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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百家

十二月 2007 - 文章

  • ===================2007=====================

    以下是2007年的文章。
  • 我们需要的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合同法 批评与回应---2007年12月30日

    对于我在上一篇博客开始的那段文字,网友“无计”的批评是这样的:“劳动关系”在我浅短的历史记忆中,简直是国人的命运“触发器”或曰“转向系统”。在它的“下拉菜单里”,仿佛挤满宿命般的人生~“无固定期合同”成为很多人“求田问舍之后、做迟暮之经营之时”所能期待的“最后的晚餐”了~假使人生可以这样简化,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遵纪守法、有职业道德),我不仅期待这样的安排并且拥护它的侍者。再者,通过个人的安全稳定来促成整体的稳定,为什么不呢?我能得到这样的“完美结局”么?如果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但愿我学过),无论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中,“无固定期限合同”能够实现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这一点并无改变)新法中在此重复并增添的,是劳动者能够参与协商的条件,如:满10年、连续2个固定期合同等。然而当我攒够了条件,具备了协商资格,支持我的仅是“应当“二字:应当签订无固定期合同。那么至此,如果我的解读没有错误的话,我很惭愧,根据现实样本,我几乎不认为自己可以获得“协商一致”~那简直要靠华盖运了 [:D] 我惭愧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意在追求双方公平和保护原则的条款中,我在关键时刻似乎被先天地做了“不忠与不行”的推定——是我亏欠单位的,所以不。这真不舒服。其实又有几人不能接受因经营或改制或其它不可抗力(腐败造成的不算啊)而造成的“合同终止”呢?大家要求的无非是一企业、一老板应尽的“信托责任”(民间叫天地良心)罢了。另:恕我无知,不知道书中有无这一责任?呵呵~丁丁老师的“身份”说,我感觉应该是和我们国家的改革目标相一致的。外国经验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当老板、包工头们靠不住时,老百姓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依靠党和政府。我想“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否包含了对“代表劳动者利益的政府”这一身份的认可和支持呢?也许我完全没有读懂您的文章。但却模糊着一个“学术正确”&“政治正确”的印象,都正确~我觉得新劳动合同法还是多少给想签订无固定期合同的普通劳动者提供了一些能够发自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挤出了一点机会。当然,我这想法是来自有限的“智慧”并附在温暖的梦上。 看实施结果吧。

    我的回应是: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回答你的批评,答案应当通过这样的程序凸显出来:1)全体公民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由充分发表意见而呈现自己的价值排序,2)假如在劳动合同法制订之前,公民们普遍希望返回计划经济时代,那么,目前发布的劳动合同法是一种合适的选择,3)假如公民们普遍希望有工作自由和转换工作的自由,并且希望有市场经济能够带来的其它自由,并且普遍地,他们愿意为了这些权利而放弃返回计划经济时代的愿望,那么,目前发布的劳动合同法不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 2007:坎坎坷坷奔大牛 2008:扑朔迷离看牛市

     

    2007:坎坎坷坷奔大牛   2008:扑朔迷离看牛市

     

    复旦大学资本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谢百三教授

     

    (一)         2007:坎坎坷坷奔大牛

     

    2007年正在向我们告别。

    2007年肯定是中国证券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一年。

    中国股市从2728点起步(上海),涨到5261点,涨了92.9%

    2007年我们经历了几次大争论:3000点时,罗斯杰、谢国忠首先提出中国股市“有泡沫”;4000点时,个别经济学家又来谈泡沫危险;中间还有成思危副委员长的提醒。

    然而中国股市迎着全世界的批评,迎着狂风巨浪,顽强地向前挺进,直至5261点。

    2007年我们还经历了几次“大探索”:

    如搞QDII;我们离开了高高在上的、风平浪静的、风景如画的祖国的天池,来到了低低在下的、狂风巨浪的、风暴四起的好望角;结果呢,亏损了,付出了学费,现在还在付学费。

    如搞港股直通车;当天晚上的博客中我们就担心肯定要升值的人民币与肯定要贬值的港币怎样兑换。外汇出得去,进不来,此事怎能搞得成。

    又如“AH股互换”;我们立即认为这是个完全不可能的谣言。

    又如有人又要开征资本利得税,我们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以上两点我们都在当晚博客中予以辟谣

    2007年中国股市受到多次政府实质性的调控和干预:

    一是,2007年央行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很严厉的紧缩的货币政策,6次加息,10次提高准备金率。然而,结果是效果甚微。每加一次,股市就顽强地涨一次。这实际上是应了笔者多次分析的:在人民币升值时,任何一次加息及提高准备金率,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在回收流动性,一方面又在无意中鼓励外资热钱进入。加息使中美利差缩小,用美元换成人民币,也有4%以上的利息,再加之人民币一年升值5%8%,一年有9%13%收益,热钱何以不进来。提高准备金率,会压高中国货币市场利率,使民间贷款(企业之间、私人之间)利率上升,现在民间贷款利率已经涨到8%10%,甚至还有高达12%15%的,这又会使海外热钱用种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进入,形成新的过剩流动性。这也是中国股市一次次迎着风浪倔强前进的原因。

    如若不信,请看我国的外汇储备,2007年初1.066万亿美元,2007年尾约为1.451.5万亿美元,增长35004000亿美元;这又得2.57万亿—3万亿基础货币去购买,去投放;虽然可以发出很多央行票据去回笼,但央行票据几年后还是会到期的,你可以再发新票据去回收,但欠了的债总是要还的,新投放的钱总是要流向市场和社会的,股市、房地产不涨,物价就会涨,这个道理怎么就是不明白。要是我,是绝对不会去打压股市的。

    二是,530日突然提高印花税,来回千分之二上升到千分之六。

    这次调控的打击是严厉的,实质性的。从4335点回到3404点。但人们经过研究,很快寻找到了对策:放弃绩差、垃圾股而转买可以长期投资的成长蓝筹股。因为我长期投资不做差价,印花税高点又怕什么。

    三是,股市达到6100多点时,管理层提出要三防:防止通胀从结构性通胀向全面通胀演变;防止经济从偏热发展成过热;防止资产(指股市、房市)泡沫化。但当股市跌倒4800点时,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第三“防”不提了。但股市的反映仍然是很强烈的,基金在6000点一带纷纷撤出。大盘蓝筹股、有色金属股迅速退潮。“暂时放一放大盘蓝筹权重股,集中资金炒中小盘股”逐渐成为市场共识。

    四是,1022日,刘明康召开全国银行行长电视会议,宣布2007年我国新增货币贷款额度3.5万亿已用掉了3.42万亿了,这次不得再突破了。结果全国企业在11月—12月如饥似渴、嗷嗷待哺,一些企业资金实在不够用,只好去抛长期持有的蓝筹股(如泛海建设兑现2000万股民生银行),股市被迫低下头来。

    对于个人投资来说,2007530日以前几乎买任何股票都会涨;而530日—1022日是蓝筹股的牛市;而1022日—12月底则是蓝筹股调整,是二线蓝筹及中小盘股的牛市。

    踏准了节拍则收益甚好;踏错了节拍,还会亏欠。笔者看到两份调研报告:《成都商报》说,20061月至今,48%的投资者亏了;《证券市场》周刊却说,20071月至今,大多数人是盈利的。我都相信,关键是审时度势,选好个股,踏准节拍。

     

    (二)         2008:扑朔迷离看牛市

     

    2008年中国股市的具体走势究竟如何,是值得我们细细思量的。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          人民币是否还会继续渐进性升值。我想会的,只是进度会加快,升到16.5——16.8的可能性很大,这就会继续形成央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的格局。这是牛市的基石。

