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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百家

四月 2008 - 文章

  • 蚁力神涉骗保千亿

    蚁力神涉骗保千亿 三保险经纪公司受罚

    《财经网》   [ 04-30 18:18 ] 

    保监会公布1503亿元保险欺诈案,负主要责任的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被处以10万元罚款

      【《财经网》综合报道】三家保险经纪公司协助辽宁煦焱蚁力神蚂蚁养殖有限公司(下称蚁力神公司)投保1503亿元,后被认定为保险欺诈,三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遭到保监会处罚。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下称韦莱)被处以10万元罚款。
      据保监会网站披露,蚁力神“为转嫁蚁力神集团内经营不善而造成资不抵债的矛盾”,计划向保险公司投保,投保对象为养殖户的家庭财产和存放在养殖户和公司仓库中的蚂蚁、蚁干等企业财产,投保额高达1503亿元。在当地保险公司拒绝承保后,经韦莱武汉分公司顾问叶发嘉、金诚国际保险经纪公司(下称金诚国际)肖晓俊、金安保险经纪公司(下称金安)股东邱淼贵等人撮合,蚁力神公司与异地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协议书”。
      《北京晚报》援引保监会中介部人士的话称,蚁力神公司以养殖户的家庭财产向保险公司投保,不具有可保利益,加上超千亿元的保险金额和蹊跷的异地投保方式,该笔业务存在明显的保险欺诈。叶发嘉作为项目负责人,为了实现蚁力神公司的投保目的,不仅存在欺骗保险公司、故意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的行为,还向有关方面出具了盖有公司印章的业务凭证,甚至安排骗局,展示出一派多家保险公司争相承保的虚假局面,从中牟利高达千万元。
      保监会调查还显示,金诚国际的肖晓俊接受叶发嘉邀请后,口头约定协助韦莱做事故的报案、索赔等工作。但此后金诚国际未与蚁力神公司签订书面文件。
      而邱淼贵作为金安的股东,在接到叶发嘉委托后,积极联系保险公司,但并未将相关情况告知金安,保监会认定其行为为个人行为。
      根据处罚决定书,保监会对韦莱处以10万元罚款,并对该公司总经理马波涛给予警告处分。
      同时,保监会还责成三家保险经纪公司对当事人作出处理:韦莱开除叶发嘉,免去武汉分公司总经理李丹的职务;金诚国际开除肖晓俊;金安董事会决定,邱淼贵今后不得以该公司名义从事保险经纪业务,不再担任该公司董事,不再持有该公司股份。
      保监会称,“该事件暴露了保险经纪公司内部管理漏洞,对保险经纪行业信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
      韦莱总部设在上海浦东,为英国韦莱集团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目前在中国拥有20家分公司。■

  • 回顾整个4月 股指3000点保卫战惊心动魄

    大盘股领涨;整个4月上演触底反弹行情

      【《财经网》综合报道】沪深指数在4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收阳。沪指今日大涨4.82%,收于3693.11点;深成指大涨4.84%,收于13504.89点。整个4月,沪指演绎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触底反弹。
      4月29日,沪深两市双双小幅上涨。30日,沪深指数均微微高开,之后立即发力上攻。全天之中虽有小幅震荡,但并未遇到太大阻力,均于收盘前不久触及当日最高点。
      沪指今日开于3545.57点,最高突破3700点,达3705.09点,最低3543.02点,报收3693.11点,上涨169.70点。深成指开于12886.01点,最高13557.46点,最低12886.01点,报收13504.89点,上涨624.01点。
      两市中,绝大多数股票上涨。沪市共有832只股票上涨,20只下跌,62只平盘。深市共有678知股票上涨,16只下跌,60只平盘。
      今日成交量较昨日增长超过50%。沪市成交量1611.1亿元,深市成交量653.3亿元,显示出市场信心的恢复。
      今日开盘不久,石化、钢铁和金融板块带头上扬。全天涨势,也以大盘股集中的板块领先。大盘权重股中,当日涨幅超过5%的比比皆是。中国石油(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57)再度大幅上涨,涨幅5.92%;而中国石化(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28)午前已被封于涨停。宝钢股份(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19)近几个交易日反弹强劲,今日亦上涨5.53%。大秦铁路(上海交易所代码:601006)、中国联通(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50)、中国国航(上海交易所代码:601111)也涨势不俗。
      昨日晚间,工商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398)、交通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328)、中信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98)、中国平安(上海交易所代码:601318)等金融机构报出一季度利润,均不低于预期,股价亦获提振,上述四只股票今日分别上涨3.26%、3.34%、5.58%和6.07%。
      由于近期报出一季度业绩的金融机构业绩普遍超出预期,整个金融保险板块持续了较好的上涨态势。除上述股票外,建设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1939)今日上涨5.30%,中国人寿(上海交易所代码:601628)上涨8.23%,中国太保(上海交易所代码:601601)上涨5.71%,浦发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00)上涨8.76%,民生银行(上海交易所代码:600016)上涨5.54%,均为大盘提供了强劲支撑。
      回顾整个4月,股指3000点保卫战惊心动魄。
      4月中上旬,由于流通股供应增加,资金撤出,投资者对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业绩信心不足,所有悲观因素都被放大。4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沪指以4.13%的巨大跌幅开场,跌破3400点,之后更是“跌跌不休”,22日盘中跌破3000点心理关口。在3000点危机之中,政策利好开始启动。短短三日之内,先颁布限售存量股转让新规,后下调印花税至千分之一,为投资者增加了信心。随后公布的上市公司一季度报表,并未如先前预想的糟糕,因此,在最后的数个交易日,大盘稳步上攻,甚至创下9.29%的单日涨幅纪录。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大盘终于成功收复了3600点并触及3700点。■
  • 林毅夫:中国粮食安全绝不是高枕无忧

       2008年04月29日
       来源:央视国际-经济半小时

      国际粮价上涨会不会最终导致一场蔓延全球的粮食危机?这场危机离我们有多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这样的担心。

      世界粮食计划署4月22日发表声明说,粮价上涨就像一场“沉默的海啸”,使全球一亿多人深陷贫困之中,世界粮食计划署正面临着成立45年来最大 的一次挑战,在这场挑战中,中国的粮食市场会不会受到波及?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是否存在隐患?我们就这些问题今天独家采访了即将上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先 生,他同时也是中国农业问题专家。

     国内粮价短期内不会跟随国际价格上涨

      2008年3月27日,全球第一大大米出口国?泰国宣布,其B级大米出口报价从每吨580美元涨到每吨760美元,创20多年来新高,作为国际 米价标杆的泰国,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让米价暴涨了30%,但这仅仅是个开始,4月17日,泰国大米再次爆出1000美元/吨的天价,比3月同期的米价整整 翻了一倍。世行的数据也显示,仅过去两个月中,国际大米价格猛涨了75%,米价飞涨,让很多国家不约而同的展开了一次“禁米运动”。3月26日,柬埔寨首 相洪森首先公布了大米出口大户的大米出口禁令;3月28日,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越南宣布,将今年的大米出口量减少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埃及也宣布暂停大 米出口。

      国际粮食市场的这一巨变,让很多大米进口国的处境变得艰难,在菲律宾马尼拉的400家粮店门口,每天都是一大早就排起了等候的长队,由于供应不 足,国营粮店经常无米可卖,每周最多营业3天,粮店规定,每个菲律宾人每天限购3公斤粮食,饭店也将每份饭量减少了一半,这一全球最大稻米进口国所遭遇的 粮荒触动着世界政治的神经,无独有偶,也是由于在促进粮食生产上的工作不利,海地总理雅克•爱德华在饥饿国民的一片指责声中轰然倒台。

      4月9日,世界银行发表报告说,截至今年2月底,过去3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迄 今国外已经有37个国家爆发粮食危机。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向全世界发出警告,国际粮价上涨将使贫穷国家的1亿人口更加贫困,而就在粮价节节上升的 同时,全球粮食储备已悄悄的降低到了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公认的安全储量是至少满足全球70天的需求,而如今的,全球粮食最多还能维持53天。

      记者:“林教授会怎么评判这次全球范围出现的粮食的问题?”

      林毅夫:“这是十几、二十年来最重要的,也最严重的一次粮食全球性的问题。”

      记者:“问题?为什么不用危机这个词?

      林毅夫:“因为粮食的供给这些年还是增加了,那么它产生的原因是有一个突然增加了需求,大家没有预期到,最主要就是生物能源的问题。”

      记者:“这次粮食的问题出现之后,发达国家的生物能源政策是否也需要进行调整?”

