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说过，跟自然科学相比，经济是浅学问，但达大成者甚少。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为什经济是浅学问？二、既然是浅，为什么那么少人能达大成呢？凯氏没有解释第一题。他给第二题的解释，是经济学的大成要有多项学问的合并。可能对，但不肯定。他自己是多项学问的天才﹗

 

经济学真的浅吗？我认为是。然而，凯恩斯一九三六发表的解释当时经济大萧条的《通论》，湛深难明，我读不懂。六十年代初期，几位师友和我论及凯氏这个怪现象︰没有疑问他文笔好，文字历来清晰可读，但《通论》却难得发神经。那是为什么呢？当时大家同意的解释，是写《通论》时凯氏自己也不清楚要说的是什么。后来其中一位说他读得懂《通论》，几年后发表名动一时的《凯恩斯学派与凯恩斯的经济学》——此君是我知道唯一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完工就在美国名校升到正教授的人。一君之见，问题仍在：凯恩斯在《通论》中究竟说的是什么？

 

大萧条这回事，历史不多见，现象奇特，难明怪不得。我不肯定今天起自美国的金融灾难算不算是大萧条，或会不会导致大萧条的出现，但说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经济困境似乎是公认的了。几天前我在这里发表的《救金融之灾有三派之别》，可能解释了「大萧条」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也解释了为什么三十年代的不幸要到二战后才脱身。动笔时我没有雄心解释这悬案——几年前以为佛利民的《美国货币史》可能解释了。《三派》发表后，听到几位朋友的回应，认为自己可能相当全面地作了解释。浅的，是否执到宝两年内会放榜。

 

比起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确浅。作本科生时选修过两科自然科学，虽然成绩可以，其实不懂，只是考试时懂得背答案。一位数十年前我协助求学而今天成为生理学大教授的外甥，以研究细胞之间的传电机制成了名，其中学问深得不可思议。自己的儿子研究生物及医学，他的读物我一句也看不懂，要求他解释是自讨没趣了。当年求学，认识两位在加州理工读物理的朋友，问及他们研究的，深得发神经。相比之下，经济学确是浅得离奇。可不是吗？就是今天，任何识字的人拿起史密斯的《国富论》，用不着老师指导可以读得懂，而经过了二百三十三年，经济学还没有一本书的重量比得上《国富论》。当然，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今天的经济学文章满是方程式，也满是术语，门外汉不知所谓。拆穿了西洋镜，其内容不少也真的不知所谓，或空空如也。

 

这就带来当年凯恩斯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学比自然科学浅那么多呢？我想到的答案，是自然科学要解释的是上苍创造出来的现象，而人类只不过是其中很渺小的一部分，沧海一粟，浮生若梦，以宇宙时间算人类的存在只是一瞬间。经济学呢？是要解释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现象，浅得不可以相提并论也。

 

经济学是浅的，绝对是。故弄玄虚地搞得高深莫测是自欺欺人，可惜为了饭碗不少君子不能不这样做。回顾平生，我只写过一篇算得上是不浅的经济学文章。那是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该文不浅——我花了一年向浅中求也不浅——主要是因为「短缺」、「剩余」、「均衡」等理念在经济学中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而我却认为是全部错了！要清除众人接受了的废物，提出前所未见的分析，容易有理说不清。该文发表三十五年，行内专家认为是重要贡献的不下两掌之数，但当年我意图清除的废物，今天的教科书一律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这种顽固性反映着经济学者对解释现象或行为没有兴趣。

 

说经济是浅学问，可不是说这门学问容易。以我认可的经济学而言，浅是说容易理解，容易明白，但可不是说容易处理。经济学要处理得好不容易。单从解释现象的角度衡量，有四个难关要过。其一是麻烦。解释人的行为，经济学者多多少少牵涉到解释自己。这很麻烦，因为要顾及自己的利与害，经济学者不容易客观地看问题。冷眼旁观、置身事外地看世界，一般学者办不到。我认为不少行家不应该学经济。其二是复杂。世界非常复杂，而经济理论的一项主要功能，是把世界简单地看。这也不容易，因为在简化世界的过程中，处理每一步都要顾及有关的复杂各方面，想漏了重要的一方会出大错。其三是复杂的世界要用简单的理论处理。这里的要求是要把基础的概念与理论掌握得通透，要拿得准，要练得想也不用多想就应用得宜。其四是要对大大小小的真实世界现象知得很多，在观察的过程中要不断地以理论及概念印证。记忆力的要求高，而寿命与体力免不了也苛求。史密斯能在四十三岁发表《国富论》，的确是异数。