    2.          央行货币政策是否会一直坚持再搞200711月——12月的极紧的额度管理政策。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世界各国闻所未闻的,这是第四大”货币政策工具。由于是新的、“独创的”,我们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强行实施到底,必将严重影响企业与宏观经济发展,必将危及股市。(但按理是久不了的,因为它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合常理,也是我国几十年来很少用的。但真担心它坚持到底。)

    3.          房地产市场会否受到新的税收、货币政策的调控。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通灵宝玉——命根子。房地产市场如果像香港1997年——2002年那样低迷五年,则中国40多个行业就陷入一片冷却、萧条,谁也不能幸免。但,我想很难,因为这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是不利的。

       笔者很难认同王石战友的“拐点论”。大中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是有真实需求的。2007496万大学生、2008535万大学生毕业要留城(据分析95%以上的复旦同学不愿意离开上海,95%以上的北大、清华同学不愿意离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此外,每年1500万民工进城都要房子,尽管他们一时买不起房子,但是他们有潜在的刚性需求,他们要租房子,“租”在经济学里就是分期付款的“买”,此外一些家境较好的大学生在一、二年级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就从外地赶来给他们分期付款买房,加之土地供应又极紧张,这几天上海拍卖出一块70亿人民币的土地。能拍70亿,为何要卖60亿呢。地价这么高,房价怎么会深跌呢。

    4.          “大非”会否蜂拥而出。

    200859日——200959日,中国1400多家上市公司的最后47%的“大非”(国家股、法人股)可以全流通了。虽然肯定有一些公司舍不得抛现,但肯定会有不少抛现的企业的。尤其在极紧缩货币政策下,抛出部分“大非”,变现为生产资金,将是企业的无奈选择(最近这两个月,已经有不少企业像泛海建设这么干了)。——这会造成新的、完全不同的供求格局。

    5.          外资企业会否在A股大量上市。

    此事极错,外资公司与外国公司有何区别,一定要向管理层提建议,坚决反对之。外企有几十万家,如让它们上市,不知圈走多少资金,如果发生此类事情,就是重大利空。(日本的货币是自由兑换的,都不肯让中国企业去上市,十多年了,只象征性地上了两家小企业。我们在资本项目下并没有开放,为什么要如此大方地让外资企业来A股上市呢?)

    6.          股指期货能否适时推出。股指期货的推出将极大地改变目前股市的面貌。与300指数有关的股票将受到高度重视,这一点我们在当年的国债期货运作中已看得非常清楚。最好是早日宣布,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和心理预期,较好的推出时间是两代会(党代会、人代会)以后,奥运会之前。

    7.          奥运会“88日”开会的影响。

    2008奥运会在中国北京举办,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大喜事,管理层在那一段时间一定会来呵护股市的。其实,本届证监会一直在密切关注市场。6200点停发基金,4800点又大量开闸发基金。近日为了迎接新年,又不发新股,使3万亿打新股资金进来拱拱大势。相信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期间,证监会不会让股市发生扫兴的事来。

    总之:选好个股,精耕细作,踏准节拍,无论宏观形势怎么发展,18万亿居民存款炒炒部分牛股还是足够的。还是毛主席说得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 瑞银中石油门爆跨境监管空白 谢国忠就此表态

    2007年12月29日 新京报

      瑞银证券身为中石油A股IPO的主承销之一,其母公司瑞银集团炒作中石油H股的行为被业界定义为“做局”。

      当中石油回归A股开盘当天创出48元天价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很难想象,这一高价竟成为众多中石油小股东和A股悲剧的开始。而日前某媒体捅出———中石油A股承销商之一瑞银证券以及其母公司瑞银集团,在中石油A股上市前后,通过大规模地买卖中石油H股后沽空的手法大发其财的行为,更是引起市场的广泛关注。伴随着这一问题的爆出,在A股市场和境外市场(特别是H股)关联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跨境监管,如何打破国际大行在中国市场的巧取豪夺,成为市场人士关注的焦点。

      中石油身陷“罗生门”

      这一事件的爆发来自于某媒体的报道,称瑞银集团凭借着A股承销商的身份,利用旗下国际机构在A、H股市场上联合做局沽空牟利,在中国石油(30.96,-0.43,-1.37%,股票吧)A股招股说明书正式公布前就已联合潜伏中石油,于A股上市发行前后依次采用收集、拉升、减持、沽空手法,通过影响中石油H股正股及相关权证价格大获其利。

      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在于,从9月26日-10月12日间,瑞银新加坡资产管理公司持有中国石油股份的数量从11686000股增至 12926000股;瑞银香港资产管理公司持股数量从11708000股上升至13802000股;同一时段内,中国石油股份股价从13.80港元迅速飙升至20港元,累计升幅达到32%。11月20日,受瑞银控股的机构们继续增持中国石油H股,大举买入3.28亿股H股,持股比例从4.81%增至 6.24%。

      值得注意的是中石油A股IPO的进程,9月24日,中石油回归A股市场获证监会发审委批准,时值大蓝筹股价狂飙突进,上证指数首次站上5500 点关口,市场一片繁荣景象,对于号称“亚洲最赚钱公司”的中国石油充满了期待;10月22日中石油发布了《招股意向书》,10月25日网上路演确定网上申购价16.70元/股,11月5日正式登陆上交所,当天开盘价达到48.62元,但投资者仍然疯狂粗体买入,首日换手率高达51.58%。随后中石油股价接连下挫,在40元以上买入的900多亿资金全数被套。截至昨天收市,中石油股价仅为30.96元,较首日开盘价跌去30%以上,酿成了近期A股最大的“惨案”。

      就在A股中石油站上高峰之时,瑞银集团旗下的经纪公司和自营账户自11月29日大举减持H股,持股比例从11月20日的6.42%一路降至5.16%。而就在其减持的同时,瑞银的研究部门仍然维持中石油的“买入”评级。

      瑞银出面反驳

      瑞银方面在指责出现之后也立刻进行了回应,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负责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反驳,首先是瑞银进行的A股IPO承销,而买卖的是H股股票,把A股的下跌归结为瑞银在H股上的的买卖“很不公平”,“没有任何监管条例规定:一家投行承担了一家公司在某国家或地区的IPO项目,其相关证券公司席位或者资产管理账户、自营账户就无权力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交易该公司的相关股票”。

      瑞银辩解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于对自营和经纪业务的区别,瑞银该负责人表示,由于瑞银是全球最大的股票交易商,每八只股票中就有一只在瑞银交易。因此,买卖中国石油H股的瑞银客户占很大一部分,这些交易被归结为瑞银设局是不正确的,并且认为仅从交易数据得出结论是很不专业的。

      虽然瑞银辩解的理由言之切切,但在中石油A股上市期间,瑞银在H股白纸黑字的交易记录却很难逃脱指责。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郭峰表示,瑞银证券在中国石油A股发行过程中是担任承销商,它具有获取那个时段中国石油公司内幕信息的绝对便利。瑞银集团控制的机构在中国石油A股发行前买卖中石油H股的行为,无法摆脱利用内幕牟利的嫌疑。

      监管面临跨境难题

      但即使如此,众多专业人士还是认为,对于瑞银的这一行径,在现有的法规中很难找到合适的罪名追究责任。国内某著名券商投资保荐人介绍说,“在内地承销项目期间,我们的控股公司和控股公司100%控制的附属机构,绝对不允许在前6个月内买卖相关证券。”

      著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昨天表示,就香港的规定来说,如果是在进行H股IPO前后,相关机构研究员是不能对此发表报告的,参与IPO的机构都会进行回避。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瑞银这一行为是发生在香港,通过买卖H股实现的。谢国忠表示,目前的问题就在于,凭借A股的IPO,在香港买卖H股目前恐怕难以找到法律适用,“是否违规需要香港金管局来定,就我对他们的了解,类似的内幕交易他们是一定会介入调查的”。而目前也有消息称,中国证监会亦开始就此事会见瑞银方面。

