当上总统。 我算是1949年后，第一个以大陆学者的身份通过美国去台湾、在台做学术访问超过15天的人。马英九当时是台湾的法务部（司法）部长，首届海基会秘书长陈长文通过马，将我的访问延长作为一个案例申报，予以特批。然后我才能在台湾呆足30天，背着背包，将台湾环岛走了一遍，了解民间。从那以后，我每隔3-4年去一次台湾，观察选举等。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过去几十年，双方的宣传都把对方描绘是土匪：大陆对台湾用的是“蒋匪”；台湾对大陆用的是“共匪”。我们1949年后出生成长起来的，对台湾的了解，长时期里都是官方宣传扭曲下形成的。 第一次赴台出发前，台湾在美国的一位商人对我开玩笑说，你们共产党那边，每年都在叫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国民党这边，每年都在叫一定要反攻大陆。香港人于是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岁岁反攻大陆”；下联是：“年年解放台湾”；横批是：“自得其乐”。 我一到台湾落地，接待的人说：看到你这样在大陆出生长大的人到台湾来，我们真是百感交集。“在你们之前，大陆过来的人（不是驾驶飞机过来，就是驾船或游水过来），在你们那边叫做投敌叛变，在我们这边叫做反共起义。” 我们算是第一批既不属于“反共起义”... 发表于 七月 23 2008, 11:27 上午 作者 丁学良和谢丹阳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放权　

  中国大学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放权 来源: 南京理工大学新闻宣传中心 采访: 左静 李翚 编辑: 刘洪亮 6月24日，丁学良教授应邀来我校，面向各级干部做了一场演讲《从国际经验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关键制度》.随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 从您的论著与演讲中，我们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您认为“中国大学当前存在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问题”，“七天七夜也谈不完”，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金钱（经费的投入），而在于制度，在于中国自1952年后中断了与国际主流接轨的大学制度与办学模式，那么，当前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是否就是回归1952年以前的大学体制么？ 丁教授： 是的。凭现在的中国实力积蓄、海外的人才资源，回归到1952年以前的办学体制与模式的话，五年内，整个高等教育界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气象，十年内有非常不一样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开放的心态，办学模式多样化。百花齐放，百校争鸣。高校在竞争的过程中日新月异。而不像现在这样只是一个模式。 1952年以后中国学的是斯大林的模式，斯大林模式主要不是要办大学，他要办的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 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高等技术专科学校有合理的方面，因为那时苏联要快速的搞工业化，又主要集中在跟军事有关系的重工业方面。所以当时斯大林就把苏联的很好的大学进行改组，进行重新安排。 1952年后中国学的就是斯大林的方法，把所有不同的大学的膀子全部砍下来，把所有这些膀子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所谓的大学;然后把所有的大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大腿集中在一起，也变成一个高校;然后把所有的小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小腿拼起来，作为一个高校;最后把所有其他的部位砍下来，分隔开，变成一个个同类的高校。如果这个国家二流三流的高校这么搞起来则问题不大。但1952年的时候一刀切，中国的最好和最伟大的大学，都这么干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严格意义上讲，从1952开始，中国就没有国际主流意义上的综合型的大学了，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了。 看一看1952年以前，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以及社会条件很差的时候，中国最好的大学仍然能够产生非常杰出的教师和非常杰出的学生。但1952年以后就基本上看不到这种现象了，因为体制被弄乱掉啦。首先是大学变成了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然后对这些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的管理又像是对工厂一样的管理。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高校进行所谓的恢复，恢复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尽可能地从“文化大革命”时那种全面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现在，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情况下，我们回到1952年前那个国际高校的主流模式上去的话，我们将能看到中国高校在量上和质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进步。 记者 ：那么实施中国大学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丁教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级教育部门要放权。放权以后才能使国内较好的大学根据自己的传统、特点、使命、人脉、经验等形成个性的东西来办大学。 在中国历史上，农村种不好田的时候是1956年集体化后到1978年，因为那时领导干部负有这样的权力，指挥农民怎样种田。你想，农民种了几千年的田，种什么，不种什么，怎么种，还要你来告诉吗？正是在错误的体制下饭都吃不饱，教训太深了，道理太明显了。同样的，办学的人对怎样办学还不如政府官员了解得清楚？ 我要是教育部长，首先宣布哪些事不能管，把教育法上规定应该给的自主权给大学。放权的第一步就是放人事权，取消对大学校长的任命制度。大学校长与公务员系统的任命是非常不一样的，跟从烟草局调到粮食局，人事局调到交通厅是不一样的。 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校长要由大学自己主持的委员会去聘任，让大学校长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只要大学校长依法办学，就不能随便撤换。由大学自己遴选出的校长能对学校充满感情，也能确保全校师生对他的期待能够实现。国外很多大学的校长不仅是“爱校如家”，而是“爱校胜家”的，心都扑在了大学上。 现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界普遍认识是，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定是在专业上处于顶尖的位置，最好是院士级的人物。但是，国际上对好的大学校长的标准则有所不同。第一，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须是在高等教育界有充分经验的人；第二，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不一定是顶尖的，但也必须处于中上的水平，这样他才能够理解专业，尊重专业，为专业人才创造好的条件；第三，一个好的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很好的公共关系的建立者；第四，一个好的大学校长要能够在社会领域中主动寻求资源。 1949年以前国内最好的大学，也是国立大学。但那时教育部对大学校长的任命是政治协商式的。 记者： 放权，就是给予大学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丁教授： 是的。大学制度最基本的原则是学术与教育上的自主、自由、而且是有宪法、法律保障的自主权。而不是领导说了算，这是最关键，最根本的，不能让行政的权力，尤其是校外的行政权力完全操控学校的运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是在行政的操控下办一流大学的？若是办职业学校，没有问题，研究型大学是核心是创新，什么都听上面拍板，怎么创新？ 微软现象是人类历史上最短时间创造最巨大财富的例子，这是哪一级政府组织起来的？ 中国在郑和下西洋时是最优秀的国家，如果以征服为目的，就是殖民者了。皇帝拍板，所有远洋都没了。欧洲人远洋找国王不同意还可以找商会等。不是一刀切，在任何一刀切体制下，创新都会被扼杀。中国人不笨，不是个人愚蠢，是体制挡在那里。中国的愚蠢是制度化的愚蠢。大学的制度化愚蠢表现在：把大学当成工厂来办；一纸调令就能安排一个人；领导机关抱持怕出事的态度，对大学的创新怀疑，把一些开创的行为都给抹杀；下级做任何事情都要汇报，凡事都要经过上级的批准才行…… 自主是创新的前提，自主是创新的条件，自主是创新的基础。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权就不成为现代企业，就不能良性地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权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 发表于 七月 10 2008, 11:34 上午 作者 丁学良和谢丹阳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中国精英对“软实力”理解的盲点