      林毅夫:“这个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可能会。”

      记者:“有迹象表明他们已经在调整?”

      林毅夫:“目前的话没有,但是我相信可能会。”

      林教授告诉记者,引发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粮食的需求突然增大了,很多国家在生产生物能源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粮食,生物能源主要指以粮食、 薯类、作物秸秆等为原料生产的石油替代油料,林毅夫教授认为,除了油价上涨、自然灾害致使粮食产量下降以及世界粮食需求增加等因素之外,各个国家的生物燃 料产业对粮食资源的肆意争夺,是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这次全球粮荒是否会波及中国,林教授则显得非常乐观。

      记者:“在您看来这次全球性的粮食问题会不会波及到中国?”

      林毅夫:“我想间接地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目前来讲,我们中国受到的影响是最小的,因为我们连续四年粮食生产产量是增加的,而且我们政府对粮食的 问题也是特别关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基本的格局必须是丰粮有余,然后自给自足,面对这种国际上出现的这么大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国 内的价格上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国际上有这么大的粮食价格的上涨,我觉得这也是短期的,不会是粮价不断像这样,每年以30%、40%,甚至翻一番的 这种速度增长下去,但总得来讲,我想国际价格肯定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一段时间。

      记者:“这段时间会有多久?”

      林毅夫:“可能一年,可能两年吧。”

      记者:“看我们中国能不能够支撑到世界粮食价格有落下来的时候?”

      林毅夫:“应该是可以的。”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就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主要粮食品种能够自给自足,短期内,国内粮价不会跟随国际价格上涨,但他也担心,中国粮食供应并不是高枕无忧,尤其今年, 国内粮食生产形势悄悄发生着一些变化,有利条件在减少,不利因素却在增多,粮食安全存在的隐患,应该引起重视。像我们记者最近在四川,就发现当地一些农田 已经被撂荒了。

      今年70岁的李均华老人是四川省武胜县黄角湾村的农民,家里有旱地和水田共四亩半,现在正是农忙的好时节,而李老头这两天并没有插秧,他家的一片地里长满了荒草。

      土地撂荒了6年,家里的农具现在已经长满铁锈,连土地承包合同都有些发霉,老人拿着当地政府发放的每月30元的低保,过着家里有地,还得买粮吃的生活,其实老人有两个儿子,却并没有留在家里种地,都到外省打工去了,对此,李老头心里很不是滋味。

      老人说,儿子觉得在家种地不如外出打工划算,只好让自己家的地这样荒着,对于撂荒的土地,老人也感到非常的无奈,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黄角湾村 共有耕地681亩,撂荒21亩,撂荒率3%。而在临近的红星村,土地撂荒更加严重,撂荒率高达21.3%。而在武胜全县,土地撂荒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全县 撂荒耕地是3.2万亩左右,占全县耕地总面积7.8%。

      近年来,随着农资价格的大幅上涨,农民的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耕种的收入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打打工,致使大面积的耕地被荒废,与此 同时,受建筑占用耕地以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根据《国土资源公报》,2007年全国耕地18.26亿亩,净减少61.01万 亩,减幅0.03%,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全国耕地面积正越来越逼近18亿亩“红线。

      国际市场上都在上演粮荒,国内一些农民们却不愿意种地,任由大片良田长出荒草,虽然这些现象,还只是发生在个别地方,但相信每个人看了都会对粮食安全担忧,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粮食生产上的这些漏洞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粮食安全?中国的粮食够不够养活中国人?我们离粮食危机有多远?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

      记者:“曾局长,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国家的粮食库存的情况?”

      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粮食库存是一个动态的数量,每年随着收购和销售的展开在变化,库存消费比国际公认的是百份之十七到十八,实际上我们 现在国家的库存远远高过这个库存数,这几年供求,从粮食供求是基本平衡的,库存连续几年因为大丰收,所以到年末库存是相对稳定的,从国有粮食的销售量,现 在今年不算收购的话,这些粮食,也可以销售一年多。”

      记者:“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我们的粮库库存有假,您怎么看待这个声音的?听了这种消息之后,您是否还是对粮食安全充满自信?”

      曾丽瑛:“我对中国能够做到粮食安全还是很自信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这么几年的抽查的办法,包括我们现在当前掌握的情况,库存帐实是相符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粮食库存还是真实可靠的,大家应该能放心。”

      记者:“人均的耕地面积在减少,那么耕地对于粮食安全来说,应该是一个隐患,那么对于这种隐患的担忧,您怎么来看待?”

      曾丽瑛:“耕地是在减少,但是从党和国家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18亿这个耕地的红线是不能破(越过)的,这一条确实我们保证我们的产量,粮食安全的一个最根本的保证。”

      记者:“这个十八亿亩的红线耕地,对于我们的十三亿人口的口粮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丽瑛:“18亿亩耕地,至少就是说我们肯定能够保证粮食产量在一万亿斤以上,从我们现在消费水平,我们每年大体上也是一万亿的消费,就是说保证这18亿亩的耕地,它所生产出来的产量,才能够让我们供求基本平衡。”

      曾局长说,中国目前粮食库存充足,库存消费比远远高出国际公认的17%-18%的安全线,并预计,2008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稳中有升,总产量 可能保持在一万亿斤左右,其中小麦更有望连续五年增产,在曾丽瑛看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毋庸置疑,而林毅夫教授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记者:“在目前看来,全球出现了粮食问题,并没有太多地太明显地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

      林毅夫:“对。”

      记者:“在未来五年之内,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是有保证的?”

      林毅夫:“对,我想长期还是会有保证的,因为从来就不会放弃对粮食的重视。”

      记者:“中国的粮食是不是就意味这可以高枕无忧?”

      林毅夫:“当然不是高枕无忧,所以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有利的措施,对粮食的生产不重视,对耕地不保护,觉得如果这些情况蔓延下去,当然就会对某些 地区的粮食的供给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全国,到时说,各个地方出现粮食问题的时候,也可能出现一些地级保护主义,粮食调动或者出售到缺粮省的话,那可能会 造成缺粮省的恐慌,其实这次国际上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国际粮食价格上涨,那么粮食的主要生产国,为了稳定国内的粮食的价格,那就限制粮食出口,这样就 更造成缺粮国的对粮食的短缺,那么造成它更紧张的情况。”

      记者:“如果我们不能高枕无忧的话,那么哪些方面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考虑?”

      林毅夫:“我想一方面我们可以同样地会继续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会继续支持对这个农业科技的这种投资的支持,加快农业科技的创新,同时对 保护工地的政策会继续,锁住18亿亩的红线,同时也会增加对农民的这种直接的和间接的各种生产的补贴,当然,要增加中国粮食的生产,同时提高农民的收入, 那么粮食价格适度地上调也是必要的。”

      记者:“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一些省份,很多农民,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依然不是很高。”

      林毅夫:“必须有适当的粮食价格上涨,他才会有种粮的积极性,相对来讲,他种粮的效益还是比较低的,各个地方还是应该加强对农业的投入的支持, 很重要的就是对城市,以及甚至包括农村里面,这种缺粮的农民,或是城市里面低收入的人群,应该给一定的生活上的帮助,包括补贴,包括调整最低生活保障的这 种标准等等。”

      记者:“这可能比提高粮价来得更现实一些?”

      林毅夫:“应该允许粮价适度上涨,同时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要双管齐下。”

      如何才能提高农民种粮收入,消除粮食安全隐患?

      林毅夫教授刚才说,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就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今年,中央政府在预算中安排了5625亿元的支农投入,近期又追加了252.5 亿元,并且还两次调高小麦以及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同时还临时存储进口小麦和临时储备玉米、豆油。为了保证粮食安全,维持粮价稳定,国家花了不少钱,但毕竟 农业生产用的柴油、化肥,都在涨价,农民种粮承受的成本压力在不断加大。怎么才能提高农民种粮的收入,消除粮食安全隐患呢?再来听听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 瑛的看法。

      记者:“今年大家对粮价的问题都非常关心,因为包括农资的价格,化肥各方面的价格在上涨,粮价也存在一定的上涨空间,您觉得粮价什么时候会见底,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水平?”