      对于此类国际大行的行为,更多的国内机构愤愤不平。天相投资董事长林相义就表示,瑞银既然来中国,“就该守中国的规矩”,而对于国际大行所谓的防火墙,林相义说,“对于某些公司称,自己有防火墙,没有内幕交易,我认为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市场不清楚”。

      本报记者 张诚
  • 守住升势迎接2008年 惟谢国忠仍不改口

        昨日是‘平安夜’,港股虽然只有半日市,但恒指一鼓作气重上28000点水平,国指亦重攀16000关之上;圣诞假期前亦见买盘积极入市,成交总额达521亿元。分析员预料,港股在07年仅余数天将平平稳稳,会守住升势迎接2008年。

      在上周五美股上升205点及内地A股造好带动下,恒指昨日高开338点,曾升至28191点,收报28129点,重上20天平均线,半日升 502点或1.82%;国企指数收报16422点,升440点或2.76%,跑赢恒指。恒指期货收报28255点,上升407点,高水126点,成交 31148张。

      圣诞钟不再买汇丰

      昔日‘圣诞钟,买汇丰’情形不再,汇控(005)仅升0.3%;而中资的建行(939)升4.04%,招行(3968)升2.51%,交行(3328)升1.64%;本地的恒生(011)升2.46%,东亚(023)升2.33%,渣打集团(2888)升1.75%。

      内地保险股升势持续,财险(2328)抽高6.19%,平保(2318)及中人寿(2628)分别上升2.74%至2.46%。中资电信股方面,中移动(941)升2.9%,联通(762)升3.58%,网通(906)升0.65%,中电信(728)升2.07%。

      本地地产股造好,长实(001)、恒地(012)、新地(016)、新世界(16.53,-0.39,-2.30%,股票吧)(017)、信置(083)、恒隆地产(101)分别升0.85%至4.39%。

      资源股方面,花旗上调中海油(883)及中石化(386)目标价,齐涨逾3.4%;中石油(857)升2.17%,中海油田(2883)获利比亚合同,升6.67%;神华(1088)、兖煤(1171)及中煤(1898)分别升1.05%至3.63%。

      后市仍视乎外围走势

      港股今明两天假期休市,尚余两个半交易日,便结束07年的交易。市场人士指,港股昨日虽承接外围股市造好,但后市仍须视乎外围走势,特别是香港放假期间继续交易的内地股市走势而定。反映内地股市走势的上证A股指数(5521.490,-49.85,-0.89%,股票吧)昨日上升2.6%,深证A股指数上升1.72%。

      时富金融指出,日前人行宣布加息幅度合理,未有大幅提高中资银行成本,令投资者恢复入市信心,预料港股在今年余下几个交易日亦可回稳,若外围股市持续造好下,年底前有机会挑战29000点,投资者可留待08年再作新一轮部署。

      年底前有机会挑战29000

      信诚证券联席董事连敬涵表示,恒指昨天随外围上升而显著造好,估计假期后,恒指会进一步攀升至29000点水平。国企方面,后市可望造好,但阻力会比恒指大,要待国企指数企稳于20天线(约16600点)才算稳定下来,恒指的上升空间相对比较大。

      连敬涵建议投资者买入热门股份如中铁(390)及中材(1893),惟股份现价稍高,可待回调时伺机吸纳。另外,他认为,紫金(2899)走势亮丽,亦是不错投资的选择;至于本地地产股,预料仍会延续强势至明年。

      不过,亦有业界仍抱审慎态度。高信投资首席环球投资策略员沈庆洪指出,假期前港股波幅收窄,故预料恒指易上易落,后市于28600点有大阻力,本年最后3个交易日亦告牛皮,于28000点水平上落,由于11月及12月均出现先高后低的现象,故对明年1月港股表现未敢乐观;另外,他预期国企股指数于15500点至17000点上落。(香港商报)

      
        恒指半日飙升 谢国忠仍不改口

      恒生指数昨天半日飙升500余点,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由于对冲基金临近年终进入股市再博最后一把,由此引发恒指回升,但受美国预期经济下滑和中国内地宏观调控影响因素未变,因此未来恒指可能会下跌约20%,预料明年3月份会再次回升。而当前内地股市则是由基金支撑,市场走向还须视乎宏观调控的进行。

      内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出台时,谢国忠曾预测恒指会在未来几周下跌20%,但近段时间恒指未降反升,他对本报表示,‘因为对冲基金可能会在年终时把钱放到股市里炒一把,所以现在有些回升。’但他认为,支撑港股下跌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受美国预期经济下滑和中国内地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影响,恒指未来还是可能下跌约20%。

      明年3月恒指或再回升

      至于恒指何时再次回升,谢国忠认为,‘将会是在(明年)3月份,中国经济或许软着陆了,与美国经济可以分开走,但目前市场还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中国与美国经济会一起走向下滑。’不过,他表示,中国经济明年的形势还会不错,会先同美国经济一起下滑,然后是脱耻一段时间,并不会与美国一个方向。

      谢国忠表示,中国与美国经济下滑有不同的原因,中国是因为宏观调控,而美国是受房地产市场疲软的影响,‘分开走后,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美国的经济则需要一段时间调整,估计09年才能恢复。’他认为,美国经济下滑使得今年中国的出口已经减速,但目前中国内部投资还很旺,还需要宏观调控,所以近期的经济还是增长。

      内地股市主要由基金支撑

      对于内地股市,谢国忠认为当前主要是基金在支撑,他表示,总量调整还没彻底的情况下,大幅回升不太可能,‘现在是基金在撑做业绩,长期这样是不可能的,中石油那么高的价格没有被压缩掉泡沫,注定股市不可能会继续上升。’他认为中国信贷受到严格控制,‘信贷一刀切,全掐死了,市场根本没钱,所以股市在上涨是人为支撑着。’

      明后年内地楼市或进入谷底

      谢国忠认为,由于信贷紧缩,开发商资金匮乏,不得不尽快卖房子回款。但如果卖了房子,股市就没有了想像的空间,股市就会掉下来。‘现在信贷政策割断了开发商的资金链,所以不得不降价售房,目前的房价下降是政策引起的,当以后信贷政策放宽,房价还会涨上去。如果现在政府放开信贷,开发商会又不卖房子了,而是捂盘。’他认为,目前内地房地产市场还在调整之中,明后年楼市会进入谷底。谢国忠认为,内地房地产开发关键还是利益问题,‘中国房地产政策是不一致的,关键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利益集团太大’。他判断说,一直传闻的物业税不会出台。(香港商报/张丽娟)

  • 陈永伟: MRW 习题试解

  • 谢国忠:地价硬着陆 经济软着陆

    2007-12-25 来源:财经 作者:谢国忠
     
       为抑制通货膨胀所进行的信贷紧缩,可能使地价下跌50%,地产行业将遭遇寒冬,并波及下游行业。但中国有足够的增长动力和政策手段来最小化“硬着陆”风险
    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真实的通胀威胁

      
    通货膨胀已成为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两年前,否认经济过热的最佳论据就是不存在通货膨胀。经济学家们相信,持续快速的货币增长会导致通货膨胀,然而在货币与价格的变动之间,总会存在一个时滞。在时滞期间,有无通胀的无休止争论,往往耽搁了预先采取紧缩措施的最佳时机;而随着通胀加剧,否认通货膨胀的观点又找到了另一种辩护——有人提出,本轮通货膨胀仅是“结构性”的。
      
