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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百家

十一月 2007 - 文章

  • 为深交所“大非”减持事先披露叫好

     

    为深交所“大非”减持事先披露叫好

     

     

        如何制约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其持有股份解禁后的减持行为,一直是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的一个焦点,因为这将对我国的资本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仅仅由于我国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这种现象随着未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减持解禁股的行为对市场带来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这类股东的减持行为的规范监管是考验监管层的重要问题。

        近日,深交所对《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第16号——解除限售》(以下简称“《备忘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备忘录》要求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减持前执行预披露制度。《备忘录》中规定如果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计划减持解禁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以上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这一规定的推出将进一步完善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股权转让的监管,对这一规定的推出,笔者为之拍手叫好。

     

        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市场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股权分置改革中,为防止原非流通股在获得流通权后大量进入市场流通,从而对市场造成的冲击现象,监管层提出“锁一爬二”的规定。这一规定直接导致“大非”和“小非”在到期之后的减持问题。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2007年预计将有超过881亿股限售股可流通,市值合计达9347亿元之多,如果这部分股份大量流入市场,对市场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现在资本市场刚刚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改革的一个单向改革——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实现了送股的改革。在股改送股12个月后,控股股东(大非)可以流通5%的股权;24个月后可以流通10%;36个月之后才能真正全流通。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很多上市公司进入一年后可上市流通5%的关键时期。由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掌握着先天的信息优势,完全存在控股股东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可能。

        由于我国股市正处在持续的牛市上涨中,这些控股股东的套现行为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对这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因为1500家上市公司中大约95% 甚至98%的企业都是一股独大。一股独大的特点就是高管层由控股股东任命,控股股东和高管层在控股股东利益的维护上是一致的,这样控股股东在公司的治理上具有信息的绝对控制权,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信息优势进行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这个矛盾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并不明显,因为他们的股份不能流通,但是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变的非常突出。

        因此,国有企业在考核指标体系时,如果不对资本运作的收入和产品经营的收入做区别的话,国有上市公司可能会热衷于资本运作,高抛低吸。如果现在不对这一现象加以防范,势必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市场的普遍性为,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不利于上市公司的稳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仅是国有上市公司,很多民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全流通后也在如法炮制。

     

        事后披露无法有力约束控股股东减持行为

        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的减持都是事后披露,事后披露只是在控股股东操作完之后进行象征性地公告,所以事后披露很难限制这种高抛低吸的资本运作。很多海外回来的人认为《备忘录》中这个规定没有必要,因为国外没有这种规定,它们忽视了一点:国外的上市公司没有一股独大,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一股独大,仅靠事后披露根本无法约束控股股东高抛低吸的行为,必须出台相应的法规对中国股市特有的一股独大现象加以约束。

     

        事前披露规则应得到推广

        在股权分置改革推进到当前,“大非”、“小非”减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深交所这次能审时度势既借鉴西方规范又考虑中国一股独大的国情,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减持前执行提前披露,不仅有利于约束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将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置于投资者的监督之下;而且更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这样既维护了资本市场的稳定,同时也是落实“国九条”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表现。我们不仅提倡深交所这样做而且希望上交所也能这样做,这样既能保证股权分置改革向前推进又能针对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特点有的放矢,使我们的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2007年10月18日

  • [五常问答室第103期]中国的文学大师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棋魂 问:

     

    中国近代,现代,有多位文学大师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终究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  中国当代作家谁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  

     


    答棋魂:

     

    诺贝尔的任何奖都不是为中国人而设的——或者说,以中文动笔获该奖的机会甚微。自然科学不着重文字语言,炎黄子孙的机会较大。如果诺贝尔的和平奖是发给对人类生活的贡献,我认为邓小平在生时应该拿得。奇怪经济学诺奖不是发给对经济实践的贡献,而是给一些我往往看不出有什么实践用途的学问。论实践的经济贡献,还健在的众君子中我首选朱镕基。此见也,是离群之马,区区在下能活到今天是奇迹。

     

    文学文学,一般指文艺之学,当今之世,早就不合潮流,令人惋惜。高行健拿得诺贝尔文学奖,全靠翻译翻得好。有谁会是那样幸运呢?李碧华的某名著,好的,好些年前有了英译文稿,拿来给我看,请我代为修改。我一看就赞不绝口,说自己译不到那个水平,不用修了。如果碧华有几本那个水平的小说,译得有同样的水平,问鼎诺奖是有机会的。已故的张爱玲自己懂英文,很懂的,但水平跟她的中文差很远。

     

    健在的中国文艺写手我一般不熟,翻阅过一些,好的有相当水平,但翻译怎么办呢?个人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值得拿文学诺奖的,翻过几页老查似乎认为可以的英译,认为不成,不是英语水平不足,而是译不出原文的味道——应该不可能吧。

     

    丘吉尔当年写《二战》,是巨著,获文学诺奖,值得的。这类有关政治及国际话题的「文学」,在中国目前的言论约束下恐怕写不出大成。昔日英国的罗素,以论事散文获文学诺奖,也值得。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个人认为,如果我以中文写罗素那类散文,有信心写到他的水平,但以英文下笔就不成。这可不是因为我的英语水平不足(文字上,我二语的水平差不多),而是文化传统有别,我写不出他的西方文化的感受。

     

    总的来说,「东是东、西是西」这句话,多多少少有点道理。诺贝尔奖是西方的,自然科学不需要讲孰东孰西的感受,但文学要讲,且翻译不易,是以为难。

     

     

    本博客管理员公告:

     

    访客想通过“五常问答室”的栏目向张教授提问的,请在下面留言。提问者应注明自己所属的地区、名字请提问者注意问题的简洁清晰。张教授只会有选择地回答部分有价值的题目。管理员有权对问题作适当的修改。
  • 樊纲:人民币升值将坚持渐进式原则

    2007年11月29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本报记者 邹靓

      昨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在上海表示,人民币保持渐进式升值,能够避免对经济实体产生过大冲击,“熨平波动”的同时也防止过热。

      截至昨日,人民币今年已累计升值5.65%,且仍处在加速升值的趋势当中。对于人民币是否应该一次性大幅升值的问题,樊纲认为,汇率调整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的调整,需要有一个长期的看法,“加速升值可能有一些好处,但是短痛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表示,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执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美元处于不断的贬值趋势中“看不到头”。

      樊纲说,“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引发大量投机活动,这是我们现在的货币体系很难应对的事情。两种政策都有成本,但是渐进式的升值可以避免过热的东西,也可把波动熨平,
    汇率制度只是制度改革的一个方面,要维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发展目标,还需要多方位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

      对此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表示赞同。他认为,汇率改革过程中国家的主动性、可控性不能丢,并且主张
    人民币升值幅度应该控制在10%以内,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则可适度拉大。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提出了“长痛不如短痛”的观点。他认为,升值速度过慢将拉长升值周期,在这期间将有大量热钱流入。而快速升值虽然在某一个实点热钱集中,但从累计效果来看热钱总量更小。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专家表示,目前中国的实际汇率升值速度已远远快于名义汇率。哈继铭分析,中国相对美国今年升值超过5%,同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比中国低接近3个百分点,“加上这个因素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已经升值8%-9%,预计明年会在10%”。美林证券亚太区经济学家陆挺同时预测,明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达到6.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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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元还要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

    对于手头持有美元的市民,最关心的莫过于该怎样对待这只烫手山芋;对于还在股市沉沉浮浮的股民而言,场内是否有大量的资金助推大盘足令其牵肠挂肚……昨天下午,经济学家樊纲先生刚下飞机就驱车赶往北京的“中国成长百强企业论坛”,发表了简短的演讲。演讲结束后,晨报记者一路紧跟采访了步履匆匆的樊纲。

      樊纲不看好美元

      当记者问到美元不断贬值,老百姓是不是该处理掉手中的美元时,樊纲没有表示赞同,但他对美元显然并不看好。

      他认为,美元的贬值是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个重大不稳定根源。中国、欧洲的货币问题以及其他各国出现货币问题,都是因为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过于宽松,美元发行过多所致。由于美元发行过多,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必然不断贬值。

      在人民币上,樊纲表示,次级按揭抵押贷款危机、美元贬值和美联储降息等外部问题将加大
    人民币升值压力。

      要注意资产泡沫

      那么,人民币承受升值压力下,防止资产、股市泡沫的任务也更加艰巨。
    中国经济正处于资产增长的过程,“泡沫”是如何一步步出现的呢?樊纲精练地演绎了这个过程:“投资多、储蓄多、外贸收入多,就使得
    外汇储备多,这导致了流动过多,从而造成资产市场泡沫增多,最后经济容易转向过热”。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要特别注意防止资产泡沫。”他认为,中国要在银行资金和股市资金、住房市场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等方面建立防火墙,防范从结构性通货膨胀演变为全面的总量的通货膨胀,要防范经济发展从偏快走向过热。

