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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百家

一月 2008 - 文章

  • 荒唐的政府救股市:股市是賭場,賭場還要政府救?

    荒唐的政府救股市:股市是賭場,賭場還要政府救?
    賭徒自己燒錢,政府還管?豈有此理!
    美國聯儲和政府也沒有把股市救過來。
    讓賭博佬哀號去吧。投行發達是一民族的災難。
    華爾街的哀號最好听。
    中國政府管好老百姓的教育,醫療, 公共服務,基楚設施和社會保障就夠了。這樣,國家一定穩定,人民也有物質的生存保證。
    LUCAS和鄒恆甫從來沒有看到經濟發展和金融騙子得意忘形之間的正關係。幾個鬼統計回歸分析把人都笑死。
  • 邹恒甫:世界和中国离金融危机还很远

    邹恒甫:世界和中国离金融危机还很远
    http://finance.qq.com/a/20080131/001776.htm
    http://finance.QQ.com  2008年01月31日11:15   腾讯财经特约 邹恒甫 

    最近一周世界股市爆发灾难。22日印度开盘跌停暂停交易;日经指数收盘重挫5.65%至28个月收盘低点,周一和周二日经指数的合计跌幅已经超过千点。东证股价指数则挫低5.7%,创911事件来最大单日跌幅;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528.24点,跌点是史上第六大纪录,也是2000年以来第二大跌点;澳洲股市周二暴跌约7%,创下股指连续第12个交易日下滑的最长下跌天数。恒指暴跌2061点失守二万二,创历史最大跌幅。中国股市更是无需多说。

    中国股市已经形成一种恐怖气愤,似乎灭顶之灾已来临。笔者并非要刻意给大家吃定心丸,我和卢卡斯观点一致,绝对不相信美国经济有根本问题,这种股票市场的疯狂和哀号是正常的现象。降息无济于事.本来就是投机者应该高兴的起落,有什么大惊小怪。股票市场是一定要象疯颠的酒鬼走布朗运动的路线,我们有什么办法,政府干预只能坏事。

    巴罗、卢卡斯和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和判断:

    (1)人民币的价值含量的增加(Revaluations of the Chinese currency) 和多种产品(特别是非贸易产品,non-tradeable goods, 如理发,房子等服务性行业产品)质量的提高的结果出现价格升高。这不叫通货膨胀.这叫价值重估。

    (2) 人民币汇率应该在五月份放开。在夏天(奥运会之前),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会升值到6:1。然后下降. 这是放开人民币汇率的最好时机.按新的PPP,6:1是实际均衡汇率。

    (3)美国经济很健康.但共和党一定要大大地刺激经济,从而赢得白宫.这是政治经济周期的老把戏。

    (4) 美国股市应该下来了:这些年华尔街膨胀得太快太大。让花旗、摩根乱叫救命吧。

    (5) 美国有这么大的贸易赤字,美元也应该继续贬值。

    (6)中国经济增长和股市也可能在几年内没有任何关系。2004年第前的几年,股指一直停留在一千五左右,而经济增长仍在每年8.5﹪。

    此外,我和巴洛在新的PPP估算中国GDP出来之前是把人民币对美元的均衡汇率定在4:1到6:1之间。因世行重估之后,中国GDP缩小40﹪,我重新断定均衡汇率为6:1。现在中国外汇储量如此之大,任何挤兑人民币的行为都可以对付。

    总之,面对这次金融震荡,政府不应由此走向金融封闭,金融开放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投资者和股民大可不必过度恐慌,一切很快过去,前途一片光明。 (作者为中非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http://finance.qq.com/a/20080131/001776.htm


  • ZT。苏哈托执政32年 50万华人被残杀

    ZT。苏哈托执政32年 50万华人被残杀

     

    史蒂芬综合报道:2008年1月27日,86岁的苏哈托在医院病逝,其主治医生透露,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平静地“睡去”了。但世人对苏哈托的评说并未随着他的辞世而消逝,身后的喧哗甚嚣尘上。 作为印尼独立以来在位最长的统治者,苏哈托实施了长达32年的统治。在他任内,印尼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印尼这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家在1990年一举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苏哈托由此成为了20世纪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爱他,因为他将印尼带入发展的轨道;有人恨他,因为他对财富的贪婪,以及铁腕统治下腐败横生。这位统治了印尼32年的独裁者,在死后究竟能得到什么评价?

    苏哈托其人

    苏哈托当选BBC中文网最新的新闻人物。据BBC中文网的文章介绍,关于苏哈托其人,曾经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有封建国王的影子,又是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将军;他既一个象雄心勃勃的技术官僚,同时又能使人想起疑心深重的农民。

    苏哈托1921年出生于爪哇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凡的、能够理解普通印尼人疾苦和关注的人。

    年轻时代,苏哈托参加了印度尼西亚摆脱荷兰殖民统治的独立斗争。直至1965年之前,他一直是一个保持低姿态的军官。

    苏哈托得到苏加诺总统的提升。此前,他率领军队协助粉碎了一次针对苏加诺总统的政变企图。

    关于那次政变的细节仍然有许多不详之处,但是当局指称那是一次共产党人的暴动。

    在其后的严酷清洗行动中,有几十万、甚至多达一百万人被杀。1975年,印尼军队入侵并吞并了东帝汶。

    其后的二十多年中,苏哈托的军队被指控广泛践踏人权、残酷压制东帝汶当地人口。只是在苏哈托下台之后,东帝汶才终于实现了独立。

    金融风暴 被赶下台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苏哈托于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最强烈的阶段,在民主示威与暴动的浪潮中下台,随后淡出政坛,且健康状况始终欠佳,数度进出医院,两度中风并造成部分脑部永久受损。苏哈托并以健康为由,躲避追究其迫害人权暴行及贪腐责任的审判,因司法当局欠缺决心以及苏哈托健康不佳,最终以失败收场。

    三周前,苏哈托因心脏、肺脏、肾脏疾病住院。期间一度传出病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都曾专程前往探视。前几天病情转好,医生原来还对他的撤销能力感到惊讶。病情却在26日晚间急转直下,由于他的心脏太弱,医生决定不再抢救。印尼当地时间27日下午1时10分(台湾时间下午2时10分),医院宣告苏哈托去世,当时六名子女随侍在旁。

    苏哈托推翻苏加诺上台始末

    印尼“国父”、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长女梅加瓦蒂当上了印尼第五任总统(也是印尼第一位女总统)。她的当选使人们想起了30多年前她父亲惨然下台的那段历史。环球时报记者舒霖撰文记述了苏哈托政变上台始末。

    苏加诺其人其事

    苏加诺1901年6月6日出生于印尼爪哇。他从小深受爪哇文化影响,“世道与天道平行”及在冲突中保持“中”、“和”之道的思想成为他处世哲学的重要内容。1916年,15岁的他外出求学,并开始参与印尼民族主义革命。在这一过程中,他对革命充满激情,博览群书,对各种思想兼收并蓄。1926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联合理论,并以此为指导,团结各政治团体,领导印尼在1945年8月17日获得独立,并就任第一任总统。执政期间,他又倡导“纳沙贡”(NASAKOM,印尼语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个词的词头),以求在印尼实现民族主义、宗教信仰和共产主义的团结。

    苏加诺

    苏加诺一直站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前列。他不断强调要防范和抵抗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他倡导“新兴力量”(包括“亚洲国家、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民族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集团”)的团结合作。他是万隆亚非会议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他于1956年、1961年和1964年三次访问中国。

    苏加诺英俊潇洒,善于演说,他的革命激情极具感召力。他富于浪漫思想和爱心,曾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伟大的爱人”。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经常会下车同普通人握手交谈,还能在破烂不堪的农舍里睡觉。他多愁善感,看见美景会深深叹息;看见晚霞心里会诗意荡漾;唱黑人圣歌会潸然泪下。他至少结过6次婚,关于他的私生活也有各种传说和故事。他偏爱大型群众集会,第一次向苏联要求援助时,要的是资助建设一座他能不断举行群众大会的巨型体育馆。但他却不善治国,在他主政时期,印尼政局动荡,经济不景气,人民贫困。政府在处理日益恶化的经济问题上束手无策,并引发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在外国势力和印尼右派势力的合谋下,他被逼下台,并在幽禁中抑郁而终。

    “九三○事件”

    196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三○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印尼历史上最残酷的血腥大屠杀,并导致苏加诺下台和苏哈托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长期以来,虽然疑点重重,但事件的真相一直被掩盖。由于涉案人员大都逝去,揭开这一谜底已成为难题。

    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共产党迅速发展为拥有300万党员的大党,并成为苏加诺总统可资依靠的政治力量。苏加诺明确说道:“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者。”1965年5月他又讲,“没有共产党帮助,印尼永远也不能作为第一流的大国出现”,“我爱印尼共产党,把它看成我的兄弟”。苏加诺的言行自然引起印尼右翼势力,特别是陆军中右翼势力的怨恨。陆军中得到美、英支持的“将领委员会”密谋发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政变。