      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供求肯定是基本平衡,今年供求基本平衡,主要粮食品种,小麦,稻谷,玉米,还是供大于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粮 价是很难涨得很高的,如果说出现了粮价涨得很高的话,国家也一样是有能力来采取措施来平抑的,那么,就是我们有足够的库存,你国家可以抛售储备粮,可以使 价格保持在基本的稳定,不大涨也不大落,这个可以做到的。”

      记者:“粮食价格不会暴涨?”

      曾丽瑛:“对,因为供求是基本平稳的,又有充足的库存,所以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让市场粮价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上,不让它大涨,也不让它大跌,我觉得我们是能做得到的。”

      记者:“您看中国的老百姓对粮食的价格存在一定担忧,您在这上面有什么话要告诉他们?”

      曾丽瑛:“老百姓看到物价的飞涨,所以对中国粮价很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今年的供求是基本平衡的,再加上库存充裕,我们今年的粮价应该能够保持基本稳定,国家也有能力保证市场供应,保持价格的基本稳定,我对此,我们很有信心,应该说,也请大家放心。”

      半小时观察:扶农支农,才是平抑粮价的好办法

      粮价上涨正在慢慢演变为一个粮食安全问题,不但对于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粮食进口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压 力。更让我们忧心的现实是:由于种子、化肥和农药价格的上涨,农民们种田的积极性正在消退,土地撂荒现象愈演愈烈。对于稳定粮食价格、抑制通货膨胀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坏的坏消息。

      尽管面对着巨大压力,但是我们的粮食部门给出的承诺却可以使我们粮价稳定充满信心。由于今年国内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国家又有足够的库存,所以即使粮价继续上涨,也很难涨得离谱儿。

      但是对于有关部门来说,要解决好粮价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就像我们最近在节目中一直说的那样,一方面要提高对农 民种田的补贴,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手段调控好农业物资的价格。如果这几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了,那么我们所一直忧心的粮价问题或许就根本算不上一个问题了。

      记者:鄢闻余 李萍萍

  • 2009年大盘或将探底2000点!

     

    2009年大盘或将探底2000点!

    ——本轮熊市底部判断的三重标准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原载《新生代·理财》杂志2008年第2期 

      作者按:本轮“快牛”两年大涨500%后,最终以冲顶6000点结束本轮大牛市,并已正式转入“慢熊”通道。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牛熊交替周期,本轮慢熊的底部将会跌至何处?本文试图从中国股市18年的历史轨迹,来判断大盘未来基本走势。

      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中国股市从100点起步,截止2008年4月3日,中国股市正在经历第五轮牛熊交替。18年的历史,18年的轨迹,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不可忽视的“中国特色”。

      18年历史经验总结起来看,中国股市牛熊交替的基本规则大体如斯:如果涨得快,一定跌得更快;如果涨得陡,一定跌得更陡;如果涨得猛,一定跌得更猛;如果一波三折地涨,它就会一波三折地跌。

    18年来上证综指日K线图(1990——2008)

    2006年以来的日K线过于畸形!这有待慢熊修正!

      本文划分每一轮牛熊周期的标志:熊市的底部目标一般都会跌去牛市峰值的50%以上,否则,本文不算入一个牛熊轮回。

      1.第一轮牛熊更替:100点——1429点——400点(跌幅超过50%)

      1992年5月26日,上证指数就狂飙至1429点,这是中国股市第一个大牛市的“顶峰”。在一年半的时间中,上证指数暴涨1300多点。随后股市便是迅猛而恐慌地回跌,暴跌5个月后,1992年11月16日,上证指数回落至400点下方,几乎打回原形。

      2.第二轮牛熊更替:400点——1536点——333点(跌幅超过50%)

      上证指数从1992年底的400点低谷启航,开始了它的第二轮“大起大落”。这一次暴涨来得更为猛烈,从400点附近极速地窜至1993年2月15日1536.82点收盘(上证指数第一次站上1500点之上),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上证指数上涨了1100点。股指在1500点上方站稳了4天之后,便调头持续下跌。这一次下跌基本上没遇上任何阻力,但下跌时间较上一轮要长,持续阴跌达17个月之久。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跌至这一轮行情的最低点333.92点收盘。

      3.第三轮牛熊更替:333点——1053点——512点(跌幅超过50%)

      由于三大政策救市,1994年8月1日,新一轮行情再次启动,这一轮大牛行情来得更加猛烈而短暂,仅用一个多月时间,上证指数就猛窜至1994年9月13日的最高点1053点,涨幅为215%。随后便展开了一轮更加漫长的熊市。直至1996年1月19日,上证指数跌至512.80点的最低点。这一轮下跌总计耗时16个月。

      4.第四轮牛熊更替:512点——2245点——998点(跌幅超过50%)

      1996年初,这一波大牛市悄无声息地在常规年报披露中发起。上证指数从1996年1月19日的500点上方启动。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冲向2245点的历史最高峰。5年牛市累计涨幅超过300%!自此,正式宣告我国持续5年之久的此轮大牛市的真正终结。

      在第四轮大牛市的上升通道中,它所表现出来的“一波三折”行情,极好地化解了股市阶段性暴涨过程中所聚集的泡沫,这极有利于牛市行情的延长:512点(2006年1月)——1510点(1997年5月)——1047点(1999年5月)——1756点(1999年6月)——1361点(2000年1月)——2245点(2001年6月)。

      请注意:由于处在大牛市上升通道中的每一次“回调”,其跌幅均未超过前期上涨的最高点的1/2,因此,笔者才将它视为一种“回调”,而不是一轮独立的“熊市”行情。

      第四轮牛熊更替与前三轮牛熊更替的主要区别在于:第四轮行情是一轮“慢牛”行情,它表现为“一波三折”地上涨,同时也对称地表现为“一波三折”地下跌:2245点——1500点——1200点——1000点。正是牛市“一波三折”地曲折上涨,才有后来“一波三折”地曲折下跌。也正是这样,这一轮牛熊行情才能持久,前后持续9年的时间。

      5.第五轮牛熊更替:998点——6124点——2000点?(跌幅超过50%)

      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跌破1000点,最低为998.23点。与2001年6月14日的2245点相比,总计跌幅超过50%,故标志着此轮熊市目标位的正式确立。

      正常的技术性反转,再加上“股改”的东风,2005年5月,管理层启动股改试点,上证指数从2005年6月6日的1000点附近再次启动,2006年5月9日,上证指数终于再次站上1500点。

      2006年11月20日,上证指数站上2000点。2006年12月14日,上证指数首次创出历史最高记录,收于2249.11点。8个交易日后,2006年12月27日,上证指数首次冲上2500点关口。

      2007年2月26日,大盘首次站上3000点大关。2007年5月9日,大盘首次站上4000点大关。2007年8月23日,大盘首次站上5000点大关。

      2007年10月15日,大盘首次站上6000点。次日便创下6124点的历史最高记录。大盘在6000点之上仅站了三日即调头向下,这标志着本轮牛市的正式终结。

      2008年4月22日,上证综指最低下探至2990点,较牛市顶峰大跌50%。然而,这仍不是本轮熊市的终极“底部”,那么,本轮熊市的底部究竟在何方?

      笔者认为,本轮熊市底部判断的标准,至少有以下三个衡量标志:

      (1)本轮熊市的累计跌幅至少要超过刚结束的这一轮牛市峰值(6124点)的50%。如果按这一标准,则本轮熊市至少能够跌至3000点以下。

      (2)本轮熊市底部判断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可能就是百元股的消亡!因为百元股基本上是本轮疯牛泡沫的象征,因此,在本轮熊市探底,一定要将泡沫挤干净,方能启动下一轮大牛市。不过,目前尚有4只百元股并未倒下!

      (3)若按以往每轮牛熊交替的普遍规则,本轮熊市底部一定会跌破前一轮牛市峰值(2245点),若照此标准推测,则本轮熊市或将探底2000点一线。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笔者认为,目前的股市只是“慢熊”中的偶尔反弹,反弹力度或大或小。建议股民朋友们:在战略上,要看清“慢熊”本质;在战术上,可以做波段,抢反弹。牛熊交替仍是股市永恒不变的法则,“快牛”后的“慢熊”终将再次考验中国股市投资理性之所在。笔者预言,在本轮行情的轮回中,中国股市若能真正站稳2000点之上,而不再重返2000点之下,那将是中国股市与中国股民之福!