 

我要以《三派之别》一文中说过的一句话来示范上述的浅而不易之见，因为这一句有些读者不明白，顺便解释一下。那是写到「微观派」时，我说「美国要先让物价迅速下降，从而守住人民的实质财富与实质收入会继续下降的劣势，稳定了基础再上升。」何解？回到费沙的方程式吧。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W=Y/r），调整的机制过程可以很复杂，这里不说。财富（W）一下子暴跌，不回升，收入（Y）与利率（r）一定要调校。市场的利率（不是贴现率）向下调校不易：银行的借与贷皆不易（解释过了），而就是市场利率被政府所迫而下降，借贷难行这利率没有意思。余下来是收入（Y）的向下调校了。所谓收入，其实是物价乘产量（P x Q）。选择物价下降还是产量下降呢？当然选物价下降，因为物价只是交易的媒介，但产量却是人民享用的饭碗。以产量下降调校，苦不堪言也。

 

这就带来另一个浅但不容易看到的要点。我曾经以穿珠仔的例子解释，市场其实没有产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之分，二者一也。物价（P）乘产量（Q）的收入，当然也是生产要素的收入。劳力或员工的收入是物价乘产量的收入的一个主要部分。如果有最低工资及工会的左右，物价向下调校的一个主要部分会被锁住，于是逼着要从产量那方面调校，灾难必然矣。结论是要救金融之灾，着眼处是撤销最低工资与工会约束竞争的权力。物价下降等于工资下降，二者皆鼓励产量上升，产量上升等于实质财富有着数。这是中国九十年代的经验。

 

浅的，但不易。

    搜狐公司年度品牌活动“2009新视角高峰论坛”于2009年1月8日在北京隆重召开。搜狐公司作为国内最领先新媒体，经历了2008奥运赞助商的特殊成长之旅，正在走向成熟。本次论坛我们邀请到众多国内一线经济学家、企业家、社会学家和媒体精英，共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

    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已经成最大问题

    各位来宾，今年2009年，跟过去几年相比，今年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的年头，许多人都在问，如何顺利的度过这个年头？这样一种环境会持续多长时间，一年、两年，还是半年？我觉得这个答案就在我们，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能不能顺利的度过。回顾一下过去30年的成功，由于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放弃了计划经济，我们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产品的生产。这30年，中国的产品生产，不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全世界恐怕也是非常少有。

    但是我们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富分配，世界经济本身不能解决财富分配的问题，或者说他有自己的规律。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均等的财富分配，大锅饭我们也吃过，效果并不好，所以财富需要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显然现在我们的差距太大了。

   市场经济只能加以改善，不能放弃
    在今后这几年或者几十年我们不能放弃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尽管有许多毛病，我们只能够对它加以改善，我们决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改善市场，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放弃市场，这是完全错误的。

    选择和谐才能解决眼前的这场危机
　　30年我们有成功的地方，就是放弃了一些斗争，不管是什么斗争，都是用在力量互相抵消的方面。现在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不相信用斗争的办法能解决，斗争是互相抵消的力量，是两败俱伤。我希望我们用越来越和谐的方法解决当前各式各样的矛盾，和谐的精神不仅仅要拿来作为个人之间处理问题的原则，也应该拿来作为企业之间、个人和企业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现在世界上好多的矛盾，现在世界上好多的矛盾，每天都在死人，什么原因？以为斗争能解决问题。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只有和谐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当前的不确定性会延续多长时间？这就要看我们是相信斗争还是相信和谐。如果我们相信斗争，那我想这个危机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可能持续五年、十年，甚至更长，如果我们不放弃斗争，这个危机就过不去。什么叫和谐？是彼此尊重、克制自己的利益。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用和谐的口号，贯穿到事物的方方面面，大家用这种精神来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的危机就会很容易的过去，这就是我今天为会议提供的一些想法。

　　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有很大的斗争

　　茅于轼

　　茅于轼博客：http://maoyushi.blog.sohu.com/

　　天则所报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全文下载

　　前不久，兰州市物价局对该市涨价的牛肉面定出最高限价，我觉得这是计划经济的残余表现，是在破坏市场。兰州物价局的人是想讨好老百姓，真要这么干，兰州牛肉面就完了，偷工减料呗。