  中国精英对“软实力”理解的盲点FTChinese.com 中文网<丁学良专栏> 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来，对国家实力的理解，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报刊喜欢用的统计数字是每年生产多少吨钢铁和水泥等等。如今，中国的官员们热衷谈论的，除了这种经济的硬实力指标外，更愿意讨论如何提高中国在全球的“软实力”。 多数人都知道，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资深教授约瑟夫·奈提倡的，他和他的同事们竭力使之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框架。这个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以来，也确实在各国大行其道，并迅速进入中国，变成中国的政治、外交、传媒等精英阶层最热衷谈论的话题之一。 从1990年代初到现在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从统计数字上看，非常引人注目。也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是如此的醒目（其中当然包括一些水份），才使得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方面的实力增长，主要是军事实力（中国的实际军费支出，国际上一说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一说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等的凸现，令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威胁”等等话题，成为国际上普遍关注的全球性发展趋势。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政界、传媒界、学术界、外交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则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持续增长，中国的软实力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中国的软实力可不可能也像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一样，有快速的、显著的、持续的增长？ 这方面的议论，在中国早已成为一个大热点。这些年来，以我本人与中国国内各界人士和出访人员的交流接触为例，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场合，虽然不是每天，但至少是每个星期，都会听到读到相关主题的提问、评论和政策建议。 软实力这个概念为什么能在中国变得这么“热”？我的观察，有两个基本原因： 首先，中华文明的传统里有这方面很深的渊源。中国自从汉朝初期以来，把儒学定为朝廷尊崇的教义。两千多年里，无论是对周边的国家，还是对国内的统治，中国历代朝廷最强调的是“以德服人”，推崇“教化”，即以道德、文化的方式，来使别人服从它的统治和权威。因此，中国两千年来尊崇孔孟之道的政治文化传统，使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非常容易、非常快地认同和采纳“软实力”这个概念。 其次，从现实的原因来看，中国的政治精英、外交精英、部分的传媒和文化精英，也非常愿意利用这个概念来操作相关的实际事务。为什么说是“利用”？因为当今世界上，从经济、技术、军事等诸多“硬件”尺度考察，中国的综合实力不仅尚无法与美国的综合实力相抗衡，甚至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难以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与日本相抗衡。在全世界目前最主要的大国与国际联盟中，中国还是综合实力较弱的一方。因为“硬”的力量还不到平衡乃至压倒对方的程度，所以中国的精英阶层就很在乎，能否用其他的东西来弥补综合硬实力的不足，即所谓的“物资不够精神来凑”。（作者按：这个说法原盛行于物资极度匮乏的1960-1970年代，那时候中国官方宣传一把“雷锋精神”提得特别高，普通老百姓就说是“物资不够精神来凑”，意即让你饿着肚子也要感到“制度优越性”的无比幸福）。 所以，无论是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还是从中国目前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和国际联盟中的实力比较来看，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很在意地认同和利用“软实力”这个概念。 不过，根据我几年来的观察，中国精英阶层——这里主要是指政界和传媒界的领导层——对“软实力”的理解，有着非常深刻的偏差。而因为在理解上的深层偏差，又导致在操作层面上的无力和无奈。 这确实是个挺典型的中国式悖论：一方面是一个国家的政界、传媒界、外交界、学术界对此问题越来越多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又因为在深刻误解的前提下，许多人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多半是误导和帮倒忙。 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软实力”深刻的误解是什么？误解来自何方？ 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软实力”最易犯的误解，来自他们自身的工作经验——他们把发展和投射“软实力”基本上等同于“怎么做宣传”。因为按照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国内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经验，你只要把宣传工作做足了，很多麻烦事情都能被“搞定”。于是，自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他们把怎么样发展、建设、扩张“软实力”，理解为“怎么搞好对外宣传？” 这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软实力”在理解方面出现种种误差的根源，这也是他们围绕建设“软实力”时，提出的对策、建议、战略等等先天不足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把发展“软实力”等同于“搞好对外宣传”，是一个致命的误解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历史事例。 如果一个国家实际具有的软实力和对软实力的投射能力（projection），等同于这个国家做宣传的能力，那判断这个世界软实力的分布图就太容易了：在世界各国中，那些自上到下有着完整、庞大、资源丰富的宣传系统的国家，就应该属于具备最强大软实力的国家。若是如此，我们就可以说，1990年代初以前的苏联应该是世界上具备头等“软实力”的国家，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 发表于 六月 04 2008, 07:17 下午 作者 丁学良和谢丹阳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把大学当老国企办，没出路