  • 茅于轼:央行还没有认识到通胀的严重性

    2008年04月29日 《环球财经》杂志

      现在看来,央行还没有认识到通货膨胀的严重性,还是抱着通胀不会急遽恶化的幻想

      □茅于轼/文

      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季度CPI高达8%,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治理通胀正成为中国政府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CPI指数短 期内有突破两位数的可能。不少媒体的朋友问我,物价增长速度为何如此之快?我的答案都是,通货膨胀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给相对于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 超额太多。

      从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最近几年,由于持续的“双顺差”和外汇储备规模大幅度增加,以及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的影响,为了对冲巨额的外汇占 款,央行加快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力度,货币供应量始终处于高位运行,货币供给的增幅大大高于GDP的增幅。货币一多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容易造成包括楼市 和股市在内的资产泡沫。

      当然,现在的通胀主要是农产品价 格上涨引起的,但本质上依然是货币问题,换句话讲,通胀是“钱不值钱了”,并不是因为某种物品涨价,带动了物价的上升,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某种商品涨价 会不会引起物价全面上升?如果钱的购买力不变,物价水平不会上升。一种商品涨价会有另外一些商品降价,物价总水平不会变化。比如前两年石油价格涨了三倍, 跟石油有关的许多商品,如出租车,都涨了价,但是物价总水平并没有上升。

      通胀既然是货币问题,就得用货币及有关货币的政策解决问题。这是中央银行的事,不是商务部和发改委能管的。管一下欺行霸市,价格串谋,当然有好 处,但是解决不了通货膨胀的问题。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将通货膨胀怪罪于农业歉收、石油涨价、工会抬高工资、唯利是图的企业家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钞票回笼的过程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因为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他们就不容易拿到钱,比如说生产者的产品在回收货币的过程中就很难 卖掉,产品上了货架半天没人买。从消费者来讲,本来赚钱就很不容易,一回收货币就更不容易了,而且就业又困难,反正是各个方面要拿到钱的难度越来越大,但 这是治理通货膨胀必然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现今,我认为央行还没有认识到通货膨胀的严重性,还是抱着通胀不会急遽恶化的幻想。但目前看来是越来越控制不住了,银行利息率现在依然还是负的,而且负的越来越多,这本身就加速了通货膨胀,因为钱很容易得到,成本很低的就能拿到钱,治理通货膨胀是要让钱不容易得到。

      虽然目前中国和美国的利率已经出现倒挂了,加息可能会导致热钱的涌入,但我们必须权衡通货膨胀和防止热钱哪个更重要,在我看来遏制通胀更为重 要。其实热钱推高通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扭曲的汇率,所以纠正汇率就显得尤为迫切,汇率扭曲热钱必然将持续进入,这跟利率的关系不大,跟汇率的变化关系更 大。因为热钱明白人民币还要涨,利率不提高热钱也会进来。

      还有,这次通胀和房地产也有一定的关系,经过这几年的疯涨已经存在着泡沫,在治理通胀的过程中有可能会破裂,这也是个比较危险的事。所有买房的 人和卖房的人都倒霉,1993年和1994年的南方房地产泡沫破裂,北海、海口、贵州等出现了大量的烂尾楼,房地产市场一蹶不振,开发商损失巨大,不少民 工失业了,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治理通胀的时候不得不注意的问题,必须未雨绸缪,统筹兼顾。

  • 茅于轼:中国楼市整体向好

    2008年04月30日金羊网-新快报

    ■茅于轼认为,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并不能满足多数人的住房需求

      著名经济学家 茅于轼

      ■新快报记者 谢蔓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楼价走向将与经济发展走势相关,中国经济受外围影响发展放缓将影响到今年中国的楼市,但从长远 看,未来5到10年,大量外来务工者要进城,将促使中国楼市继续高速向好发展。同时,他再次强调了其一贯坚持的论点——政府建廉租房比经济适用房、限价房 更好。

      由中国房地产协会、广东利海集团主办的“北部湾高峰论坛”日前在广西南宁举行,会议邀请了茅于轼、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等多位经济专家,就当前经济热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经适房限价房或推高楼价

      目前国家的住房保障制度包括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三种形式,广州金沙洲的大型廉租房新社区从去年年底开始入住,陆续推出的3个限价房项 目也都引起了市民抢购。而茅于轼则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他表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靠的是市场,如果大量搞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大部分人没有资格买经济适用 房只有买商品房,商品房自然就随之减少,届时,会不会因此反而推高楼价还将是一个问题。

      他认为,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并不能满足多数人的住房需求,而仅满足了一部分人对房产的占有欲,并且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政策很容易滋生贪污腐败。 “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无助于财富分配合理化。”茅于轼说,经济适用房只能满足中高收入人群对房产的占有欲,并非低收入人群真正的住房需求,而政府没有责任 和义务满足一部分人的占有欲,而是要保障每个人都有房住,因此,廉租房才能解决低收入人群的实际住房需求。

      应解放垄断行业转移热钱

      不少专家认为,近年来,楼价不断飙高的原因之一是国内的投资渠道较为狭窄,大量热钱都涌向房地产投资。

      茅于轼表示,在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如何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泡沫?茅于轼表示,在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情况下,从宏观经 济角度讲,泡沫的形成是由于热钱过多,从微观层面讲,是投资者选择的投资项目多在房地产、股票市场,其它投资机会较少,因此出现泡沫。

      他表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将剩余的资金流向非泡沫行业,政府应适当地解放垄断行业,如能源、通信等资金密集的行业,增加投资者的投资机会。


  • 中国股市的五种不和谐声音(2)

    中国股市的五种不和谐声音(2)

    ——雇员福利与股东权益“不和谐”!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笔者按:上市公司是全体股东的上市公司,但在对待雇员福利与股东权益上,二者却存在较大的歧视性。以中国平安为例,2007年它支付给公司12名高管的年薪高达2.57亿元,但它支付给全体股东的现金红利却只有每股5毛钱,而中国平安的股价却一直高企在50元之上。

      众所周知,一个企业的上市,不仅可以带活本地经济,而且还能搞活当地财政,当然,在过去“职工股”泛滥的年代,更可以令企业职工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因此,一般地,地方政府总乐于大力推举本地企业包装上市,本企业职工也十分希望自己上班的公司上市。

      实际上,对于一国或一地区来讲,上市公司应该是本国或本地企业的佼佼者,它们是各区域经济的龙头,是民族企业的骄傲,因此,优秀企业或一流公司上市,也是投资者的福音。

      作为上市公司,它应该是公众公司或大众公司,全体股东是出资人,是产权所有者,而全体职工则是公司的雇员。董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按照全体股东的意志行使职权,并负责公司日常经营与管理。作为公司的经理和高管,他们在本质上应该是董事会雇用下的“打工者”。

      对上市公司而言,股东权益与雇员福利互为“皮毛”关系: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属于全体股东,股东权益所体现的正是股东对公司净资产的所有权及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权;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经营权的有效性却又有赖于全体雇员(包括高级打工者和普通打工者),只有调动雇员的智慧和工作积极性,才能保证公司的稳定经营与成长。

      由此可见,上市公司的成长与发展,既有赖于股东的资金支持与理解,同时也有赖于雇员工作的积极性与公司的凝聚力。从董事会这一决策层面看,公司分配政策的取向往往会存在“两难选择”:是优先雇员福利,还是优先股东权益?或者换个说法:是偏重雇员福利,还是偏重股东权益?同样,在雇员福利政策上,是侧重远期激励机制,还是侧重即期激励机制?在股东权益政策上,是分配,还是不分配?是分股票,还是分钞票?

      很显然,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的情况下,由于董事会与“不固定”的股东之间的空间距离十分“遥远”,而董事会与公司雇员之间的空间距离却十分“贴近”,再加上有的公司董事既可以有资格享受雇员的福利,又可以有资格享受股东的权益,因此,对于关心公司业绩的董事会而言,在“短视行为”的驱使下,他们会选择或倾向于雇员福利重于股东权益,或是雇员福利优先于股东权益。不过,这一选择行为在国有控股型上市公司和自然人控股型上市公司之间可能会是有所差别的。

      当上市公司的分配政策认定雇员福利重于股东权益时,在财务处理上,董事会极有可能会加大税前利润向雇员福利“转换”的力度,包括提高雇员尤其是高管的工资水平,提高雇员节假日奖、年奖或季奖的额度,为职工集资购房或是发放过高的住房津贴,为高管安排国外度假或培训机会,为雇员尤其是高管建立优厚的企业年金计划等,这样做,实际上等同于减少了公司的税后利润,从而也就是减少了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

      在现实中,我们能经常看到一种现象:有的上市公司每年的财务报表很糟糕,甚至连续亏损,但公司雇员福利却丝毫不受影响,而且董事长或高管甚至还拿着不菲的高额年薪。当然,也有的上市公司每年总能保持几分钱的盈利,但它的雇员福利却是一流的,除了高工资,公司还能为全体雇员集资购建商品房,有的公司甚至以奖励的名义为高管选购、赠送依山傍水的豪宅别墅,并另配专车。这一类现象虽不多见,但现实中的确存在。

      相反,也有的上市公司虽然每年的业绩都是相当不错的,但它就是不肯对股东分配,要么不分配,要么象征性地分一点红(如每股派现两毛钱),当然,也有的绩优上市公司只愿意送股票,却不愿意送钞票!为此,股东不禁要问:长期留着利润不分红,是为了提高雇员福利,还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究竟谁是企业的主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国家职工既是国家的主人,更是企业的主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变成国有控股企业或公众公司,董事会糊涂了:究竟股东是主人?抑或雇员是主人?于是,有人建议,不如将雇员福利从短期激励改为长期激励,让雇员变股东,董事会省心又省力!这叫“二合一”?

