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
1、我对您提出的在上财成立高等研究院的建议非常关注，可否请问您目前该项目的进展情况？
2、在您的组织下，上财经院已经首批聘请了10名优秀海外归国博士。由于国内科研环境与美欧存在一定差距，不知上财经院有无相应措施，确保这些优秀人才的学术科研保持与国际前沿接轨？
3、根据改革计划，上财经院还将将引进约20名海外优秀博士，不知这一计划大致在哪个时间段内可以付诸实施？
4、由于上财学院划分比较特别，经济学科分散在不同的学院，如经济学院、金融学院等。不知您对经院的学科定位，是对原有的学科深化，还是拓展学科方向（北大CCER、光华、经院都有自己比较完整的经济学专业群）？如果是拓展学科方向的话，会不会与其他学院产生竞争关系？您又将如何处理？

答：1、关于高等研究院的建立
谢谢你对上财成立高等研究院的关注。目前，经济学院正以“经济学创新平台”为载体，全面推进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教学、科研的改革与创新。这一平台建设项目得到了教育部和财政部专项资金的大力支持。目前正通过倾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全面的教学体制改革、高层次的对外合作、筹建高等研究院、建立现代经济学实验中心和文献信息中心等措施，最终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打造成为一流的经济学院，使之成为能与国际接轨，具有国际对话实力的经济学教育基地和经济学理论、应用人才的培养基地。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改革，能够摸索出一套在体制内可实行的，真正具有推广价值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方法，供其他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参考，从而为中国经济建设培养众多高质量的理论和应用型人才。
建立高等研究院是“经济学创新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研究院已于2005年5月获上海财经大学批准筹建，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直属的高级研究机构，高等研究院旨在建筑起一个高起点的平台，通过项目制来凝聚海内外研究力量，以此承揽国内外大型的重大研究课题，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高等研究院将不仅在科研和学术交流等方面促进整个创新平台的建立，而且将在引领财大整体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完成组织结构与编制的审批，已聘用了两名研究员和一名行政人员作为筹备工作人员。德州A&M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甘犁博士受邀同我一起参与高等研究院具体筹建工作。筹建工作目前正在进行遴选和聘用高级研究员、拟定董事会、顾问委员会，及成立学术委员会等工作，并开始各项课题的申报与研究。目前正在规划在高等研究院下设“数据调研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由最新引进的海外优秀人才、康乃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冯帅章负责具体筹建，对社会、经济、心理、健康和行为等各领域现象的数据进行整体设计、采集和处理，以取得微观层面的标准化信息，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从而推动诸多学科整体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创新。
2、关于海外人才的引进
根据我们的计划，经济学院在3年内将引进30名海外优秀博士。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位国际著名大学博士与经济学院签订聘用合同，其中已有10人报到，并开始承担教学任务。按照北美大学聘请终身教授或终身轨助教授的聘任标准，我们根据受聘人员现有的研究成果，高标准地聘用其中3位为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其余9位为助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我们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一个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他们今后能否在国际主要期刊上发表论文。经济学院最近一年来新引进的教师已经在国际主要期刊累计发表论文70多篇（包括担任现职以前发表的论文，按国际惯例这一指标反映了一个机构研究团队的科研能力）。这些论文发表在包括世界上顶尖的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等著名期刊之中，反映出现有师资队伍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
经济学院2005年的招聘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效应和带动效应。最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都先后在美国JOE和其他地方发布招聘信息，使得国内经济学优秀人才引进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也对上海财经大学进一步落实海外人才引进计划提出了挑战。不过，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面对竞争。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全面展开2006年人才引进工作。我们于2005年8月份率先在JOE上发布了招聘广告，并组织新一届招聘委员会，负责筛选与招聘工作，我们计划在2006年1月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对海外应聘人员进行面试。