  丁学良：把大学当老国企办，没出路 记者 张弘 采访丁学良。《新京报》编者按：大学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有关大学功能，大学制度，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在学界产生了很多争论。今年是北大建校110周年，大学问题再次被人们提起，2008年5月4日，本报推出了16个版的北大110周年特刊，全面梳理北大历史，希望以此来审视当下的大学状况。特刊推出后，在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就相关问题，我们再次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 ( http://www.tecn.cn ) 与国际潮流接轨 中国大学没准备好 新京报：北京大学110周年刚刚过去，我们也推出了特刊，对北大的历史做了梳理。如果把北大的110周年放在世界高等教育史的背景下，你怎么看它的历程？ 丁学良：北大这110年来，有很辉煌的时候，也有很不走运的时候。不走运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主要不是它自己的责任。它最辉煌的时候，是蔡元培当校长的时候，胡适当校长的时候，马寅初当校长的时候。我这样说并非把北大当作人治的一个典范，但是，什么样的人能当中国最重要的大学的校长本身就是一个温度计，它能说明很多问题，并不是我们鼓吹人治的体制。在这三任校长之后，没有任何一任北大校长敢讲，北大在我的管理之下，做到了像蔡元培、胡适、马寅初当年做过的。当然，这不能怪他们，可能有人内心里也想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没办法做到。 新京报：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你认为北大在与本科教育的国际潮流接轨方面准备好了吗？ 丁学良：我觉得远远没有准备好。我都不知道在北大有多少教师，在中国有多少大学的管理者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作为个人，也有人做过一些努力和尝试，但是，作为大学来讲，把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方式、一种制度化的方式，对当代文明的潮流作出全面的、积极的、富有前瞻性的拥抱,拥抱这个潮流，响应这个潮流。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还是学校的管理，还是与全球社会的互动，我看不到国内有任何一所大学做到这一点。 ( http://www.tecn.cn ) 新京报：那么，一所优秀的大学，应当具有怎样的气质和面貌？ 丁学良：最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不能不讲就业和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但是，这只是其教育理念中非常有限的部分。它是必要的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好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必须有非常高尚的理想主义，同时又能在他（她）那个年龄，在他的生活经验中能够找到比较切合实际的，能起一点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为他生活的这个社会的进步做一点事。而且，他对人类社会的公正、正义有一种关切，也能够找到一些途径去参与，行动。最好的大学，必须要有这样的功能。它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是没有技能的，在职业上，他不能是个失败者，不能长期没有饭碗。这是必要的。这三点是一个三脚架。 ( http://www.tecn.cn ) 大学功能的变化： 从培养绅士淑女到不仅仅培养绅士淑女 新京报：让我们厘清一下概念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大学？ 丁学良：大学的观念不断在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观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60年，这个概念比以前变化得更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引导全球大学观念的变化方面，最重要的观念创新来源于美国。二战之后，大学观念发生的最大变化体现在本科教育。它从原来的精英教育，变成了普通公民的教育。在大学理念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 http://www.tecn.cn ) 新京报：大学的功能应该是什么？ 丁学良：和刚纔说到的变化相对应的，就是大学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功能和作用。二战结束以后，大学逐渐多功能化。以前的大学本科，在作为精英教育的时候，主要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为这个社会培养所谓有教养的绅士，少数女子院校就要培养淑女。以前的很多专业，靠着经验的积累就可以做得很不错。二战以后，随着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大学就不能仅仅培养有教养的绅士和淑女，必须多功能化。但是，它并没有把培养有教养的人这个功能拋弃掉。但是，仅此还不够，它越来越强调培养出来的人成为这个社会里非常负责任的公民。二战结束后，民主化的浪潮虽有反复，但是广度和深度的总趋势越来越朝纵深化方向发展。普通公民对这个社会的公共事务和政治过程的参与越来越多，越来越广，越来越深。所以，大学培养的人除了有文化修养之外，还得对这个社会的公共生活、政治生活有充分的理解和参与。 ( http://www.tecn.cn ) 新京报：你在美国留学多年，谈谈美国的教育？ 丁学良：这十多年来，美国优秀的大学有一点非常好，在他们四年制的教育里，至少有一到两个学期不是在本国，要到另外一个或者两三个国家。这种教学理念是什么呢？它所强调的是，我教育出来的人不但要对本国的社会生活，本国的政治过程有理解，有亲身参与的责任感和能力的训练，还要使我培养的人对全球社会有认同，有理解，有一种关怀，有参与的训练。 ( http://www.tecn.cn ) 大学的创新问题 大学不能用官僚管理 新京报：这几年来，各种大学排行榜相继出炉，看得人眼花缭乱，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题不绝于耳，你在《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里面提出了自己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和看法，那么，世界一流大学到底应该怎么认定？有哪些基本要求是必须达到的？ ( http://www.tecn.cn ) 丁学良：首先，各种大学排行榜现在越来越成为一种商业操作了。一个媒体一旦做这件事情以后，会大大增加自己的销量，大学排行榜因此也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事情，很多媒体因此一拥而上。各种媒体操作这件事情的水平，也是千差万别的。 ( http://www.tecn.cn ) 我觉得，要从硬的方面来讲，就是最具有竞争性的部分。对任何一所大学，你把它现有的教员的总数做一个基本的参数，然后找其它几个国际上最富有竞争性的参数，哪几个参数呢？就是你这个学校里面的教员，在过去5年或者10年、20年里面一个大的专业里面的教员、研究员等从业者，在这个专业里面，最重要的成就、创新、创造的认可即学术奖。这个是硬指针... 发表于 六月 01 2008, 05:32 下午 作者 丁学良和谢丹阳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草根包围中国外交

  草根包围中国外交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依 从邓小平的设计，中国从站在国际社会外面作激进的挑战，到回归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迄今已有30年。三十年后，已把对外开放奉为基本国策的中国突然发现，他们似乎非常熟悉的对外事务却遇到空前的挑战。最近的例子便是这次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之声随处可闻。那些激愤的面庞，对希望拥抱世界的自信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这也许是当今的中国，或者是下一代的中国领导层要认真对待的最重要的外交问题之一。实际上，走向世界的中国遇到的麻烦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不是从奥运火炬才开始的。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间，学会了与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及周边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本事。政府对政府的交往已进入程序化的操作，中国外交人员的办事技巧也日益成熟。相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过去这些年中国在对外交往上，是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 但是，中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却发现，一个较之三十年前更为吊诡的新型挑战在最近十多年里一直挥之不去。这个新挑战就是：等到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学会了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技巧之后，国际局势却在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 1992年以来的冷战后时代，国际局势最戏剧性的重大变化是：NGO（非政府组织）和 GCS(Global Civil Society 国际公民社会)开始冒头奋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实际上这个“人民”当时指的是其他国家边缘化的底层人士，或者极端主义的团体。那时中国的策略是要和这些最极端的团体和个人手拉手，来对抗他们国家的政府。