      当务之急是财税体制改革

      樊纲颇为尖锐地指出,当前急需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如“物业税”“财产税”。

      他表示,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正保持高位平稳运行,但结构性失衡已经显现。首先,储蓄和消费结构极不合理。目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在下降,而企业、政府的比重在上升,这是导致国内储蓄不断增加、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而企业未分配利润的增加,是解释5年之内储蓄率突然从40%增长到50%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企业按说不应该有这么多留利,国企不分红和资源价格猛涨,资源企业的盈利变成了企业留利,大量的盈利变成了储蓄,这些都是财税制度方面的问题。其次,外贸顺差过大,并持续走高,2006年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达8%,2007年可能达10%。最后,外资过多进入炒作中国经济,很多资金都是以资本的形式进来,也加重了内外失衡。樊纲认为,要改变这一现象就要从经济体制本身下手,对现行的财税制度进行改革。

      作者:李幂/来源:南京晨报
  • 樊纲:当前我国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五多

    007年11月27日全景网络-证券时报

      证券时报记者 张 达

      本报讯经济学家樊纲昨日在“2007第十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上表示,当前宏观经济调控取得了重大成果,当务之急是要抓住经济稳定增长的大好时机,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同时加大改革力度,实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他认为,明年经济将继续相对高增长,且对今后两三年的经济增长保持乐观。

      樊纲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五多”,即储蓄过多、外贸顺差过多、外资过多、外汇储备过多、流动性过多。这就使经济容易走向过热,产生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他认为,现在没有出现泡沫是因为有宏观调控政策在运作。近一年来,我国政府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9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利率,发放大量央行票据,最近又提高了央票的利率,基本实现了货币供给的稳定。

      樊纲认为,当前宏观经济调控取得了重大成果,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现在货币增长可能达到30%—40%。而采取了这么多措施也有18%的货币增长,不能说明政策不见效,而说明问题太大、太严重。因此,政府还在加大力度控制贷款,用各种手段控制货币增长,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出现的可能性。

      对于明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樊纲表示非常乐观。他认为,明年的经济将继续保持相对高增长,因为使今年经济高增长的各种因素明年将继续存在,而且最近一系列的调控措施使股市、楼市相对稳定。

      谈到美国经济放缓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樊纲认为,美国经济增长放缓1%,中国的出口增长可能下降3%—5%,但是出口下降几个百分点也不是坏事,也许有利于恢复经济平衡。他表示,中国的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过去下降,更多的依赖于亚洲(东亚、东南亚)、欧洲。因此,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只要亚洲经济仍保持较好增长,对中国出口影响不会很大。

  • (2007.11.27)人民币的困境(之四)

    不久前在报章上读到周小川先生在十七大的言论,有云:「中国当前货币政策仍要坚持多目标,并强调促进经济发展……。他大称,中央银行首先要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保持币值稳定,其次在宏观调控和制定货币政策时要考虑促进就业……。」

     

    上述的观点无疑是西方某传统的货币政策观。可以办得到吗?地球历史没有成功过。今天欧元币值稳定,主要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多目标」。可不是吗?欧元成立以还,德国与法国的失业率毫无改进,其它的欧盟国家有失业率低很多的。欧盟之邦有不同的经济困境,是佛利民当年认为欧元行不通的原因,而今天欧元成功,是因为主事者只求币值稳定,不管其它。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在实践上没有成功过。原则上行得通吗?理论说很困难,困难重重也:一石多鸟要碰巧。国家大事,岂同儿戏哉?

     

    虽然不是我的研究专业,但自六十年代初期起我跟进货币,有名师指导,同学了得,而后来认识佛利民、夏理·庄逊、蒙代尔等货币大师,要不跟进也艰难。记忆所及,佛老当年认为没有一个联邦储备局的主席是及格的。后来到了格林斯潘,佛老认为最好。格老的政绩如何呢?处事临危不乱,国会应对一流。然而,他在任的二十年间,美国的利息率轮上轮落凡八次之多。我早就说过,利息率辘来辘去,辘上辘落,早晚会有投资者或借贷者被辘瓜。言犹在耳,次按风暴就出现了。

     

    费沙的利息理论说得清楚:投资的回报率应该与市场的利息率相等。很显然,投资的回报率不可能像格老任内的利息率那样辘上辘落。换言之,格老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违反了经济原则。佛利民当年是反对以利息率调控经济的,但以币量调控,困难重重,格老转用利率也就无话可说。可惜佛老去年谢世,否则见到今天的次按风暴,足以仰天大笑矣!中国的央行最近加息五次,也是以利率调控,拜格老为师,放弃了比格老高明的朱镕基传统。不敢说朱老比格老聪明,而是美国的「无锚」(fiat money)货币制度有不容易解决的困难。佩服蒙代尔,他四十年前就这样说。

     

    西方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起于史密斯之前,其后参与的天才辈出,实证研究的大好文章数之不尽,可谓精英尽出矣。然而,理论归理论,实践归实践。实践上,该理论有一个无可救药的要点:我们不知道方程式内的货币量究竟是些什么!是M1?是M2?是M3?还有其它吗?

     

    我肯定币量理论有严重的失误,始于一九九五。该年我的一位师兄A. Meltzer访港,我带他到雅谷进午餐。在货币研究上,这位师兄非同小可。他是K. Brunner的学生,与老师拍档研究货币得享大名。单以调控银根(base money)来调控币量的主张,是这位师兄一九六三首先提出的。这个「银根」法门后来被西方的国家普遍采用,是以利率调控之前的事了。可以说,从货币理论实证研究的角度衡量,这位师兄的成就不在佛利民之下。

     

    在那次雅谷午餐中,师兄向我提出一个困扰着他的问题:美元的币量急速上升了好几年,但美国见不到有通胀复苏!他说想不通,唯一的解释是当时美元在国际上强劲。分手后我再想,得到的解释是:一九九一波斯湾之战后,苏联解体,国际上要持美元者急升,而外间多持美元是不会导致美国本土的通胀上升的。三年前,佛利民直言他对自己多年来的币量观有怀疑,那是大师的风范了!

     

    于今回顾,我历来敬仰而又拜服的佛利民,币量之说外,其货币观还有两处失误。其一是他对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解释,是货币的顶级研究,详尽得前无古人,但轻视了当时的美国工会林立,福利大行其道,最低工资半点也不低。这些加起来约束了劳工合约的选择,而重要的件工合约当时在美国是被判为非法的。我绝不怀疑佛老说的,当年美国的联邦储备局做错了,失误频频,币量应加不加,或应加反减,也不怀疑在合约选择自由不足的情况下,大幅增加货币量,搞起一点通胀,对当时的大萧条有助。然而,朱镕基的中国经验却令人大开眼界。神州大地一九九三的通胀率越百分之二十,一九九七下降至零,跟着有负三强的通缩,如果算进当时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急速提升,通缩率达两位数字应无疑问。楼房之价是下降了三分之二的。就是在这样的极为「不景」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保八,而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长三角的经济就是在那时颷升,只八年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重要的经验,明显地否决了佛老的单以货币理论解释大萧条的分析。

     

    佛老的另一项失误,是他认为金本位制度放弃了之后,一个大国不容易甚至不可以用实物为货币之锚。昔日以金或银为锚的本位制,导致西方太平盛世很长的时日,今天还有不少经济学者向往。可惜此制也,金或银本身的价格波动会导致其它物价的波动,而这本位制的瓦解,起于经济增长或行军打仗,金或银的供应量不足。

     

    没有谁不同意有实物为本位的货币制度最可取,只是找不到可取的实物。是朱镕基在九十年代处理货币的方法使我霍然而悟,站了起来:以实物为货币之锚,市场要有实物存在,但政府不需要提供实物,而市民是不需要储存有关的实物的。解释是后话。

     

    这里要向周小川先生澄清一下。多目标的货币制度虽然老生常谈,但历史的经验没有成功过。货币的基本用途是作为计算单位(unit of account),亦即是协助市场交易的单位了。凯恩斯是这样看的。作为计算单位,货币的主要目标是稳定物价,而如果只针对这单一目标处理,成功不难。这应该是中央银行要集中的唯一职责。经济的其它方面应该是央行之外的责任。不要羡慕美国联邦储备的主事者基本上是管到经济的各方面去。看似大权在手,其实手忙脚乱!是那个无锚的fiat money制度使然。货币无锚,以币量调控物价难于登天,顾此失彼,于是不能不管到多方面的目标去。

     

    君不见,西方常说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开放改革后的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是说经济没有波动,而是没有周期性。货币制度不同,市场合约选择的自由度不同,所以有别。个人认为:朱老搞出来的中国货币制度是好的。非常好,要不然中国不会有今天。我同意蒙代尔为此而提出的格言:还没有破坏,不要修理它。