      事实上,作为一个优秀的上市公司,它应该拥有基业长青的远大抱负,它的董事会在对待雇员福利与股东权益问题上,决不能以短视的目光——厚此薄彼。如何正确处理好雇员福利与股东权益二者的关系,既涉及到公司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同时,它也涉及到公司外部竞争力与内部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只有正确处理好雇员福利与股东权益的关系,才可能确保上市公司的和揩、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 汪丁丁 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 汪丁丁/文 《财经》杂志 总第210期  [ 04-28 08:23 ]

    代跋
    既坚持效率原则又坚持正义原则,既赞同市场化改革又批判市场之弊端,既要引领潮流又要批判社会


    (一)
      《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它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多年来,《财经》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奋斗不息——这就是十年来我参与并观察《财经》的结论。
      过去的十年风雨,需要放到过去30年的背景中,再做思量。
      刚刚过去的30年,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过程,故而,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这一过程的潜在趋势。基于民众在1949年-1979年期间计划体制之下的生活体验,自由市场作为一种潜在趋势,在此后步入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社会里获得了自我实现的巨大动力。
      与此同时,自由市场明确地要激发和试图满足每一个卷入市场生活的人的私欲——它在许多方面是阴暗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并因此而使资源配置变得更有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没有明确界定让谁先富裕起来,但内置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效率与私欲之间的逻辑关系意味着,那些更少限制地追求私欲并懂得借助于他人私欲的人将会先富裕起来。为什么“剥削有功”?因为剥削者可以极大地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故有功于社会整体。
      鉴于上述种种,我以为始有《财经》对于中国转型期社会根本问题的根本立场:既坚持效率原则又坚持正义原则,既赞同市场化改革又批判市场之弊端,既要引领潮流又要批判社会。
      很显然,一个没有批判的市场经济不可能演变为健康的市场经济;同理,一个从不反省的自由社会终将失去自由。

    (二)
      基于这一立场,在市场曾经或仍然弱小的领域里,《财经》为其鼓而呼之。例如,它在电信业支持反垄断和自由竞争的运动,在银行业主张脱胎换骨的改革迎接“市场大考”,在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坚持批评“大政府”及其官僚化倾向,在劳动力市场批评极端不发展的状况和 “反市场”政策,等等。
      另一方面,在市场已经占据着主导位置的领域里,《财经》更多地报道其弊端并予以批判。例如,它在金融领域和土地开发等领域批判营私舞弊,揭露黑幕,反对不负责任和无视伦理的自由放任,在环境保护、文化遗产、食品安全等问题上主张以更有效的政府监管来弥补企业伦理的普遍缺失。
      也是基于这一立场,可以看到《财经》对“大政府”和“大公司”保持着同样的批判态度,因为它们内置了“利维坦”倾向,它们都倾向于垄断——对自由的垄断。并且,我们尤其警惕和批判这两种垄断势力相勾结的倾向。当然,转型期中国社会,不得不容忍一个异常庞大的政府。因为转型期内的政府必须部分地履行它在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各项职能,同时还必须履行它在新的市场体制下的各项职能。然而,一切政府,内在地具有“利维坦怪兽”冲动,这是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 如同“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趋于腐败”是一项无可否认的事实一样。

    (三)
      事实上,以往十年的中国政府行为大致可分做两阶段,即1998年-2003年,及2003年以来。
      后一阶段,政府行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迅速官僚化”——尤其是在市场最可能失灵的领域,如“教育”和“卫生”,以及所谓“需要宏观经济调控”的诸领域。辨其原因,主要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持续多年,大大超过了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导致中央和各地政府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及相应职能的迅速扩张;与此同时,政府行为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其基本模式仍是官僚化的。
      与后一阶段相比,在前一阶段,政府试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种本质不同的行为模式之间实现职能转换。但是政府官员们的思想方法及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仍陷于旧的计划时代的惯式;他们常常以计划方式求解市场问题——典型地,曾引发经济学家群体的广泛批评的“粮食政策”,所谓“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般而言,以计划方式求解市场问题的政府行为,被群众称之为“瞎指挥”。与此同时,腐败,在金融领域、电信领域、石油、铁路、航空、电力以及一切被美其名曰“天然垄断”的领域里,随着权力的扩展和诸如“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而迅速蔓延,成为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阴暗部分。
      十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引发的许多深层问题都开始“浮出水面”。其中,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是“劳动-资本”关系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潮,以及劳动者自发组织的维权行动。主要由于各地政府沉迷于早已过时的惯式,劳动者维权困难重重,劳动的要素价格在市场上被普遍低估。中国经济结构难以获得“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
      以往十年,国际社会发生的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莫过于2001年9月11日震惊世界的恐怖主义袭击。所谓“文明的冲突”,经这一事件演变成为以族群灭绝为特征的恐怖主义行动,所谓“种族恐怖主义”。这一事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含义,寻求具有文化包容性和更好缓解文明之冲突的发展道路。
      以往十年,中国社会经历的最具深远意义的事件,应属2003年爆发的SARS流行病及延续至今的可能爆发“禽流感”的持续威胁。这一事件不仅迫使中国政府重新建设全国性的疫病预防体系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非常规机制,而且迫使每一个中国人重新思考既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此相关地,许多中国人也开始重新审视他们在医药、中西医关系、养生、修身、心理和心性等方面的不健康与不和谐状态。
      今天,当市场不仅主导了我们的社会,且因它而生的经济发展的冲动正迅速地耗尽我们社会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时,当环境问题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时候,鼓吹环境政策、支持环境运动、批评无节制的经济发展和廉价的工业化政策当为正途。

    (四)
      展望中国社会转型的最近的未来,我以为,应当相信,中国人均财富的持续增长,必会引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之普遍诉求,从而“教育”和“卫生”必会成为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领域。
      就教育制度而言,如钱穆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实施过的五大类制度,最符合现代教育原则的是“社会自由教育”,或可辅以“官办教育”和“官督民办教育”。可是关于社会自由教育,最大的阻力来自我们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与“应试教育”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其次,阻力还来自政府官员的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古今中西,教育必须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权利,而后才可能培养具有高远之理想且能从事原创之学术研究和兼济天下之技能的人才。故而,教育之自由化是当务之急,教育成果之考核应退居次要或以“官督民办”方式实施。
      就卫生和医疗制度而言,应当承认,现阶段,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市场主导的”或“官督民办的”,而不应是“政府主导的”或“官办的”。我们主张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供给制度——以医护人员为收益中心,逐步取消行政化的收益管理,逐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和社区服务体系。政府应当做的事情是:(1)鼓励尽量多样化的消费者维权组织,(2)保护为消费者维权组织提供咨询的医疗专家的独立性,(3)资助或鼓励更加多样化的医疗服务供给方式,包括本土的和西方的医药研发以及本土的和西方的养生实践。

    (五)
      作为“结语”,应当承认,《财经》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完美处方。它努力做的,不过是在每一重大事件中运用独立判断能力,忠实记录时代和历史,而且一以贯之。我以为,这是《财经》与中国社会在它们共同的演化中求解中国问题的可靠途径。■

      汪丁丁为北京大学教授,本刊学术顾问

  • 财经》纪念创刊十年 回顾中国改革历程

    《财经》纪念创刊十年 回顾中国改革历程

    《财经网》   [ 04-29 12:13 ]