到了邓小平时代，不愿意四面为敌的中国认真着手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政府实现关系正常化。按照中国政治精英的思路，只要把一个国家的政府搞定了，也就把一切都搞定了。然而问题在于，近十几年来的国际社会已经迥异于冷战时期。以前存在于口号里的“各国人民”，现在成了新麻烦的一个主要来源。 迅速冒头奋进的各国NGO和GCS，在我看来是中国的外交和对外开放上，遇到的最大的两个挑战之一（另一个将在后一篇文章里讨论）。 从二战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冷战结束前夕的四十多年时间里，世界上的非民主国家阵营，当然一直把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锁定为政府最高层绝对垄断的领地，不但普通老百姓绝无机会涉足，地方政府也无缘置喙，就连当年中国政府的二把手周恩来都说，“外交无小事”，“我授权有限……”。那时的中国，外交大事完全由毛泽东一人拍板。 即便在西方成熟的民主政体中，虽然它们的国内政治生态多元，多政党、多团体、多种政治声音可以公开参与竞争，但外交领域在冷战期间，也基本上是行政部门最高首脑们的垄断领域。在这些西方国家，“民主参与”体现在国内政治，而不是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后情况开始变化，一个越发明显的趋势是：大量的NGO和GCS的兴起，使得传统上是西方国家行政首脑和政治精英们垄断的外事领域，一下子被NGO们和GCS猛然挤了进来。他们先是推门，接着就是打破门闯了进来。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现在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IMF）开年会，要到处躲着。躲谁？就是怕这些NGO们和GCS。在冷战时代，国际事务包括国际金融事务，基本上都是政治精英和行政最高层关起门来运作，大不了有些大公司在外围游说，普通公民很少能够进到这样的场合发声。冷战时期在战争乃至核冲突可能爆发的阴影下，“国家安全”是各国政府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对外政策自然被行政高层垄断。那时的地球基本上被冷战划出的壕沟所分裂，“西方”与“东方”泾渭分明，并无全球互动的常规过程。重要的政治经济的决策，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完成。“国家”是重大利益分配、得失、博弈的主角。 冷战结束后，国际事务中的“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独断的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这种空前的变化，对开放国门才30年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其他国家形形色色的NGO和GCS，开始介入过去被政府高层垄断的国际事务中来，它们就各自最关心的利益、话题或理念，对相关事务发言、参与或抗衡。信息技术的发达，解决了这些各国散兵游勇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大障碍。通讯联络异常廉价迅速，全球联系和协调的成本急剧下降，互联网等使得“地球村”从乌托邦变成现实。 冷战结束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还带来另一个深刻变化。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心中，Nation-state（即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这个概念渐渐淡化。对他们来说，个人利益和 Group interest（群组利益）是最实在的东西。这在欧洲尤为明显，Nation-state 对于那里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上一个世纪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很多事务都是以他们关心的问题和价值观来划分，比如环境问题、性别平等问题、同性恋人的权利问题、单亲妈妈问题以及宗教、公共卫生等等，这一切越来越难再以Nation-state来界定，愈益呈现出跨越国界甚至跨越洲界的特点，“国家”概念越来越淡漠。 NGO和GCS的兴起，对于以前通常由Nation-state主宰、由行政最高层垄断的外交和国际事务领域，有了越来越广泛深刻的影响力。他们用各种方式跨进这块禁区，而且往往是用令人猝不及防的招数强行进入这个禁地。 本次奥运火炬传递所遇到的，正属于这种情况。今年初，我曾与中国的几位官员聊天，当时我说：目前我看不出来在当今世界上，会有哪个国家或地区会动用政府的力量来破坏北京奥运会。如果真有的话，唯一可能的就是陈水扁领导的台湾政府。而其他最可能对北京奥运会抗议、叫板的，一定是国际上某些NGO组织。尽管那时我并未料到事态发展得会如此严重，但后来的事态验证了我当时的基本判断合乎实际... 发表于 五月 18 2008, 12:03 下午 作者 留美三博士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中国的大学最差的是软环境

  丁学良：中国的大学最差的是软环境 采访：<大学周刊>主任记者 温新红 通讯员 康香阁 本次采访是本报记者和《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本报大学工作站站长康香阁共同完成的，采访思路上得到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多次采访过丁学良的龙希成的帮助。 正如丁学良在他的个人介绍里都会带上出生于“皖南农村”，谈话间也时常提到自己来自农村，小时家里很穷，他说直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才吃饱饭。 之后幸得恩师推荐，于1984年获匹茨堡大学“校长奖学金”赴美国求学。1985年获“哈佛大学奖学金”和福特基金会“个人研究奖金”，1992年获博士学位，真正是读书改变命运。丁学良说因此对教育特别关注，他到过美国、欧洲、澳洲的许多大学访问或者任教，对国外好大学的政策、制度、教学等有较为全面的考察。他将自己界定为“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 目前丁学良身任美国最古老的智库"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协调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项目.但他告诉记者,"卡内基"分三大块，其中有一块是高等教育，他说他最想做的还是这块。 建设一流大学: 软环境更重要 <大学周刊>：您已就“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话题发表了许多言论，产生广泛影响。您能否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这个话题最核心的思想？ 丁学良：我只能这么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提的是对的。这些年来，我的很多言论，就是告诉国内的人们，只有明白了这个距离在哪里，然后才能够设计出前进的目标。如果不明白这些距离在什么地方的话，即使再投入更多的物质的财力的资源也不能够达到。要想从实质上缩短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就要明白这个差距在那里。当然这个差距有很多，有硬件的、软件的，有体制的，还有大环境的、小环境的，等等。 <大学周刊>：据您近距离观察，您认为国内大学已经取得哪些重要进展？不足之处是什么？ 丁学良：自从1998年到现在，将近八年的时间，若干著名大学的有限投入，这些有限的投入按中国标准看来，都是很巨大的增长。 主要变化有几方面，首先，房子盖的更多了；其次，校园变得更大了，校园里面的草地更漂亮了，从教师到学生的工作或生活环境有显著的改善，这些对于办好学校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方面，我还没有看到显著的变化，例如对教师的招聘，职称评定的改革不那么显著，不那么全面，换句话说，在大幅度地改善学校里研究的软环境方面，改变不大。 <大学周刊>：您能否具体谈谈？ 丁学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国内大学要开一个国际研讨会，超过多少人，就要拿到相关部门报批，结果那个会计划的日期已经过了，批文还没有下来。 我听了以后觉得很纳闷，这和我20多年前出国时的情况差不多。我的意思就是说，学校开一个纯学术性的会议，为什么要向那么多机构报批？ 在国外，哪怕是三流大学，只要有钱，找到了合适的人，就可以开。他们的困难在开会的效果，如能不能在会议的学术主题上，有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成果，最后以什么样的形式发表出来，出论文集，还是在哪一个学刊上发表有一个专刊，那倒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好的研讨会，不仅有最近的研究成果，而且使得参加会议的人有很尖锐的面对面的碰撞，如果没有这种碰撞，也不可能产生促进这个科学研究、学术研究的效果。 <大学周刊>：就大学的外部环境而言，您认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国家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还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改革？ 