　　都改革了30年了，还有这样的笑话，都是自以为比市场聪明的人干的。

　　人总是自大狂，认为市场是盲目的，我比市场看得清。现在国家也认为可以修正市场的毛病，所以干预市场。毛病是可以修正，但问题是谁来修正。是你还是我？

　　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开始挨整，说的就是这些事。1956、1957年，市场上已经买不着肉和鸡蛋了，我就说为什么不涨价？涨了价就买得到了嘛。我是反对管制经济的，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市场。市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你永远买得到，不过可能贵点儿。如果你把市场破坏了，有钱也买不到。

　　1968年，据说有一个机密文件，要把北京搞得像水晶球一样透明干净，说我危害首都安全，要我迁出北京。我被抄了家，老伴儿被剃了光头。我当时在铁道研究院，院里一起被赶出北京的有12个人。

　　于是，我在大同机车厂待了10年，境况还不错。在农场劳动了两年，剩下时间都在做技术工作。先是参与搞燃气轮机，后来借调到北京铁道研究院，在运输经济研究所研究到西藏去的铁路值不值得修。我是学理工的，对最优化理论感兴趣。最优化在数学上叫数学规划，管理上叫运筹学，我学得都很起劲，从这些东西慢慢就到了经济学——它的本质就是最优化问题，怎么能用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多的财富。

　　1982年，全国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当时，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那实际上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交锋的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经济学家后来都成为代表人物，如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张维迎也发了言，他那时候还是一个研究生。

　　我们的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是有很大的斗争的。现在大家都说市场经济，那个时候谁敢说？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你来个市场要自由，既没计划也没比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基本解决了。那个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冒好大风险的，赞成私有化，发展个体经济，是犯天下之大忌。所以，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断地反。现在都开公司，私有化了，那个时候谁敢？马路上摆个摊儿都不行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割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冲破了重重障碍，当然不光是经济学家的作用，主要还是邓小平和他的一些助手等改革派政治家，再加上经济学家的作用。大家慢慢越来越懂得自由经济的意义，这个斗争就不太大了。很多人都忘掉了。

　　我写文章说，很多人都坐享其成，收入都提高了，可是当初你们都是反对搞市场经济的，反对得很厉害，什么帽子都给戴过。你说愚蠢不愚蠢？全世界经济搞得好的没有一个搞公有制的，这是从经验上看，理论上也是完全能证明的。

　　过去讲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工人农民当然创造财富。但是改革前后都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以前没有现在多呢？就是多了一个企业家，把劳动、技术资源用最好的办法组织起来，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价值最高的产品。财富是这么创造的。计划经济算不出来怎么最优。

　　近年来，改革引发的诸多不满集中显现，“主流经济学家”被指责“与利益集团结盟”，从而招致主要来自互联网的严厉批判，茅于轼因为主张“企业家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也被牵扯其中。

　　我认为，主流经济学就是自亚当·斯密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后来不断继承发展，又有了很多大家。非主流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来没有人了，他的学说到他为止。不是没有人研究，是没有新的发展新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的经济学，不是建设的经济学。大学里已经是主流经济学的天下了。

　　社会上有这么多有强烈不满情绪的人，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政策得罪了他们？我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权分子可以侵犯别人而不受制裁。一边有特权，另一边就没了人权，连起码的保护都没有了。受人侵犯又没处申诉，当然会产生出强烈的不满。现在老百姓告政府状的越来越多，但是要么法院不受理，要么受理了不能公正判决。百姓能够胜诉的微乎其微。这样一种状态当然是危险的。说主流经济学家跟利益集团结盟，这个情况可能存在，但我很难举出实际的例子来。

　　我百分之百的收入都是我的劳动所得。我也没感觉有暴富的可能。（夫人插话，人家开价高，你是拒绝了）最近有人出10万块钱，要求以天则所的名义发表一个报告，我们商量之后没有同意。刚出现独立董事的时候，好多公司请我当独立董事，年薪少则几万，多的几十万。我没有一个接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看它的要求，要懂会计、懂法律，我不懂，不符合要求。他们挑我并不是因为我懂会计懂法律，是因为我有点名声，对他们品牌上有帮助。很多经济学家是接受的，很轻松，没什么事儿干，拿现钱。我不这么想，不干活拿的钱，特别得小心，拿了要出毛病的。

　　我没有炒房炒股。我也不是看不准，我能看得准，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事儿。我知道股票肯定得涨，但是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都做得不太好，我不愿意投资给它们。