    1965年9月21日,由40名陆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将领委员会”秘密集会,并从首都雅加达以外调遣军队,准备于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这些阴谋活动被苏加诺总统的卫队长翁东中校获悉。他联合陆军战略预备队加里曼丹第四军区司令苏帕佐准将和陆军上校拉蒂夫等,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绑架陆军主要领导人,挫败政变图谋,并由拉蒂夫两次去见当时掌握强大的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的苏哈托将军,向他汇报情况。

    9月30日夜22时,翁东等人采取了行动。7辆卡车装满身穿总统卫队服的武装士兵从哈林空军基地出发,次日凌晨到达雅加达,然后分赴7名陆军将军的寓所进行搜捕。结果,陆军参谋长雅尼中将、潘贾伊坦中将和哈约诺少将被打死,苏普拉普托少将、帕尔曼少将和苏多佐准将被绑架到了哈林空军基地,后来遭到杀害。只有纳苏蒂安将军一人翻墙逃匿。

    事发后,一直不动声色的苏哈托迅速指挥陆军进行了全面“反击”。10月1日,他得知7名陆军高级将领被杀或遭绑架后,便召开了参谋部会议,称翁东等人“发动政变,用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这些肯定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会议决定由他统一指挥反击行动。第二天苏哈托拒绝了苏加诺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要求,并迫使苏加诺任命他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长和陆军司令。之后,陆军很快攻占了哈林空军基地。“九三○运动”以失败告终。

    早在30年前,澳大利亚人莱格在其所著的《苏加诺政治传记》中便称,“九三○事件”的主要事实虽已众所周知,“但对其细节和内在含义可能永远莫衷一是”。对这一事件的疑问主要有三:第一,苏哈托到底知不知道7名将军要被绑架?第二,为什么手握兵权又持反共态度的苏哈托的名字不在被杀的将军名单中?第三,为什么翁东要将抓获的将军残忍地杀害?

    大屠杀及苏加诺政治生命的终结

    平息“九三○事件”后,以苏哈托为首的陆军领导人及右翼势力开始了对印尼共产党的全面清剿行动。10月8日,雅加达召开了50万人的大会,游行队伍焚烧了印尼共总部。史无前例的大逮捕和大屠杀随之拉开了序幕。据不完全统计,从1965年底到1966年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约有50万人被捕,25万多人被杀。而国际媒体估计的数字要大得多,如《伦敦经济报》称死者达100万。当时流经雅加达的梭罗河水面上,漂浮着许多尸体,河岸被血污浸染。遇难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他们的亲属甚至同情者。这次大屠杀已被称为世界最严重的大屠杀。

    在清除印尼共的过程中,印尼军方还将目标对准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苏加诺虽极力挽回局面,但在军方及右翼势力的阻挠下,他逐步被架空。1966年3月11日,3名将领来到苏加诺的茂物行宫,迫使苏加诺签署所谓的“三一一命令”,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1967年3月7日,在陆军的压力下,苏加诺总统被迫交出权力,苏哈托任代理总统,而苏加诺仍保留总统职位。但军方对此仍不满足,1967年3月12日,军方操纵的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剥夺其所有职权。苏哈托也开始了他对印尼长达30多年的铁腕统治。至此,苏加诺政治生命已经完结。在这期间,他的妻子也一个个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下惟一合法的妻子哈蒂妮。1970年6月21日黎明,苏加诺在医院病逝。

    美英等国插手政变

    苏哈托政权倒台后,曾被关押多年的墨里斯少将在受访时称,“九三○事件”是“内外因素”造成的。近年来不断曝光的资料显示,美、英和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了苏哈托的军事政变,并支持其对亲共的近百万工人、农民、学生和政治活动分子的屠杀。

    20世纪60年代初,苏加诺在其“纳沙贡”政策的指导下,加强了与印尼共的关系,这使美、英、澳与印尼的关系日趋紧张。搞掉苏加诺,扶持以陆军为代表的印尼右翼势力,已成为美英等国的重要考虑。1959年,美国兰德公司为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东南亚是下一个十年的麻烦地区》的报告,称“印尼社会已不能抵挡共产主义的激烈竞争。”“对共产主义最好的抗衡力量,从人员来说,是各国军官集团的成员,从组织机构来说,是各国的军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美英等西方国家积极与印尼陆军勾结,寻找其代理人。此外,西方情报机构还力图“制造一个机会、一个借口”,利用印尼陆军的枪消灭印尼共。曾参与“九三○事件”的拉蒂夫证实英美两国参与了7名将军欲从苏加诺手中夺权的密谋。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有关文件表明:苏哈托控制权力后,美国便敦促其使用军队和右翼教派武装全面捕杀印尼共。据澳大利亚《悉尼晨报》称,美、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

    “九三○事件”后,美选派颠覆别国政府的老手马歇尔·格林为驻印尼大使。格林到任后便积极参与1965年至1966年大屠杀行动。1990年,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他们曾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5000名印尼共的干部名单。这些人很快被抓捕和处决。另外,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印尼的大屠杀。但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

     

    另外,网络上的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揭开了苏哈托残酷迫害印尼华人的内幕。

    苏哈托执政32年 五十多万华人被残杀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Suharto)27日因身体多个器官衰竭而死亡,终年86岁。苏哈托统治印尼32年,虽然改变了印尼赤贫的状况,也留给华人无限伤痛。不论是1965年的大清洗,还是1998年的“五月暴行”,苏哈托都在利用华人的生命巩固自己的政权。

    印尼排华惨案频发

    印尼的华人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据古籍文献的记载以及出土文物的考察,华人移居印尼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也就是说,远在1100多年以前,华人就已经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生活了。

    如今,印度尼西亚已成为世界上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度之一,目前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的总人口约为800万,占全印尼人口总数的3.5%左右。但是,印度尼西亚却是世界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排华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度之一。

    据文献记载,从1740年荷兰殖民当局制造的“红溪惨案”开始,印度尼西亚曾发生过许多起大规模的排斥、屠杀、迫害华侨华人的惨剧。如1945年11月的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同年6月的文登惨案、8月山口洋惨案、9月的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巨港惨案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印度尼西亚仍经常发生许多较大规模的反华、排华动乱,如1963年3月至5月从西爪哇蔓延到中、东爪哇的排华骚乱、1965年至1967年全印尼性的排华浪潮、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反华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各种大小程度不同的反华、排华流血事件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在印尼各地上演。

    1998年5月,本是一场反对当时印尼总统苏哈托的政治运动也演变成为一场震骇世人的排华暴乱。据不完全统计,暴乱期间,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约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同时发生在梭罗、巨港、楠榜、泗水、棉兰等地的类似暴乱所造成的华人生命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1999年,棉兰华人的数十艘渔船和数十辆卡车被焚毁,5000多吨货物被抢劫;万隆的一家华人纺织厂被焚烧。2000年5月骚乱二周年之际,数以千计的暴徒集结雅加达,对华人商店进行了攻击和抢劫。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命运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与关注。

    苏哈托上台要了五十万印尼华人的命

    在一系列排华惨案中,与苏哈托有关的是1965年与1998年的排华暴乱。

    1965年,苏哈托领导军队镇压了官方声称的“共产主义政变”,随后上台执政。

    虽然那次事件到底是不是共产主义政变,以及苏哈托在事件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均存在争议,但是,印尼随后还是发生了反共“清洗”浪潮,约50万人被杀。当时,印尼共产党是中国之外人数最多的共产党。

    据台湾《时报周刊》刊文,根据印尼官方的说法,1965年的政变是印尼共产党所主导,由拉提夫上校及乌坦上校率领一批军士,逮捕并谋害了六名军事将领;时任印尼精锐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则当机立断,立刻发动反击,平息政变——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据称是总统苏加诺签署的信件,内容是苏加诺同意赋予苏哈托所有必要的权力,以便保卫印尼国土完整、政权持续。

    根据这封“三月十一日命令书”,印尼军方拥戴苏哈托成为“代总统”。拥有军权的苏哈托接着宣布印共为非法组织,同时展开“清共运动”,从1966年开始,总共持续了三年之久。所谓“清共”,其实就是屠杀。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期间的印尼称为“二十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估计有50万名“左翼分子”被杀,另有60万名未经任何审判被关进牢里。

    这一连串针对华人的行动,自1967年10月展开,印尼当局将西加里曼丹与马来西亚交界处一片广邈的土地画为“红线区”,强迫居住在该区域内的华人往山口洋、坤甸等都市迁移;印尼军方还指称有九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的长老被华人所杀。

    当时,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面放置了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族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入屋将里面的人赶尽杀绝。也正因为如此,当年的排华事件又称为“红碗事件”。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没有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不过,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确定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则是他们描述当时情况时所使用的字句,其悲惨的情状,可见一斑。