     

    (之四)

     

     

    相关文章:

    《人民币的困境(之三)》

    《人民币的困境(之五)》

  • 祝贺与期待——在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祝贺与期待
      ——2007年7月7日在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亲爱的同学们:

      在你们圆满完成了在北大的学业,即将开始人生新的旅程的时候,能够以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身份在这里对你们及你们的家人表示祝贺,是我莫大的荣幸。

      此时此刻,除了祝贺你们,我还要表达对你们诚挚的谢意和期待。

      我要感谢你们,因为正是你们以及像你们一样的一批批学生的成长,才证明了北大的价值所在,光华的价值所在;才使得我本人有了这样一个神圣的就业机会,使得我的工作乐趣无穷,生活的更有意义。

      同学们,你们将奔赴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工作、学习岗位。我相信,或迟或早,我一定能够见到你们所在单位的上级,你们的同事,或者你们的下级。我期待着,从他们不同的嘴里,说出同样的话:北大的学生是最棒的,光华的学生是最棒的。

      我希望,你们不仅有远大的抱负,而且脚踏实地,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伟大的事业。

      我希望,对于你们每个人来讲,“北大人”、“光华人”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对你们所在家庭的责任,对你们工作的机构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你们必须时时刻刻以精英标准要求自己,做个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同学们,人生的道路很漫长,既铺满了鲜花,也遍布了荆棘。我希望,你们既能够经受住各种物质和名誉的诱惑,又能够经受住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请你们记住我大学同班同学冯仑先生讲过一句话:“伟大是熬出来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每一个北大人,每一个光华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大家荣辱与共,每一个光华人有责任帮助其他光华人。

      同学们,你们手里的文凭,究竟价值几何,不仅取决于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自己的成就,而且取决于光华未来的发展,未来光华人的成长。我希望,不论你们离母校多远,毕业多久,都能够抽出时间回来看看,永远关心着光华的发展,为母校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也要借此机会表达我个人对你们每一个人对我本人的关心和支持。我从1994年来到北京大学,工作已经十三年,1997年来到光华管理学院,工作已经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尽自己的努力,为北大的发展,为光华的发展做了一些事情。但我也体会到,在中国,做任何一件事,尤其要做与众不同的事,做对社会进步有价值的事,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经受了很多的褒贬。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作为你们的院长,我一直坚持:做人坦坦荡荡,做学问认认真真,作院长兢兢业业。(掌声)谢谢大家。

      同学们,依赖于北大的品牌,在厉以宁老院长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光华管理学院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商学院,我们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我们必须承认,与哈佛、沃顿、凯洛格这些世界顶级的商学院相比,我们还有很多的差距;在迈向世界一流商学院的道路上,我们仍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重大的挑战,任重而道远。

      作为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我深感责任重大。我的任务,就是带领大家克服这些困难,迎接这些挑战,以最快的速度实现我们的目标,把光华管理学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自去年9月正式担任院长职务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为学院的发展操心,甚至在做梦中考虑的也是学院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以及我们所有的校友,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在看着我,如果不能在我手里把光华管理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我就愧对了大家的期望和重托,无颜面对大家。

      同学们,你们就要毕业了。但是,光华管理学院对你们的责任并没有中断。以后,学院将组织各种各样的校友返校学习活动,要让光华管理学院成为你们永久的精神家园和知识源泉。

      我向你们承诺:光华的未来更美好。

      谢谢大家!

      张维迎

  • 张维迎: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


    张维迎:正确理解企业社会责任

    张维迎
    经济观察报 2007年8月20日 星期一

    过去一年多来,企业社会责任的话题非常热门,不论学界、商界、政界都喜欢谈这个话题。如果你上百度网站搜索“社会责任”这个词,有750万条网页信息;再搜索“企业社会责任”,结果有483万条。

    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是反映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的评选标准每年都有变化。2002年强调 “创造力、挑战性和影响力”;2003年是“影响力、前瞻性和创造力”;2004年是“创新、责任、健康”;2005年,是“创新、责任、影响力、推动力”;2006年特别把“责任”提到第一位。其他媒体也是如此,2006年 《英才》杂志和《北京青年报》等十家媒体评选“中国管理100人”,社会责任也是第一体系指标。

    不仅在中国,国际上也是如此,几乎任何与企业有关的会议都在谈社会责任。不久前我去美国,参加思科公司一个讨论领导力的会议,它也有一个单元专门谈社会责任。

    虽然人人都在谈 “企业社会责任”,但企业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理解不同。在过去,人们谈论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捐款扶贫、办希望学校等等,后来又加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内容。近年来,还有一种观点,强调企业责任的多重性,包括企业对股东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对客户的责任,对供应商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等。这是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概念,英文叫Stakeholder,中文叫利益相关者。传统上,人们强调企业是股东所有的,企业是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存在的一个机构,而Stakeholder的概念认为,企业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

    人们为什么热衷于谈论社会责任?

    如果你去参加一些经济论坛,你会看到,每个企业家坐在台上都会侃侃而谈,第一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第二强调他的企业承担了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出现这种场面的原因,可以理解为他在塑造公司形象。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在消费者和客户当中,它会受到更多的尊重与认同,提高企业竞争力。这对股东也有好处。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正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同时,在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潮流,有相当一批机构正在致力于推动这个运动。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舆论中,你说什么话,往往不取决于你喜欢什么,而是别人喜欢什么。这一点对企业家尤其重要,因为企业不能不迎合消费者。所以,在舆论压力下,企业家可能会说一些他自己也不一定相信的话。

    坦率地讲,要澄清这个概念很难。但是,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舆论潮流下,大家赶时髦地把社会责任挂在嘴上,使我有一些担心。我觉得,很多人在谈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说教和煽情的成分很多,理性分析很少,这会产生一些误导。这种误导可能使我们的商业环境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所以我想花点时间对这个问题作一些澄清。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困惑与悖论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如同利益相关者概念一样,并不能真正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以想象,在逻辑上,一个职业经理人要逃避责任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就是宣布对所有人都负责任。这样其实他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如果企业亏损了,他可以说,这是为了照顾消费者的利益;反过来,商品提价的时候,他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不光对客户负责,还要考虑股东的利益。当然,裁员的时候,他也有道理,因为他要照顾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这样的概念下,“对所有人负责”其实是对任何人都不负责。

    另一方面,一个组织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需要一个相对单一的目标。如果企业要兼顾多个目标,经常没有办法决策。比如,一个公司亏损太严重,从股东的角度看它应该关闭,但是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就没法关闭,因为关闭就要解雇一大批人。再假设,一个企业,现在有几千名工人,欠政府几百万的税。如果它按法律缴税的话,企业就破产了,几千工人就失业了。但是它不缴税的话,这个企业可以做下去,工人还继续有工作。这时候,谁能告诉我们,从社会责任的角度讲,企业应该缴税,还是不缴税?

    我们甚至可以问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假如有一个企业,很照顾消费者,免费给社会提供产品,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拿石油公司来说,如果它免费给人们提供油料,会出现什么结果?结果会导致石油过度消费,汽车增多,到处塞车,环境严重污染,石油资源很快枯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从社会责任的概念出发,向消费者免费提供产品,实际的结果并不好。它可能是在破坏这个社会,而不是承担社会责任。

    以上这些问题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含义并不那么简单,它有很多困惑和悖论,有待我们澄清。

    关于企业的目标,有一些常见的说法。比如,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管理学家告诉我们,企业要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社会舆论呼吁,企业最重要的是要讲社会责任。这三者之间有没有矛盾?有人认为是矛盾的,例如,经常有人说:一个企业不能只追求利润,而且还要讲社会责任。这种说法隐含的意思是,利润本身是反社会责任的,或者它不是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

    但下面我想强调:一方面,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及承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利润,是社会考核企业,或者说考核企业家是否真正尽到责任的最重要指标。没有这个指标,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企业行为是损害还是帮助了社会。另一方面,在一个制度缺陷比较严重的社会中,利润可能不是考核企业行为的最佳指标。这时候我们应该想办法,使这个制度变得好,使利润能够真正反映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抛开对社会制度的变革,用说教的方式解决这个矛盾。

    从利润、收入、成本说起

    所谓利润,有商业常识的人都知道,就是企业的销售收入减去成本。这说起来简单,实践中可能比较复杂。熟悉企业管理的人知道,所谓的成本、收入,会计中可以有很多操纵。有些企业本来亏损,会计上可以做盈利;有些企业盈利,会计上也可以做成亏损。这里假设这些操纵都不存在,然后来分析收入、成本和利润的内在关系。

    我们先看,收入是什么?收入是企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我强调“一部分”,是因为在自愿交易的市场上,一个企业能得到的收入,绝对不可能超过他对消费者创造的价值,除非这个企业坑蒙拐骗。即使是一个垄断企业,你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是100,你自己可能拿其中99,但你不可能拿101。一般而言,竞争越激烈,企业相对消费者能够拿走的份额越少,留给消费者的剩余越多。