    此术语颇具“中国特色”(下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应诞生在中国)。在现代经济学中,贴切的概念应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细观CPI数据,人们总可以将目前的通货膨胀归咎于一些特定因素。若价格上涨原因是除劳动力外其他生产投入价格的上涨,则可称之为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通常起始于成本的推动。当货币供应过量时,经济的增长率就会超过其本身的增长潜力。当然,每个行业中的空闲产能各不相同。因此,有些行业先获得了定价权,其下游产业则不得不忍受成本的上涨,并通过提价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样的通货膨胀是最具收入再分配效果的。因为那些幸运的行业可以挣得更多,消费者则需花费更多。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获得定价权,消费者逐渐意识到,通货膨胀正如加在他们真实收入上的赋税,因此,身为劳动者的他们,会要求提高工资。而企业必须将工资方面增加的成本传导向价格,劳动者继而将要求更高的工资。这种“工资-物价螺旋”是最令中央银行惶恐的,因此,他们将通货膨胀目标定在低水平上,以此使劳动者相信,他们的收入并没有被通货膨胀夺走。
      
    有时,成本推动来自海外。比如,一次旱灾可能导致澳大利亚农作物歉收,而使世界粮食价格翻番;当来年澳大利亚粮食实现稳产时,世界粮价也将回落。又如,若沙特阿拉伯油田产量锐减,也会对世界油价产生同样的效果;随着油田生产的恢复,油价也将回落。因此,有人认为,央行不应该对这类暂时性的震荡实行紧缩措施。而且,即便出于一些原因,粮食或石油的供求平衡被永久改变了,价格上涨也只是一次性的,那只是从购买者到出售者的收入再分配。因此,央行不应该通过紧缩使其他部门价格下降,来平衡粮食或石油价格的上涨。这是美联储在上世纪70年代时所持的观点。
      
    但问题是,劳动者对此并不买账,而坚持要求以提高工资补偿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很长一段时间的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最终,要经过一次大幅度的衰退,劳动者们才会接受生活水平降低的现实。这个例子表明,即使在最有利于央行的状况下,美联储的那种论调也行不通。这就是今天的央行都不能容忍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
      
    不过,我并不确定中国的通货膨胀完全是成本推动的。即使劳动力市场总体上没有发生短缺,但局部已有显现。中国的高级经理人已开始领取国际水平的薪酬;即使在较低层次,生活成本的提高,也导致了更高的工资需求,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力短缺即因此产生。当地的均衡工资,或许应比现有水平高出30%。而当我们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很多经济瓶颈,它们可能让游走的流动性转化为通货膨胀。
      
    导致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是土地价格,或地产价格。在现代经济中,土地是劳动力之后的第二大生产投入。当流动性或货币供给过多时,总可以看到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出售土地来获得丰厚的收入。高地价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渠道,在于银行的抵押贷款政策。如果土地价格被标高100%,相应的贷款就随之增加100%。这样,银行中的钱都会流向土地。由于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以及在中国进行房地产投机的便利性,高额地价往往会通过房产价格或租金的上涨传导给劳动者。
      
    根据官方统计,中国银行系统对房地产的风险敞口已达到30%,而成熟经济体中也不过约40%。而且,其高速的增长显示出,资金主要是通过房地产部门流入经济的。如果任其发展,这一敞口将很容易在五年内翻番。
      
    不断上升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引发了工资的上涨。在深圳,由于过去12个月间房价的快速上升,白领阶层的工资需求已急剧提高。现在人们的选择是,要么工资上涨,要么房价下降。
      
    房地产是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主要传导渠道,其价格的上涨就是对劳动收入征收更多赋税。短期内,政府或许可以告知劳动者,他们可以从房地产升值中获益,所以,不须要求提高工资。但基于两方面原因,这一说辞其实难以奏效。首先,大多数白领工作者无法承受目前的房产价格,他们必须要求更高的工资来购买住房;其次,房产价格的上涨不可能永远快于收入增长。当前者开始放缓,同时房地产升值不再是令人接受低工资的理由时,工资增长将赶上房地产价格。房产泡沫顶多只能推迟通货膨胀的发作。

    降低地价房价 遏制通货膨胀
      
    目前中国的状况与1997年前的香港十分相似。当时,香港地产拍卖价格成为工资、消费价格及二级市场房价的风向标,其急剧上涨态势是由上世纪90年代前期美元下跌引发的。在经历“储贷协会危机”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汇率于1995年跌至谷底,但从1996年开始强劲反弹,使美国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造成东南亚地区的流动性压力,最终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香港房地产也随之崩盘。
      
    美元在2002年达到上轮周期的峰顶后,由于伊拉克战争、次贷危机等影响,目前再次走入弱势阶段。同时,中国、印度及其他资源出口型国家经济的成功发展,将流动性吸引到其资本市场中,资产价格急剧上涨,与其经济基本面相比被明显夸大,这种趋势很可能持续到美元再次显著反弹之时。
      
    虽然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流动性过剩,但每个国家的传导机制可能各不相同。在本轮通胀中,房地产价格上涨似乎成为所有过热经济体的通病,尤其是中国。开发商们发现,通过股市可以获得更多资金,而用这部分收入购买土地,又可促使股票进一步升值。在此过程中,开发商们从土地升值中获得了巨大的账面财富。同时,地产开发不足引发的短缺,导致了与地价上涨相应的地产价格上涨。如此理想的投资方式,将巨大的流动性吸进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
      
    在亚洲,房产占家庭财富的将近二分之一,因此,若家庭中如此大比例的财产面临价值膨胀,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普遍通货膨胀。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上涨最快,因此,通货膨胀也会更快发生。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当消费者看到自己所能承受的住房水平如此之低,他们会要求提高工资以及降低各种日常开支。现在,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已然普遍存在——中国还有多少人不相信物价将更快上涨呢?在这方面,我宁愿相信人们的街谈巷议,而不是官方的数据。除非这种预期得到扭转,除非房产价格及土地价格大幅下降,否则,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将进一步恶化,甚至达到两位数增长。
     
    如何实现“软着陆”
      
    当通货膨胀变得过高时,人们总期望政府对过热的经济采取措施。然而在2004年的通货膨胀期间,市场和企业听惯了政府的紧缩论调,因此,对本轮紧缩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但通货膨胀状况已发生改变,我毫不怀疑政府目前对紧缩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我倾向于通过观察房地产部门来检验紧缩的真实性,只有此部门受到波及,紧缩才算是认真的。因为地产部门受信贷流动的影响最为直接,如果紧缩手段发挥作用,信贷供给必将被削减,地产部门无疑首当其冲。
      
    在过去几周中,与2004年的情况相似,流入房地产部门的信贷似乎近于枯竭。当时,得益于国际投资银行对其在香港上市的协助,或借助于在海外注册的外国企业身份,很多地产开发商获得了大量流动性资金用于经营。但有两方面变化使这一融资渠道不如2004年时有效。一是美国次贷危机使国际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从而提高了融资成本;二是中国目前的地价比 2004年高出很多,从事房地产生意的资金门槛提高了。虽然香港仍是内地开发商们最后的资金来源,它也未见得能完全解决他们的资金问题。
      
    中国的紧缩政策面临许多问题。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美国利率的降低,使热钱不断流入中国,而房地产价格上涨令人民币更具吸引力。因此,无论中国如何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的效果总会被不断提高的房地产价格和涌入的流动性所抵消。
      
    不过,幸运的是,中国可以控制信贷量,这就在流动性过剩的前提下,有效地限制了可以流出银行系统的货币量。目前对信贷扩张的限制措施似乎正在起效。大量房地产开发商现在已无款可筹,从而不得不出售地产以求现金。这可能会达到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的目的。当这一行业的下行趋势变得明显,热钱流入将减少,流动性过剩将得以缓解。
      
    信贷紧缩可以显著地影响土地市场。当开发商再无资金收购土地时,地价将大幅下降。考虑到目前地价的高水平,预计届时降幅将达50%。地价下跌将使地产部门遭遇“寒冬”,从而渐次波及诸如建筑和建筑材料等下游行业。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正来源于这一连锁反应。
      