首批10位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凝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今年正式招聘工作还没有开始，已有不少学者对加盟上海财经大学表示出强烈的兴趣，我们已经招到两名高水平的海外博士, 郑旭博士和冯帅章。郑旭教授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曾任教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已经在国际顶级计量经济刊物上发表论文近十篇，后于华尔街金融企业担任资深金融分析师多年，具有高深的计量经济理论研究能力与丰富金融计量实证分析经验。按北美知名大学的聘任标准，他被聘为副教授。冯帅章即将在康乃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在国际主要经济学期刊发表了5、6篇文章，他非常看好我们经济学院的前景，决定不进入工作市场就直接接受了我们的聘请，被聘为助教授。
虽然我们学校的条件不是那么好，名气不是那么大，我们所能给出的工资待遇没有国内其他名校那么高，但我们学校领导，特别是我们的谈敏校长，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尽全力克服财政和工作条件上的困难，让我们引进的海外人才有一个好的工作和研究环境，在财大办公室非常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让每一个新引进的海外教师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而原有的教师无论多么有名都是几人一间办公室，或没有办公室），这需要相当大的气魄和决心。让我们这批海外引进的教师都非常感动，落实到行动当中去。他们完全是象北美的教授们一样严肃认真地对待教学与科研，大部分人都工作到深夜才离开办公室。现在许多海外人才在申请或受聘时告诉我，他们主要是看到了财大的前景才申请或来财大工作的的。谈校长，马书记和学校所有其他领导，对我们经济学院的工作给予了强力支持。没有校领导及学校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我们经院的教育改革将很难有所作为。现在我们财大人上上下下都非常支持经济学院的教育改革。校领导给予了我们许多特殊政策，全力支持，其他院系也给与我们许多支持，体谅和帮助。虽说工作较累，但让我开心的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学生们非常支持我们的改革，并且我在财大上上下下结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仁，大家都鼓着一股劲，决心将财大建设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学。
3、关于接轨问题
关于你的上财经院有无相应措施，以确保这些优秀人才的学术科研保持与国际前沿接轨问题，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已充分的认识到，要做好一件事情，要实行既定目标，最先要考虑到它的可行性，面对各种约束条件，要将它们看成自己做事的生产成本，是必需付出或面对，而不能忽略的。为此，我们提出了学院的发展战略及工作方针。发展战略为：“注重存量、开拓增量、全面发展、打造一流”。工作方针为：“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依靠内潜、借助外力、量力而行、引进人才”。为了实现新老体制顺利接轨，确保海外优秀人才的学术科研保持与国际前沿接轨，我们进行了以下人事管理体制改革：
(1) 实行双轨制人事管理制度
为了向海归人才提供充分的激励，同时稳定现有的师资队伍，我们建立了开放式的双轨制人事管理制度。一方面，对新进海外博士的考核主要根据其国际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并设定职位晋升和聘任的基本要求，完全采用北美模式和北美研究型大学的要求进行评定，以此激励新进博士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多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论文，从而成为经济学院打造国际一流平台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对现有教师仍然维持现有的人事制度，但是，现有教师可以申请进入国际轨，接受相应的条件并享受相应待遇。
(2) 改革现有师资岗位提升原则
2005年6月经济学院岗位聘任领导小组确定了在新岗位聘任规则，提岗将优先考虑在国际三大索引指数SSCI、SCI和EI期刊，或国内社科12种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者，或国家基金资助课题（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主持和完成人。以此改变原来过于重视数量，而对高质量科研成果权重过低的现象，鼓励教师创造一流科研成果，多出精品，而不只停留在数量上。当然，对现有师资的激励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考虑到队伍的稳定，我们将逐步推进此项改革。
 (3) 保证老师的教职，狠抓教师福利的改善
每一个教师不会因为我们的教学改革而失去教职，没有书教。需要提高专业水平的，算工作量让他们去选课，进修。逐步缩小双轨制教师间的差别。我们经济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创收（这是中国的国情，而国外院长则没有这样的任务）。现在我们主要通过对外合作，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这种创收的方式，来提高我们教师的待遇。我们还将展开EDP等培训项目。我给我们学院老师的许诺是，在我任期内，老师每年平均奖金等额外的收入的增幅不少于20％。
4、关于经济学院学科定位问题
由于上财学校的性质，学院的划分确实比较细，许多经济学科分散在不同的学院。由于学院间在学科拓展方面不允许太多的竞争，这对我们经院学科的拓展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没有什么办法，这是我们经济学院必须面临的约束条件，需要面对，无法改变。然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减轻这种影响。比如，将现有的学科深化，向学校申报学校至今还没有开设的新专业，如我们正在向学校申报卫生经济学、法与经济学 、公司组织理论、管制经济学、行为经济学、金融计量、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消费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和空间计量学、地方财政学、国际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等专业的设立。

henhenhen：
请田老师谈谈您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安排的独到之处.