    需要提醒的是,在保护个人产权的制度下,每个人都不能强买强卖,但是有一个机构可以强买强卖——那就是政府。因为政府的收入是通过税收获得的。理论上,政府存在的价值也是向民众提供服务。但政府跟企业不同的是:企业要取得收入,必须满足消费者的某种意愿;而不受民众约束的政府,不管你同不同意,都可以征税,都能得到收入。

    这就是说,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市场,竞争的或非竞争的,企业获得的收入,绝对不可能超过它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这一点很重要。企业经营者应该明白,你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越大,你可能分享的份额越大。当然,具体份额是多少,取决于你的定价策略、谈判能力等。但无论如何,你不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就别想拿到收入。

    再看,成本是什么?对企业来讲,直观地看,它在经营中进货、买材料、雇人,花了很多钱,这就是成本。你雇一个人要花5000块钱,这就是成本。为什么你雇一个人要花5000块钱?因为这个人有市场价码。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无论人员、材料、资源,都有自己的价格。这种价格就是企业使用它们的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就是说,如果你不用它,其他人用它,能创造的最大价值是多少。好比一个人,社会上有其他企业雇他,他能创造不低于5000元的价值。如果在你的企业里他不能创造超过5000元的价值,你就不能用他;或者说,你就用不起他,如果你用他,就是在浪费社会资源,同时你也会亏本。

    理解了上面的意思,我们再看,利润是什么?利润实际上是一个尺度,它度量企业为消费者创造的价值,高出你使用这种资源的社会成本多少。如果消费者愿意支付给你的价格,低于你使用这种资源的社会成本,你就亏损了。这时候你如何实现你的社会责任?反过来,同样的资源在我的使用下,创造的价值比任何人都大。这意味着我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利润本身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

    我们假定,在同样的市场上,使用同样的资源,一个企业创造了1000万元的利润,另一个企业有200万元利润。现在第二个企业把200万主动捐出来了,从事公益事业了。你告诉我,这两个企业谁更尽到了社会责任?是第二个企业吗?显然不是。

    同样的资源,在同样的市场上,为什么创造的价值不同?这就是下面要谈的问题:利润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利润?

    利润来自何处

    1927年,美国经济学家教授奈特写了一本书,书名为《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利润来自不确定性。这个观点指出,如果市场是确定的,你能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的所有收入,都将化为社会的机会成本。此时,你的产品价格等于成本之和,没有利润可言。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下面举例来说明:

    设想有一块土地,每个人都知道,这块土地无论盖商场,或者建住宅,刨除原材料、人工成本之后,创造的价值是1个亿。如果你想使用这块地,必须出价多少?答案是1个亿。因为如果你出价9000万,有人马上愿意付9100万,第三个人愿意付9200万……如此竞争,最后这块地的价格肯定是1个亿。它创造的价值也是1个亿,所以实际上没有利润。但在现实中,人们的判断往往不一样。如果多数人认为这块地创造的价值是1个亿,但某个人可能比别人看得远,觉得这个土地可能创造2个亿的价值,他就会出更高的价,买下这块地。最后如果他判断准确,开发的项目卖了2个亿,多出的这1个亿就是利润。就是说,利润来自不确定性,即人们对未来的判断不一样。这种判断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总有一些人,眼光比别人高明,决策能力、管理能力也更强,所以更容易取得成功。

    因为有不确定性,投资就得承担风险,这个利润也是对风险的一种补偿。大多数人都害怕风险,否则保险公司就没必要存在了。但即使每个人不害怕风险,因为有不确定性,投资者的报酬也不一样。一桩生意,十个人干,投资都是100万元,但是成功的可能性只有10%,也就是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成功。那这十个人预期成功的收入达到多少,才愿意干这个事呢?不考虑风险偏好,至少在1000万元以上。因为有了1000万元的预期收入,才能补偿100万元有90%的可能收不回的风险。如果最后十个人无论成败,都把盈利的1000万拿来平分,每人又得100万元,那他们当初就没有必要拿100万元去投资了。而如果我们对这种事后的收入差距不承认,就等于否认企业家的价值。

    利润的第二个来源是创新,这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观点。创新在商业上不是指发明,而是指用同样的资源,你可以比别人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或者,你为了创造同样的价值,你比别人花费更少的资源。在竞争的市场上,你怎么能够比别人更赚钱?答案很简单:给定一个成本,要赚钱,你的销售收入要比别人做得高;或者反过来,给定一个销售收入,你的成本要比别人低。这就是创新。

    一项新技术或商业模式刚出现时,因为不确定性,有人不敢用,而敢用的人就可能从中赚钱。但如果这种技术或商业模式被广泛接受,利润就会平均化为机会成本,不会有人赚钱。几年前,《哈佛商业评论》有篇文章说,IT不是竞争力。它的意思不是说IT不重要,而是说,一旦大家都认识IT的价值,就没有企业因为使用了IT技术而更有竞争力。就像电一样,因为大家都用它,它就不再是一种优势,而变成了你的成本。换句话说,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任何企业都要致力于创新,因为前面有人牵着你,后面有人追着你,如果缺乏创新,你不能赚钱,就会被淘汰。

    利润的第三个源泉,我认为很重要,就是企业对市场秩序的维护。我们经常讲品牌的力量,好多企业都在做品牌。品牌为什么有价值?因为品牌给你提供了消费者的信任。消费者愿意多花钱,买信得过的产品。他不需要讨价还价,节省了交易成本,其中的一部分就归厂家所有,成为品牌溢价。品牌溢价就来自它对市场秩序的维护。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市场上所有东西的商标都撕掉,这个市场是什么样子?除了土豆、大米、萝卜等等,这些可以用眼睛直接判断质量的简单商品,其他大部分东西我们都不敢买,市场会大大萎缩。对企业来说,如果消费者对你更信任,你就能够比别人更赚钱。从社会意义来讲,没有这样的信任,市场秩序没法维持。像伊 利、蒙牛这些企业,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牛奶,还有秩序,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喝牛奶。所以他们通过品牌获得巨大的利润。

    总结起来,利润的源泉就在这三个方面:你有没有能力应对不确定性;你有没有能力创新;你是不是比别人更值得信任。如果这三个你都做得很好,那么你就有利润。

    接下去的问题是:企业获得收入之后,为什么一部分人的收入算成本,而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叫利润;或者说,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获得利润,而不是让所有人平分这个利润?

    利润是一种责任

    我们设想,有100人组成的一个企业,先不论贡献大小,他们如何分配企业利润?一种方法是平均分配,假如每年有2000万的利润,每个人拿20万。但这样一来,每个人创造利润的积极性可能很小,偷懒的积极性会很大。企业出了问题,也没有人真正承担责任。

    可以有另一种安排:让其中的99个人拿固定合同收入,剩下的1个人拿剩余收入。所谓剩余收入,就是销售收入刨除原材料、利息、工资等之后,剩下的部分。这就是利润,拿剩余收入的人是老板,拿固定工资的人是雇员。

    这种安排的好处是什么?让拿剩余收入的人更好地承担责任,并监督其他的人也承担自己的责任。企业家拿剩余收入,承担的是剩余责任。雇员拿合同收入,承担的是过失责任。

    换句话说,作为雇员,只要自己没犯错误,或者老板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责任。而作为老板,只要你没发现别人有错误,出了问题全是你的错。可以想象,工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只要没有犯错误,老板就得付工资,否则就是老板违约,工人可以告他。老板不能说,企业亏了,我不能付你工资了。而企业搞得不好,老板只要没有发现别人有错误,错误都是自己的。老板不可以在消费者面前说,我今年比去年辛苦多了,所以今年的利润一定要高,你们给我多加钱。

    谈到这里,大家或许能够理解,在企业制度安排中,让一部分人拿利润,是要他承担最终责任。老板是拿利润的人,对所有员工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出了问题就得负责。所以他得费尽心思监督别人,不让别人出乱子。别人出乱子,作为老板,你不能说,这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这样说就意味着你不想当老板,或者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老板。

    前面讲到,品牌是利润的一个来源。其实品牌价值本身,也是一系列责任组成的。比如汽车厂商,零部件大部分不是自己生产的。一个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有一大批供应商。对一个品牌企业来,所有供应链环节上出的问题,它都要承担责任。假如五级供应商的原材料质量不合格,汽车上路的时候钢轴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是汽车厂商,不是生产钢轴的企业。消费者跟汽车厂商算账,而不是跟供应商算账。因为你要承担最终责任,所以你必须想办法监督供应商。如果你没有能力监督他,进的原材料不合格,组装的汽车有毛病,你就死路一条。