    十年来,在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时刻,《财经》都有比较完整的报道和忠实的记录

      2008年4月18日,是《财经》杂志创刊十周年纪念日。
      在4月28日出版的2008年第9期《财经》杂志上,《财经》编辑部以“改革十年 我们十岁”为题,发表了一组创刊十周年纪念文字,并推出《财经》封面十佳评选活动。
      这组纪念文字回顾了从1998年至2008年,中国十年改革的历程以及《财经》在此期间的重要报道。
      自1998年4月创刊至今,《财经》杂志已出版200余期。十年来,《财经》始终秉承“独立、独家、独到”的编辑理念,以新闻的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的视角,以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的身份,持续关注、报道影响中国及世界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和焦点人物,成为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新闻媒本。
      《财经》走过的十年,是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风雨十年,也是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竞争的挑战十年。《财经》在探索新兴独立新闻媒体的发展之路上,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同成长。十年来,在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时刻,《财经》都有比较完整的报道和忠实的记录;在改革中一些有争议、有困惑、有风险的重要事件上,《财经》以敏锐的眼光,率先作出了报道,推动了事件的转折和改革的进步;《财经》不仅致力于现实问题的正本清源,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启蒙性质的报道。
      北京大学教授、《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在纪念文章的代跋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中认为,“《财经》乃民间社会一株小草,它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它相信,只有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够有效地遏制‘大政府’与‘大公司’的垄断倾向。也是基于对民间力量的信任和对公共空间的渴求,多年来,《财经》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知情权奋斗不息——这就是十年来我参与并观察《财经》的结论。”而《财经》对于中国转型期社会根本问题的根本立场,是“既坚持效率原则又坚持正义原则,既赞同市场化改革又批判市场之弊端,既要引领潮流又要批判社会”。
      自1998年创刊至今,每一期《财经》杂志的封面文章不啻为一个历史的窗口,真实纪录、阐释一个值得记忆留存的时刻。由此,《财经》杂志与《财经网》从4月28日至6月30日,举办《财经》封面十佳评选活动。读者可在2008年第9期《财经》杂志及《财经网》所列全部《财经》封面中,勾选出心目中的十篇最佳“封面文章”(每年限一篇)。《财经》杂志整理全部选票后,将与专家评选相结合,于2008年8月的《财经》杂志、《财经网》上同时推出“《财经》封面十佳”评选结果。欢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此项活动。■

    《财经》十年纪念特刊:
    改革十年 我们十岁
    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 (2008.04.29)再刊《缺粮说》

    按: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发表《缺粮说》,推断十年之后天下会缺粮,农产品的价格会上升得厉害。几天前一位同学把这篇十多年前的旧文放到网上去,读者哗然。有趣的是,二○○三年四月,该文的结集再版时,我见农产品之价还没有大幅上升的迹象,写了一个简短后记,说自己推断错了。但姜还是老的辣,死不悔改,后记的最后我还是坚持粮价会大升。这里再刊《缺粮说》及其后记,一字不改。《创作闲话》那系列未完,中断一期。

     

    缺粮说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我认为今后(大概是十年之后吧)世界会缺粮——以较正确的经济观点说,粮食与其它物品的相对价格会增加,而这增加相当厉害。世界和平,人口不断上升还在其次。最重要的因素,是近八年来举世的共产制度溃不成军,一窝蜂地走资去也。又因为这发展增加了国际上的生产竞争,迫使好些此前像印度那样管制贪污而弄至民不聊生的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

     

    我们可以这样看吧。在共产崩溃之前,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口连冷饭残羹也吃不到。只要今天举世的改革之风能继续,那么十年之后,这百分之七十的一半会成为小康之家。民以食为天,收入有所增长的穷人首先要多吃一点,好一点。这样,粮食的量与质的需求会激增,是自然的事。

     

    这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天,美国百分之七的人口是农民。这先进之邦,百分之七的人口不仅供应整个国家的粮食,而且还有大量农产品出口。相比之下,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好些落后的国家也如是。要大事改革,使经济「现代化」,这些国家要大量把人口转到工商业那方面去。那是说,假若中国大陆的一般经济情况,要达至台湾那样的水平,那就大约要有五亿人口弃农从工或商了。这等于要增加八十个「广州」!如果举世之邦都这样做,农民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就难以避免,这对粮食的供应是有约束的。

     

    世界将会「缺粮」——我有这样的观点已经好几年了,而个人也在这「缺粮」的前景上作了一点投资。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不久前在报章上读到,去年中国对美国华盛顿州红苹果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进口二百五十万吨。这个数字似乎太大,可能是「印」错了。然而,华盛顿州的红苹果园的价值,近几年来大幅上升,却是事实。

     

    经济学者永远都是那样的不幸。他们可以推断哪一个赌马场有机可乘,但进了场内,他们却往往买(下注)错了马!我自己为「缺粮」的推断而作长线投资时,怎样也想不到,目前还说不上是富有的中国人,竟然特别喜欢吃华盛顿州的红苹果!话虽如此,其它有关粮食供应的投资,还是上算的。

     

    先进的农业科技,当然可以助农民人口的减少与粮食需求的激增。但这些科技有其局限性。饲养鸡鸭之类,高科技可使之密集生产,用地不多。但饲养牛、羊或种植,科技对生产供应的弹性就没有那样神乎其技的效果了。农地的供应可以增加,但费用不菲;水利要大费思量——美国加州的农地一流,但水利供应越来越伤脑筋;过冷的天气,要补救就得挥金如土——日本温室水果的价钱,香港人是领教过的。

     

    对北京意图经济改革的执政者来说,本文提到的「缺粮」前景,他们好象仍在五里雾中,还老是说着自供自给的口号。说实话,要搞经济现代化,粮食自供自给是不可能的事。从外地进口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而经济搞得越好,粮食的进口量必定越来越大。

     

    无论从理论或经验的角度看,由他人供应自己成本较高的产品,而自己则以那些成本比他人较低的产品输出换取前者,是最可靠、最有利的途径。香港的资源、耕地缺乏,但除了日军占领那几个年头外,缺粮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同一国境内以自由贸易来解决自己之不足,和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在原则上是完全一样的。

     

    不同之处,是国与国之间,多了一些无良政客在左右。近几年来非洲某些国家的大饥荒,都是一些视人民如草芥的什么强人政客搞出来的。

     

    中国既然无可避免地要大量进口粮食,及早推行国际自由贸易是先见之明。必须避免的是由政府办粮食进口——自由的贸易,是要由商人自由来干的。赚、蚀皆不「入肉」(并无切身之利害感)的官员,对市场的动向,怎会知得一清二楚!更何况,国际贸易有了政府的管制,官员就大可浑水摸鱼,越摸越甚,其后果会是大饥荒。劳苦大众,豪华汽车可以不坐,但连稀粥也没有得吃却是另一回事了。

     

    我认为北京政权应该以开放进口、不抽关税这一高招来跟美国打个招呼。美国农民当然大声叫好。这样,美国的政客不能不拍手附和——如此一来,中国的产品要自由输入美国,就易办得多了。

     

    后记     二○○三年四月

     

    此文在一个重点上推错了。因为忽略了饲养行业在中国大行其道,我低估了农业产品的大弹性,以致缺粮之说到七年后的今天还看不到迹象。但非粮的棉花是农产品,其价今天在上升,长此下去,因为农地的替代,粮价早晚会被带起的。

  • 中国股市的五种不和谐声音

     

    中国股市的五种不和谐声音

    ——后救火时代证监会如何定位?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昨天,我在湖北卫视“聊聊吧”做喜宾,“聊”的话题就是本文的标题。做完节目后,意犹未尽,故补作此文。

      中国股市的不和谐现象,无论如何理论、争论、争吵,大体都逃不脱以下五个方面:

      (一)一、二级市场差价过大的“不和谐”

      众所周知,一、二级市场的不和谐,是当前股市最突出的矛盾之一。长期以来,在一级市场,由于新股发行价被人为压低,新股发行市盈率远低于二级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导致一、二级市场差价过于悬殊,从而形成“一级市场零风险收益”与“二级市场的高风险收益”之间的极不对称,为此,中国特有的“打新狂潮”和“炒新热浪”更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为了捕捉这一“明摆”着的巨大市场差价,众多数量庞大、来历不明的资金总在一级市场囤积居奇,它们既有从银行拆借而来的资金,更有从国债市场“回购”而来的资金。规模庞大的“打新”资金,拼命地挤压着新股申购的中签率,于是,1%的中签率差不多成了最高中签率,更有绝大多数新股中签率仅有千分之一或是万分之一,为此,有人形象地比喻,在中国一级市场申购新股,中签好比中六合彩一样难。

      极其低下的中签率,即使中签后,中签者(尤其是机构)仍觉不爽,因为申购占用了太多资金,因此,中签后也不能“解恨”,于是,他们往往会赶在新股上市首日“报复”性地拉抬新股价格,直至一步到位地将所有散户套牢在“历史最高股价”,中签者才能“解气”。这便是中国特色的“炒新”——新股上市首日涨幅不“翻番”就是不正常!