答：首先我想借此机会说的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在过去10多年不断重视和持续加强现代经济学的学习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为企业、政府部门、社会培养了大量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实际应用型人才和理论型人才。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分析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更好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现在大多高校在继续保持开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等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同时，不断引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研究方法，及其理论。在现代经济学教育方面，武汉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经济中国研究中心率先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中系统地开设现代西方经济学课程，对推行现代经济学的教育起到了带头作用。现代经济学的大力推广与普及，为探索中国式的市场经济道路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参考与研究工具，推动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发展。
在这方面，我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做得较有特色。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国家体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种给定的先决条件下，我们经济学院在教学改革中强调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们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国策是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为了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工具，更好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为了培养大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用型人才和理论型人才，在经济学教育改革中，我们经济学院在抓好马克思原著学习情况下，也非常重视旨在诠释和研究市场经济体系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学习。为此，自2004年起，经济学院采取和深化了下列8大举措。
1、强化马克思资本论原著的学习
在本科教育中，我们在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两课的基础上，加强了《资本论》原著以及其他经典著作的阅读；在研究生教学中，我们在全院开设《资本论I、II》，作为研究生必修的学科基础课程。2005年秋季学期已经成功开设《资本论I》。中级和高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专业课，政经专业的学生必修，其他专业的学生选修。
2、加强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教学
为了让学生掌握更多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工具，更好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要求经济学院研究生必修《高级微观经济学I、II》、《高级宏观经济学I》、《高级计量经济学I》和《经济数学》，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金融、会计、国际工商学院、公共经济与管理等五大学院的800多名研究生都需必修《高级微观经济学I、II》、《高级宏观经济学I》、《高级计量经济学I》四门基础课。在财大，我们经济学院每学期要为全校研究生开设20个班左右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这可能是在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看不到的奇景，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也带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海外引进的大多数老师需要教这些课程，但还没满足对于短缺教师的需求。没有办法，我下学期，将给硕博连读班，经济学院博士生和硕士生合班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II。
3、数学基础课程改革
经济学院从2004年起，在本科教学中进行了数学基础教学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全面推行《数学分析》课程，代替原来的《高等数学》。这样不仅使学生具备了较好的数学基础，还培养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也改善了本科学生的学习风气，为学好现代经济学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从目前本科生的反馈来看，数学基础教学的改革效果非常好，并且得到同学们的广泛支持。
4、经济学－数学双学位项目
本项目每年从经济学院一年级本科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组建双学位班并单独授课，根据国际一流大学经济学人才的培养标准，培养既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又掌握高深的数量分析方法，能从事经济、金融、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高级人才，为培养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奠定坚实的基础。双学位班第一期已经于2005年6月组建，并开始独立开课。
5、硕博连读项目
2005年经济学院联合校内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金融学院、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启动了“硕博连读”项目。该项目根据北美一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培养要求，同时结合中国国情，设计了专门的培养计划。该培养计划既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的学习，也注重数理基础、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为此，进入硕博连读班的学生需要学习《资本论I、II》、《经济数学》、《高级微观经济学I-III》、《高级宏观经济学I-III》、《高级计量经济学I-III》这12门基础课程，还需要学习至少两个系列的专业课程，方能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该项目已于2005年2月正式开班，经济学院特地聘请海外知名教授和引进海外优秀博士担任现代经济学各门课程的教学，雄厚的师资力量大大地提高了“硕博连读”项目课程的教学质量水平。
6、全面推行助教制度
为了改善学风，提高教学质量，经济学院在2005年全面推行了助教制度，全院90％课程都配备了助教，2005年秋季学期助教人数将达60人。助教制度在落实平时作业、期中、期末考试等一系列教学安排，营造认真学习、热心教学的环境，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学院通过奖学金形式分配助教岗位，既激励研究生努力学习，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和家长的经济负担，而且也能带动经济学院整体学风的改善，增加研究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经验。
7、狠抓学风、教风