    一个品牌企业,对供应链上的供应商承担责任和一个老板对员工承担责任是类似的。供应链是一级一级的。这是一个责任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企业承担的责任越大,在价值链上的份额越大。如果不是这样,厂商就不会努力树立自己的品牌。如果汽车出了问题,消费者必须去找零部件厂商解决问题,就没有多少人敢购买汽车。

    再想想看,整个社会有多少人?我们需要交易的对象有多少人?数不清。你检查身边的每一件商品,是谁生产的?你不认识!但是你能放心买。这就是市场机制的奇妙之处。它把所有的人分成不同的组织,分别面对消费者,谁出问题一目了然。比如你的电脑是东芝的,出了问题你就找东芝,不能找索尼。所以给每一个企业冠一个名字是很神圣的事,目的是让你承担责任,通过树立品牌获得利润。而在企业内部,有了利润这样一种剩余收入的方式,可以让一部分人承担剩余责任,迫使他对每一个环节都花工夫,让每一个环节都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所以我说,利润就是责任。

    回过头看,企业支付的工资、货款、利息等等,都是什么?都是某种形式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工人在你这儿干活,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干活;银行把钱给你,就不能贷给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履行合同。你答应工人付一万块钱,答应供应商一个月内付款,你就要按时兑现。如果你拖欠工资,拖欠货款,不按约定收货、交货,那就真没尽到社会责任。所以大家不要离开合约行为,抽象地谈社会责任,那样不解决问题。

    利润的社会意义

    进一步,我们看更宏观的图景:利润如何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取决于什么?所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一个企业应该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利润是一个信号!一个行业,如果不论谁在里面干,利润普遍比别的行业高,意味着这个行业资源少,竞争不够。企业追求利润,自然会进入这个行业,使社会资源合理流动。社会应该培养什么人才?如果技工的工资涨得很快,普通大学生的工资不涨,意味着社会缺乏技工人才,更多的人应该去学技工。利润就是起这个引导作用。

    如果不用利润衡量,工厂烧锅炉应该用石油、用煤、还是用酒精,你不知道。只有利润能告诉你,哪一种方案是正确的,哪一种方案是浪费的。如果本来应该烧煤,但你用油,结果成本很高,你的利润就会减少,或者亏损,时间一长,工厂倒闭了,浪费资源的行为就自然终止了。现在全球石油供应紧张。中国有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为什么?资源越稀缺,价格越高,你就得想办法开发替代能源。如果石油的价格再高,其他替代性的能源就会越来越多。创造新的能源也是靠利润机制。

    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但创新能否创造社会价值,也要用利润来衡量。对科学家来说,创新最重要的是满足他的好奇心。比如盖奥运场馆,设计师不关心成本,他只希望他的作品能在历史上留下来,成为他的丰功伟绩。但这样对社会有没有好处?不一定。只有用利润去衡量才知道。没有商业价值的创新,注定是昙花一现,或者只能成为一件展览品。

    总之,一个国家的资源利用、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靠市场经济和利润机制引导。在世界上,哪些国家资源浪费最严重,技术进步最慢,环境污染最严重?不是强调“社会责任”少的国家,而是产权制度不清晰、价格信号被扭曲的国家。没有这样一个制度,我们空谈这个责任、那个责任,都是没有用的。

    反过来看,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最适合谁?第一,最适合政府。为什么?前面说了,企业不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就没收入,但政府不创造价值也可以有收入。所以政府部门要特别强调社会责任。政府没有利润指标,我们只能用这个办法,不断鼓励它为人民服务,好好的干活。第二,非营利性组织。像大学、研究所什么的,社会没有办法直接衡量它的贡献。一个教授、研究员,做得好不好,不像一个企业老总,通过利润马上就能看出来,所以需要强调社会责任。第三类,垄断性组织。为什么呢?垄断性组织的利润,不表明对社会的贡献。它赚钱很多,但不是由于它有创新,不是由于承担风险,而是因为垄断了资源。像石油、通信这些垄断性的行业,要特别讲究社会责任。

    说到底,一个人或企业对社会是不是有贡献,最重要的不是看口头上的责任,而是看这种责任的可考核性。对应的英文有两个词,一个叫Respon-sibility,一个叫Accountability,理解这两个词很重要。如果“责任”不具有可考核性,就像前面讲的,有的人声称对所有人负责,其实他可以对谁都不负责,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是不是做了分内的事,甚至不知道一个企业是在做好事还是坏事。计划经济下,每一个商场门口都会有一个牌子 “为人民服务”。每次宣传都会强调为人民服务,但结果又怎么样?非常糟糕。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对人的责任强调得不够,而是我们的游戏规则,也就是制度,对人的行为没有正面激励。

    怎么办——制度缺陷下的抉择

    现在已经知道,在一个健全的市场制度下,企业追求利润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一致的。换句话说,赚钱是否意味着你对社会作贡献,是衡量一个制度是否完善的标准。在一个接近完美的制度下,赚钱几乎等同于对社会作贡献;而在一个很糟糕的制度下,赚钱就必须损害社会利益。当然,现实中,这两种极端的情况很少见。制度总是介于完美和最糟糕之间。这时候,我们干一件事,比如企业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有四种可能:第一,对社会有价值,同时也能赚钱;第二,能赚钱,但对社会没价值;第三,对社会有价值,但不能赚钱;第四,对社会没价值,也不能赚钱。

    面对这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说,首先要努力完善制度,使得社会尽量向第一种状况靠拢,而尽量避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一致。但可以想象,无论怎么努力,要创造完美无缺的制度是不可能的。因此,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企业,总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件事,对社会有价值,但不能赚钱,这样的事做不做;或者,一件事能赚钱,但对社会没价值,这样的事做不做?

    中国的古话很有意思,对上面的情况,我借用几个比喻:第一类,做事对社会有价值又能赚钱,是什么人?是君子。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你对社会的价值。第二类是什么人?做事对社会没价值,但自己能赚钱,这是小人。所谓做君子不做小人,应该干这样的事,不应该干那样的事。第三类是什么人?是圣人。他做事对社会有价值,但自己吃亏,过得不好,这样的人很伟大,我们很尊敬,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第四类人是什么?那是傻子。只有傻子,才干损人不利己的事。这样的人大家不用担心,不会很多。不信你去试,很快被社会淘汰。

    对照这几种人,应该呼吁,当你知道一件事没什么利润,但对社会有贡献,你应该去做。好比一个地方发生瘟疫,这个地方很穷,作为药品厂商,你应该送一些免费的药。反过来,一件事可以让你得到蝇头小利,但这件事有损社会利益,你就不应该做。比如有的药过期了,吃了有副作用,但是消费者不知道,你卖了还可以赚钱,但你不能去做。这时候,社会责任的概念是有意义的。包括污染问题,因为现在法制不健全,有些行业规范没有建立起来。你明知道某种产品的污染很严重,造成的社会损失很大,但你为了追求利润去做了,就没有尽到社会责任。

    一个社会可以提倡圣人的精神,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更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设计,奖励君子,惩治小人,把更多的小人变成君子,把更多的事变成君子可为之事。换句话说,不要空谈社会责任,要着眼于改良我们的制度,让大家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责任只能由可考核性保证,所以最重要的是把产权制度搞好,把价格制度搞对,把激励机制搞活。这样社会才是健康的,每个人才能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当我们发现企业行为与社会价值发生错位之后,要分析问题在什么地方,是不是产权制度有问题,使得那些企业领导人只追求短期利益,不考虑长期对这个企业的影响?我们的价格制度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定价太低,使资源配置发生了扭曲?