      然而,正是因为人为压低新股发行价,才能维持一种新股发行“永远”供不应求的假象,从而确保了新股发行公司的“融资最大化”,这有利于新股发行的“源源不断”,并让更多的企业顺利地上市融资。

      不过,更为奇怪的是:居然有国人认为中国一级市场新股发行价严重偏高!不知这种观点逻辑何在?对了,也许他们是将沪深A股一级市场的发行价与港股进行了横向“硬”比,然后,他们发现:香港新股发行市盈率一般只有15倍,而沪深A股发行市盈率却有30多倍,因此,他们得出了“A股发行价严重偏高”的伟大结论!高明吧?

      君不见,以我国香港为代表的发达股市,正是以二级市场市盈率为标准来确定新股发行价的。这就是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定价。比方,我国香港牛市阶段的市盈率只有20多倍,而熊市阶段的市盈率却不到15倍,因此,其新股发行市盈率一般也只有10多倍,这也决定了其一、二级市场的平均差价只有15——30%!在美国,也是如此,由于一、二级市场的差价较小,因此,新股上市首日“破发”便成为了一种常态。2007年,在美国全年发行新股中,约有1/3的新股在上市首日便跌破发行价。

      相反,在中国,由于新股发行价严重偏低,比方,在去年的大牛市中,当沪深A股平均市盈率逼近70倍时,我们的新股发行市盈率却仍固定在30倍左右的水平,如此巨大的一、二级市场差价,怎能不刺激大资金“打新”的巨大欲望?但当你给中签者一个极低的中签率后,在新股上市首日,中签者并不会满足于仅“做平”一、二级市场差价,他们会“报复性”地将差价进一步放大到5倍甚至10倍!这样的“打新”、“炒新”足够疯狂吧?

      因此,只有当一、二级市场差价被压缩到足够“小”时,新股中签率才会大大提高,新股上市首日“破发”也就能够变成“常态”。至此,一级市场“零风险收益”就会消失,一、二级市场差价的过大悬殊就会不再,当然,“打新”与“炒新”狂潮也会大大降温。

      综上所述,采用市场化定价标准,提高新股发行价格,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

      最后提示:所谓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定价”,是指以同期二级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或同质股票的平均市盈率为参照系,并以低于二级市场15——30%的“市盈率”标准来确定新股发行价格。比方,当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达到80倍时,则新股发行市盈率应该确定为60倍左右。(待续)

      (注:由于本文五大“不和谐”涉及面太广太大,因此,笔者将分五个部分分次发布,谨供大家讨论!)

  • 郎咸平:我们还差多少年?

     2008年04月25日  IT时代周刊

    文/郎咸平

      虽然中国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的直接损失不大,但他们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国际银行转嫁危机的下家。

      在人们眼里,国际金融大鳄都是些财力雄厚、头脑精明的商界精英,像被誉为“金融坏小子”的索罗斯、股市预言家罗杰斯、“股神”沃伦·巴菲特、风险管理专家——美国高盛公司等,他们的经营业绩和致富传奇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去年的一场次贷危机也让那些在国际金融领域翻云覆雨、巧取豪夺的大鳄们尝到了败绩。次级债的中后期利率非常高,有时候甚至高达20%,因 此它的风险大。所谓的次级债,就是抵押品不够、信用不行的债券。你信用不够还是借给你,大量借款之后,利率一旦提高,还不出钱来了,就造成了次级债风波, 这个次级债风波几乎影响到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机构。

      那么,美国最有名的一家投行叫做高盛,为什么它能幸免于难呢?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高盛是全世界最注重风险管理的公司,他们有一个全世界非常独特 的模型,叫做风险管理模型。每天下午5点钟要关门的时候,他们就把风险管理模型——一个电脑模型重新跑一遍,把世界上各种可能发生的负面因素,全部放进这 个模型里面去,然后检验出来看看情况怎么样,如果情况不乐观,马上修改政策。所以高盛的成功之处就是知道放弃,不会跟着大潮流往前赶,这就是高盛这家在美 国最富盛名的投资银行,人数最少,绩效却是最好的原因。

      中国内地有几家银行也说次级债风波影响不大。人们可千万不能这么看,虽然你买的次级债不多,影响不大,可是次级债风波将会引发下一步的经济萎 缩,任何一个经济变数的大幅变动,都很有可能引起经济萧条。以欧洲经济为例,它的经济成长率会下跌一个百分点,就是因为次级债风波。这对于中国的出口有很 大的影响,而且会透过一个间接效果影响中国经济。

      在这场次贷风波中,尽管美国的许多财团都遭受了败绩,然而,分散风险的多方位投资战略却让他们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由于美国的次级债风波,使得美 国除了少数几家像高盛这样的公司幸免于难之外,很多银行都遭受了到重大损失。其中有一家银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BANK OF AMERICA),他们也遭受巨大的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我们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了巨大损失,可是我们在中国建行上市时赚取了 1300亿元。1300亿元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块钱。

      在国内,建行的网点无处不在,总共有16000个分支机构。今天就算让美国商业银行或者花旗银行进入中国,就算让他们随意开分支机构,它有没有 可能开16000个?要知道,那要花多少钱买房地产,要花多少钱去租房地产,要花多少时间跟多少钱去做软件的配置和硬件的配置?更重要的,招聘人员、人员 培训要花多少时间跟经验?所以建行的分行密度之高是绝无对手的。

      好了,一场有趣的游戏开始了,我们竟然搞改制上市。建行上市,美国商业银行拿到了20%的股权(编者注:美国银行在2005年8月与建设银行签 署战略投资协议时规定,美国银行可分期增持建银股份,最高达19.9%。但据建银2007年中期年报显示,美国银行现持有8.52%的建银股份),这意味 着,16000个分行都不必开了,为什么?美国银行只要让建行上市,20%的钱就是它的了。也就是说,建行这几十年来的辛苦,被它转眼之间就拿到了20% 的利润分配权,既不需要购买房地产,也不需要租房地产,更不需要买什么软件硬件,因为聪明的中国人都帮它做完了。就这样,它们透过建行上市赚到了1300 个亿。水平高不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国际金融大鳄们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策略。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企业又存在着哪些差距呢?中投公司投资黑石,亏了一半,几个国内的金融机构想抄底入股外国银行,结果底没抄到,自己反而被套进去了。对比下来,我们差多少年?

      


  • 茅于轼:大建限价房和经适房可能推高房价

     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表示,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无助于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大量搞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反而可能推高房价。

      上周六,由中国房地产协会、 广东利海集团、2008中国泛北部湾房地产博览会组委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北部湾高峰论坛”召开,会议邀请了茅于轼、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等多位经济专家,就当前经济热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廉租房更能照顾公平

      针对通过出台经济适用房、限价房政策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宅问题的做法,茅于轼则持反对观点。他认为,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并不能满足一些人的住 房需求,而仅满足了一部分人对房地产的占有欲望。首先,限价房、经济适用房政策很容易滋生贪污腐败,因为这类房子主要是通过计划分配,即通过申请批准,并 非通过房子的自由买卖,只要有权批房,自然就有腐败发财的机会,因此经济适用房只能满足中高收入人群对房产的占有欲,并非低收入人群真正的住房需求,而政 府没有责任和义务满足一部分人占有房,而是要保障每个人都有房住,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无助于财富分配合理化。

      茅于轼更赞成廉租房,他认为廉租房能解决低收入人群的实际住房需求,如农民工住房问题,廉租房虽然不创造财富,但可以照顾公平。房地产市场的繁 荣靠的是市场,如果大量搞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大部分人没有资格买经济适用房只有买商品房,商品房自然就随之减少,届时房价是否会更贵则是一个问题。

      投资机会少易现泡沫

      在资金投向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如何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泡沫?茅于轼表示,泡沫经济的形成从宏观经济角度讲,是由于热钱过多,从微观 层面讲,是投资者选择的投资项目多在房地产、股票市场,其它投资机会较少,因此很容易出现泡沫。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将剩余的资金流向非泡沫行业,政府 应适当地解放垄断行业,如能源、通信等资金密集的行业,增加投资者的投资机会。

      而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陈耀表示,目前一些小型开发商也通过竞标拿地推高底价,今年将会经历一次这样的洗牌,但这正是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

      “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目的是促使其持续健康发展,但不宜用药过猛,本轮调控从各项政策上来说还是比较温和,下一步主要看市场的反应,如果营 业税的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有关部门会考虑其它措施,其中包括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陈耀同时表示。针对房地产开发商面临的融资难题,是否会通过进一步降价 来回笼资金,他说,今年的房价应该会继续有所调整。(来源:信息时报 记者 乔倩倩)

  • Whither Anglo-Saxon Model?