学风、教风这个问题很重要，是让大多数学生学好基本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前不久，我在提交给上海财经大学，网上也有流传的《关于改善上海财经大学学风、教风的建议书》中指出，现在教学、学风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良好的教师职业精神与岗位规范尚未全面形成，教师教学投入不高，教学手段单一、课程设计较为粗糙、教学内容滞后，更重要的是，一些教师对学生基本上采取放任态度,这种放羊式教学直接导致学风低下。我在建议书中所谈的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不管一个教师的水平如何，都应该对学生负责，可以通过我所建议的那些措施让学生努力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因而，我在“建议书” 中提出了一些改良措施：规范课程提纲，细化课程要求；引进先进教材、传授前沿知识；规范成绩考核，加入期中考试、课堂测验、课外作业及阅读报告；采用助教制度，提高教学效果；拟定评分比例，突出排序作用；强化教学考核，规定硬性指标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北美正规大学的基本教学要求，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仅投入少，容易执行，而且见效快，效果大。即使学校投入不多的资源，在现有师资水平和客观现实条件下，也能大大地改善教风和学风，大幅度提高教学质量，能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最终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我提交给校方关于抓学风和教风的建议书受到了学校充分的重视，上海财经大学专门进行了专题讨论，研究实施方案，12月份还将要开教学会议，讨论本科教学“迎评创优”，抓好学风、教风的问题。
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已经从2005年秋季学期开始实行《建议书》中的大多措施，狠抓学风、教风，并聘请了60多名研究生作为助教协助教师推行新的教学计划。新的措施得到了大多数教师的支持，学生反映良好。我们相信一切切实有利于学生的做法终究会受到学生的欢迎，一切有利于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都会受到教师的欢迎，一切有助于提升学生培养质量，提高学校声望的提案都会受到学校与家长的首肯与支持。这些措施在经济学院的初步实行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经济学院大多数学生学习努力程度大大提升，整个学风焕然一新。学生们都非常支持我们一系列的教学改革。据了解，一些新生来上海两个多月了，都没有时间去逛街，连同时考入上海别的学校的老乡请客吃饭都一概回绝。
8、加强学术交流
为了让学生及教师了解经济学前沿，加强学术交流，形成学术氛围，学院举办定期学术研讨会、不定期学术讲座及各类学术会议。自2004年9月起，经济学院已经邀请邹恒甫、钱颖一、王一江、谭国富、丁学良、张欣、秦承忠、陈勇明、杨涛、文贯中、魏尚进、雷鼎鸣等10多位著名海外华人经济学家到校访问，并作专题学术报告。同时我们还邀请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格兰杰来财大作学术报告，并与我院师生座谈。这些人的讲座即将编辑出版，书名为《名家学术讲演录――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一册》。
从本学期开始，以海外新引进博士为主体我院组织了每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展开学术交流。除我院教师报告论文外，学术研讨会还邀请了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Wolfstetter教授，Iowa State的王诚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朱晓东教授等作了学术报告。同时，我院新进海外博士还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前往复旦作学术报告，加强校际交流与合作。
经济学院下半年以来，已举行四次国际会议。今年8月举办了“2005年全国高级计量经济学学术研讨会”，国内外30多所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50多名专家、学者前来参加会议。经济学院还于今年11月与瑞典厄尔布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开放、创新与人力资本的作用”国际学术会议。来自瑞典、美国、英国等13个国家以及国内的著名专家、教授和学者近80多人参加了会议。国际计量经济学杂志主编、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萧政，国际计量经济学杂志副主编、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彼得•罗宾森，英国诺丁汉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戴维• 格林纳威等应邀在会议上作了高水准的主题学术报告，引起了热烈讨论。
同月，经济学院亚洲经济研究所举办了以“论可持续发展：中、日、韩经济发展的经验或教训”为题的国际经济研讨会，来自韩国江源大学、瑞典斯特哥尔摩经济学院、大阪商业大学比较地域研究所、香港珠海学院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专家就中、日、韩三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办法展开讨论。
接着，经济学院转型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市东欧中亚学会共同举办了“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乌克兰经济大学、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国家的研究机构及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出席本次研讨会。学者们就转型经济理论进行交流，并对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反贫困、贸易开放度、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目前我们已经与留美经济学会达成协议，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2006年年会。届时将有众多海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会聚于财大，大大提高财大的学术交流水平，并提升财大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总之，我们经济学院进行的教学改革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狠抓学科建设及学术研究两大方面。为此，从海外人才大力引进、教学改革、改善学风、教风，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成立高层次的学术研究机构、促进学术交流这些基本方面抓起。同时我们的改革也是基于中国大学教育现状进行的，因此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我们的许多改革措施一经公布和实施，便引起了较大反响。目前，经济学院师生正在将改革的压力转变为工作和学习的动力。引进人员在瞄准国际前沿的同时，也注意将研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原有国内教师则加强了国际交流，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与海外学者开展合作研究，撰写学术论文。数学分析课程的开设、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的实施以及几乎每门课程都布置作业并推行期中考试的做法，促使学生努力学习，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让学生获得较强的自我学习和自我更新能力，使之他们将来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对话的能力。
尽管我们还将会遇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困难，也许会遭受到一些冷言冷语，误解、误会，但我们决不会半途而废。只要我们实实在在地认真落实以上这些举措，上下齐心合力地按照我们既定的方针去做，几年以后就会看到大的效果，我们会有一流的师职队伍，一流的研究人员和一流的学生，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一流理论和实际应用性人才。