    比如,现在担心矿难死人太多,如果煤矿开采权由3年提到30年,比天天教育煤老板爱护矿工要重要得多。如果只管教育,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今天开煤矿,明天能不能开不知道,那他干吗要买安全设备?如果买一套安全设备要花一千万,二百万没赚回来,就不让干了,他怎么办?如果给他30年产权,甚至是永久性产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用你检查,他自己比你还小心。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原理:在一个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竞争性市场上,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他直接追求社会的好处,效果还要大。

    最后总结一下,社会责任是有意义的,因为制度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它的意义也是有限的,因为缺乏好制度,责任是难以考核与落实的。对企业家来说,他们的真正责任,是在诚信守信的基础上,通过为客户创造价值,赚取利润,同时给更多的人创造就业机会,给国家上缴更多的税收。别搞华而不实的东西,今天剪彩,明天作报告,一总结一大堆,但企业搞得一塌糊涂,那是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由作者根据其2007年4月14日在“第十四届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调查结果发布暨企业社会责任研讨会”的演讲整理而成)

     
     
  • 张维迎:企业常青之道源于不断创新

    张维迎:企业常青之道源于不断创新

    2007年9月1日,由用友软件主办的“连接世界级管理——中国优势与中国模式”的企业经营与管理创新年度峰会在京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演讲时表示,企业真正的竞争力应该是其创造价值的能力。而企业要生存,就应该去创造那种“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东西”。以下是硅谷动力发自现场的张维迎演讲全文。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基业常青与创新的问题。我们做企业的都希望做一个百年老店,但是真正能成为百年老店的企业并不多。为什么基业常青如此之难?第一,市场环境在不断变化,即使你开一个餐馆,如果你的菜单老是一样的,你的饭菜配料老是一样的,服务也都是一样的,我想用不了多久可能去光顾你餐馆的人会越来越少。在全球化时代,消费口味的变化,可以说比任何时代都要来得快。第二,技术变化太快。在90年代,我们都知道不少人靠BP机、寻呼机产业发财,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产品了。我在80年代工作的时候,办公室用的都是四通打字机,但没过几年,个人计算机全面进入办公室和家庭之后,这个机器便没有任何价值了。索尼公司的WALKMAN曾风靡全球,但现在被MP3取代了。第三,新的竞争对手在不断进入市场,不断摧毁原有具备竞争力企业;没有任何企业敢说没有竞争对手,连微软这样的企业现在也受到Google的挑战。第四点,非常重要,就是企业本身在不断的老化,很多成功的企业最后败了,就是败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了,他们可能有太多的遗产要保护,太多的投入不能放弃,不愿意继续创新,不愿意否定自己,最后就消失了。

    表层的竞争力取决于深层的竞争力

    我们做企业的最重要的要理解企业究竟为什么存在?企业的价值在于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我想这是我们始终要记住的。任何时候你要基业常青,就要不断地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得给客户一个说法,客户为什么买我的东西,而不买他的东西?作为商学院院长,我经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学生愿意来光华管理学院,而不是去其他学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强硬的理由使得我们的客户选择我们的产品,而不是竞争对手的产品,那我们没有可能基业常青。

    这样就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般讲的,你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在此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日本管理学家腾本龙宏的一些思想。在《能力构筑竞争》一书中,他把企业竞争力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表层竞争力,就是说表面上、市场上我们看到的东西;第二个层次是深层竞争力,我们一般客户没有办法看得到的东西。表层的东西,好比说你的价格比别人便宜,具有吸引力,这是客户能够看出来的;你的交货期比别人更及时,你的产品广告内容更具有震撼力等等,这些都是消费者,就是买你东西的人直接可以看到的。

    但是实际上所有表层的竞争力最终要取决于深层的竞争力。深层的竞争力就是消费者没有办法直接评价的,说到底,就是你真正创造价值的能力。比如说,你的生产效率,你的生产周期,你的产品合格率,你的产品开发周期,等等。同样的资源和要素,你是不是比别人为消费者创造更高的价值?你生产的产品在出厂前可以检查,不合格的可以不上市,消费者看不见,但如果你生产的合格率比如只有70%、80%,那意味着你有20%、30%的资源在浪费,长远来讲你的企业很难有竞争力。而这些深层的竞争力又取决于你企业本身的组织能力,就是你怎么用不同的要素去创造价值,提升你效率的能力。由组织能力决定你的深层竞争力,然后表层竞争力,最后到你的业绩表现,也就是说你赚了多少钱和有多大的市场份额。

    我们在企业的运作当中,还有其他的外部因素也非常重要,但我们很难控制。比如说我们同样的企业,我们什么都没有变化,就是由于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好比利率调整了,汇率升值了,原来出口是赚钱的,现在又亏损了。这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如果我们有深层的竞争力,我们才能够适应宏观的波动。以日本汽车企业为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70年代的300多日元升值到90年代的100日元,日本的汽车在国际市场上为什么仍然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就是以丰田为代表的生产方式,本质上要比美国的汽车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更快的开发周期。

    在中国,我们必须坦率地讲,太多的企业把注意力放在表层的东西,我们习惯于打价格战,习惯于包装,习惯于做广告。但是这些都是表层的竞争力,不是深层的竞争力,表层的竞争力是很容易丢失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在手机的外表设计上搞一些花样,比如镶一个钻石,我们的手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卖得非常的好,但不可能持续。

    衡量深层竞争力的标准

    谈到深层的竞争力,我要重复一下我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2001年讲过的几个特征,或者说衡量一个企业是不是具有深层竞争力的标准。我用12个字来概括,就是“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第一是“偷不去”。我一直在劝告我们的企业,随时想一下你的企业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别人不能偷得去的?这个“偷”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偷,尽管这一点是软件企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使你做的东西很容易被别人模仿,被别人复制,那就不具有竞争力。第二是“买不来”。你要问一下你所制造的东西是不是市场上可以买得来?是不是别人比你做的更好?比如说你的计算机企业可以开发芯片,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做的比独立的芯片供应商更好?如果不能做的更好,你去开发它是没有竞争力的。甚至人才也不一定是核心竞争力,因为人才越来越有市场,再好人才都有了市场价码,问题是谁能为这样的人才付得起最高的市场价码?现在中国软件业好多的精英人才都被微软、Google等等这样一些公司挖走了,为什么?因为他能够比我们付得起更高的价码,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付得起更高的价码,是因为这个人在他们的企业里创造的价值比在中国自己的企业创造的价值要大。所以人才也不一定是核心竞争力。第三是“拆不开”。看一下我们企业里不同的人之间是不是要高度的互补性?不同的业务合在一起是不是有更大的价值?比如说一个企业有四个部门,或者有四个产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产业分拆开来有更大的价值,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在一起的,一定要解体。每一个企业都要问一下,我这部分业务拆出去以后,我的效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拆出去是提高了,那你就应该把它拆出去。第四是“带不走”。我们要问一下,我们企业所拥有的东西,是不是属于某些个别的员工?如果这些员工离开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如果没有,比如说客户都是客户经理的客户,如果他离开了,这个客户就不会来我们这儿了,那么我们没有竞争力。

    我想这12个字是检验拷问我们每个企业是不是真正的具有深层竞争力的一个标准。我们去麦当劳吃饭,不是因为麦当劳里的任何一个人,麦当劳的CEO换了,店长换了,服务员换了,不会影响麦当劳的生意,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在此我想特别回忆一下我当年和王文京两个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害怕不害怕你的人走?他说记得早期是害怕的,因为他出去以后和我卖同样的东西,现在不害怕了,即使他卖的价格比我低一半,客户也不会跟他走。为什么?因为用友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客户对他更高的信任。在财务软件这个领域,要与一个已有品牌的企业竞争不是很容易,所以用友走到今天,与它建立一个良好的品牌是有关系的。我们好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员工可以把他的资源和客户带走,因为没有品牌。

    深层竞争力源于不断创新

    我前面衡量的一个企业的深层竞争力,但其实是一个静态的深层竞争力。如果动态地看,事情都在变化的。今天偷不去的东西,明天人家就可以偷得去;今天市场上买不来的东西,明天可以买得来;在过去可能拆不开的东西,现在可能拆开了;过去带不走的东西现在也可能带得走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软件外包,原先程序都是我们自己写,现在不需要自己写了?因为现在可以买得来。所以对一个企业来讲,你要生存,就要不断的创造这种“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东西。每一个企业领导人都要不断的拷问自己:我现在的竞争优势还能支持多长时间?如果这个时期以后我还有没有可能生存?这就提到下一个问题:如何保持一个企业持续的竞争力。

    持续地具有那些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东西,我想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我讲的创新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经营管理创新,但是作为企业来讲,你经营管理创新再好,如果最后不能转变为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创新,那是没有意义的。也就说,竞争力最终还要取决于我们的产品是不是使得客户更为满意,客户是不是愿意为我们支付更高的价钱。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它的创新都没有意义,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而不是自身做的多么的完善,看起来多么的美好。市场的本质是好坏由客户说了算而不是商家说了算!