　　　 1993年，我从社科院退休之后，做了三件事，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山西临县设立小额贷款，在北京开办富平保姆学校。小额贷款项目已经发放了25 万元给有创业冲动的农民工，如果能回收，我们就会投入更多的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曾经发了个正式文件给我，要我关掉临县的小额贷款。我回信说，我没让任何人受害，有很多人受益，为什么关我的？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现在一个星期去两次天则所，还有双周论坛。富平学校、小额贷款也都要过问。写作量也很大，我每年可以出一本书。晚上上网收邮件、回信，有的请我帮他们找资料。（夫人插话，都是不认识的人）人家抱着希望来找我，你叫人失望了就不好了。

　　茅于轼博客：http://maoyushi.blog.sohu.com/

　　天则所报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全文下载

2009年01月06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孙铭 北京报道

　　扩大内需成为当前中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当务之急，为此，国家出台了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期望国内消费的增长能够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

　　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樊纲看来，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一直比较稳定，而且短时期内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扩大消费的政策作用非常有限。

　　“中国的消费低不是因为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居民没钱。所以中国消费低的问题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收入结构的问题。”1月6日上午，樊纲接受包括本报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说。

　　谈及结构问题，樊纲认为，主要原因是在总储蓄中，企业的储蓄快速上升，而居民的储蓄在快速下降。而企业的储蓄快速上升，主要是资源型和垄断型国企的收入留在了企业内部，因此，扩大消费的关键是要改变目前中国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

　　近期中国外汇储备下降，引起各界对资本外流的担心。但樊纲认为，近期外汇储备的变化有很多具体的因素，特别是技术因素，他尤其提醒要注意欧元资产近期的贬值。“细节我不了解，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这几个月创下了新高，中国的外资实际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还在增长。”

　　居民低消费源于企业高储蓄

　　《21世纪》：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也遭受了冲击，你认为中国在这次危机中暴露了什么样的问题？

　　樊纲：这次危机凸显出了中国的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过去40％左右的增长靠进出口增长，靠贸易顺差的增长，致使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达到80％左右。这次外部需求骤然下降，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起足够大的市场，特别是消费品市场？这暴露了中国消费率太低的问题。2007年中国的储蓄率是51％，49％的GDP是消费，而这49％里面有14％是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只占35％，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现状，如果说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什么问题的话，根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这一点毫无疑问。

　　《21世纪》：消费率太低的原因何在？

　　樊纲：我们也在问，中国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储蓄率？到底谁在储蓄？到底是什么制度原因导致了中国有这么高的储蓄率？

　　通常的一个解释是中国的居民爱储蓄，但其实中国消费者的储蓄倾向并不高，还比不上亚太区的平均水平。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在最近几年来相当稳定，大约在27％—31％之间。这就出现一个悖论，为什么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基本稳定，而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从过去60％降到35％了呢？

　　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储蓄的增长，加上一点政府储蓄的增长。企业储蓄的定义是企业未分配收入——工资奖金给工人了，税收给国家了，分红给了所有者了 ——中国的企业近年来有大量的未分配收入留在企业。过去在中国的总储蓄当中，企业占20％，居民占60％，另外20％是政府储蓄，现在变成了总储蓄当中 40％是企业储蓄，40％是居民储蓄，政府的储蓄还是20％。所以根本的原因是企业储蓄的提高。

　　《21世纪》：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变化为何不大？换言之，为何消费迟迟不能被拉动？

　　樊纲：这些年有一些不利于消费增长的因素，比如说社会保障、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仍不到位）。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有利的因素，包括信用卡的使用、消费信贷、全球化、城市化。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导致居民的储蓄倾向基本是稳定的。

　　储蓄倾向的定义是居民的储蓄和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不是与GDP的比例，这时候就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下降了10％，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提高了10％。

　　中国的消费低不是因为中国的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居民没钱。最近政府又在出台政策鼓励家电下乡，鼓励农民消费，农民是中国消费倾向最高的群体，统计局的研究最低收入的群体消费倾向是99％以上。所以中国消费低的问题不是消费的问题，而是收入结构的问题。

　　国企利润应向所有者分红

　　《21世纪》：中国的收入结构问题如何解决？为什么企业的储蓄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

　　樊纲：为什么那么多的收入变成了企业的未分配收入，为什么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这不是短期政策所能改变的，涉及到长期的问题。

　　第一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工薪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可能很快；这有就业不充分的问题，由于还没能实现充分就业，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很慢。中国70％的低收入阶层要么是农民，要么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比较激烈。政府如果人为干预工资的价格，比如法定最低工资等等，如果在这个阶段工资涨得过高了，没有就业的人实现就业就更困难了。