Shendu：
问题1： 面对现在国内有意无意的学术道德问题，如何规范国内的经济学学术研究？
问题2：面对各个学校普遍存在的教师职称晋升和聘任制度，如何处理踏实规范地做学问和为了应付职称而仓促甚至昧良心的出低水平的文章？如何规范现有的学术期刊的质量？
问题3：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现在国内大部分学校还没有国外90年以前的经济学核心数据库，所以只能拣拣国内现有的用。稍微有条件的把很难将数据库共享（这也可以理解）。所以既然正外部性这么大，可否说服政府投资建立共享数据库还是有其他途径？

答：你提的关于规范国内学术研究，严谨地做研究，如何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等问题都是非常大的问题，牵涉到诸多方面，一个学院，乃至一个学校的单方面的行动，在短期内是很难解决的，需要逐步地，从点到面，渐进地解决。作为我们经济学院，我在上面提到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已经谈到了一些。首先，我们对从海外引进的人才实行高标准、严要求，对新进海外博士的考核主要根据其国际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进行打分，并设定职位晋升和聘任的基本要求，完全采用北美模式，以此激励新进博士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多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论文。这样，通过改革，让我们海外人才基本保持学术规范，应该问题不大。其次，我们经济学院改革现有师资岗位提升的原则，也许会减轻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相对来说，国内的权威期刊，国家基金还是比较规范的。我们经济学院制定的新岗位聘任规则是，提岗将优先考虑在国际三大索引指数SSCI、SCI和EI期刊，或国内社科12种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者，或国家基金资助课题（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主持和完成人。改变原来过于重视数量，而对高质量科研成果权重过低的现象，鼓励教师创造一流科研成果，多出精品，而不只停留在数量上。这些措施是我们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院所能做得的事情，应会有一定的成效。
至于你的第三个问题，我无力做到，因而无法回答。不过，我们筹建中的高等研究院正在全力建立数据调研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由最新引进的海外优秀人才、康乃尔大学毕业的冯帅章博士负责具体筹建，对社会、经济、心理、健康和行为等各领域现象的数据进行整体设计、采集和处理，以取得微观层面的标准化信息，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从而推动诸多学科整体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创新。我们这个中心，将是开放式的，实行资源共享。

Andynfan：
请问国内各种经济学杂志在规范方面，在提高学术水品方面该如何努力？怎么在这方面跟国际接轨？

答：这个问题也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在当前环境下，经济学家的整体素质还不是那么高，由于要求教师的职称晋升和聘任时要有文章发表，即使硕士研究生也不例外，这样对杂志的需求大，但数目有限，人们于是就会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行贿，付钱，想方设法的发文章，这质量能上去吗？由于对期刊杂志的需求很大，经济学期刊杂志仍然是短缺，办杂志有“大利”可图，各种质量不齐的杂志就应运而生。多数杂志根本没有什么激励措施来规范学术要求，比如采用匿名审稿等手段来提高学术水平。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地开展工作。
首先减少需求，不要求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有论文发表的要求。硕士教育主要是为社会、企业和政府部门培养应用型人才，侧重方法与手段等应用能力的训练,完全没有必要要求发表论文。即使博士教育主要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培养高级教师和研究型人才，但在攻读博士阶段，应打好坚实的理论和专业基础，学习如何想问题、做研究，而不是要求发表文章。海外一些华人教授，如谭国富教授，就曾打电话给我，建议取消博士生期间发表论文要求的规定。北美的经济学博士生极少能在学习期间能发表学术论文的。文章发的再多，没有质量，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实实在在让学生多学点基本的知识。我经常也对我的博士生说，拿到博士，只是刚刚进入做研究的门槛，研究的生涯从这里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财大校学术委员会上极力支持取消硕士生要发表论文要求的主张。大家也许从网上知道，我们财大从今年起，不再要求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当然，取消硕士生、博士生发表论文要求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加强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和提高教学要求，做好学位论文。否则的话，真是让学生“放羊”了，还不如不取消。
其次，提高经济学教育水平，只有整体经济学家的研究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提高经济学期刊杂志的学术水平，才能与国际接轨。
第三，引入竞争，对学术期刊的刊号的批准不要卡的那么死。由于办新期刊需有刊号的要求，有行业准入的限制，现有的期刊不太担心竞争。当申请不到刊号时，期刊只能以书号代刊号，但这还是有问题，许多学校所承认的期刊，一个基本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期刊号，如果不是就不承认。我认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办的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季刊》就办的比较规范，采用匿名审稿制度，由于没有刊号，在许多学校，比如我们财大，就不被承认为有分值的学术期刊。

nancy90：
能否就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谈谈我国离诺奖究竟有多远?我国的经济学发展方向究竟在哪里?