    幸运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强劲,可以承受住这样显著的波动。而且,也有一些政策可以保证“软着陆”的实现。
      
    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很强。新一届地方政府领导上任后,急于推动当地的开发项目。如果中央政府加速对这些项目的审批,这类需求将可弥补房地产部门的走弱,使投资持续增长。
      
    其次,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间的贸易正在迅速增长。多数新兴经济体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因此,它们对美国出口的放缓不会打压其投资增长。为了在信贷紧缩期间保证出口,中国还应为出口行业降低成本压力。目前,为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出口行业的生产成本已通过各种渠道被大幅提升,包括两位数增长的最低工资、不断增加的员工福利、降低的出口退税、来年即将提高的利润税及新劳动法等。但事实上,中国可能需要减缓人民币升值速度,给出口行业留一些喘息空间。
      
    最后,国内的消费仍处于上行阶段,房地产价格发生一些下降不会放缓消费增长,甚至还会对其有所促进。很多家庭出于对高房价的恐惧,而尽可能地为购房而储蓄。当他们对房价的预期降低时,可能会将储蓄更多地用于消费。而且,中国的信用卡普及率尚低,政府可以降低相关标准,使消费得到显著提高。
      
    在当前的紧缩中,“硬着陆”风险仍然存在。但中国有足够的增长动力和政策手段来最小化这一风险。2008年,中国经济将很可能“软着陆”。
    谢国忠搜狐博客 http://xieguozhong.blog.sohu.com/ 
  • 丁学良: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是“再崛起”?

    按:今天北大出版社编辑来电说我的小书《中国经济再崛起——国际比较视野》卖得很好,万圣书园排名第二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很高兴有这么多的人关心中国经济再崛起的问题。我想有必要对书名进行一番解释,即为什么是"再崛起",而不是"崛起"?

      
    丁学良: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是“再崛起”?


      为什么说是“再崛起”

      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我在这里所讲的,也许和大家平时在报刊上读到的绝大多数评论不一样。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奥戴德·申卡尔在他新出版的一本书中论道:“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分水岭,我将这一事件比作美国在19世纪后期的崛起。”来自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25年里,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8.6%。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这是惟一的大经济实体——亚洲的几个小经济实体在20世纪中后期也有过类似表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这样持续的高水平上。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和国内的学术界和传媒界已有多种评价,最常用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崛起”。但我认为,把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的“再崛起”要更加准确。因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大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大国。   如果仅仅以工业产出在全世界工业产出中所占的分量来比较,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工业产出占全世界的19.7%,而当时的美国只占7.2%。

      
    局限于经济的“再崛起”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再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再崛起,而非全面的再崛起。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不仅给世界提供最多的产品,同时也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软实力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科学、文化、艺术和语言。譬如说唐代,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达到顶峰时期的朝代之一。在西方比较历史学大师们看来,唐代中国“建成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的制度;它们不仅成了唐代的标记,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地影响了直至20世纪的中国文明,并且为受中国深刻影响的东亚新兴诸国——日本、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
       从近代直到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都还远远没达到中国历史上曾达到的高度,不具有那一时代的文明影响力,所以当今中国的再崛起,还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薄弱环节也暴露出来,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警惕严重依赖外来技术  
     
        最近几年,美国政界和商界的一些高层人士,对中国在世界出口份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个趋势,表示非常担忧。   
        然而,国际上近来一些冷静的比较研究表明,这种担忧的根据很不充足。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国现在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主要不是由中国的本土公司而是由在华的外资公司主导。 第二,中国的本土工业公司在产品设计、产品最重要的部件、最重要的制造设备方面,严重依赖于从美国、日本等先进工业国家进口。
      第三,中国的本土公司到现在为止,仍然采取很少的措施来吸收它们从国外买进来的那些比较高等的科技,并且缺少有效的途径将那些买进来的技术吸收并传播到中国的本土产业界。这些都使得中国的本土公司在可以展望的近期、中期内,很难变成对西方国家及它们的企业在技术上的有力挑战对手。
      
    中国技术上的对外依赖性,限制了中国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对高科技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进行挑战的先进工业强国的前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上的差距,表现为前者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依赖外来技术,特别是中国本土企业的研究投入很低,出现了技术上“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局面。   中国大陆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用来购买软技术方面的资金通常不超过10%,90%的钱通常是购买硬件设备。   
    贫弱的财富创造机制   对国际投资作长期跟踪分析的专家们指出,贫弱的财富创造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薄弱环节。在过去的25年里,虽然中国的GDP以年均8.6%的速度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香港恒生指数表明,1993~2003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企业——它们属于中国内地最好的和相当好的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仅为24%。而同一期间,根据道琼斯指数,美国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为188%。不要忘记,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是中国增长率的1/3。   
        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深层原因是中国长期保持了资源配置的系统性的低效;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力度造成的。这种资源配置的低效最后主要体现在国家银行的坏账率上。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一方面保持着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又表现为那么严重的低效性,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素质”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数量”,所以你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上,能够读到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完全不同的推测和预言。而且,即便是纯粹从“数量”尺度上比较地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幅度也不是那么的令人陶醉——任何增长值被人口一除,就凸显出中国社会财富的薄弱基础。
       
    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赖   
        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还体现在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方面。在1990~2004年期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20年后,中国每天消费的石油数额与现在美国所消费的数额大致相当。而迄今已经查明的中国本土的石油储藏量,按照目前的开采量大概还能用14年。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是和这些资源的严重消耗和浪费连在一起的。按照中国行业内的测算,2003年,中国每单位GDP的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几乎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加拿大的3倍。
  • 林毅夫:收入分配结构合理是关键

    2007年12月28日 07:03 人民网-人民日报

    对话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林毅夫(左) 本报记者 江夏

      记者:今年的日历只剩下最后的两三张。您认为,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今年最明显的进展是什么?

      林毅夫: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最大的成就是, 1998年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经济的产能过剩,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步得到消化,我们终于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这是宏观调控不断调整经济结构的结果,取得这 样的成绩很不容易。但是,当过剩的产能被消化掉以后,如果投资、消费以及出口的增长依然较快,就会给物价带来较大压力,这是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目前我们的经济结构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我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两极分化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得不断上升,劳动所得不断下降,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收入较高的人群,基本需求已经满足,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增加的收入会转变为投资;而收入较低的人群,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但是缺乏消费能力,还要 关心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会带来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同时,收入较低的人群相对集中在农村,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结构的不 合理也必然带来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扩大。

      记者:要解决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您认为应该从哪里入手?

      林毅夫:收入较低的人群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工资所得,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就要努力增加就业,实现充分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十七大 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概念:一次分配同时兼顾效率跟公平,二次分配重视公平,区别于过去常讲的“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分配概念 的转变反映了经济发展战略中重要的内涵转变。

      记者: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是怎样的?

      林毅夫:三者高度相关,互相影响。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经济结构,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持续发展,并让所 有的老百姓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最好的办法是选择最能发挥我们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我们应该大力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的竞争力。

      记者:当前,调整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最大制约因素是什么?