丁学良：我认为进一步改革，要吸收中国的经济改革走过的道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企业如果成为行政部门的附属品，是搞不好的。大学也是这样，如果大学也是行政部门的附属品，不管投入多少钱，这个大学也不可能成为教学或研究创新的机构。 大学的管理，应该是宏观的管理，而不是微观管理。微观管理，也就是管理多和细，慢慢地越来越机械，越来越数字化。我认为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不能产生希望那种长足进步。 教育的产品就是学生 <大学周刊>：国内这些年，就高等教育产业化有很多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丁学良：我在一个多月以前，在两个场合就这个问题讲了我的看法。产业化是从英文industry翻译过来的，医疗是一个industry，这个industry的意思是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是要计算它的投入或效果，它能给社会产生效益，能够改善社会。国外讲“产品”，也不等于物质产品，服务也是，比如国外的银行，他们会讲最新的products是什么，实际讲的是服务，更好的、更新的、更多样化的服务项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等教育本来就是一个产业，不是一个什么很奇怪的概念。 我认为高等教育，包括任何教育都是产业，因为教育是需要资源投入的，同样是要讲究效益的，例如，训练更多的学生，训练高素质的学生，对社会、国家的改进有更多的推动。 但是，需要清楚的是，这并不等于说，教育的每个方面、每个层次都要以盈利为目标，这是两回事儿。 <大学周刊>：对于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学科，如何来衡量它的产出呢？ 丁学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美国将“教、科、工”三个环节结合在一起，做得最早也是走最快的，“教”是“教育”，“科”是“科研”，“工”是“工业”的意思。这三个环节凝结所产生的效果，今天不仅对美国生活，对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社会科学的一些门类，比较容易体现“教、科、工”这三个环节的关系，如工商管理、经济管理可以把成果直接推广到一些公司的管理里，甚至于比较宏观的经济调控管理里面。 难理解的是基础研究，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对于很基础的研究... 发表于 四月 23 2008, 07:20 下午 作者 留美三博士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穷人太穷论"是有钱人的说法

  丁学良认为：建立一个公平制度需要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竞争 编者按： 公平与效率、穷人与富人的冲突无疑是时下国人争议最多的热门话题。今天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不仅穷人觉得不公平，富人也觉得不公平。随着一些由改革失误所带来的弊端的显现，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开始为人所诟。 那么，研究社会结构和公正的社会学家，研究财产转移合法性的法学家，研究公共选择中公共意义如何表达及聚集的政治学家们是如何从各自研究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日前，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在同行中享有“社会学界的杨晓凯”之称的丁学良先生。 平均社会不等于公平社会 记者：最近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贫富差距悬殊的关键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穷人太穷，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丁学良：这是比较有钱的人的说法。我们看这个问题既不能只看富人怎么说，也不只看穷人怎么说，因为他们都不可能很客观。必须承认在过去的25年里，如果从扶贫的角度看，中国的扶贫工作虽然不是做得最好但还是不错的，贫困人口中有25％的人被从绝对贫困线上拉了出来。当然这与中国过去的起点实在太低有关。到现 丁学良简介 出生于皖南农家。自幼失怙，颠沛流离，幸有慈母鞠育，饥寒之中，不敢丢弃学业，断断续续，念至初二。后得恩师大力举荐，赴美国留学，1992年以博士学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 在为止，中国人口中还有18％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鉴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对国内的一些说法有清醒的认识，很多说法很不科学。因为我们讲一个社会里平均还是不平均，并不是看这个社会里到底是穷人太穷还是富人太富，而是要把这个社会里穷人和富人的比例进行比较。 记者：您怎样看中国的贫富不均？ 丁学良：看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从这样两个角度切入：一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一个非常平均化的社会。但这个平均化的社会是不公平的。这里我们一定要把平均和公平这两个概念给区分开，就是说一个平均的社会不等于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也不一定是平均的社会。举个简单的例子，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一个医院的主治医生和清洁工一起洗瓶子，这虽然是一个平均的社会，但同时也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中国当时急需从那种状况下走出来，否则，无论是对这个社会中有才能、有技术的人来讲还是对整个国家来讲都不好。 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5年里，这个平均化的社会变的非常的不平均，而这种不平均其中有一部分在我看来是公平的，另外一部分则是不公平的，需要纠偏。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不平等变化的速度非常地快。根据联合国一些权威机构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9，在全世界处于第二平均的位置。当时全世界最平均的国家是还没有进行经济改革的东欧国家，其基尼系数是0．25。然而到了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7，是全世界第二不平均的国家，全世界最不平均的国家是拉丁美洲，基尼系数为0．50。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由全世界第二平均的国家变成全世界第二不平均的国家，这个变化速度在全世界处于第一，其不平均状况变化了40％，是全世界变化最快的国家。 记者：为什么这些年国人对贫富不均有那么多的说法和抱怨？ 丁学良：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没有把消除绝对平均与提倡社会公平放在一个同等的位置上来处理。举个例子，香港的基尼系数也是0．47，美国的基尼系数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为0．45。但在美国和香港，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部分人是认可富人致富的现象的。为什么，因为在这两个地方，虽然也有少数人是通过不公平的办法致富，但绝大多数富人的致富是符合这个社会里的法律和政策的。换言之，这个社会虽然也有很大的贫富差距，但财富在富人手中积累的过程是不违法的，而中国缺少的正是这个。 合理的税收制度是基础 记者：令人不解的是，在穷人抱怨少数富人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财富的同时，富人们也在抱怨整个社会有“杀富济贫”的倾向。 丁学良：今天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不仅穷人觉得不公平，富人也觉得不公平，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像拉丁美洲，虽然穷人觉得不公平，但富人们觉得挺好的，一下子能搞到那么多的财产。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过去的25年里，政府在人们怎么致富、致富的程序以及致富以后财富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上的相关法律和程序都还没有跟上。我们不能说中国所有的富人都是坏人，但至少国内的老百姓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发现，很多快速致富的人都不是正正当当地按照纸面上的法律和政策致富的，他们往往是靠着特殊的关系、特殊的门路甚至是腐败和犯罪的方式发起来的。