　　第二是财税体制所关联的分配制度问题。一部分企业收入没有分配掉，没有通过转移支付出去。前几年收入增长最快的企业，是由于资源价格上涨而导致的收入提高，经济学上称为“资源租”，“资源租”不是企业利润，因为资源是全民的财产。其他国家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制度安排，当资源价格上涨的时候要将这部分收入收归国有，比如俄罗斯规定，油价高于27美元以上，国家要收走90％以上，而在我们国家，资源收入以企业利润的形式出现，没有去它应该去的地方，国家财政没有收走。

　　《21世纪》：如何才能改变总储蓄中居民与企业的比例倒挂现象？

　　樊纲：国有企业创造了大量利润，包括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当然有些属于自然垄断，有些属于行政垄断。国有企业在相当长的时期是不分红的，不分给最终的所有者，这几年的情况略有改变，国有垄断企业收入国家收走一些，但是比例很小。从2003年世界资源价格上涨以来，企业的利润大幅增长，企业的利润大量滞留在企业，如果转移出来，国家就能够通过减税，或者转移支付的办法，充实社保基金，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这个问题难点在于，一方面要发展，另一方面要改革，只有将企业的收入转移出去，居民才有更多的收入，这样才能改变企业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涨，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快速下降的趋势，才可能使中国的消费得以提高。

　　人民币汇率波动仍属正常

　　《21世纪》：你认为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如何？政府应该怎样做才能真正启动内需？

　　樊纲：短期应对经济危机来讲，扩大消费的政策（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涉及的问题不是短期的，是长期的或者是制度的问题。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还是要通过扩大投资来扩大内需，一块是公共投资，另一块是住房投资，各占（GDP）20％左右，通过这两块投资的增长能够托住经济增长，然后逐步带动企业的投资增长。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还是要做，比如增加社保支出、与民生有关的支出。长期来看，真正要弥补美国人开始储蓄导致中国的出口需求不足的问题，还要靠中国的消费需求增长，因为我们不可能长期依靠政府投资。

　　《21世纪》：近期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的趋势有所变化，有些时候出现贬值的现象，你如何预计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中国外汇储备近期也有所回落，你分析原因何在？

　　樊纲：如果不看名义汇率，去年中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相当大，升值10％左右，这么大的升值，中间有一点波动很正常。全世界的汇率都在变动，所以人民币汇率在升值的过程中有贬值很正常，不应解释得过多。另外，由于金融危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更加抬头，美国恐怕更会压中国人民币升值。我们应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问题。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的变化，我觉得是这么些原因，我们的外汇储备不都是一种货币，而外币资产的价格最近变化非常大，特别是欧元资产，资产价格变化会导致我们的外汇储备账面价值会发生变化。细节我不了解，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在增长，这几个月还创下了新高，尽管有危机，中国的外资实际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还在增长。

2009年01月07日   每日经济新闻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7日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8％的目标，如果情况需要，中国还会采取大规模的财政激励措施。

　　樊纲表示，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8％的增长目标是不成问题的，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发起的大量投资活动，8％的增长率对于确保今年增加足够的就业岗位至关重要。

　　樊纲表示，中国已经制定了短期内的促进经济增长政策，今后还会有更多货币政策、财政和金融政策宣布并实施。樊纲未就此问题加以详述。

　　樊纲表示，他相信中国的决策者们会在必要时进行大规模财政支出并推出经济刺激措施。他指出，中国的财政状况依然强劲。

    2009年01月07日  京华时报
   本报讯(记者高晨)昨天，在万事达卡国际组织举办的论坛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指出，中国过去5年储蓄的增长，主要不是因为居民储蓄的增长，而是因为企业储蓄的增长。

　　樊纲说,5年前总储蓄中，企业储蓄只占20％出头，居民储蓄占60％，剩下的20％左右是政府储蓄。现在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降到了40％，而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升到了40％。

　　樊纲提出，应该把收入分配的渠道建立起来，这样才能停止“企业可支配收入快速上涨，而居民可支配收入趋于下降”的趋势，从而才可能使得中国的消费得以提高，储蓄率得以下降。

　　樊纲认为，目前采取的一些刺激消费的政策作用非常小，真正要改变中国的消费储蓄结构，是要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

 2009年01月07日   经济参考报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6日在一国际组织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当前中国消费水平低不能归因于国民的高储蓄倾向，“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愿意储蓄，而是手里没钱。”消费不足主要是因为企业利润没有向政府分红，从而不能最终转变成居民手里的财富。