      林毅夫:我觉得金融结构的不合理和金融服务的不完善是最大的制约因素。我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缺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 金融机构。如果能多发展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相信中小企业会得到较好的发展,不仅能多提供就业,而且也会乐于按照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要求, 投入资金,提高技术,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

      金融结构改革在今年已经有了很好的开端,希望今后能迈出更大的步伐。


  • [五常问答室第108期]台湾经济的困境

    浙江 心碎的感觉问:

     

    想问大师,如今的台湾经济政治可是一蹋糊涂,大师你看照这样下去台湾经济会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答心碎的感觉:

     

    曾经说过,岛经济很难搞得好。历史上唯一的例外是日本,而英伦三岛近于连接欧洲大陆,算不上是岛经济。台湾是例外吗?应该不是。四十年前台湾的经开始起飞,主要是因为大陆不争气,人材大量流到台湾,而我们不能否认,蒋经国是个了不起的独裁者。

     

    今天的台湾是另一回事。虽云宝岛,却整天在谈政治,动不动上街游行,于是又回到岛经济的困境去。该岛的本钱主要是科技人材多,是经国先生当年的鼓励促成的。今天大陆出现经济奇迹,台湾大可向北京打个招呼,或明或暗地说:「要统一吗?开个价给我们考虑吧。」可惜台湾的话事人不这样看,只在什么台独或什么民主或什么政治的话题上打转,而台湾的鼎盛人材是不断地流进大陆了。有本钱之际不开天杀价,难道要等到没有本钱才洽商吗?蠢到死!

     

    今天,原则上,北京可以三招两式搞垮台湾的经济,但没有那样做,是对的。从经济的角度看,今天搞统一的理由充分。政治不论,民以食为天,先搞经济统一是正着。不明白为什么台湾的政客看来反对。

     

     

    本博客管理员公告:

     

    访客想通过“五常问答室”的栏目向张教授提问的,请在下面留言。提问者应注明自己所属的地区、名字请提问者注意问题的简洁清晰。张教授只会有选择地回答部分有价值的题目。管理员有权对问题作适当的修改。
  • 身份与幻觉

    这篇“边缘”评论是这一期《财经》发表的。有一位网友“小立”希望及早读到我对《劳动合同法》的批评。关于那份法案,我只有一句话,在这篇文章里,诸位自己可以找到。我还想说一句话,就是:制订了这份法案的政府部门应学习杭州政府知错就改,不要强撑着面子不改,给中国经济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如若有宪法法院,你们应赔偿多少?应如何受审判?我推测你们压根儿没有请教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或许你们觉得经济学要不得?你们是否懂得,你们这部法律采取了最要不得的经济学立场呢!

    或许有网友不赞同我的这番批评。那么,请你先读“劳动合同法”,注意那里规定的允许雇主不给予雇员“非固定合同”的若干条件。试着回答我的这一问题:“难道政府打算替企业招聘员工?或者,替企业经营人力资源?”如此立法者,要么他们希望我们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要么就是他们拿经济立法开玩笑。

    法律如果缺乏了可执行和可操作,会怎样呢?我真不明白这是由什么样的人一时头脑发热而制定的.我知道麦迪逊在他的美国制宪实录那本书里记叙的是另一番情景的.---那位网友的留言。

    身份与幻觉

    汪丁丁

     

          转型期社会要求政府职能不断地转型,于是要求执政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身份与身份感,恰如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会场合扮演不同角色时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身份与身份感。倘若一个人发生了心理障碍,在他扮演新角色并由此获得新的身份之后,他的心理状态却不断返回到旧的身份感之中——这一错置的身份感被称为“幻觉”,那么,我们说他患了人格分裂症——也称为“多重人格”。类似地,倘若一个执政党患了多重人格症,那么,我们说它的主导思想和施政纲领是分裂的。

          大约十年前,我们引述过恩格斯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撰写的书评。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换句话说,只要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仍以“资本”为主要特征,社会的全部体系就仍难以摆脱恩格斯所说的“资本和劳动”轴心关系,不论我们的政府怎样努力要摆脱这一关系。这里,最重要的是避免陷入身份幻觉。

          全国总工会2005年对10省20市万名职工的调查报告显示,与上一次调查所得数据相比,劳动的收入与资本的收入相比,不仅处于相对贫困化过程中,而且处于绝对贫困化过程中。前者意味着劳动总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的份额呈下降趋势,后者意味着生活于贫困水平以下的劳动者的数量占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假如我们不仅关注统计数据而且关注劳动力所有者和资产所有者在以往三十年内各自获得的幸福感,那么,统计意义上劳动者相对贫困化将使劳动者因绝对贫困化所减少的幸福感进一步减少。

    归根结底,难道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吗?难道任何试图维持自己的道德合法性的政府还可能为自己规定其它的什么职能吗?

    实证地看,我们可将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在1977年至1994年期间,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它以往的身份和身份感,尽管政府职能在那一期间正经历着关键性的转型。在1995年至2007年期间,政府和执政党在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里的真实身份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化,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与此相应的身份感的转化。

    分别与上述两个时期相对应的,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工资侵蚀利润”与“利润侵蚀工资”。这两种统计显著的经济现象都不是稳态市场社会的正常现象,它们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征,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家尚未提出与这一特征相应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不过,那些仅仅满足于寻求经济学解释的经济学家们,也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上述现象所反映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因为,让我们将工业部门想象为一家企业,根据教科书经济学,我们知道,当一家企业同时占据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垄断地位时,那么,“假设其它条件不变”,与一家处于充分竞争的市场之内的企业相比,这家企业将获得最高的利润。

    在教科书经济学里,“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往往掩盖着最重要的现实因素。例如,当中国企业表现出“工资侵蚀利润”这一趋势时,一方面,企业的主导者仍是政府,另一方面,政府的身份和身份感还没有发生本质性的转化,它仍自认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当中国企业表现出“利润侵蚀工资”这一趋势时,一方面,企业早已摆脱了政府的主导,从而政府的身份早已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化——从经济游戏的参与者转化为经济游戏的旁观者,另一方面,政府却仍自认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并且在这一身份幻觉的主导下,它不愿将劳动者利益的代表身份让渡出去,例如,让渡给工会、农会、或其它政党,它甚至不喜欢任何来自政府之外和执政党之外的批评,因为它们没有“资格”代表劳动者的利益——难道梁漱溟有资格批评毛泽东忽略了农民利益吗?

    以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身份幻觉,怎么可能不发生经济政策(例如近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立法(例如最近发布的“劳动合同法”)的人格分裂症呢?在这样严重的人格分裂症的影响下,我们的经济怎么可能顺利发展呢?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目前发展阶段,政府和它的执政党应当清醒地知道,它不应继续代表劳动者的利益,正如它不应代表资产者的利益一样。你要搞“市场经济”吗?那就必须放弃你的身份幻觉,否则你的市场经济会走向混乱和失败。

    放弃身份幻觉,于是意味着允许劳动的利益有独立于政府的政治代言人,否则就会有“利润侵蚀工资”。其实,利润之所以获得了侵蚀工资的权力,无非因为资本的利益获得了远比劳动的利益更强大的政治话语权。

    政府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让劳动的利益获得独立于政府的政治话语权。例如,通过“党政分离”——假如我们的党坚持要代表劳动的利益的话,或通过“自由工会”——假如我们的党愿意适应它已经改变了的身份,或通过允许民主党派有与执政党相互竞争的政治权利——假如这是更符合中国社会及文化传统的未来发展方向的。

    总之,问题发生了,而且问题必须解决。

  • 林毅夫:准备金率提高不利启动内需

    2007年12月24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本报记者 薛黎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22日在“21世纪经济年会”上表示,在目前高投资、高出口、高消费以及较高物价涨幅的经济形势下,宏观调控应以数量和行政手段更有效,有关部门应更大胆的提高利率,抑制高通胀风险。

      提高准备金率不可取

      “目前,中国货币政策已由稳健改为‘从紧’,这是很及时的。”林毅夫说,之所以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因为2003年延续至今的“高增长、低通 胀”形势已发生变化,前几年我国出现的产能过剩已被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的高增长逐渐消除,通货膨胀率随之正在上升。