这让那些没有富起来的人觉得非常地不公平，而那些富起来的人也觉得非常地不牢靠。 如果把中国的富人群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致富最快的人通常是做这样三件事情，一是玩房地产，二是玩金融，三就是玩特殊的关系。这三个领域恰恰是中国腐败和经济犯罪最集中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发了财的人心里不踏实。 记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富人非常怕上富豪榜。 丁学良：是的。对于那些通过比较合理和合法的途径致富起来的人来说，也还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内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所有的税收都是按企业来收取的。现在虽然建立起了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制度，但有钱人交的非常少，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你的大部分收入是合法的，但没有交纳应该交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这个社会的公平概念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个社会的公平的制度基础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合理的税收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全世界生活品质最高、国际竞争力指数最好的那些国家，绝大部分都是个人所得税非常清楚，而且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都是中等和中等偏上的。中国在这方面欠债太多，当然这与我们的税收制度不太合理有关。 建立公平制度需要漫长过程 记者：从富人的角度讲，他们是不是也应该意识到，建立一个公平的法制社会即使对富人来讲也是有好处的？ 丁学良：富人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发表于 四月 21 2008, 05:11 下午 作者 留美三博士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中国的“新改良（维新）运动”

  中国的“新改良（维新）运动” 专栏名：丁学良回望改革开放 30 年（之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高级编辑 高嵩访谈整理 2008年是中国发动改革开放的30周年。如何给中国的改革开放 30 年下一个恰当的评价和定义？在所有的历史事件中，越近的事情，越难评价——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 1978 年一路走来，至今并未停息，而且还在继续。 我更愿意将这三十年放到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改革、改良、维新，在英文上是同一个词，都是“ reform ”，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三十年称为“维新”或“改良”。从宏观的角度评价，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中国自西风东渐的 160 年来，延续最长的一次维新运动，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大多数的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运动。 从宏观的立场看待这次维新，我们可以将其与中国近代以来历次的维新运动做个比较，来讨论为什么以前历次维新都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维新却会在中国基本成功？ 160 年来，中国前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维新运动。此次维新相对成功的关键，就是因为这次维新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中，延续的时间最长。今天，将这三次维新运动做一个比较，我们不仅能发现各自的长处，以及不同的历史机缘，从而能更清晰地判断，为什么 1978 年来的改革开放具有特别的社会经济史的价值。 如果单从一些因素比较起来看，以往两次维新比起这三十年，各有不同的长处。 第一次维新运动发生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做一个假设，如果当年的那次维新能够延续下去，那今天的中国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各方面都会不同。特别是从言论的自由度和思想的开放性来比较，那一次的维新，远远超过 1978 年后的改革。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第一次的维新运动真正是非常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历史延续最为悠长的国家，诞生过无数的大家。然而，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角度来讲，最近 30 年的改革，是远不如第一次的维新。在这 30 年中，中国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思想上，都没有产生过任何一个可以与第一次维新运动中涌现的那些风流人物相比的角色，无论是在哪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多少影响后世的大家，无论是对中国长期发展的规划、还是思想的推动，都殊为不凡。 这些大家，为中国后世向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发展，探索了基本架构，比如，立志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倡导世界眼光和国际竞争的严复，制定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刑法的沈家本，以及当时尚年轻的蔡元培、胡适等，前者为中国现代化教育和学术建设所做尝试，至今尚难超越，而后者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到今天仍被不断证明其长久的价值。 第二次的维新运动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如果纯粹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即 GDP 的增长指标判断，中国的进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非常可观（读者可参阅以前在美国兰德公司和香港科技大学作高级研究员的叶孔嘉博士的论文，他是研究中国在历史长程中GDP增长率的专家）。然而遗憾的是，那一次维新被日本的入侵打断了。从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看，第二次维新虽然比不上第一次，但也超过1978年以降的改革 30 年。 知名的文人和学者如文学上的沈从文、曹禺、鲁迅等；艺术方面的黄宾虹、张大千等；比较史学方面的陈寅恪以及哲学方面的前半生的冯友兰等，这个星光也比较闪耀的时代，在 1949 年后，特别在 1957 年后，也黯淡下来。即便是左派的共产主义先行者陈独秀，其思想的光芒和远见在他的同志们中，也是鹤立鸡群。 所以，如果从纯粹的思想学术观点来回顾，这三次维新，是一次不如一次。但是，如果从三次维新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全方位影响来评价， 1978 年以来的三十年则是最大最深远的。对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有个远距离的客观评价。 这三十年的维新运动，之所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在实际影响上超过了第一、二次维新运动，就因为它具备延续性。在所有的因素中，延续性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个最伟大的观念，一个最好的政策，一个最好的对策，如果延续不下去，那只具备思想史的意义，不具有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意义，当然也不具有社会史的意义。所以，这三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有这样深刻的影响，我认为罗列一大堆原因是可能的，但不用说那样多的细节，我是做比较现代化研究的，比较现代化就是要比较好几波的现代化浪潮中间，每波与前一波的异同。 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网络控制较严的地方，你仍能在网上看到很多对这 30 年非常情绪化的评价。像这种非常情绪化的东西，往往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通常具有微观的合理性，但不一定具备宏观的合理性。 要想比较准确地评价这 30 年的改革进程，我们就得先对这 30 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讲清楚。这就必须将其放到最近 160 年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看不到这 160 年，就不知道这最近 30 年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概念，在 160 年以前是没有的，因为中国人那时自认为是天下第一。只有当你知道自己落后了，才会有“复兴”的观念。所以我最近一本书的名字是《中国经济再崛起》，用了一个“再”字。 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落后了，下面的事情相对来说就好办了。 发表于 四月 21 2008, 02:54 下午 作者 留美三博士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关于“愤青”一词征求大家意见