    在苏哈托长达32年的统治时间里,华人被打压、司空见惯,印尼现当代几乎重大的排华事件都发生在苏哈托时代。而这背后,清晰可见的却是苏哈托政府行为。

    苏哈托政府上台后,便下令以“支那”一词来取代“中华”,把印尼居民分为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将华人归为非原住民,并在其身份证上注上特殊记号。从1966年起,苏哈托政府颁布了数十项排华反华的法令法规。

    苏哈托政府的内政部、司法部甚至多次颁发专令,要求印尼华人改名换姓,彻底放弃自己的中文名字,改用印尼化的姓名。苏哈托政府特别压制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孔教。

    此后数十年内,苏哈托政府一直在压制或极力排斥中国文化,包括对使用中文和中文名字的限制。大量华人被逼离开印尼到海外生活。

    1998年“五月暴行”数千华人被残害

    而就在苏哈托政权行将就木的前夕,1998年5月,当时印尼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内矛盾非常突出,本是一场反对苏哈托的政治运动却演变成为一场震骇世人的排华暴乱。这场暴乱史称“五月暴行”。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不排除是苏哈托为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延续自己政权,从而将视线转移到华人身上,这也是其一贯的策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张学刚副研究员张学刚说,“那时候就有分析说,苏哈托政府的不作为,甚至还有军方暗地煽动排华行为,目的都是为了分散国内民众的注意力。”

    1998年5月13日到15日,印尼雅加达等地发生严重骚乱,导致1200多人在骚乱中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华人,5000多间华人商店和住宅惨遭烧毁,更令人发指的是,印尼暴徒还在光天化日之下,丧心病狂地强暴了数百名华人妇女。据妇女组织说,骚乱中约有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和轮奸,其中有20多名华人妇女因此而重伤死亡,包括一个9岁和一个11岁女童。另据估计被强奸的华人妇女总数多达300人。

    据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和印尼人权志愿者组织的调查,从一开始,排华行动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愈来愈多证据显示,大部分针对华人的袭击,都由有组织的团体煽动。人权委员会委员哈比昂说,由于很多被袭击或强奸个案,都明显地有组织行动,而且受害者均指暴徒剪着军人的发型,有关救援人员怀疑,许多暴徒可能是军人。

    印尼一个妇女组织的主席奈达在接受路透电视节目采访时说:“在雅加达的某个地方,强奸案件是同时发生的,同一条街道上的妇女全都遭强奸或者被性骚扰。暴徒先是闯进房子里,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他们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然后再纵火烧房子,这是有组织的。就像采取一项集体行动一样,每个地方所发生的强奸案都是这样的。”奈达接着又说,暴徒闯进一户人家后开口便问:“你的妻子呢?”那个作为妻子的妇女逃到二楼,可是暴徒并没有放过她,她遭到3个男人的轮奸。当时警察和军队就近在咫尺,不过,他们却对呼救声置之不理。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人还当着华人妇女的丈夫兄弟面施行兽行,一些受害者竟然是尚未成年的孩子。18岁的薇薇安永远也忘不了那个绝望的、求救无门的时刻,她悲痛欲绝地哭诉道:至少有5个男人当着我爸妈叔叔的面轮奸了我的妹妹,我当场晕倒。当我醒来后,我下身火烧般疼。4天以后,我爸终于鼓足勇气告诉我,在我晕倒以后,我妹妹因为反抗被暴徒乱刀捅死,叔叔也被杀死了。我被7个男人轮奸。

    直到今天,尽管印尼总统一再表态说五月暴行“是印尼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事件”,并宣布成立有别于官方和军方的独立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这次事件,但事实上,不但许多印尼暴徒至今还逍遥法外。

    事件发生后,调查人员最终认定苏哈托的女婿、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一手炮制。

    政治或许是最肮脏的,比他们更肮脏的是权欲薰心的人。为了满足个人权欲而残害他人的人理应受到惩处。只是,历史有时候就在这种人的面前闪了一下腰。

  • 邹恒甫:近期金融市场震荡的影响:中国和世界

    近期金融市场震荡的影响:中国和世界
     

    最近金融风暴

    股市最近几天和一月初以来的暴跌,进一步体现了2008年8月次级债危机以来的金融市场波动。周四美国市场已经收复了始于1月21日的所有损失,但从年初开始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下跌7.5%和13%。长期看,美国市场比2007年1月分同比下滑了3%左右,而新兴市场(下滑)则高达20%。

    这一新一轮的波动似乎是被美国经济在下滑的认识和愈加不安信用前景所挑起。一般而言,股票价格是经济增长的前导性指标,然而它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指标,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例子,即股票市场大震荡对经济增长没有造成任何持久影响。(1987年的股灾,是一个显着的例子)。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已有10个大震荡(图),自1992年以来有7个与今年1月至22日类似的先例,在这些例子中,道琼斯威尔特郡5000指数也下跌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其中只有2000年4月的网络泡沫破灭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显著放缓。在此基础上,到目前为止已被观察到的股票市场价值的锐减更可能反映了对真实经济活动和信用状况的关心,它们自身将带来世界经济的大大放缓。不过,长期而剧烈的股票跌幅可能破坏信心,特别是,因为与过去的几次事件不同,这次股票市场下滑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显著放缓的背景下发生的。

    高收入国家的前景

    尽管迄今为止观察到的股市下跌幅度的确很大,但是考察更广泛的数据可以发现,这并没有糟糕到要修正世界银行近期公布的全球预测的地步(见全球经济展望2008年),这一预测已经考虑了美国经济的大幅放缓和不太明显的欧洲经济体放慢,这与大部分近期数据相一致。尤其是,目前央行的基准预测表明,美国经济已经运行到整个急剧放缓期的中间了,并且08年上半年按季增长将仅仅放缓至略高于1%的水平,而2007年的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增长率是高于4%。假设08下半年经济温和复苏(达到07年的水平),最终将使全年的增长率达到1.9%。

    股市的进一步大规模持续下跌,如果同时伴随着一个或多个大的金融机构的失败,将引发美国一轮更加严重的衰退,其中包含一个或更多季度的技术性经济衰退的负增长。正如全球经济展望中悲观(放缓)情形所描述,在此种情况下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1%以下,而中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将比基准情况下多下降1.25个百分点。

    发展中国家的前景

    在当前情况下,特别是考虑到高收入国家投资利率的大幅下降,全球经济展望中概括发展中国家的基准情形仍然最有可能是最终的结果。在此情形下,作为对发达国家经济放缓和紧缩国内财政政策的反应,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预计将下降0.5个百分点。不过,因为有强大而坚实的基础、快速增长的生产效率以及持续增长的国际市场共享,2008年这些国家的增长率将强劲地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

    如果美国经济经历全球经济展望所描绘的悲观情形中的经济衰退或接近衰退,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下降得更加厉害——比2007年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然而,增长率仍将保持在从历史观点来看相当有活力的6%的水平。事实上,对于美国进口需求锐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造成影响的担心可能会被夸大。美国进口增长率已经下降了好几个季度了,在第三季度还下降为零。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相对应地减少,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以及市场共享的刺激下,他们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如果高收入国家进口进一步衰减,一个类似相对的温和的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影响将被预期到。此外,相对与过去的全球需求的放缓,如今发展中国家已经更能承受萧条、拥有大量外汇储备以及相对健康的货币账户状况(current account positions)。

    然而,有一些国家(主要是那些具有巨大经常项目刺字的欧洲中部和东部国家)容易受到伤害,因为金融风暴(以及最近的一个主要债券保险人的信用降级)可能对他们产生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结论

    总之,世界局势最近几星期变得越来越不明朗,我们需要更加谨慎认真的监控。需要观察的基本变量包括:更深层次、更持续下跌的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美国经济中地产以外行业的加速放缓的需求——尤其是就业趋势;系统化的重要金融机构的财务结果;日本和欧洲的投资趋势。而对中国而言,面对这次金融震荡,政府不应由此走向金融封闭,金融开放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投资者和股民大可不必过度恐慌,一切很快过去,前途一片光明。(作者为中非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 谢国忠:政府托市时候未到

    金石财经 谢国忠:政府托市时候未到
    2008年01月30日凤凰网
    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近期,沪深两市不断大跌,股市不断显现脆弱状态。目前市场有一种期待,是不是在股市跌的更深之前,政府该出手拖市了?经济学家谢国忠近日在凤凰卫视《金石财经》节目中,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指出股市最近波动很大,风险比较高。他认为其中一个导火线,还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的面临通胀的问题。宏观调控是力度比较大的。目前政府有多种考虑,不一定现在就花很大的力量去去托市。因为如果现在就托市的话,托久了正好托到奥运会的时候垮掉,那对国家来说是很不利的。所以,现在股市,有比较完整的一个调整,那到奥运会的时候,股市大掉的风险就大大下降。所以他认为政府可能也会有这种考虑。

    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 公告:张五常教授的在线视频

    本博客管理员:
     