      “1997年至2002年我国经济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以及通货紧缩,因而利率政策的调控作用有限。”林毅夫说,2003年至今我国产能过剩情况逐渐消除,在“三高”的情况下,调控应以利率更为有效。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其负面作用要大于正面作用,因为它主要挤压的是中小企业贷款,不利于解决就业、收入分配、启动内需。”林毅夫称,提高利率 则更有利,可以减少投资和消费,使得通胀压力缓解,也能减少资产泡沫,逐步让储蓄利率为正,否则就等于政府直接把资金赶到股市、房市。

      中美利差不足以吸引热钱

      受次贷危机影响,美联储已持续出台减息政策,而今年以来央行连续6次加息,不少人士担心这一货币利差会吸引更多热钱进场,助推中国资本市场的泡沫。对此,林毅夫认为不必过于担忧。

      “热钱流入的目标可能有3个:货币升值,赚中美的利率差,在国内资本市场获利。”林毅夫称,由于中国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外来投机者的交易费用很高,中美利差不足以吸引热钱。同时,提高利率本身对资产泡沫有抑制作用。

      对于颇受关注的汇率问题,林毅夫称,只要人民币继续执行主动、可控、渐进的汇率调整办法,每年根据美元的强弱将调整范围控制在3%—5%之间浮动,即属正常状态。

  • 丁学良:让更多人享受经济增长成果

        丁学良:让更多人享受经济增长成果

     

        要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必须在中国建立起失业、医疗、教育、养老的最低保障机制。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连续27年的高增长,这是人类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大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这样持续的增长。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却是,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收入格局极不合理,那些创造增长的人没有能够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近日,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香港学者丁学良。

     
      缺少劳工最低保障线


      《中华工商时报》: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创造经济增长的人不仅没有享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自身的利益受到严重剥夺”这一问题。
      丁学良:从国际方面看,冷战结束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外还有前苏联、中欧、越南以及原来不属于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开始逐步地开放,这使得差不多有15亿劳工进入到世界劳工市场,而在这之前,这15亿劳工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系之下的。
      这15亿劳工进入到世界劳工市场造成了劳资之间力量对比不利于劳工。因为这15亿劳工绝大部分都很贫穷,当他们进入全球化的劳工市场时,并没有带什么资本,他们带来的只是自己的劳动能力,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之下,如果说劳工数量非常充沛,就会大大降低劳工和资方在一起谈判的能力,这是全球现象。
      所以,全球化对每一个国家的劳工造成的压力都是很显著的。譬如说德国,二战后,德国本来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劳工保护制度,什么最低工资啊、每周最长工作时间啊等等。好多年前,德国公司一天到晚抱怨的就是德国公司在全世界的成本可能是最高的,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套很完善的体制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但随着中国、印度、越南还有中欧的劳工进入到全球的劳工市场,德国劳工和德国资方谈判的能力也受到削弱。譬如说2005年,德国资方和劳工方代表谈判的时候,劳工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德国资方说,你们再要求加工资我们就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工会不得不降低自己的要求。
      《中华工商时报》:看来劳工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是一个全球现象,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这个问题没有自己的特殊性?
      丁学良:不是。除了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状况外,中国的很多群体没有从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得自己应有份额,还是由中国一些特殊情况所决定的。在西方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国家,为了使低收入者的生活素质和品质不至于太低,它们有几个所谓的最低保障,即:低收入者生病期间的医疗保障,从而不至于使劳工因为没有钱把小病拖成大病;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保障,如果低收入家庭因为收入低影响到孩子上学,这意味着贫困会在这个家庭中被一代代重复;低收入者退休后的养老保障;等等。
      在世界上所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这些最低保障线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所以,在非常发达的国家里,虽然也有穷人和富人,但是因为有了这些最低保障线制度,这些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口不会沦落到他们社会的贫困线以下。


      必须建立基本利益代表机制


      《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的低收入者在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发展付出血汗的同时,所得到的好处又是相对最少,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丁学良:在西方发达国家,上面所说的那些最低保障制度的建立并不是靠一、两个在做,虽然也有一些慈善机构在这做这些事情,但这种制度要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全部建立起来的话,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利益代表机制。譬如说工人有自己的工会,农民有自己的农会,低收入者通过基层选举和中层选举,使自己选出来的代表能够把他们的利益及时反馈到政府,从而成为对政府政策修正和改善的力量。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可能只是在极少数局部地方有这种比较脆弱的代表自己利益的机制和渠道。没有这样的机制和渠道,怎么能使那些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和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的声音,能够及时地而不是拖的太久的、付出太大的代价的变成政府政策的改良呢?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讲,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基本的一点,是你这个社会要建立起良好的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渠道。这个渠道的钱从哪里来?这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在发达国家,要想给最低保障机制以制度性的保障的话,政府要靠纳税人的钱建立起良好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制度。这里所说的纳税人即包括公司所得税也包括公司的营业所得税。在中国,因为在传统的指令经济中,纳税的主体是公司、工厂和企业,在过去的20多年里,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有一部分人变得非常富有了,但这些人不怎么纳税或纳的税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能够有钱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的个人建立起一次扶助和二次扶助的体系呢?

  • (2007.12.25)中国的通货膨胀

    报载:与去年十一月相比,中国今年十一月的物价指数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九,是一九九六以来最高的。曾经说过,因为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今天的通胀其实高于公布的。这里不管国际币值上升的关系与含意,只管这百分之六点九的性质与因由。

    曾经说过,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胀率是不应该接受的。分类再看,农产品占指数统计的三分之一,上升了百分之十八点二;非农产品占三分之二,上升了百分之一点四。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是上升了,上升得快,基本是好现象。这些年农民转到工商业去的甚众,上述的相对价格转变理所当然,而如果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升,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改进,贫富悬殊的不幸会继续。不要相信西方的什么专家或机构的胡说八道:说中国的基尼指数正在危险地上升——贫富加大分化。农产品相对非农产品的价格这几年上升得大有看头,证明着在相对上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分化不断地收窄。

    物价的整体一年上升了百分之六点九,不应该接受,但也不近于灾难性。要通胀率为零,农产品上升了百分之十八,非农产品要下降百分之九。这不容易。如果容许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三,可取的,非农产品要下降百分之四点五,也不太容易。但如果容许物价整体上升百分之五,强可接受的,非农产品之价只要下降百分之一点五,应该不难。当然,这是容许农产品之价上升百分之十八。如果通胀率下降,农产品之价是不会升那么多的。乐观一点地看,我们不求农产品之价继续急升,但求上述的相对价格能继续相近的转变率,而国民整体的收入增长继续徘徊于百分之十左右,那么太平盛世指日可待矣。

    中国目前的百分之六点九的通胀率不应该接受,北京当局是要做点工作的。但目前的五次加息,十次调高银行的准备金率(Reserve Ratio),约束提款及借贷,压制投资及消费等,不是对症下药,或药种太多,也显得有点手忙脚乱了。今天的情况与朱镕基一九九三年七月接掌人民银行时的情况不同。当时的通胀困境,起于我称为「权力借贷」的无可救药,朱老推出他的直接压制借贷与消费的「宏观调控」,当时我不同意,但这个大教授也真可怜,要几番公开认错。今天可不是当年,权力借贷再不是大问题,朱老的「宏调」手法用不着也。

    今天要怎样处理才对呢?为此我托一位同学找到一些我认为是关键性的数据,知道问题的所在,不难处理。不一定对:货币政策这回事,没有谁有胆赌身家。然而,找到的论据可靠性甚高。

    是同学提供的货币发行量数字,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找到的。这是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currency issued),不是钞票在银行之外的流通量(currency in circulation),虽然二者的变动对物价指数的影响差不多。这里要提出两个可靠的理论与实践的重点。第一点是我的一位师兄(A. Meltzer)于一九六三提出的:要约束通胀,最可靠的方法是约束银根(monetary base)。第二点是十多年前与佛利民研讨后得到的结论:中国的「银根」基本上只有一种——钞票的发行量。这样看,调控通胀中国应该比西方容易。另一方面,钞票的流通量只是「银根」的一部分,而在中国来说,M0M1M2等数字对稳定物价都不是那么重要。