  现在大家经常用 "愤青" 一语. 请问目前有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中性的、不带攻击性的定义？讨论这个定义很必要，因为它是中国社会里一个非常广泛和常见的现象。当今和后代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他们。请诸位动动脑筋，拟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义。“愤青”们自己也可以贡献不含谩骂内容的意见。谢谢！ 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动30周年纪念，我正在作一系列的反思评论，希望诸位关注。第一篇在4月11日的《金融时报》中文网第一版以首条发表，题目是《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的第三次改良运动》。第二篇《不知道自己落后最可怕》，在该网站4月18日首页发表,以回应读者们的鲜活问题。 发表于 四月 20 2008, 01:34 上午 作者 留美三博士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上海神话的破灭

  陈良宇案破了“上海神话” 丁学良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2008年4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以受贿和滥用职权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读到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的消息，笔者油然想起2002-2003年期间，我去上海参加学术交流时几次听到的相关言论。 言者通常是在上海当官的本地人，级别通常是正处级以上，男女都有。席间议论到近年来报刊上公布的中国著名反腐败的大案要案，涉及金额往往几百万、几千万、乃至上亿元；一个案子可以让多个当地官员垮台、坐牢乃至判死刑或死缓。每当谈论到这些，席间上海市的官员通常会以如下的评论收场：“还是我们上海好！你看，这十多年来，好多地方都出过大问题，就是上海没出过事，至多就是‘小不拉子'（上海方言，意即地位很低的职员）出点事，倒点霉，正处级的基本上都没有。” 每当听到这样的议论，我都很不以为然。这倒不是我对上海有什么特别的歧视——在上海读书的三年多期间，我结交的同学和朋友里的上海人不少；我对上海在管理方面的长处也常常、并且仍然赞扬有加。我很不以为然，是因为这些议论不符合经过实践验证的社会科学基本规则和相关的经验研究，特别是跨社会、跨国家的比较研究。 中国过去十几年里腐败大案要案时有发生，基本原因乃是：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因此可供攫取的财富逐年增多；社会处于体制转型的曲折过程中，法规和政策多变且不甚清楚，因此容易让操作者有意无意地越界越轨；实权部门高度集权，关键的日常操作权力又通常集中在“一把手”的手里，因此有滥用职权的机会；同时，即便发现了手握实权的个别官员滥用职权的严重问题，有时也不能及时依法查办，不能依法处理，也不能及时地通过媒体将其蛛丝马迹曝光，难以引起高层机关的重视及追究。 在所有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和体制转型的难关方面，上海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并无天差地别的区别，当然在一些方面有程度的不同。因此，上海的反贪廉政建设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只可能有某些方面和程度的不同，而不可能有实质的巨大区别，不能认为中共中央每年重申的反腐廉政建设的任务，对上海完全不适用。如果近年来别的地方时有中级乃至高级干部的违纪犯法案件被曝光查处，上海多年里却一件都没有，那也许说明，上海的严重违纪犯法问题被掩盖了，少数贪污腐败的中级或高级干部受到的监管太弱、受到的保护太强。 果然，新华社的消息揭示，陈良宇的违纪犯法行为，早在1988年就开始了。等到2006年7月初中国高层着手立案调查，陆续发现与他一起严重涉案的正处级以上的官员，至少有九人；如果把由官转商的也算上，就更多了，称得上是“窝案”。 所以，一个比较大的地区出了一、两个身居要职的贪官，那固然不是件好事，但也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把他们清除出来，就在廉政和法治建设上往前走了一步。而如果很多年里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一个贪官都没有曝光，那反倒可怕了，因为这表明该地区可能已变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小天地，少数违法乱纪的贪官们都有办法互相勾结，提供有力的保护网，使中国共产党反贪污腐败的法规在该地区落实不下去。在中国现有的体制条件下，自上而下的反腐监管，还是比自下而上的要有力得多，所以一定要对那些对上面严密封锁、“滴水不漏”的地方，多看几眼，特别提高警觉。 文章引用自： 发表于 四月 19 2008, 12:40 下午 作者 留美三博士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这就是理性的爱国主义——邓小平清醒理性的爱国主义

  邓小平清醒理性的爱国主义 丁学良专栏 日期：[ 2008年4月17日 ] 版次：[ AA30 ] 版名：[ 个论 ] [ 南方都市报 ] 最近网上掀起了关于爱国主义的争论，这让我想起一件事。4月上旬我们去江西农村考察，由于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动30周年，我特别提出，无论如何要专程去看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年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厂。 从1969年10月到1973年2月，在“文革”中被罢了官的邓小平在这间又小又破的厂里当钳工，每天从住所步行到工厂往返数次。这三年多的磨难，却对中国以后的政策变动影响深远。因为在这里，邓小平有机会与基层民间全方位接触，切身了解到极左政策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他50年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看到的那些设备，可能都要比这个拖拉机厂的先进。 1973年春回到北京领导岗位的邓小平，一步步努力纠正极左政策，这就触犯了靠“文革”路线飞黄腾达的那帮人。为了在四届人大开会组阁之前再次打倒邓小平，1974年下半年，“四人帮”决定利用“风庆轮事件”（它是国产的一艘万吨货轮，技术较落后）发难。 负责经济管理的一些务实干部当时议论，国内造船的速度既慢成本又高，造出的船质和量都满足不了需要，因此提议向国外买船或租船，以缓解交通运输的难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实事求是，当然明白当时中国的经济技术情况非常糟糕，认可这项合理的建议。而江青等人得知风庆轮上的负责人员在试航途中反对批判“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于是就借批判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务实领导是“70年代的李鸿章”，发动一场民粹主义的声讨运动。 1974年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即《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是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严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并给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她要求“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随后马上跑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说邓小平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 虽然由于周恩来的从中协调，江青和王洪文这一次没能立即把邓小平整倒，几个月之后，他们还是得手了。