    我们还要注意到,市场竞争越激烈,竞争优势损失的速度也就越快,维持竞争力就越难。创新是核心竞争力得以持续存在的关键。我还想引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一句话,他是创新理论之父,所有有关企业创新的原创性思想都来自他,他说创新是什么?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创新意味着你要毁灭自己的过去,创新意味着你在这个产业里毁灭已有成功企业的过去。我们知道现代的好多技术是毁灭了过去,计算机把打字机这个产业毁灭了,DVD把录象机毁灭了,MP3把WALKMAN毁灭了,这就是创新。

    对企业来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创新应该是一个公司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我们不要想着创新只是某些聪明的人脑袋的灵感的泄露。创新是一个正规化的、常规化的操作程序,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所具有的创新能力是来自整个制度的设计。这一点坦率地讲中国的企业做的是比较差,看看我们现在的专利,将近三分之二的专利是个人专利,不是公司专利,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恰恰倒过来,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专利都是公司的专利。在中国好多情况下创新仍然是个人的行为,而没有变成公司的行为。

    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是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舍不舍得花钱非常重要。很遗憾,我们中国的好多企业在创新上是舍不得花钱的。我们看一下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或者总体而言,在广告上花的钱远超过他们在研发上花的钱。签订一个广告合同在中央电视台几千万,但是要在创新上、研发上让他们投入几百万,他们都觉得没钱。

    我们还认识到,创新是一个持续的,持之以恒的过程,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没有任何一个创新是立竿见影的。我举一个例子,宝洁公司在上世纪50-60年代生产的小孩儿用的一次性的尿布,从开始研发到投入市场花了十年的时间,不是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而是怎么能够让这个尿布的生产成本降低到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接受,比如每一块尿布不超过3.5美分,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一块尿布的成本在10个美分以上,没人多少人会买你的尿布,所以从研发开始一直到投入市场,把尿布的价格降到市场可接受的程度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好多的创新可能眼前看不出成果,但是它为未来的创新提供了基础。我们有没有这样持之以恒的心态来做这件事就变得特别重要。

    我还要特别提到,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好多企业喜欢做广告,喜欢在营销上花钱,现在变了一个法子,叫做“社会责任”,实际上好多是与营销活动相关的。营销活动只能创造表层的竞争力,营销不可能创造深层的竞争力。昨天我在和龙永图部长一块谈话的时候,我们俩都谈到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一样,你要想被人喜欢,你就要锻炼身体,使得身体非常的健康,如果你净是化妆,搞表面的现象,没有人会真正的持续地喜欢你。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司的基业常青是靠广告做出来的,除了创新没有其他的办法。

    创新是持续的知识积累

    接下来我要谈到企业的知识积累,如果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企业是做不到创新的。我们可以把知识从两个角度分类,第一个分类是根据知识的可以表述的程度来分类,第二个分类是根据不同部分知识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分类。

    从知识的可以表述的程度看,学术界一般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默性知识,或者说客观知识和经验知识。显性知识是可以编成密码的知识,这类知识很容易传输和传授,比如我们写了一个说明书,大家只要看这个说明书就可以操作这台机器,那就是显性知识。默性知识,就是没有办法用文字和语言准确表述的知识,只能不断地去体验它,也没有办法从书本上学到,要靠经验去积累。像我们开车,我们不可能看一个说明书怎么开车就去开车,要真正开好车要不断地实际地练,这就是默性知识,它是经验性的。

    从知识的相互关系来讲,我们把知识划分替代性知识和互补性知识。替代性知识意味着有了知识A就可以不需要知识B,或者说这两个知识创造的价值是可以简单相加的,如果知识A创造的价值是100,知识B创造的价值也是100,它们两个一起创造的价值就是200。但是互补性知识的价值是不可以相加的,它们合在一起的价值远大于独立创造的价值,可能是乘积关系。

    这样,企业可以积累的知识有这四类。第一类叫做替代性的显性知识,第二类是替代性的默性知识,第三类是互补性的显性知识,第四类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对于企业来讲每一类知识都很重要,但是真正决定竞争力的不是显性知识,不是替代性的知识,而是默性知识和互补性知识,也就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企业最需要积累的就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我们就要拷问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有多少。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一个不优秀的企业相差有多大?可能不会超过5%!因为企业当中大量的知识,都是大家共同使用的,这是入场券,没有入场券你就没有资格进入,但有了入场券不意味着你能成功。决定你成功的就是那5%,甚至2%、3%,这包含在互补性的默性知识里。因为它是互补性的,所以用我前边的标准是拆不开的,也是带不走的,拥有互补性知识的员工是不愿意离开的企业的,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企业的工作效率没有办法带到另一个企业里面去;因为它是默性的,所以不容易被偷走,不容易被模仿,不容易在其他企业复制。如果我们把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的员工重新组织成新的企业,重组后的效率肯定没有原来企业的效率高,因为他们拥有的大部分的由经验积累的默性知识已经消失了。那么,我们的企业,是不是我们有积极性、有耐心不断积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松下是一个很优秀的公司,在80年代松下公司要推出全自动家用烤面包机。这样的新产品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一定要烤出来的面包的质量不能比市场上买得到的面包差,否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他们设计了好久也没有能解决质量问题,烤出来的面包总是不那么满意,颜色是不一样的,口味也不是很好的,原因何在不清楚。但当他们了解到大阪国际饭店的面包是全大阪最好的面包时,就派了八个人的开发小组到大阪国际饭店实习了两个月,跟着那里的师傅学烤面包,最后明白面包的真正质量决定于揉面的过程,他们把这种默性的知识掌握了,然后运用到机器的设计,最后取得了成功,成为松下公司最赚钱的小家电。为什么市场上机器包的饺子不如手工包的饺子,可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生产饺子机的厂家没有掌握包饺子的默性知识。

    在我们企业当中,比如说软件行业,你的销售人员,你的财务人员,你的技术人员,他们之间的知识应该是高度互补的,而且好多是默性的。如果我们搞技术的人,不懂得企业管理的一些基本知识,不能理解销售人员在讲什么,财务人员在想什么,我不相信他能够编出来一个企业感到用起来非常好的ERP软件,所以我想对包括用友这样的企业来讲,建立互补性的默性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企业的竞争力当然最后要表现在利润上。但是真正的利润从哪儿来?实际上就是来自你的创新,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等等。但创新不是技术上的花样翻新,而是你用同样的资源创造出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产品,或者用更少的资源、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质量的产品;创新一定要经受市场的考验,消费者的检验,像前面提到的宝洁公司生产的小孩尿布一样。当然,任何企业的创新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没有风险,创新就不会赚钱。一句话,利润来自创新和不确定性。只有最有眼光的企业家的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利润的增长点。

    在这个场合,我觉得还必要重复一下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判断。我强调创新,强调不确定性,其实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一直在忙着创新,也一直在忙着应付不确定性。那么,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西方企业面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而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用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关注政策的不确定性,应对政策的变化;西方企业的创新主要是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就是如何为消费者生产更高的价值,而中国企业大量的时间忙于制度创新,就是产权改革怎么搞,奖金能不能发,股票期权能不能搞,等等,而顾不上产品的创新。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消费者在乎的是你为他创造的价值,而不是你自己多忙活。当然,经过这几年的改革,特别是WTO之后,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已有很大的改善,相对于过去,中国的企业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市场的不确定性,从事产品创新。

    做“枣树”,不做“桃树”

    在我的老家,我小时候就听过这样句话,就是“枣死三年不算死,桃活四年不算活”。一棵枣树三年不出叶子,不结枣子,你以为它死了,但是它其实没有死,第四年就可能活过来了。一棵桃树,你栽下去了,看着它连续四年都枝叶茂盛,你以为它活了,但到第五年,你可能发现它突然死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因为这两种树的根是不一样的,枣树的根扎得非常的深,所以不容易死;桃树的根非常的浅,所以一旦外部气候环境变化,它就难以继续活下来。我希望中国的企业是枣树,而不是桃树。我们不要追求短期内红红火火,做太多的表面文章,而要着眼长远发展,把根扎深,打造真正的深层竞争力。现在企业越来越注重风险控制,其实,构筑深层竞争力是最好的风险控制。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有危难的时候,事实上只有经过危难的考验,经过死亡考验的企业那才能称得上是成熟的企业。所以即使在经营当中遇到困难也不要悲伤,这是塑造伟大企业的时刻。因为有了这种困难才会迫使你不断的去创新,不断构筑核心竞争力。

    (已经作者本人审阅修改)

  • 宏调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

    樊纲驳斥宏调无效论:宏调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

    2007年11月27日北京晨报

      “宏调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

      “有人表示宏观调控不起作用,可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央行的货币政策,又会是什么情景?”在昨天的“第十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 上,一直以温文尔雅、低调谦和著称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对于“宏观调控无效论”反常地以激烈语气加以反驳,并反复强调“宏观调控取得了预期成果”,“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

      “中国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成果”

      事实上,自樊纲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一年多来,市场对于宏观调控抑制流动性过剩效果不佳,从而导致物价、房价不断攀升的批评一直挥之不去。

      樊纲表示,中国经济今年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势头,“正是我们多年来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过剩生产力的产生,成功避免了经济过热,实现了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作为中国经济的观察者和决策的参与者,樊纲对中国宏调措施作出了上述评价。

      不过,樊纲同时承认,当前我国经济确实存在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储蓄多、贸易顺差多、外资流入多、外汇储备多和流动性多的“五多”特征。“由于流动性过剩很容易引起经济过热风险并产生资产泡沫,央行一年多来已经采取大量措施以抑制流动性过剩”。

      樊纲所指的“大量政策”,包括央行九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发放相当规模央行票据。樊纲表示,“这些政策已经基本实现货币增长稳定。”

      “当务之急是财税体制改革”