答：很远，保守估计，至少20年之内没有中国人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个经济学理论或创新若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必然在获奖之前的相当长的年份中就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广泛注意。按照这个现象作为依据，我知道我的判断八九不离十。当然，我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在于应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国的现状及现实经济政治制度环境，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当然，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与国际接轨，与国外的经济学家一起竞争，研究那些无国界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打入国际上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Lyuhighly：
田教授：你觉得在国外进行研究和学习与在国内进行研究和学习有什么区别？

答：我在前面谈抓教风、学风，规范学术研究，提高经济学期刊杂志水平已经谈过一些了。这里主要谈谈中外对待学习的差别。从学习方面来说，中国的学生进大学后越学越轻松，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越来越低，而在美国的学习却恰好相反，也更具合理性。因为，随着掌握知识的难度不断增加，本科生所学比中学生所学难，硕士生所学比本科生所学难，而博士生所学又比硕士生难, 这样学习边际成本，也就是学习的努力程度，应该是不断地上升。但在中国，学生一旦进入大学后，学习努力程度就进入了抛物线的后半段，持续下滑，由于没有什么学习压力，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努力程度就一路下滑，以往在小学、中学和高中所形成的努力学习的优良传统逐渐消失，耽误人生学习最佳黄金时段(精力最充沛，记忆力最强，思维最活跃，学习时间最集中，没有工作、家庭、社会负担)。
另外，在国外，一学期有许多考试，期中考试在国外大学，特别是本科课程一般是1至2次、甚至3次，这样可以让学生一直保持旺盛的学习状态，减轻学生放羊的程度或机会。而在中国现在经济学课程考试一般都是期末考试，一锤子买卖，而考试又是背一背即可通过；平时基本不布置作业习题，没有课堂测验、期中考试；除了期末考试前一周，相当一部分学生平时基本均处于“放羊”状态。这种教学方式难以培养学生的探索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激励学生勤奋努力学习。以前学生的那种“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的在校生活节奏在一些地方已被“网巴、歌厅、咖啡厅”的快乐学生生活所取代。这些问题的产生并非是我们的老师和学生的素质差及教师待遇低。从根本上，我不同意“高校缺乏经济学教育的人才”及教师收入低是教风不好的原因。教师尽责是其教书育人的职责所在，学校应该加强要求，难道收入低，就该不负责吗？文革刚结束时，老师们社会地位及收入待遇比现在低很多，但教风要好很多。学风不好的根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教学要求、教学考核制度、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则不完全，不合理所造成的。这样，学风和教风急需改进，对学生负责，让学生学到扎实的知识，培养他们自我更新的能力，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要解决现在经济学教育界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改良现有的教学管理考核规章。所谓“改良”就意味着我们并不需要大动干戈、除旧立新式的复杂彻底的改革；我们其实只需进行少量简单易行的规则完善，便可以解决问题的大部分，取得非常显著的效果。因而，我在提交给上海财经大学《关于改善上海财经大学学风、教风的建议书》提出了一些改良措施：规范课程提纲，细化课程要求；引进先进教材、传授前沿知识；规范成绩考核，加入期中考试、课堂测验、课外作业及阅读报告；采用助教制度，提高教学效果；拟定评分比例，突出排序作用；强化教学考核，规定硬性指标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北美正规大学的基本教学要求，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仅投入少，容易执行，而且见效快，效果大。即使学校投入不多的资源，在现有师资水平和客观现实条件下，也能大大地改善教风和学风，大幅度提高教学质量，能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最终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当然，这些措施只是改善学风和教风的一些基本措施，有了这些措施后，就可推行更高层次的措施，以便更进一步地改进教学质量，让学生更努力的学习。
中国大学学生的基本素质可以认为是属于世界上最好的。他们也是愿意学习的，而且肯努力学习，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在教学服务与管理上对他们抓紧。我在美国教过和接触了许多中国学生，尽管他们在国内学习松懈，不努力，一旦来到美国后，在学习的压力下，他们都能很快适应这些措施，学习异常的刻苦、努力，好于大多数其他学生。他们都普遍感受到，相对与国内“放羊”的学习模式，他们在美国的大学中确实踏实的学到了许多知识，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底。这些方法在美国高校教育的成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学习异常刻苦、表现优越的现象使我更坚信它们是合理的、正确的，只要我们去做，是可以成功的。
我了解到网上有人质疑我所提出的措施是“教育小学生的方法，没有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自由”。他们认为学生在大学里应当给予其大量的自由学习思考的机会，减少课堂授课及考试的数量，使得学生能够发挥其创造性。这种想法不现实，事实上大多学生会利用给予他们的自己时间去做其他方面的事，而不去进行有创造性的思考。事实胜于雄辩，让事实说话。全世界的学生都一样，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能轻松毕业，一定不会去努力学习。如上所述，建议书种所这些措施事实上都是北美正规大学基本教学要求，实践证明效果很好，世界上100所最好的大学北美就占了80多个，培养了最多的优秀研究型人才。北美经济学博士的水平一般要比国内的经济学博士水平高多了。
学习方式可分为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两种。从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前期阶段，对学生学习模式的设置主要还是以被动学习方式为主，以学习考核大量的现有知识结构为主，通过大量的课堂教学与考核使得学生牢固的掌握各门基础知识，为今后的自主学习与科研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经常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没有之前的“踏破铁鞋”、“山穷水尽”的努力学习，怎么会有以后作出研究成果的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或今后在工作中处理问题时的那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得心应手的结果呢？
其实，任何一个创造性观点或理论的产生都是建立在长期大量的知识积累之基础上。大学校园中的本科学生，他们有旺盛的精力与活跃的思维，如果采用科学的措施积极培养，便可以使他们掌握大量的知识，打下牢固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盲目强调给学生自主学习的自由，而在给予学生自由的同时，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监督管理手段，那么除了一小部分自律性及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外，大部分的学生都会“放羊”，放任自流，白白耽误大好的学习机会与时光。这正是我们现在高校经济学教育所普遍存在的问题。