在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再次被打倒，“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是批判他的一颗重磅炮弹，在报刊上每天重复，直到1976年底（详见《邓小平在历次论争中———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文集》，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重点推荐图书）。 “四人帮”垮台后揭露出来的材料说，就在江青一帮人用民粹主义的口实猛批邓小平“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那些年头，他们继续用稀缺的国有外汇资金进口西方的原版电影等，专供自己享受。 从江西参观了邓小平劳动过的小厂，一路上回味这段历史，我觉得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记取。第一，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该坚持清醒、理性的爱国主义，面对以“洋奴哲学”等民粹主义的指责时不动摇。邓小平的智和勇表现于：在那样一个极左思潮热昏的年代，他清醒地看到祖国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醒地指明要把中国经济带出困境，应该向先进的外部世界学习和引进。正是这种理智的“为中华复兴向环球学习”的视野，引导了1978年发动的改革开放跨世纪大潮。 第二，那些彻底拒绝“为中华复兴向环球学习”的民粹主义言论，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真信者（我的朋友里也有几位）以自己的糊涂观念误国误民；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假信者（如江青之流）以狂热言词祸国殃民，而他们私下里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在公开场合下的表现正好相反。 文章引用自： 发表于 四月 17 2008, 07:08 下午 作者 留美三博士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中国景点门票世界一流

  丁学良：爱护国内民众的利益是爱国主义的基本要素 丁学良专栏《南方都市报》2008-04-14 所有学习过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休闲产业”即为消费者提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个人服务的那些行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部分；一个社会越是发达，它的成员用于休闲的支出部分越是高。所以在一个国家已经跨过贫困线、向普遍的小康生活水平爬升的过程中，发展休闲产业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杠杆之一。而在多种多样的休闲产业中，旅游业又是龙头老大。因此如何监管旅游业的远作发展，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要事。 过去的15年里(这是我有亲身经验的时段)，中国的旅游业方方面面都有快速的发展，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是旅游景点的门票价格。我虽然还没有把世界走遍，但也去过西方东方、发达不发达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要很不自豪地说一句，中国旅游景点的门票价格，对国内的普通游客来说，实在下手太“狠”了一点。 这里仅以一个景区内容比较丰富、收费标准在国内只算是中上水平的安徽省九华山为例。至于那些各处多多少少都有、内容极其贫乏、收费极其离谱的不知名景点，我就不提它们了；因为举例要举不太离谱的、接近于中等水平的个案，才有代表性。 2007年7月下旬，我造访离老家不远的佛教圣地九华山。此前我到国内各地，多是当地领导干部陪同。这次我回家乡，有意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看看安徽省和池州市“旅游兴省”和“旅游兴市”进展如何。而这方面的情况，若是官方安排，往往看不真切。 在山下入口处，我们买门票，大人140元一张，学生70元。然而到了具历史意义的金乔觉(地藏王)寺，不让进，还得买一张8元的门票。到了据说有品位的“百岁宫”，也不让进，得买另一张8元门票，而去“百岁宫”的缆车票，又是75元一张，学生票55元。 中国旅游点的门票从绝对价格看，已属世界上很高的水平。比如柬埔寨的“吴哥窟”，乃是地球上现存的规模最宏大的宗教遗址，而且是原生态的“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新年旅游旺季期间的门票，不过相当于人民币150元，进去后，任何庙宇和遗址均不再另收门票。那些对艺术或宗教有深厚兴趣的游客，还可以买三天或者一星期有效的门票，更加合算。 而内地旅游点的门票从相对价格看，已属世界上的一流水平。比如在人均年收入(2006-2007年的数据，下同)约28，000美元的英国，全世界最大的“大英博物馆”，门票0元，因为那是国有博物馆，主要是由纳税人的钱支持的。在人均年收入约27，000美元的香港，“海洋公园”的门票约是23美元，只等于香港居民0.31天的收入。我的两位从新疆来的朋友，在里面玩了一整天，出来后大呼“这点钱真合算！” 在人均年收入12，000元人民币的中国内地，进入“九华山”的门票相当于内地居民4.26天的收入，相对而言，是香港的13.74倍。若把大门票后面隐藏的小门票算上，则是香港的15倍多。 假如到中国内地来旅游的，都是富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来者，中国旅游景点的世界一流门票价格，也算是为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作了点贡献，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中国旅游景点的最大一块顾客，目前还是并将永远是国内的居民，是他们用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工资收入，一家出去观光。所以我说，中国旅游景点的门票价格，对国内普通游客来说，实在下手太“狠”了一点。 每到旅游旺季，国内的旅游点绝大部分都会尽心、尽力、尽量提价。国内的消费者难道就没有法定的权力要求它们——特别是那些国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自然保护区，因为它们是用纳税人的钱部分地支持的——公布近年的收支账目，看看那些世界一流水平高的门票所得收入究竟去了哪里？ 我一直鼓吹，爱护国内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爱国主义的基本要素之一，因为“民”乃“国”之本。 发表于 四月 16 2008, 12:30 上午 作者 留美三博士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 丁学良：国人缺的是理性的爱国主义?

  丁学良 答北京《科技导报》赴美首席记者蔡先生: 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 爱国主义 ：它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明了自己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理地了解强敌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 我把这称作“成熟的 爱国主义 ”，以区别于那种“盲目的 爱国主义 ”。“盲目的 爱国主义 ”建立在“无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意去了解敌之长、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谈论敌之长、我之短。这种 爱国主义 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与强手交锋前，文过饰非、“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迫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我们不要盲目的 爱国主义 。如果爱国激情只能靠无知去维持，这种 爱国主义 是没有意义的。此种“ 爱国主义 ”我们见得多了，一百多年来屡见不鲜。 我们需要成熟的 爱国主义 。一百多年以后的我们这一代在社会情绪方面应该成熟起来了。 古希腊最伟大的智者之一苏格拉底，曾被他深深所挚爱着的祖邦雅典所误解。在回答某些同胞对他独立思考的知识活动的指责时，苏格拉底把祖邦雅典比喻作一头大牛，把自己喻为叮在牛身上的一只小牛虻。“我的职责便是要不断地刺激它，以使这头高贵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 集良知与热血于一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贵的牛身上的忠诚的刺虻。 （丁学良答《科技导报》赴美首席记者，1987年4月于《哈佛 - 麻省理工学院 中国留学生座谈会》） 发表于 四月 13 2008, 12:43 下午 作者 留美三博士 标签: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