    Home pric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fell by 2.5% in March, the biggest drop since 1992. Compared with a year earlier, the prices rose by 1.1%, the slowest in 12 years. The UK's house prices have increased by 171% in the past ten years, twice as much as personal disposable income. The tightening credit market, as reflected in the high labor rate, suggests the March number not an accident. When liquidity dries up, a bubble will surely burst. The end of the UK's property bubble seems here.

    You may still remember that Northern Rock, a UK mortgage lender, went burst and was recently nationalized. It had £113bn in assets or 8.2% of the UK'GDP compared to Bear Stearns's assets at 3.6% of the US's GDP. While the bad news from the US dominates headlines, the UK is quietly having a burst comparable in relative terms. IMF suggests that the UK's housing market is twice as overvalued as the US's.

    In the April edition of it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rgues that Australia's property market is the fourth most vulnerable to a painful price correction in the world. It found Australia's property price 25% overvalued (my estimate is much higher). While property prices in some locations like Perth look shaky, Australia has not seen the price correction that the UK or the US is experiencing. What keeps Australia going is the carry trade: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borrow dollar at 2.25% or Japanese yen at 0.5% and buy Australian dollars at 7.25% interest rate. The resulting inflow sustains its property market.

    High commodity prices boost Australia's export income and hence sustain its high interest rat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high interest rate will deflate its property bubble. When it occurs, the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will cut interest rate, the carry trade will reverse, and money will leave Australia, which will accelerate the decline of its property price. The end for Australia's property bubble will be similar to the US or UK's. It just takes longer for Australia to get there because of high commodity prices.

    IMF considers Ireland's housing market the most overvalued among developed economies. Ireland has been called the Celtic Tiger for its Asian-like GDP growth rate. Most attribute Ireland's success to its business friendly environment. Less known is to what extent its prosperity results from its property bubble. Its property price has shot up 200%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lone. The building sector accounted for 13% of the workforce in 2005. There are now 250 thousands of vacant homes or 15% of the total housing stock compared to 100 thousands of vacant properties five years ago. Recently, asking prices in Dublin have dropped significantly. It seems the Irish property market is heading for a Hong Kong style crash, I think.

    Australia, Ireland, the US together with UK are commonly called Anglo-Saxon countries, as they speak English and share many common characteristics that mark their politic-economic system different from others. Their economies have been lionized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and popular pres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The so-called Washington Consensus that IMF and the World Bank espouse really argu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mulate the Anglo-Saxon system. The Anglo-Saxon economies are all having trouble at the same time, as their property bubbles burst. That will lead to a debate on their economic model.

    I am not suggesting that property bubble is limited to the Anglo-Saxon economies. China, Eastern Europe, India, the Middle East, Spain, etc., are all experiencing property bubbles. Spain's bubble is already bursting like in the US and UK. Property bubble has been a global phenomenon. Alan Greenspan has used this fact to defend himself as not the one to blame, sort of like it's ok to party if everyone else is. The problem is that his policy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causing the global bubble. As globalization and IT decreased the sensitivity of inflation to money supply, Greenspan's loose monetary policy led to asset inflation. Other central banks had to keep monetary policy equally loose to prevent their currencies from big appreciation to protect thei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currency market Greenspan was effectively setting monetary policy for the world. Not only the US, the whole world should blame him for the catastrophe today.

    IMF and other think tanks estimate property valuation by building a model with independent variables like rent, interest rate, income, etc. The problem is that, as a property bubble exaggerates economic performance, all these variables get distorted too. For example, when a bubble bursts, rent tends to fall. I look at the ratio of property value to GDP. This ratio has spiked up by 50-100% for many countries that are facing property burst now. The chances are that the spike-up represents the size of the bubble. The property overvalu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 probably over 50% of GDP or $25 trillion. As the bubbles burst one after another around the world, the adjustment will be painful and involve both price decline and inflation. The global economy is entering a stagflationary phase that may last for three years or longer.

    The bubble bursting has cast doubts on the Anglo-Saxon Model. The Anglo-Saxon model espouses minimum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maximum competition, free trade, and free capital flow. The model has shown extraordinary capacity in promoting growth and flexibility in coping with shocks. Many now argue that insufficient regulation is the cause of the bubble. It may lead to a backlash against free market philosophy that has dominated intellectual thinking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y take is that the model has overreached in financial deregulation. The model still applies well to the real economy.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urrent crisis is that finance is not just another business and requires tight regulations to prevent financial crisis. The world forgot the lesson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1930s and removed many regulations in late 1990s that had guarded the financial security for six decades. The world needs to regulate finance, not the real economy.

    Margaret Thatcher began the deregulation revolution when she came to power in 1979. She privatiz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distributing their shares among the population, dismantled union power, and embraced free market at home, free trade abroad, and free capital flow. This free market revolution led to an economic revival. The UK's GDP growth rate increased to 2.6% in the 1980s from 1.9% in the 1970s. The growth continued into the 1990s and the 2000s.

    When Ronald Reagan came to power in the US one year later, he embraced the same ideas. He dismantled labor union power, deregulated markets, and embraced free trade. In telecom, deregulation led to intense competition, which spawned beneficial innovations. Indeed, without the deregulation, internet would not be possible.

    Though less noticed, Australia also embraced deregulation after 1983. Paradoxically, the reforms in Australia took place under a Labor government. It liberalized currency control, introduced competition in financial, telecom, transport sectors, and halved trade protection for industries. Government enterprises were corporatized or privatized. But, Australia didn't dismantle labor union power. This difference is one reason for the slow expansion of its mining sector, which is hurting China by sustaining high commodity prices.

    In contrast, Europe and Japan continued the heavy regulations that governed their economies after World War II. Their decline relative to the Anglo-Saxon economies has been frequently cited as evidence for the superiority of the Anglo-Saxon approach. When Koizumi came to power in Japan, he tried to introduce similar reforms there and succeeded to a very limited extent. The governments after him have been reversing some of his reforms.

    The Thatcher-Reagan revolution among Anglo-Saxon economies is a productivity story in theory. When competition is encouraged, it leads to more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faster pace of innovation. Both have been realized. Indeed, the triumph of the free market approach in the 1980s le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wide acceptance of free market among emerging economies.

    The Anglo-Saxon revolution overshot in late 1990s in two ways. First, the regulatory structure governing the financial sector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was dismantled. For example, universal banking was allowed again. When Travelers Group was merging with Citibank, it needed to bring down the Glass-Steagall Act. The law was passed in 1933 to separate investment banking from commercial banking. The purpose of the law was to prevent investment banking activities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government guaranteed bank deposits. Otherwise, taxpayers would be subsidizing speculative activities by investment banks. The Travelers Group was mainly comprised of an insurance company and an investment bank, the Solomon Brothers. The head of the Travelers Group, Sandy Weil, probably single-handled convinced the Congress to change the law for the merger to proceed.

    In the 1990s, Anglo-Saxon governments shifted their policy towards financials sector from controlling risk to promoting financial business. This switch was due to the lobbying by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the US, the share of profits among listed companies attributable to financial businesses rose from 5% twenty years ago to 40% at the peak. Its bulging wallet gave the financial sector clout in lobbying government. Many governments pretty much blasted away any barrier that stood in the way of expanding finance.

    Finance is supposed to serve the real economy. Hence, its size should be stable relative to the real economy. When it keeps expanding much faster than the real economy,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When regulations are removed for finance to expand, it becomes predatory in dealing with the real economy. Becaus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it can manipulate the real economy for profits. Predatory finance is called financial capitalism. Rising oil price is the best and the most damaging exampl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most governments r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