    最近有朋友问网上有否张五常教授的在线视频。附属于本博客的播客里已放置了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可前往观看:http://you.video.sina.com.cn/zhangwuchang
  • "郎监管"重又现 郎咸平的08新年第一炮

    "郎监管"重又现 郎咸平的08新年第一炮
    日期:2008-01-31 作者:徐琳玲;申鑫 来源:南方周末

      经济生活多事而动荡的2007年过去了,前景未明而让人心生不安,声名赫赫的“郎监管”重又出现,“八大危机论”的大标题,一切似乎又恰逢其时——“这个时候,我觉得是该……”

      台湾的“笨”孩子,美国某著名商学院的博士,香港的教授,在这个利益群体分化加剧的中国内地,郎咸平找到了可让他淋漓尽致发挥自己专长和表演天赋的巨大舞台。2004到2006年间,因着“维护广大社会主义劳苦大众的利益”之名,他一举成为最名声显赫的经济学家。

       成名后雪球越滚越大,在各个论坛和讲座赶场子,在内地和香港两所大学任教,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开一档个人财经脱口秀—— 《财经郎闲评》,火爆上海滩。 “出去的时候会带把梳子,因为知道观众会和我照相。”碰上漂亮的小女生粉丝,他会“激动”。对自己成名成腕的强烈欲望,郎咸平倒也不否认—— “我要做经 济学领域的谢霆峰”。

      当我们的话题稍及政治,这位最爱四处出击的“斗士”每每如同踩到了地雷,“我们能不能别谈这个。”——“说该说的话,不该说的话别说”、“没必要再挑起一轮战火嘛”。

      言谈间,中央领导人和十七大的表述是他最爱援用的内容。对中共的思想,“学得很透彻”;对十六大、十七大精神,领会得很好,“我很用功的!”

      当下情况不是简单的流动性过剩

      在2007年,中国股市、楼市一轮疯狂的飞涨中,“流动性过剩”已经是主流观点。

      郎咸平的一个标新立异的观点——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投资营商环境恶化,根本是产业链问题。

      如果郎咸平是对,其他人都错,那中央从紧的货币政策,非但是下错了药,还是个“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毒药。

      郎咸平的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有怎样的内在逻辑?八大危机是否真正触及到中国当下的经济生活的实质?

      人物周刊:您认为现在根本性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理由是什么?

      郎咸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都是表面现象。从广义货币/GDP来看呢,确实是流动性过剩了。但是,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使得企业家把应当投资而不投资的钱转移到股市和楼市上,这才是造成泡沫的真正原因。

       从2006到2007年,全世界的国际化进入到了产业链竞争格局,从过去厂商和产品的竞争,进入到整条产业链的竞争。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国企和民 企谁有效率了,而是我们处在产业链价值的最低端。随着利率、汇率不断上升,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使得利润逐渐下跌。而这会使投资营商环境更加恶劣,这也就是 你们经常谈的,深圳、东莞工厂倒闭的数量大量增加。

      人物周刊:您提出的“虚拟资金”,是个什么概念?

      郎咸平:我 就是把企业家本来应该投资的钱,不去投资,转去炒楼炒股的资金取了一个名字——虚拟资金。在我谈到的四类资金中,我把第二类的腐败资金也称之为虚拟资金, 因为这个钱也是查不到的。第三类才是国际热钱,第四是老百姓的储蓄钱。广义地,我也把这四类通称为虚拟资金。

      人物周刊:之前是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吗?

      郎咸平:对,我做过大量的调研。这个解释起来太专业了,我简单点说,我们把投入股市的资金按比例算,再扣除掉你可以观察到的第三第四项,反推一下,就是第一、第二项资金。

      但是,对第一第二资金项各是多少,我就不清楚了,这两项混在一起。根据我们的统计方法,中国企业家应该拿去投资但是没有去投资的、拿去炒楼炒股的,跟英美国家比,占到转投资金额的八成以上。

      人物周刊:如果企业家不是通过企业名义去买股投资房地产,你怎么区别第四项和第一项?

      郎咸平:当然,我说的不是老百姓赚100块钱存30块的那种正常储蓄款,而是那种飘忽不定的账户,他可以去炒楼炒股的钱。

      人物周刊:除了这些数据分析,使用的调查手段主要还有什么?

      郎咸平:还有访谈。根据我们对企业家的调研,由于他们处在了产业链最底端,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和利率上升以及2007年底的银行收紧银根的比例超过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因为生存环境恶化,这些数据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鼓励老百姓消费,不是靠五一、十一放大假

      人物周刊:您反对货币从紧的政策,认为会进一步恶化投资营商环境。但是,如果利率维持不变,至少第四项老百姓的储蓄,会更多地投入到股市楼市。

       郎咸平: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能用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方式,要针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方式,这是因为中国环境的复杂。中国进入了工商业链条时 代,环环相扣,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以一个行业是否过热还是过冷作为判断标准。针对不同的行业,要有不同的调控方式,有些行业要采用行政手段。你可以打组 合拳嘛——行政手段和金融调控,还有别的方法,要区别对待,不能一视同仁。

      人物周刊:借助行政手段,不是又回到了过去时代了么?从市场化进程来说,这是一种倒退。

       郎咸平: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之前没有把这个讲清楚。如果我们的经济是和美国一样的,那就不需要行政调控了。美国是一元经济,所以金融调控非常有效率,而 中国是二元经济,在二元经济下,金融政策一定会失效,反而造成资金逆流转的现象——一提高利率,过热的行业更热,过冷的行业更冷,因为更多资金从过冷部门 流向过热部门,股价、楼价也就更涨。

      所以不得不用行政手段,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也不想,但是实在没有办法。

      人物周刊:二元经济的形成,是源自“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

      郎咸平:首先,银行信贷向国营企业倾斜,另外,卖地的款,政府都做什么用了?很多都投入到地方建设;地方财政赢余做什么用了?也投入到地方建设很多,拉抬GDP。这已经不是对不对的问题了,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二元经济,也就是和建设有关的部门是过热的。

      人物周刊:还是回到最基本的商品消费,老百姓的购买力为什么这么弱?

      郎咸平:在二元经济下,价格被扭曲了,房价和股价都被扭曲了,环境越来越恶化,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萎缩。经济学上有个财富效应,当一个人觉察到他的财富缩水了,他就会本能地降低消费——否则我怎么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呢?

       如果政府能给老百姓创造一个看得起病、上得起学、买得起房子、敢于消费的环境,再加上没有污染,他就会有消费的欲望。所以,鼓励老百姓消费,不是五一、 十一放大假,这完全是误区。而是要营造一个胡锦涛所说的公平、公正的环境,让百姓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买得起房,退得起休。这就是所谓的围魏救赵,要解决 经济问题,一定要跳出经济圈子来看。

      人物周刊:谢国忠认为,中国国内消费能力不足,是因为财富过多集中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手里,只有把财富更多和公众分享,才能解决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您怎么看?

      郎咸平:你说,中国的国营企业和美国的上市公司有什么差别呢?都是一样的。他们就是偷换概念,总认为让政府来掌控一些行业就是不对的。今天的国营企业,谁是股东?就是全体的社会大众。问题是我们没有落实藏富于民的社会主义理念。

      人物周刊:这只是名义上的所有人,您应该很清楚。

      郎咸平:那不谈,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国营企业赚到的钱,通过国家这个中介,能让老百姓少交很多的税,那和老百姓的富裕不是一回事么?

      人物周刊:您是主张国有资本让百姓受益的基本态度。但很多垄断行业的国企,他们的财富并没有流向公众,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

      郎咸平:我们能不能不谈这个问题。扯上政治就敏感了。我们就针对经济问题谈经济——因为你要达到目的,就一定要谈重点。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就不说。是为了这个国家好,没有必要再挑起一轮战火。

      那我就这么说:由于你是这样的改革,就会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就有阻力。我反问你一个问题——既得利益集团希不希望政府搞GDP为纲?当然希望了。你说,既得利益集团希望不希望地方政府搞建设?当然希望了,你不知道地方建设有多少利益。

      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种心态——要防!

      人物周刊:您是反对浮动汇率的,但中国现在有这个不升值的选择自由么?

      郎咸平:没有。但我的反对是有原因的。你不要以为汇率浮动就是国际化,我们没有浮动汇率方面的人才,那是我最担心的。在金融战争中,我们一定处于劣势,那会使大量的国家资产将被席卷一空。

      和制造业不同,金融的影响太快太大了,上午出一个小错,下午就会引起几千亿资产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当时那些国家就是没有理解金融战争的可怕。

      人物周刊:您听说过一本叫《货币战争》的书吗?认可书里的观点吗?

      郎咸平:我知道。部分认可。其实,其中很多的观点是我们在二十年前在美国学校里就念到过的。

      人物周刊:难道我们要回到固定汇率时代?