      而对于流动性是否得到有效控制,正是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部分观点认为,今年以来,物价蹿升以及股市、房地产价格的攀升与流动性过剩密不可分。樊纲对此激动地表示,“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我们的货币增长速度将会是30%,甚至40%,而不是目前的18%,由此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必然引发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

      “要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急需解决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樊纲表示,体制问题不是宏观调控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来配合,而当务之急是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樊纲进一步解释,国企不分红和资源价格猛涨,使得资源性企业的盈利变成了企业留利,大量的盈利又变成了储蓄,这些都是财税制度方面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比如国有企业分红、资源有偿开采、个人所得税体制改革等”。

      晨报记者 邢飞

  • 郎咸平来沈为老总换脑筋 说17次你们错了

     “你们错了!”来听郎咸平演讲的沈阳900余位企业家,在两个多小时内听到17个“你们错了”,领教了什么是 “郎旋风”!11月25日,郎咸平在南风俱乐部为企业家们做了题为“企业战略与行业本质”的讲座,郎教授演讲时充满激情,许多精彩观点语出惊人,在沈城刮 起了一股“郎旋风”。

        企业家“追星” 郎咸平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论坛是9时开始,但8时30分左右,会场内就已经坐得满满当当。“一大早起来就开车直奔沈阳。”鞍山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告诉记者,像小女生迷恋连续剧一样,其实自己听了几次郎咸平的演讲,“收获非常大,感觉在管理理念上顿悟了。”

        作为一位颇受争议的学者,郎咸平被媒体冠以“中国民营企业教父”、“郎监管”、 “经济界的李敖”等多种称呼,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界最具公信力、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拥有较高的公众信任度和支持率。用事实说话,这是郎咸平一贯的 风格,也是其在公众中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沈企要靠创新“突围”

        近3个小时的演讲,郎咸平不断地用“你们错了”的有力否定,向企业家和商界精英人士灌输创新的思维,要求他们突破传统的僵化思维,抓住行业本质,在企业出现发展停滞的情况下,推动企业成功“突围”。

        郎咸平认为,虽然企业的成败包括人才、资金、技术等很多因素,但首要的却是其所采 用的战略是否符合行业本质。企业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是国企还是民企,真正的差别在于企业家的水平。沈阳企业家要发挥与国际接轨的创意思维,用正确的战略思想 来指导资金、技术、人才,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政府要以“百姓第一”

        对于沈阳未来的发展,郎咸平的观点很鲜明:“不看GDP,要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要以公平公正为纲,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让老百姓住得起房、看得起病,子女上得起学,老人退得起休。”

        对于如何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郎咸平说,要想使宏观调控发挥作用抑制房价的快速上 涨,仅仅通过金融货币政策的调控是不行的。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高档房消费;对于买不起房的市民,政府要出台廉租房、低价房等相关配套 措施。他同时强调,要拓宽投资渠道,引导资金从过热的投资领域流向新的投资领域。沈阳晚报记者 白昕

  • 郎咸平:不要期待房价大幅下跌

    11月25日上午,郎咸平在沈阳作短暂之行,本报记者有幸对其专访。对公众感兴趣的房价、物价、股市等热门话题,郎咸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股市

      深入理解才能有效投资

      记者:提高利率等措施相继出台,但是物价上涨,房价也涨。问题主要出在哪?

      郎咸平:我个人完全支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是执行单位没有搞清楚目前所谓的股市泡沫、楼市泡沫的本质是什么,到现在还误以为中国的物价上涨是由于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

      记者:流动性过剩是目前大部分人认可的原因。

      郎咸平:其实不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是事实,但是现在股市泡沫不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是因为近两三年来,投资营商环境的恶化使得企业家不想投资。他们把钱抽出来———我叫虚拟资金———以前打入楼市,现在打入股市。

      现在央行利率一调升,使得企业家更不想投资,挤压出更多的钱打入股市。

      记者:对于目前的股市状况,老百姓应该怎样投资,在投资时注意哪些情况?

      郎咸平:对股票市场投资要有个正确的认识,目前最困惑老百姓的是“二八现象”,股价涨了,但是老百姓不赚钱。大盘跌了,老百姓跟着赔钱。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儿呢?大家不要把这单纯看成一个股票市场,这些现象反映的是我们经济的本质。

      记者:中国经济好了,老百姓知道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股市。

      郎咸平:你去问企业家日子过得好不好?每一个都会说,日子难过得不得了。如此说来,

      大家不要期待房价大幅度下跌,因为房价有向下坚固性,很多开发商会顶着不卖;沈阳房价能够保持在4000左右就已经不错了,估计还会涨

      目前的经济问题,是我们国家经济特殊的二元现象,同时存在“过热”和“过冷”。老百姓也需要深入理解这些经济现象,才能有效投资

      经济过热现象似乎是不合理的。经济过热企业家的日子应该好过,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矛盾呢?目前的经济问题,是我们国家经济特殊的二元现象,同时存在“过热”和“过冷”。

      记者:投资股市必须先准确理解哪些过热,哪些过冷?

      郎咸平:对,和地方政府搞GDP有关的部分是过热的,房地产、钢铁、水泥、融资银行、国营企业。

      过冷的是大部分的民营企业,我们的股票市场反映的正是这种二元经济。股民会发现,过热的不就是大盘股嘛。

      记者:这就回到了“二八现象”的问题上。

      郎咸平:大盘反应的基本上都是二元经济现象。老百姓也需要深入理解这些经济现象,才能有效投资。

      房价

      不要期待大幅下跌

      记者:现在南方一些主要城市的房价已经有跌的了,是不是意味着高房价的多米诺开始倒掉?

      郎咸平:这个论断是不可轻易作出的。现在炒房主要是虚拟资金,使高价房价格过高,中低价房也跟着水涨船高,但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大城市是有行无市。现在的宏观调控政策给老百姓的压力很大,这导致更加缺乏接盘人。

      这是造成交易量萎缩的原因,而这势必要影响到楼价。

      记者:这是否可以认为是房价即将下跌的讯号?

      郎咸平:大家不要期待房价大幅度下跌,因为房价有向下坚固性,很多开发商会顶着不卖,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股票会跌,房价不一定会跌的。即使房价会跌,也是跌得很慢。

      记者:沈阳有720万人口,与全国其他城市比房价应该多高?

      郎咸平:跟重庆比吧,今年5月我认为那儿的房价是正常的,江北区房价2900元/平方米。但是我当时提出,要警惕,如果虚拟资金进来就会产生泡沫。

      1个月以后,重庆搞了新特区计划进行城乡统筹。一时间虚拟资金大量打入,房价一个月就长了一倍,6000元/平方米。

      沈阳的房价,我听说均价是4000多。还是应该与重庆比,我对重庆的判断是2900~3000是没有泡沫的。如果沈阳能够继续保持在4000左右就算不错了,估计还会涨。

      记者:您曾说深圳的楼市是健康而理性的,但后来的情况与您的判断大相径庭。

      郎咸平:2005年以前深圳的房价是理性和健康的,那时候没有泡沫。

      但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大量资金不投资了,炒房地产,从没有泡沫的城市开始,深圳又靠近香港,又有发展潜力,成为首选。但是深圳楼市目前也是有行无市,老百姓购买力不足,交易量萎缩。

      期望

      停止对GDP的单纯追逐

      记者:从上市公司治理的角度,您对辽宁的上市公司有哪些建议?

      郎咸平:不只辽宁,全国的上市公司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解决之道在于证监会的态度。坦白地讲,证监会推出了很多新政,是有进步的。但是想彻底解决,必须建立严格完善的法律。

      记者:您对辽宁地区的资本环境、总体建设有什么建议?

      郎咸平:十七大之后,地方政府的职责是要奉行党的政策,要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主,这是和谐社会倡导的。整个建设的目的不是拉高GDP,不要引进那么多高污染的企业,不要每天修桥铺路。修这么多路,高楼大厦,对老百姓没什么实惠,大家还是都买不起房。

      记者:说到和谐社会,茅于轼有个说法,要保护好富人,才能保护好穷人,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郎咸平:这是和谐的一个方面。我以前就认为,仇富不如仇腐。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保证老百姓的住房、上学、医疗这些基础权利达到立足点的平等,才能去讲富人穷人的问题。

      记者:您对沈阳的发展寄予哪些期望?

      郎咸平:沈阳未来的发展,真正可贵的地方不在于引进多少外资,拉高多少GDP。

      如果沈阳能够在全国开创一个新的思维,建设一个让老百姓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的城市是最好了,希望沈阳建成一个真正和谐的城市,创造一个更适合人居的环境。

      郎咸平解读

      企业战略与行业本质

      晨报讯(记者 姜秀娟)指数涨了,为什么多数股民不赚钱?广告照做,为什么没有获得持续的认可?

      昨日,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做客中国移动“全球通商务论坛”,为辽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