逆风飞扬：
请问田老师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经济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首先，中国的国家体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的国情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在这种先决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现代经济学具有更大的意识形态性。其次，它也是一门经济学学科，它需要发展，需要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济学院在教学改革中非常强调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要求学生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另一方面，中国的国策是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而现代经济学（国内称之为西方经济学），尽管它涉及到意识形态，是为市场辩护的，但意识形态在中国相对没有那么强，否则小平同志也不会说，市场制度是人类共同财富，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大意如此），中国也就不会决定搞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了。
既然中国的国策是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而现代经济学又主要是研究市场的，它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实证性（positive）的分析，是描述市场经济现象和研究经济人在市场制度下的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它研究市场制度在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下，它能良好的运行，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失灵，从而找出修正，替补的办法，应制定什么样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让经济总是保持正常运转。这样就需要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工具，更好地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服务，为了培养大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用型人才和理论型人才。因而，在抓好马克思原著及其基本原理学习条件下，也应该重视旨在诠释，应用和研究市场经济体系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学习。
所以要正确处理好国体及国策的辩证关系。其实，它们两者也并不矛盾。学过高级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人都知道，第一福利经济学定理告诉我们，要想市场制度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除了竞争性等一些假设外，还有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对商品需求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永不满足(non-satiation assumption)。所以市场制度就是基于人在追求经济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自利现象的而产生的。如果人都不是自利的，我们就不需要市场制度了，共产主义也就可实现了。自利性行为假设在现阶段不仅合理，更重要的是，按这假设制定规章制度时风险最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党纪国法（关于自利性行为假设的详细讨论，见拙作《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我认为，要实行共产主义，只消灭私有制还不够（想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及前苏联），还要消除人的自私自利行为，但消除自私自利行为不是短期能实现的（如能消除的话），所以市场制度还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这样，按我自己的理解，中国搞市场经济的国策主要是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经济问题的，是认识到了人们思想水平还达不到大公无私的地步，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改变（按小平同志的话说，现有国策一百年内都不能动摇，动摇不得！），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从辨正唯物历史论的角度，讨论将来的发展趋势。从逻辑上来说，它们并不矛盾。

? 中国经济改革

jingwenfeng：
请问田教授外资银行的大举进入，是否会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会利用外资银行大举向海外转移资产？如何构建中国金融安全网络？