      郎咸平:浮动汇率是很好,但是中国现在没人才。全世界也没几个国家真正懂汇率的操作,只有美国和欧洲。日本只有制造业和家电还可以,在美国金融战面前输得一塌糊涂。美国金融领域是真正人才济济,在美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是去读医学院、法学院和商学院。

      人物周刊:不能否认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百年间,日本是全球唯一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非欧美国家,即使在浮动汇率改革时曾受过冲击,那也不过是经济发展经历一个过程。中国难道不能同样走过这一段么?

      郎咸平:嗯……这个问题……我想想。我这么说吧,如果从我个人角度讲,我希望中国走的路,是金融独立自主的道路。

      人物周刊:国内缺乏高端金融人才的支持。但是,在危机论中,您对向中国各大银行提供金融咨询的国际投行,抱的是“阴谋论”立场。

      郎咸平:我不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我讲的是基本事实。资本一定以追逐利益为唯一的考量标准,他是不可能有宏伟的理想,一定想大赚一笔的。

      人物周刊:难道中国和欧美间就不可能是一种双赢关系吗?

       郎咸平:不可能!(一定是零和游戏?)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的金融就是零和游戏,在金融方面怎么可能有双赢。你觉得他们会考虑中国的现状吗,你觉得他们 会有仁慈的心吗,有良心吗?我跟你讲,不要对他们寄托幻想。这些大行之所以在美国严守法律,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完善的法制环境中。一旦他们脱离这些,就一定 是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这是一定的!

      人物周刊:他们是商业机构,他们有可能是为中国提供可行的咨询意见,同时也能赚不少的钱。

      郎咸平:是可能的。但我跟你说,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种心态——要防!小老百姓可以乐观,但是执政者不能乐观,随时随地要防着。

      人物周刊:所以要先预设“阴谋论”?

      郎咸平:不是假设,就是事实。美国的监管规则是怎么来的?是根据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后形成的规则。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的时候,操盘手都是你说的这些公司。他们当年在美国敢,为什么在中国就不敢呢?

      不是我“左”,是中国别的经济学者太“右”了

      人物周刊:可能我会认为,您是公司治理方面的专家,但对宏观经济发表看法有些力不从心。

       郎咸平:任何宏观,如果不是建立在微观的基础上,就是华而不实的。我跟你谈宏观,都是从各个微观领域入手的,在不同的领域,需要分开解决问题,过冷的行 业要解决过冷的问题,过热的行业解决过热,在美国,宏观和微观是不分的。现在,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谈宏观问题,犯了明显错误。我是以微观为基 础的宏观研究。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资本主义世界受教育、赚薪水,为什么思想会这么“左”?

      郎咸平:不是我“左”,是内地很多的经济学者太“右”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没有深入的了解,一谈改革就是“引进外资”。我就是想告诉他们,他们的观念要改变。我是真正的不左不右,最最中立的立场。

  • 恆甫在哈佛的論文委員會主席萨克斯:提名林毅夫是对中国重要性的认可

    恆甫在哈佛的論文委員會主席萨克斯:提名林毅夫是对中国重要性的认可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24日 13:56 南方周末

      

    萨克斯:提名林毅夫是对中国重要性的认可

    萨克斯 CFP/图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记者 余力 发自 北京

      杰弗里D.萨克斯,全球发展问题专家、“休克疗法”之父,被《纽约时报》称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1月22日,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南方周末》的独家采访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我热切期待着在林毅夫教授履新后与他一起工作,并为他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这项任命是对林教授长期以来在北京大学富有领导力的工作的认可,也是对中国在全球发展进程中日渐显著的重要性的认可。

      我刚刚结束一次足迹广泛的非洲之行,中国对非洲发展的积极贡献随处可见,极为醒目。中国是非洲出口商品的主要买家,关键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者,有时也是融资方,中国还为非洲提供发展思路。我确信,林教授将继续帮助并加强中国对非洲的这些积极而重要的贡献,将帮助把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强有力的基础设施投资、农业升级、区域发展——带到其他发展中地区。

      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长期领导人,林教授是一位非常成熟的管理者,这些管理技能至关重要,因为世界银行是一个庞大的、需要杰出管理者的机构。

      顺便说一句,虽然我们对东欧1990年代早期的发展进程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但我与林教授一直保持着非常积极的工作关系,而且我知道这一关系在未来几年内将富有成效地继续下去。

      与林教授在1990年代初的讨论帮助我理清了关于中国与东欧结构性差异的思考,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两地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轨迹。从那时起,我与林教授在许许多多的会议上相遇,对于这些富有挑战性的讨论,我总是无比欣赏。

      对林教授即将扮演的新的全球性的角色,我想表示热烈地欢迎。他的角色、世界银行的角色,对实现2015年截止的、迄今已行程将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极度重要,在这个项目上我是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顾问。我知道,在这项工作中,我将和林教授紧密合作,正如我和他的前任Francois Bourguignon博士一起做的那样。

  • ZT. 龙农:林毅夫是好样的,陈晓红更好!2007年三维权:厦门市民、重庆“钉子户”、北大邹恒甫


    2008-01-30 | 07年三维权:厦门市民、重庆“钉子户”、北大邹恒甫

        “维权”毫无疑问是中国2007年的主流词汇之一。厦门PX事件我论述过了,重庆的“钉子户”杨武和吴萍夫妇的事件也很令人感慨。他们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他们有多么坚强的精神:吴萍举着法律文本在外面,杨武抱着煤气罐在上面,随时准备用生命来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幸好这是2007年了,幸好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着他们,13天后,他们维了权了。想当年,刘少奇举着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也维不了自己的权,还送了命。今天,至少当有人敢于用生命来维权的时候,加上众目睽睽的边界条件,这权基本还是能维了。社会进步啊!

        遗憾的是,在2007年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邹恒甫却维不了他的权。我看网上有法律界人事把他的权和他的冤用中华人年共和国教师法等各种法规说得很清楚;我看他写了那么多的文章从理上把他上不上课,办没办杂志,带没带学生,发没发学术论文,引进没引进人等等说得很清楚,据说有人比他上课还少,还其它什么事也没有做,经常也不在中国,照样当着光华的系主任;我看他把程序问题也说得很清楚,如开始通知解聘他时没有通过集体讨论,通知的主体也不对等等。可是,到现在都近一年了,他还是维不了权。他是哈佛的博士,世界银行的高级研究员,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难道他仅仅放下这些架子“斯文扫地”来维权还不够?也要像杨武那样准备豁出生命才行?还是众目睽睽的边界条件还不够?他的恒甫学社博客的浏览率已经438万人次了呀!那或许他真的无权可维?

        不问别的,杨武到了要用生命去维权,我相信他是有权可维的,事实结果也是如此,尽管各界议论纷纷。邹恒甫这样的知识分子到了“斯文扫地”,我相信他是有权可维的,尽管他还没有维成。我敬佩他湖南人的血性和不屈不饶的精神。我在光华一位很资深的同仁、一位曾经支持过张维迎的系主任说过,如果能够把邹恒甫请回来,那才是北大呢。

        我的事和邹恒甫相比,是小Case。张维迎感到指责我侵害光华的知识产权和利益不能成立了,又发了一纸文说并非我有什么问题,只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因此谈不上我有什么权可维。看来我即使想加入维权人士的队伍也不行,只能加入弱势群体的队伍,如吴晓波在《被剥夺的何志毅》一文中所说:你其实是一个弱者。

        市民们维权成功了,“钉子户”维权成功了,轮到北大教授了? 

    ZT.龙农:林毅夫是好样的,陈晓红更好

     

     

    题记: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是我们中国经济强大的标志;而陈晓红当选为 “计量经济学会院士(Econometric Society Fellow)”,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经济学研究强大的标志。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永远只是痞子。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在世界的杂志上发论文,帮助人民去认识世界;在国内新闻媒体上耀武扬威的,永远只是经济学痞。

    在国内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喧闹中,陈晓红在象牙塔里面,坐着冷板凳,认真作着世界领先的学问。我们庸俗的国人可以忽略她,但是世界经济学界不会忘记她。她才是我们学人的楷模。

     

    一,林毅夫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最近,林毅夫教授将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消息传开,全球华人经济学人为之振奋。这应该是作为一个入世的经济学者最高的荣誉。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林毅夫教授在经济学研究上的贡献,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任命带有的很强的政治色彩。这件事情,总的来说应该是是我们经济增长模式被世界承认,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的标志。

    二,陈晓红与“计量经济学会院士”

    但我们在为林毅夫欢呼的时候,却忽略了另外一个也同样值得全球华人经济学家振奋人心的消息。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陈晓红教授在2007年底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院士(Econometric Society Fellow)。这是改革开放后,出生中国大陆的第一位Fellow,一个看上去非常弱小的中国女性。在国内名声响当当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洪永淼,钱颖一,都不是“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其他的华人Fellow 有邹至庄,刘遵义,肖政,李龙飞。能够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院士”,这表明他们对经济学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作为一个经济学人,“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应该是除了“诺贝尔奖”之后的最高梦想。虽然名字为“计量经济学会”,但是这个组织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经济学研究的所有的领域。欧美大学经济学系的排名很多时候就是数“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的个数。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我们中国人的梦想。如果一个人不是“计量经济学会院士”, 那他离诺贝尔奖的距离是孙悟空翻一辈子筋斗也达不到的。换一个计量经济学的术语,我们可以说他得到诺贝尔奖的概率是 渐进近似于“零”。我们可以说陈晓红是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所以,陈晓红当选为Econometric Society Fellow,应该是我们中国人经济学研究强大的标志。作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我们更为之骄傲。

     

    三,陈晓红的贡献

    为什么我们国内那些名声响当当的教授都不能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呢?从数量上讲,陈晓红的论文并不多,比另外的一些计量经济学家,比如 李奇,洪永淼等,都少很多。但是陈晓红的每一篇论文可以说都是坐了数年冷板凳的泣血之作。

    那陈晓红的巨大贡献在哪里呢?