　　据樊纲介绍，2007年的GDP中，有51％被用于储蓄，14％用于政府消费，35％用于居民消费。直观上看，消费不足主要是由于储蓄过高引起 的。然而据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国消费者的储蓄倾向在过去15年中基本稳定，维持在占GDP比重的27％至30％的区间内。那么多出的储蓄来自哪里呢？ 来自企业储蓄。近年来企业储蓄占全国储蓄总量的比重已经从以前的20％左右上升到超过40％。换句话说，就是大量的企业利润被企业本身截流，而没有进行二 次分配。

　　樊纲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不是因为储蓄倾向高，而是因为居民手里没钱。据万事达卡的调查，中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在整个亚太区都是比较低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中国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达到99％。

　　然而，提升消费短期内做不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由于存在着庞大的未就业人群，本阶段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缓慢。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个发展 中的大国，有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这些剩余劳动力没有完全被经济增长所吸收以前，就业问题始终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 了重大的的成绩，过去30年将2.5亿农民转移出了农村。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企业没有分红。如果企业给国家分红，国家就可以通过减税，投资社保基金等多种手段进行转移支付，从而增加居民手中的财富。

　　樊纲表示，由于国际大宗产品近年来的大幅涨价，我国资源性行业获得了大量的收益。这在国外，被叫做资源租，归全民所有。然而在中国，这一收益却 作为企业利润形式存在，并且长期不进行分配。加上其它一些国有垄断性企业获得的大量垄断利润也不分红，于是财富就不能最终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消费者也就无 力消费。在此情况下，“出台各种消费刺激手段，对促进消费效果不大。”不过樊纲同时表示，企业不分红，短期内很难有根本改变。

　　同时，美国需求的减弱会对中国的进出口带来很大的冲击。2007年美国国内市场消费9.5亿美元，占全球GDP的20％左右。在未来几年，美国人民既要还债，也要进行储蓄以应对危机，所以消费需求会减弱。

　　随着美国需求的减弱，中国经济面临寻找新的增长点的考验，要渡过眼前的经济危机，短期还是主要要靠投资需求的拉动。但是为了在长远的经济发展，中国必然要提升国内消费需求。“现在就应该着手去做了，以免过了几年仍然一无所成。”他说。 (记者：方烨)

超级垃圾重组游戏何时休？

——ST科健重组闹剧失败的警示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笔者按：NASDAQ既有一年退市300家的气势，更有一年上市500家的胸怀！1996年底，NASDAQ共有上市公司5556家，可如今它却只有2945家上市公司（2008年11底的数字）。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优胜劣汰”，这就是股市应有的“大浪淘沙”的气魄！股市绝不是大锅饭，更不是收容所！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要尽快推出创业板和OTC的理由。

　　18岁的中国股市，如今已聚集了一批超级垃圾股（即资不抵债，净资产为负数），虽然长期微利或亏损，而且技术上早已破产，但它们仍然毫发未损，照旧神气挂牌交易，反正丝毫也不肯退市。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垃圾公司死也不退市？凭什么？因为股民愿意为这些垃圾公司肮脏的“壳”而买单！因为这一肮脏的“壳”实在是太珍贵了，毕竟还有数不尽的优质公司正在中国证监会门口排队，等待审核上市的机会，时间漫漫，机会太少，有的公司甚至已经等待了快十年了，尤其是创业板推出遥遥无期！

　　上市指标难搞定，上市程序太繁杂。这是许多场外公司，尤其是民营企业愿意花血本“买”壳（其实是很肮脏的“壳”）一赌的真正原因。因为买壳上市或造壳上市也许是最省事、最刺激的游戏，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么，究竟谁是这只可爱的“羊”呢？

　　在此，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中国股市最牛的垃圾股——ST科健（000035），“永不退市”就是它不倒的信条！虽然此次重组耗时将近一年半，而且最后无果而终，但它仍将不会退市，因为重组是它不灭的希望。为此，笔者认为，ST科健（000035）应该算得上是当今中国股市的“不死鸟”！

　　2007年7月24日，严重资不抵债的ST科健宣布，因正在协商重大债务重组等事宜，公司股票开始停牌。直到2008年3月26日，公司正式宣布了所谓的最终重组方案，公司股票同时恢复交易。然而，又半年后，2008年10月10日宣布该重组方案失败。