答：在2003年10月份《比较》杂志上，我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王一江教授曾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银行业：改革两难与外资作用》。在文中，我们提出了大力引进外资银行、加快推进金融改革的这一战略性建议。文章认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两个两难：一是效益与整体风险的两难，二是改革紧迫性和完善制度环境长期性的两难。外资对于解决这两个两难有着特殊关键的作用。利用外资是我们提出银行业整体改革三个步骤中关键的第一步。在当前，中国应该尽快充分地利用外资，采用参股、合资先行，然后独资的方式和顺序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方式将有利于解决两难选择，推动和加快银行业的改革进程；有利于银行体系平稳转型及应对2006年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的冲击；有利于改善竞争环境，提高银行治理结构，引进现代金融管理人才；以及有利于建立与完善产权明晰的现代银行制度，实现商业化经营的目的，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和稳定的发展。两年后的今天来看，现行的关于鼓励银行引进外资的政策或多或少与我们的建议有相同的地方。
中国银行业有“百端待理、百废待举”之势，以利用外资作为改革的一个战略，我们认为是一个可行的突破口，但它不是“万应良药”，弄得不好，也会带来风险和弊端，对金融安全带来问题。为了减少风险，增加金融安全，我们文中在对外资银行引进和对银行业改革的同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各项公司治理规章制度，建立信用记录、监管机制及金融安全和风险管理法规与体制。如，
(1) 建立国家层次的金融安全和风险管理规则与制度。这些和制度的建立应与银行业改革同步进行。比如建立类似于美国FDIC(Federal Deposit and Insurance Corporation)的国家强制储蓄保险，以保障小储户的生计安全。一旦银行业开放，必然出现大量的中小型银行(包括地方银行、城乡信用社，民营银行) ，而储户多为中低收入民众。 银行的盈利和增长有如积露为饮，而一旦出事却似江河决堤。 一旦有经营不善或恶意经营，对储户的影响可能是一生储蓄的损失，这将会造成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可能引起社会不稳。所以在开放银行业的同时，必须建立强制储蓄保险机制。
(2) 信用记录的建立。中国现在既无个人信用的记录、检索、使用，也无企业、公司信用的记录系统。这是一个商业社会所必须的。政府应努力促进其建立，发展和使用。
(3) 监管与自我规范。金融、银行业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智慧性产业，由于风险的三高：经营风险高，道德风险高及所造成的社会危害风险高，应尽快建立现代金融、银行监管体系。除此之外，也应努力促成其行业的自我规范，自我约束机制和传统。

总之，要规范管理。否则的话，即使外资银行不进入的话，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一样地会向海外转移资产。

农家小民：
田教授，您好！
中国真如朗咸平所言那样没有信托责任吗？中国国企产权改革还应该按现在模式走下去吗？中国经济发展会持续下去吗，会持续多久？
中国经济发展最大制约因素是什么？体制问题是根源吗，为什么很多问题一到解决不了的时候都归结为体制！

答：郎咸平将MBO进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归结为缺乏信托责任。他认为，主要是缺乏信托责任导致职业经理人越位，进而侵吞股东资产和利益。职业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也许可以找出许多例子。但他将职业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的原因归结于是由于中国缺少信托文化，没有找到有“良心”的职业经理人。他认为，缺乏“信托责任”是导致中国国企不敢聘任“职业经理人”的直接原因。他认为“信托责任”就是“良心”。经理应当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国企老总只有具备良心才能做得好”。也就是，只要找到了“雷锋式”厂长、经理，国有企业就会搞好，从而反对现有的国有企业产权明晰改革。 但根本的问题是，尽管也许存在一些“雷锋式”的厂长、经理，但能为全国20多万大大小小的每个国有企业能找到一个“雷锋式”厂长、经理吗？如果可能，中国根本不需改革，计划经济也就可以搞得好了。现实情况是这种假设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大多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我们要进行产权明晰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郎咸平在整体失效的产权结构配置前提下强调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托责任，以国资流失为由反对现有的国企产权改革方式，进而全面否定国企的产权改革方向，这种观点及其分析逻辑是完全错误的。
如我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郎咸平教授通过一些具体的实例就企图得出一个普遍性理论结论，这是犯了方法论方面的错误。郎咸平教授对海尔等几个企业的数据作了一番考证，就得出了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在流失的结论，以此就得出了要“国进民退”的一般性结论，更进一步又得出要建设大政府、要实行中央集权的结论。笔者认为，郎咸平教授的三个结论中至少后面两个结论是得不出的。即使所有企业的国有资产在流失，怎么就可以得出“国进民退”的结论呢？打个也许不是那么恰当的比方，中央红军长征2万5，红军的数目由8万减少为6千，你能说这长征错了吗？这就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代价（尽管这个代价也许不是最低代价，也许能做得更好），要看最后结果。其实，是否“国进民退”根本不取决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从效率的角度讲，在同等的条件下，谁的效率高谁就应该进，而另一个就应退。这样，除非他能证明国营企业一般比民营企业的效率要高，否则就不能得出“国进民退”的结论。从理论到实践，整体上讲，在现今人们思想水平不少那么高的情况下，得不出国有经济比民营经济更好的结论，从而得不出“国进民退”的结论，结论可能恰恰相反。因而，国有资产流失既不是“国进民退”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而是一个与“国进民退”不相干的条件。另外，即使需要“国进民退”，怎么有可能得出要建设大政府、要实行中央集权的结论呢？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用来检验在经济上实行中央集权，能让国家富强呢？
一个好的激励相容的经济制度、机制或游戏规则，即使在人都不是“雷锋式”的好人的情况下也能让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产权明晰的产权制度就是一个例子。

在http://gqtian.blog.sohu.com/39405895.html阅读整个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