    现代的经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三个部分。计量经济学的起源和目的是为了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

    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中,计量经济学分为两个方向: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 在我们知道经济方程的形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参数方法。通过一些检验,比如“t-检验”,“Chi-检验”,我们可以分析一个参数是否显著。

    但是我们不知道方程形式的时候,我们就要用非参数的方法。非参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我们称为“核(Kernel)”,一种我们称为“Sieve”。前一种的原理有点像移动平均,虽然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曲线来拟合样本,但是这个方法的缺点是我们很难用它来检验经济学的理论。不同于Kernel方法,“Sieve”主要用“泰勒公式”或者“Power Series”等方法把一个形式未知的方程展开,然后估计这个方程。这样我们就可以检验那些参数是否显著。从某种意义上讲,Sieve 方法很接近于参数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会超过了Kernel 方法。陈晓红最大的贡献就是和艾春荣教授把“一般矩估计方法(GMM)”导入了Sieve 方法,证明了一致性,效率性以及正态性;一般化了Sieve 估计方法。这个贡献使得她与 LSE的 Peter Robinson 教授和 MIT的Whitney Newey教授成为了非参数计量经济学里面 最顶尖的人物。了不起啊!

    要知道在Handbook of Econometrics 里面写专题的都是这个领域的最高手。陈晓红在Handbook of Econometrics的第六卷里面就有一章是她写的。了不起啊!

    看看陈晓红的学术经历,那也是非常惊人的。UCSD的博士,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LSE的Reader(副教授), 纽约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能够在世界这些最顶尖的大学里面纵横驰骋,除陈晓红,能有几人。了不起啊!

    在国内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喧闹中,陈晓红在一个角落里面,坐着冷板凳,认真作着真正的学问。我们庸俗的国人可以忽略她,但是世界经济学界不会忘记她。陈晓红才更是我们的骄傲。

     

    四,经济学家的定位

                本来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是认真地了解这个世界, 是一门形而上的学问。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和定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已经迷失了方向。我们很多人都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用来“经邦济世”的学问。或许这是“经济学”这个外来词翻译得很漂亮的原因吧。不否认,经济学确实有“经邦济世” 的能力。但这个不是目的。因为其他的所有学问都有这个能力。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文学。。。都有经邦济世的能力。

    经济学真正的目的是认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去改造这个世界呢?在喧闹的中国,我们把学问的本末倒置了。悲哀啊!

    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对一个入世的经济学家来说是最高荣誉。但是,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最高的荣誉。 陈晓红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所以世界经济学界给了她非常高的荣誉。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经济学家,为他们的成功欢呼!

    五,结语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在大街上耀武扬威,永远只是痞子。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应该在世界的杂志上发论文,帮助人民去认识世界;在国内新闻媒体上耀武扬威的,永远只是经济学痞。

    我们应该为我们真正的经济学家骄傲!为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欢呼;更为陈晓红当选为计量经济学会院士”欢呼!

    Xiaohong Chen
    WORKING PAPERS
    Cowles Foundation
    XIAOHONG CHEN
    Professor of Economics

    E-mail: xiaohong.chen [at] yale.edu

    Office Address:
      30 Hillhouse Ave., Rm. 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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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Affiliations:
      Cowles Foundation

    Research Interests: Econometrics

    Teaching Fields: Econometrics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Denise Fennelly
      denise.fennelly [at] yale.edu
      30 Hillhouse Ave., Rm. 14
      (203) 432-3718

     

    XIAOHONG CHEN

    (updated: May 2007)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ew York University

    19 West 4th Street , 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2, USA

    Email: xiaohong.chen@nyu.edu

    Phone: 212-998-8970

    Fields: Econometric Theory, Non-/Semiparametrics, Sieve Methods, Nonlinear Time

    Series, Adaptive Learning, Copula.

    Education:

    Doctor of Philosophy (Economics), July 199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Master of Arts (Economics), May 1988,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Canada

    USA-China joint Graduate Program, July 1987, The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

    Bachelor of Science (Mathematics), July 1986, Wuhan University, P.R. China

    Employment History:

    07/07-present Professor of Economics, Yale University

    09/05-present Professor of Economics, New York University

    04/07 Visiting Professo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09/06-05/07 Cowles Foundation Visiting Professor, Yale University

    03/06-04/06 Cowles Foundation Visiting Professor, Yale University

    07/02-08/05 Associate professor, New York University

    06/05-07/05 Visiting Professor, Humboldt University at Berlin

    09/01-07/02 Visiting Scholar, Princeton University

    08/01-09/01 Visiting Schola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Champaign

    05/00-05/00 Visiting Scholar,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guest lecturing on learning

    models

    10/00-11/02 Read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7/99-9/00 Lecture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9/93-6/99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Panelist,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dvisory panel on economics.

    Panelist,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dvisory panel on mathematical,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2007 North American Summer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Duke).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2006 North American Winter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Boston).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9th World Congress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2005), (London).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2004 North American Winter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San Diego).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2007 Europea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ESEM), (Budapest).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2006 Europea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ESEM), (Vienna).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2002 Europea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ESEM), (Venice).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2001 Europea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ESEM), (Lausanne).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200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Risk Management (FERM2007), Beijing/China.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of 2003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in

    Financial Engineering (CIFER), (Hong Kong).

    Associate Editor, Econometric Theory, Jan. 2005 – present

    Associate Editor, The Econometrics Journal, May 2007 - present

    Associate Editor, The Berkeley Journal of Time Series Econometrics, May 2007 - present

    Editorial Board,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an. 2001 – Dec. 2004

    Editorial Board,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999 - present

    Director of Chinese Economist Scholars Association, 1995-1996

    Referee for Economics Journals: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 Theory, Management Sci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Econometric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SA).

    Referee for Engineering Journals: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Referee for Statistics Journals: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nals of Statistics, Bernoulli, Journal of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Biometrika, Finance and Stochastics,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Letter.

    Publications and Forthcoming Papers:

    “Semi-Nonparametric IV Estimation of Shape Invariant Engel Curves’’ (with R. Blundell

    and D. Kristensen), 2006, forthcoming in Econometrica

    ``Semiparametric Efficiency in GMM Models With Auxiliary Data’’ (with H. Hong and

    A. Tarozzi), 2005, forthcoming in Annals of Statistics.

    ``Statistical Inference for the Residuals of a Simple Multivariate Garch Model’’ (with L.

    Peng, N. Chan, J. Chen, Y. Fan), 2006, forthcoming in Statistica Sinica.

    ``Sieve Extremum Estimation’’, entry for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nd edition: edited by Steven Durlauf and Lawrence Blume, 2007.

    “Estimation of Possibly Misspecified Semiparametric Conditional Moment Restriction

    Models with Different Conditioning Variables”, (with C. Ai) 2007,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Nonparametric Likelihood Ratio Model Selection Tests between Parametric Likelihood

    and Moment Condition Models’’ (with H. Hong and M. Shum), 2007,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A Model Selection Test for Bivariate Failure-Time Data’’ (with Y. Fan),

    Econometric Theory, 2007, vol. 23, 414-439.

    ``Large Sample Sieve Estimation of Semi-nonparametric Models’’, forthcoming in

    Handbook of Econometrics, Vol. 6, 2005.

    ``Efficient Estimation of Semiparametric Multivariate Copula Models’’ (with Y. Fan, V.

    Tsyrennikov),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06, vol. 101,

    issue 475, 1228-1240.

    ``Estimation and Model Selection of Semiparametric Copula-based Multivariate

    Dynamic Models under Copula Misspecification’’ (with Y. Fa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6, Vol. 135, 125-154

    ``Estimation of Copula-based Semiparametric Time Series Models’’ (with Y. Fa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6, Vol. 130, 307-335

    ``Pseudo-Likelihood Ratio Tests for Semiparametric Multivariate Copula Model

    Selection’’ (with Y. Fan), Canad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2005, Vol. 33(3), 389-

    414.