　　ST科健究竟为何物？我们不妨粗略回顾一下它的简短历程。

　　ST科健，原名中科健A；上市时间：1994年4月8日。上市第二年便赤裸裸地亏损！

　　年度亏损记录：1995年、1996年、1999年、2004年、2005年

　　截止2007年9月30日，ST科健目前负债累累（算术题）：

　　（1）总资产＝4.08亿元；总负债＝17.87亿元。

　　（2）资产负债率＝438%！如此畸高的资产负债率，却还能存活不死，真奇迹！

　　（3）净资产＝－13.79亿元，即严重“资不抵债”，早该向法院申请破产！

　　（4）每股净资产＝－9.19元，即公司净资产不仅跌破面值，而且股东已成债务人！

　　（5）账面累计亏损＝－16.33亿元，这是公司历年亏损滚存下来的一笔巨大的“负”财富，它必须由未来的股东承担！

　　（6）每股未分配利润＝－10.8847元，这一亏损黑洞需要以后若干年的每股正收益来填平！这将意味着未来的股东在若干年内将只出资不分钱！

　　（7）到期无法偿还的贷款本息＝31.4亿元（讨债人：21家金融机构）！也就是说，将ST科健全部资产卖掉也只值4亿！如果要还清另外的27亿贷款，就只有再找股东要钱了！

　　事已至此，我想，ST科健是不愿独活的，但它也无法死去！因为如果ST科健破产死亡，则31.4亿的贷款本息就会自动转变成银行的“不良贷款”，银行怎么办？大小股东和股民怎么办？股票变废纸？地方政府也深感此事责任重大，本地公司退市也不光彩，因此，当事人各方均不允许ST科健如此轻易地“离开人世”！

　　于是，当事人各方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开始自发地行动起来，自救行动就此展开。2007年8月，在深圳市政府和深圳市银行同业公会的“领导”下，ST科健与21家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债委会”，积极展开了垃圾重组的“自救工作”。为此，债委会首先画好完美的重组“路线图”，然后“按图索骥”，待价而沽。“自救”的基本思路很简单：先找买主，再借机实施“债转股”。

　　大牛市中的垃圾重组，水涨船高，艺高人胆大。2007年9月5日，债委会初步选定两家战略投资者，准备推进下一步重组工作。几经挫折，又经过半年折腾，2008年3月26日，ST科健终于正式发布了最后的重组方案：《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暨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预案公告》，并决定由浙商民企“同方联合控股”入主重组ST科健。

　　重组操纵方：21家债权机构（若放弃重组之希望，则31.4亿贷款绝对打水漂！）

　　新东家：浙商民营公司——“同方联合控股”（通过“买壳”方式实现上市梦想，因为中小板排队无门，创业板上市遥遥无期！故愿付此代价买壳上市）

　　ST科健重组的基本游戏规则：不需要任何钞票，或者说重组不涉及现金。本次重组行为当然不能是“空手套白狼”，其大体流程如下：

　　（1）ST科健现有总股本1.5亿股。

　　（2）ST科建向新东家定向增发5亿股，但新东家不用拿钱，只需用实物资产置换购入这些股票即可。

　　（3）新东家将自家旗下的5个房地产公司（自我估价为24.8亿元）置入ST科健，并换取定向增发的5亿股ST科健股票。

　　（4）作为接受重组的前提条件，新东家必须将所获5亿股股票中的1.1亿股无偿地赠送给21家债权机构，则21家债权机构放弃31.4亿元债权。这叫“债转股”！

　　（5）在重组完成后，ST科健的总股本将由1.5亿股增至6.5亿股，新东家持有3.9亿股，占总股本的60%；21家债权公司将持有1.1亿股，加上原持有的6460万股，21家债权机构共计持有1.75亿股，占总股本的26.9%；此外，公众实际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重则由原先的51%被稀释至13.1%。

　　（6）按上述加减法计算，若重组后的ST科健复牌，只有当股价上涨到17元以上时，21家债权人的31.4亿元债权才可能全部收回。如果再继续上涨，则21家债权人作为新股东就有得差价赚了。如果真是如此，则21家债权人就是最大的赢家了！

　　与此同时，新东家不需要任何真金白银，也不用掏一分钱，只需要主观“估算”一下自己旗下的5个房地产公司，就可以名正义顺地将ST科健纳入新东家囊中，“更名换姓”为新东家自家的了！董事长的位置当然也是新东家的啦，这就叫“造壳上市”！于是，新东家也成为了这一游戏的最后大赢家！