    让我们看看人民币钞票的发行量的每年增长率吧。不算一月份,因为有农历春节的左右,而今年的数据只到八月份。按每年的月均升幅算,与上一年相比,钞票发行量的升幅如下:○一年上升百分之七点一;○二上升九点六二;○三上升十一点九三;○四上升十一点五七;○五上升十点一三;○六上升十二点零五;○七上升十六点九九。

    如上可见,自二○○三年起人民币的钞票发行量是加速了,不坏,但○七年跳升至近百分之十七的增长率是太高了。比较可靠的货币理论说,以钞票的发行量作为银根,其增长率应该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相等。如果国民收入的增长年率为百分之十,钞票发行的增长率也是百分之十,那么赌钱下注,应该买通胀率近于零。国民收入升百分之十,钞票发行升百分之十二,赌通胀百分之二最上算。目今国民收入的增长年率约百分之十强,钞票发行增十六点九九,赌通胀百分之六点九,命中,是巧合,但赌注是应该这样下的。

    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钞票发行量的变动与物价的变动,时间上比西方来得快,快相当多。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讨过这个现象,他提出的我不大满意的解释,是经过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对物价的变动很敏感。既然我自己没有解释,算他对吧。

    依照上述,处理中国目前的通胀,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钞票的发行量减少百分之五左右,那是从约三万亿(八月份)减至二万八千五百亿,即是把一千五百亿的钞票收回来。这二万八千五百亿是高于去年的月均数量百分之十强,收回那一千五佰亿不应该有不可以接受的震动。稳守这二万八千五百亿约六个月,然后按每年升幅百分之十与十二之间增加钞票的发行。至于将至的农历新春怎样处理,则要靠央行的专家经验从事了。

    钞票的发行量升得过多,中国市场的通胀反应快;减少发行量,通胀的纾缓会是同样快吗?很难说,但朱老从九三至九七的经验,是通胀率下降快得很。那是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下降至零至严重的通缩,今天要纾缓通胀,比起来是小儿科,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不会有大影响的。

    要怎样收回约一千五百亿的钞票发行量呢?方法不一,央行的专家比我知得多。一个新奇的建议,是由央行发售钞票债券,指明通过银行用钞票才能购买。另一方面,央行其实可以不收回钞票,只是稳守三万亿的钞票发行,守一年,才按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选这后者,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胀率大约会延长九个月,而不幸的是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有机会变得较为顽固。预期这回事,怎样形成,如何更改,只有天晓得,经济学者看错过无数次。

    上文分析的,是按目前中国还有汇管的情况下笔。如果中国解除所有外汇管制(应该这样),让人民币周游列国,打天下,钞票发行量的数字要怎样看是另一番天地了。为此我曾建议人民币与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挂钩,也即是下一个没有任何外币在其中的锚。这又是另一番天地。

    是复杂的世界。圣诞在即,上帝啊,给炎黄子孙多点智慧吧!

  • 什么是“精英意识”

    什么是“精英意识”
    在中国转型期社会里,精英的内在品质不仅被弱化,甚至比平均品质还要低劣。
    汪丁丁

    在西方思想传统里,有几位特别不容易被西方人理解的思想者。赫拉克利特是其中的一位,被马克思称为“爱菲斯的晦涩哲人”。怀特海是又一位,据贺麟先生回忆,在哈佛大学,怀特海的演说是以“听了不懂”著名的。

    晚年怀特海的一系列演说,被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名为《思维方式》。时隔近70年,2004年,这小册子有了中译本。在它的前三章里,尽量不使用任何需要进一步界定的语词,怀特海阐述了这样一项本质地不同于西方思维方式的陈述:在“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

    这里显然需要解释什么是“重要的”。带着他一贯的数学表达的特征,怀特海的解释是:当你感受到非表达不可的冲动时,你感受到的,通常是重要的。换句话说,被感受到的重要性,通常伴随着渴望表达的激情。当代的认知科学和脑科学,就我的阅读而言,可为这一解释部分地提供支持。例如,Ben-Ze’ve在2000年出版的情感研究专著《情感的微妙性》中总结说:任何“私人性显著事件”的体验必定伴随着强烈的情感。

    于是,我们自然要询问:那些伴随着激情的重要性的感受,是与私人事务有关呢?还是与公共事务有关?抑或同时是私人的和公共的?

    在大约4年的时间里,我反复讲解过“精英意识”概念,试图让我的听众明白这一概念与“精英”之间的本质差异。简单而言,精英是外在的“身份”,精英意识则是内在的“品质”。身份的基础可以是任何一类外在于心灵但受到社会成员普遍尊重的社会学特征——财富、权势、名望。这些社会学特征之所以普遍受到尊重,是因为在稳态社会里,它们统计性地或多或少反映了普遍受到尊重的内在品质。然而,外在身份与内在品质之间的这一显著关系在非稳态社会里往往失效。中国转型期社会恰好就是这样的非稳态社会,在这里,精英的内在品质不仅被弱化,甚至比平均品质还要低劣。

    下列两特征的合取式界定了我要解释的“精英意识”的内涵:⑴对重要性的感受能力,也就是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问题的敏感性;⑵在足够广泛的公共领域揭示出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时必须具备的表达能力和道德勇气。

    上列第一项特征意味着,首先,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必须与公共利益相关而不是仅仅与私人利益相关,其次,感受者必须有足够敏感的心灵,最后,这样的心灵,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重要问题上保持足够敏感性的同时,还必须有机会与重要问题相遇——所谓“历史机遇”。这一点,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比西方那些稳态社会的知识分子更幸运,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有机会与人类社会的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相遇。所以,对我们来说,问题只在于我们的心灵是否能够对公共利益保持足够的敏感性。

    上列精英意识的第二项特征意味着更复杂的事情。首先,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必须同时具有私人意义,否则就难以产生激情,从而缺乏表达这一重要性的冲动。黑格尔(《历史哲学》)描述过世界精神的那些承担者(所谓“历史的创造者”)的激情,他说,这些英雄人物一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倒下并死去。这里,激情是决定性的因素。当激情消失的时候,人就消失。

    其次,这种表达的激情必须足够强烈,从而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可在足够大的公共范围内被表达出来。因为,当范围足够广泛时,这样的表达往往需要勇气。我可以在私人晚宴的餐桌上表达我对重要政治问题的感受,这通常不需要勇气或激情。为支持广泛的公共领域内的表达所需要的勇气,称为“道德勇气”,因为它要求表达者置自身安危于不顾。

    最后,表达是一种艺术,它要求表达者掌握亚里士多德(《修辞学》)阐述过的言说的艺术。如果被说出来的重要性不能在公共领域内获得倾听,“说”的意义便消失了。可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往往不被倾听,恰如赫拉克利特描述的那样,人们遇见真相的时候却如睡着了一般视而不见。所以,表达的艺术首先要求表达者熟悉倾听者的深层心理状态和本土社会情感,其次要求表达者取得倾听者的信任,最后才要求表达者寻求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被感受到的重要性。

    我必须承认,在上述界说中,“精英意识”似乎不是一种“意识”(consciousness),因为它的两项特征都不是通常我们理解的“意识”概念所包含的。不错,可是请读者注意,我之所以要界说“精英意识”,理由在于我试图阐明“外在的精英”和“内在的精英”之间的本质差异。外在的与内在的,在“心物二元论”的视角下,分别对应于物的世界和心的世界。只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可以用“精英意识”来表达真正的精英的内心世界。

    或者,我可以这样辩解我的立场:所谓“内在精英”是一种意识,只在这一意识的引导下,只有具备精英意识的人,才可能履行精英的社会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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