    ``Measurement Error Models with Auxiliary Data’’ (with H. Hong and E. Tamer),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5, Vol. 72, 343-366.

    ``Evaluating Density Forecasts via the Copula Approach’’ (with Y. Fan), 2004,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Vol. 1, 74-84.

    ``Comment on `Iterative and Recursive Estimation in Structural Non-Adaptive Models’

    by Pastorello, Patilea and Renault,’’ 2003,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Estimation of Semiparametric Models when the Criterion Function is not Smooth,”

    (with O. Linton and I. van Keilegom), Econometrica, 2003 Vol. 71 September, p.1591-

    1608

    “Efficient Estimation of Models with Conditional Moment Restrictions Containing

    Unknown Functions”, (with C. Ai), Econometrica 2003, vol. 71 November, 1795-1843

    “Asymptotic Properties of Some Projection-based Robbins-Monro Procedures in a

    Hilbert Space,” (with H. White), Studies in Nonlinear Dynamics and

    Econometrics 2002, vol. 6, issue 1, article 1.

    “Mixing and Moment Properties of Various GARCH and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s”

    (with M. Carrasco), 2002, Econometric Theory, 18, 17-39.

    “A New Semiparametric Spatial Model for Panel Time Series” (with T. Conley), 2001,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05, 59-83.

    “Semiparametric ARX Neural Network Model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Forecasting

    Inflation” (with J. Racine and N. Swanson), 2001,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12, 674-683.

    “Model Check by Kernel Methods Under Weak Moment Conditions”, (with I. Ahmad

    and Q. Li), 2001,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36, 403.

    “The Estimation of Conditional Densities” (with O. Linton and P. Robinson),

    Asymptotics in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Festschrift for George Roussas (M.L. Puri,

    ed.), VSP International Schience Publishers, the Netherlands (2001), 71-84.

    “Beta-mixing and Moment Properties of RCA Models with Application to GARCH

    (p,q)” (with M. Carrasco), 2000, Comptes Rendus de I’Academie des Sciences, t.331,

    Series I, 85-90

    “Improved Rates and Asymptotic Normality for Nonparametric Neural Network

    Estimators” (with Halbert White), March 1999. IEEE Tran. Information Theory,

    Vol. 45, 682-691.

    “Consistent Hypothesis Testing in Semiparametric and Nonparametric Models for

    Econometric Time Series” (with Yanqin Fan), 1999.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91,

    373-401.

    “Sieve Extremum Estimates for Weakly Dependent Data” (with Xiaotong Shen), March

    1998, Econometrica, 289-314.

    “Nonparametric Adaptive Learning with Feedback” (with Halbert White), Vol. 82, 1998.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0-222.

    “Central Limit and Functional Central Limit Theorems for Hilbert-Valued Dependent

    Heterogeneous Arrays with Applications” (with Halbert White), April 1998,

    Econometric Theory, 260-284.

    “Laws of Large Numbers for Hilbert Space Valued Mixingales with Applications” (with

    Halbert White), June 1996, Econometric Theory, 12, 284-304.

    Papers under Revision:

    ``Estimation and model selection of semiparametric multivariate survival functions under

    general censorship’’ (with Y. Fan, D. Pouzo, Z. Ying), 2006, conditionally accepted b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An Alternative Way of Computing Efficient IV Estimators” 2001, (with O. Linton),

    revision requested b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Nonlinearity and Temporal Dependence’’ (with L. P. Hansen and M. Carrasco), May

    1999, revision requested b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Working Papers: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of Nonlinear Models Using Two Samples With Arbitrary

    Measurement Errors’’ (with Y. Hu), 2006, submitted.

    ``On Estimation of Semi/Nonparametric Conditional Moment Models With Possibly

    Nonsmooth Moments’’ (with D. Pouzo), 2006.

    ``Measurement Error Models’’ (with H. Hong and D. Nekipelov), 2007, prepared fo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Land of Addic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Habit-Based Asset Pricing Models’’

    (with S. Ludvigson), May 2004, submitted.

    “Principal Components and the Long Run” (with L. P. Hansen and J. Scheinkman), Oct.

    2000, submitted.

    ``Simple Tests for Models of Dependence between Multiple Financial Time Series: with

    Applications to U.S. Equity Returns and Exchange Rates’’ (with Y. Fan and A. Patton),

    2003.

    ``On Efficient Sequential Estimation of Semi-nonparametric Moment Models’’, (with C.

    Ai), August 2004.

    “Nonparametric Recursive Moment Estimation with Dependent Data,” May 1995

    Papers Near Completion:

    ``On Estimation of Economic Models with Recursive Preferences’’ (with J. Favilukis and

    S. Ludvigson), 2007.

    ``On Rate Optimality for Ill-posed Inverse Problems in Econometrics’’ (with M. Reiss),

    2007.

    ``Nonparametric Analysis of Optimal Expenditures for Heart-Attack Treatments’’ (with

    D. Bhattacharya and A. Chandra), 2007.

    ``Nonlinear Panel Data Models with 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s’’, (with E. Vytlacil)

    ``Dependence Properties of Multivariate Reversible Diffusions’’.

    “Non/Semiparametric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a Dynamic Discrete-Time

    Discrete-Choice Models with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with J. Heckman and E.

    Vytlacil).

    “Subordination and Temporal Dependence” (with M. Carrasco and L. P. Hansen).

    “Consistent and Directional Tests via Function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ith

    Y. Fan)

    “Shape-preserving Estimation of Diffusions” (with L. P. Hansen and J. Scheinkman)

    “Asymptotic Properties of Sieve Penalized Estimates with Dependent Data,”

    Awards:

    U.S.A. NSF Grant SES-0631613 for 2006 – 2009.

    2007 Individual Grants Competition of the AERF/CKER of the Society of Actuaries.

    U.S.A. NSF Grant SES-0318091 for 2003 – 2006.

    UK ESRC grant 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with O. Linton and P. Robinson (LSE), 2001-

    03

    U.S.A. NIH Support co-principal investigator with James Heckman (Chicago), 2000-02

    D. Sargan Award, Dept. of Economic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00-02.

    Social Science Division Research Grant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8-99

    U.S.A. NSF Support for summer 1997.

    Doctoral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 1988-93.

    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 UCSD, 1989-92; International Student Award, UCSD,

    1990.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1987-88.

    Best Student Awards, Wuhan University, 1984-86.

  • 請北京民警和媒體同志關注:鄒恆甫在北京五道口住所受到張WY非法騷撓!

    請北京民警和媒體同志關注:
    鄒恆甫在北京五道口的住所受到張WY非法騷撓!

    鄒恆甫的親叔父因害怕恆甫被張WY和張的爪牙殺害,每天都在五道口巡查。最近,張WY通知了五道口的東升園公寓,把鄒恆甫進公寓大門的卡片鑰匙非法拿走兩片,使鄒恆甫同他的親叔叔無法互相保護。鄒恆甫和他的親友正同北京市警方聯係,以求得到安全保護。

    鄒恆甫被張WY非法從北大光華開除后,因人格受到致命傷害,憤怒寫信給教育部部長周濟。直到今天,此事未得到任何結果。鄒恆甫如在五道口住所被殺,鄒恆甫的親朋戚友將首先通過警方和司法机構向張WY討還血債。

    特此提前聲明。

    鄒恆甫的親朋戚友
    2008年元月30日於五道口東升園公寓
  • 经济茶话:邹恒甫-林毅夫任世行首席的要义

    来源:法制晚报 今晚专栏 http://fzwb.ynet.com/article.jsp?oid=27460171&pageno=1


      ■经济茶话

      林毅夫任世行首席的要义
     

    邹恒甫 中国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海外媒体几周前就已披露林毅夫当选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一事,客观地说,虽然任命还存在一定变数,但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月底即见分晓。我本人期待着这一伟大的结果。

      我为林毅夫做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感到自豪,他也一直是我们在中国教育事业的最大支持者之一。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世行的高级副行长。

    此前,已有华人章晟曼担任过10年常务副行长。此次让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而非政府高级官员)担当此职,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体现中国崛起的影响力,更在于对国内经济学界产生的正面冲击,即对中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权力为本的学术评价体系产生强烈挑战。这应是此次任命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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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的任命首先在于林毅夫所具备的与国际接轨的较高的学术档次。

      这几年,好些在国內有经济学大名气的副部长们也在世行的预选名单上。但他们都没有林毅夫的入流的国际学术论文(尽管用国际化的评判标准林毅夫的学术水平仅仅勉强够得着二流的边),他们来世行也只能干业务(如贷款)的副行长的行政工作。

      世行之所以做此决定,当然也是肯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为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一个榜样。这是中国和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骄傲。

      但是,需要谨慎的是,看看中国的东部和甘肃青海,发展也是有巨大差别的。那么,可以说,即便有的非洲国家可以学习中国好榜样,那么也有可能有些国家学不太好。

      不过,此任命如果真的确定,也是一个突破了。

      林毅夫将是欧美人士之外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下一个出产首席的,可能该轮到印度了。印度已经有许多一流经济学家,但它的经济实力没有中国强。另外,印度已经出了许多世行副行长了。

  • <中国的大学最差的是软环境>

    <中国的大学最差的是软环境>

      采访:<大学周刊>主任记者 温新红 通讯员 康香阁

    本次采访是本报记者和《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本报大学工作站站长康香阁共同完成的,采访思路上得到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多次采访过丁学良的龙希成的帮助。
      
    正如丁学良在他的个人介绍里都会带上出生于“皖南农村”,谈话间也时常提到自己来自农村,小时家里很穷,他说直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才吃饱饭。之后幸得恩师推荐,于1984年获匹茨堡大学“校长奖学金”赴美国求学。1985年获“哈佛大学奖学金”和福特基金会“个人研究奖金”,1992年获博士学位,真正是读书改变命运。丁学良说因此对教育特别关注,他到过美国、欧洲、澳洲的许多大学访问或者任教,对国外好大学的政策、制度、教学等有较为全面的考察。他将自己界定为“在中国土地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传教士”。

    目前丁学良身任美国最古老的智库"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协调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项目.但他告诉记者,"卡内基"分三大块,其中有一块是高等教育,他说他最想做的还是这块。

    建设一流大学: 软环境更重要
    <大学周刊>:您已就“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话题发表了许多言论,产生广泛影响。您能否用最简练的语言概括这个话题最核心的思想?
    丁学良:我只能这么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提的是对的。这些年来,我的很多言论,就是告诉国内的人们,只有明白了这个距离在哪里,然后才能够设计出前进的目标。如果不明白这些距离在什么地方的话,即使再投入更多的物质的财力的资源也不能够达到。要想从实质上缩短中国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就要明白这个差距在那里。当然这个差距有很多,有硬件的、软件的,有体制的,还有大环境的、小环境的,等等。

    <大学周刊>:据您近距离观察,您认为国内大学已经取得哪些重要进展?不足之处是什么?
    丁学良:自从1998年到现在,将近八年的时间,若干著名大学的有限投入,这些有限的投入按中国标准看来,都是很巨大的增长。
    主要变化有几方面,首先,房子盖的更多了;其次,校园变得更大了,校园里面的草地更漂亮了,从教师到学生的工作或生活环境有显著的改善,这些对于办好学校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方面,我还没有看到显著的变化,例如对教师的招聘,职称评定的改革不那么显著,不那么全面,换句话说,在大幅度地改善学校里研究的软环境方面,改变不大。

    <大学周刊>:您能否具体谈谈?
    丁学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国内大学要开一个国际研讨会,超过多少人,就要拿到相关部门报批,结果那个会计划的日期已经过了,批文还没有下来。
    我听了以后觉得很纳闷,这和我20多年前出国时的情况差不多。我的意思就是说,学校开一个纯学术性的会议,为什么要向那么多机构报批?
    在国外,哪怕是三流大学,只要有钱,找到了合适的人,就可以开。他们的困难在开会的效果,如能不能在会议的学术主题上,有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成果,最后以什么样的形式发表出来,出论文集,还是在哪一个学刊上发表有一个专刊,那倒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好的研讨会,不仅有最近的研究成果,而且使得参加会议的人有很尖锐的面对面的碰撞,如果没有这种碰撞,也不可能产生促进这个科学研究、学术研究的效果。

    <大学周刊>:就大学的外部环境而言,您认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国家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还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改革?
    丁学良:我认为进一步改革,要吸收中国的经济改革走过的道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明确,企业如果成为行政部门的附属品,是搞不好的。大学也是这样,如果大学也是行政部门的附属品,不管投入多少钱,这个大学也不可能成为教学或研究创新的机构。
    大学的管理,应该是宏观的管理,而不是微观管理。微观管理,也就是管理多和细,慢慢地越来越机械,越来越数字化。我认为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就不能产生希望那种长足进步。

    教育的产品就是学生
    <大学周刊>:国内这些年,就高等教育产业化有很多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丁学良:我在一个多月以前,在两个场合就这个问题讲了我的看法。产业化是从英文industry翻译过来的,医疗是一个industry,这个industry的意思是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是要计算它的投入或效果,它能给社会产生效益,能够改善社会。国外讲“产品”,也不等于物质产品,服务也是,比如国外的银行,他们会讲最新的products是什么,实际讲的是服务,更好的、更新的、更多样化的服务项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等教育本来就是一个产业,不是一个什么很奇怪的概念。
    我认为高等教育,包括任何教育都是产业,因为教育是需要资源投入的,同样是要讲究效益的,例如,训练更多的学生,训练高素质的学生,对社会、国家的改进有更多的推动。
    但是,需要清楚的是,这并不等于说,教育的每个方面、每个层次都要以盈利为目标,这是两回事儿。

    <大学周刊>:对于不同的大学,不同的学科,如何来衡量它的产出呢?
    丁学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美国将“教、科、工”三个环节结合在一起,做得最早也是走最快的,“教”是“教育”,“科”是“科研”,“工”是“工业”的意思。这三个环节凝结所产生的效果,今天不仅对美国生活,对全世界绝大部分的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社会科学的一些门类,比较容易体现“教、科、工”这三个环节的关系,如工商管理、经济管理可以把成果直接推广到一些公司的管理里,甚至于比较宏观的经济调控管理里面。
    难理解的是基础研究,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对于很基础的研究,国外也是有争论,有七八十年了,焦点是国家应该花多少钱在应用领域研究,花多少钱在基础研究领域。
    在中国争论基本有两方面,一种观点说所有的应用研究都是从基础研究衍生过来的,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源头,那么后面中下游的研究都出不来;另一种观点则说做基础研究,还不如买人家的基础研究的成果,在香港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全球做基础研究的国家很多,美国、英国、德国等,为什么花钱去做技术研究,等人家做出来以后,买下不就可以了吗?
    后一种观点在中国大陆不会有太多人认同,前一种很有市场,因为我们是讲究功利和实用的一个国家。因此对于做基础研究的人来讲,要把三分之二的精力用在论证基础研究是源头,以后能产生中下游很重要的应用产品,再把三分之一的精力花在用科学史的实际材料来告诉人们,包括告诉资源配置的官员们,基础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满足人类对不可知现象的好奇,就是这种好奇,才是推动科研。
    我想表达的是,做基础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有个什么中流或下流的应用的这个预先有这个目标,其最基本一点就是好奇,如果没有什么好奇的话,世界上就没有科学。回顾历史,最重大的突破,不是预先有那个目标,而是来自好奇研究所导致的突破性的发展。
    再说说一些的纯粹文科,比如研究宗教,或者研究哲学、伦理、文学、考古、历史等,这些学科怎样能产生效果,我只能说这些都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传承文明的最基本的东西,最重要的效果是造就合适的社会公民、合格的新人。
    所以,教育不仅仅是要解决“用”的问题,首先解决的是“人”的问题。

    <大学周刊>:现在有些学校的毕业生就业不好,招生名额被削减,甚至有的学科也取消,您怎么看?
    丁学良: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需要分几方面来讲。
    确实是有文明传承的价值的专业,不能没有,不能断,但人不要多。例如哲学,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有很多人学习、研究哲学,哲学是贵族学的,哲学系招不到人很正常。
    历史与哲学不一样,历史是一个国家在公民教育中的很核心的部分,就招生规模而言,至少应该是哲学系的10倍。
    而对于有些分得很细的学科,同时又与文明传承无关,招生情况不好,就没必要勉强留下。

    <大学周刊>:国内招生制度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即高考,去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实行自主招生,但只是小范围,也有人指责其花的人力成本太大。招生改革的焦点在哪里?
    丁学良:假如国内报刊对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实行自主招生的这个报道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话,我是很认同的。
    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在招生上都有自己的一套,除了通用的标准考试外,还要看考生的文章,谈人生观、理想,谈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书以及事情,这样最能考核人的综合能力。现在国内考试就是考学生积累的知识,而知识的积累是没有穷尽的,当知识积累得越深、越细,以后怎么考?

    <大学周刊>:许多人认为高考是目前国内最公平的考试。
    丁学良:中国的大学的招生,就只能这样吗?以前我也认为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想考好大学的人太多了,好大学的名额太少了,因此不用这个办法不行。后来我再想,全世界的学生想上世界那几所顶尖大学的人就更多了,比较而言,中国国内的供求比例还小了。如果那些大学也采取中国的考试方法,那要考全世界最好的10所大学,恐怕要背百科全书,但他们还是用衡量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方法招生。
    所以我认为,国内应该增加这种实验,不合理的可以改,用不同的考试方法招生,从几所高校,慢慢地扩展到更多高校。但有一点,必须要开放、透明。
  • 你会考虑到香港留学吗

    从英国血统到美国血统 ——香港的大学和高考
    丁学良口述,周筱赟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原载《mangazine·名牌》(广州)
    香港的八所公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