　　试问诸位：既然重组操纵方与新东家都成了大赢家，那么，在上述加减运算游戏中，究竟谁是输家？谁是最后的买单者？答案当然是“市场”！这样的答案太抽象了！应该说是：股民！（因为只有股民才是最终的接棒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随着2008年大熊市不断地朝纵深方向发展，“同方联合控股”的掌门人——朱志平的身份突然有变。2008年10月8日，ST科健收到同方联合控股函件，函件称“现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朱志平已取得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签发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鉴于此变化，公司委托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之一的自然人朱志平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非公开发行对象资格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2008年10月10日，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是：自然人朱志平已于2008年3月27日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注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后，其作为投资者的身份也由境内投资者变更为境外自然人投资者，其作为境外自然人投资者，已不符合有关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的规定。因此，其不符合作为科健股份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资格。鉴于上述事项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解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将中止。公司承诺3个月内不再筹划其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08年10月20日，ST科健发布澄清公告：传闻事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已将包括对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珠南方贸易有限公司,深圳科健营销有限公司的共计1. 88亿元债权在内的资产包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处置”属实。传闻事项“由于华融资产曾加入‘一致行动’的ST科健债委会，此次其单独行动或许表明，ST科健资产重组，债务处置面临泡汤”不属实。

　　至此，一场垃圾重组的“闹剧”水落石出，并最终以失败收场。所谓“闹剧”，因为就在ST科健重组方案正式公布不到两天时间，“准”新东家的掌门人——朱志平却变身为香港永久居民。即便如此，在当事人围绕这一重组方案忙乎半年后，却突然宣布他是“境外自然人投资者”！这是谁的荒唐？还是谁的无知？当然，也许是“饥不择食”！

　　试问诸位：中国的超级垃圾上市公司为何全都不肯退市？其中奥妙大家又是否能看出个一二三呢？说白了：债权人不让垃圾股退市，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重组游戏让股民最终还债！为此，笔者认为：垃圾股重组后仍是垃圾！

　　政策主张：中国应该尽快推出创业板和OTC，构建多层次股票市场，让IPO市场化，改革退市制度，让所谓的“上市指标”或上市公司的“壳”一钱（文）不值！只有这样，垃圾才能成为人人唾弃的垃圾！

谢国忠：好运出尽  （查看原文）

来源：《环球企业家》杂志网站

日本熊市为何长达20年？ 

——日本股市已然20年不见牛市！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你见过一个长达20年的熊市吗？罕见！然而，它的的确确存在过，并发生在日本，这场熊市始于1990年初，然而，至今却仍未看到尽头。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严重泡沫化，并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38957点！之后，日经指数一路走熊，至今已然长达20年之久！截止2008年12月30日，日经指数收于8859点。其间整整19周年，19年间日经指数曾三次上摸2万点，但每次都无法真正站上2万点，每次上攻均无功而返，进而日经指数在19年间牢牢地构筑了一个长达19年的“箱体”——低点在8000点下方，高点在2万点附近！38957点的历史最高记录，似乎已成为日经指数19年来可望而不可及的“死穴”，无人能解。2009年将是日经指数持续走熊的第20个年头！

　　（一）日本股市大泡沫炮制“疯牛”

　　1984年，日经指数以9927点开盘，年底收于11543点；从此，一轮长达5年的牛市拉开序幕。截止1987年底，日经指数收于21564点，也就是说，1984——1987年，日经指数4年涨幅大约为110%，这一阶段的牛市应该算是健康而正常的“慢牛”。

　　然而，随后两年的持续暴涨则已严重泡沫化，属于“涨过头”，每年差不多上涨一万点，实属“疯牛”。1988 年收于30159点；1989 年收于38915点的历史最高记录。从1万点涨到接近4万点，6年累计涨幅接近300%。（不过，我们的上证综指更强，从1000点涨到6000多点，只用了大约2年多时间，累计涨幅便超过了500%！这也应该算是一个世界奇迹吧？当然，我们中国也不是日本所能比拟的！）

　　（二）日本股市20年的“慢熊”与“无奈”

　　1990年，日经指数以38922点开盘，一路直线滑落，年底收于23849点，一年跌去15000点，跌幅达38.7%；随后，日经股指连年下滑，1998年10月最低下探至12787点。这是日经指数“漫熊”的第一波下探的最低点，总计耗时将近9年！

　　1999年底至2000年初，随着西方大牛市接近尾声，日经指数也走出了一波短暂的反弹行情：2000年4月，日经指数最高上摸20833点，创下自1998年10月以来的最高点位。然而，2000年底日经指数却低收于13785点。

　　2001年“911事件”之后，日经指数加速下滑。这是日经指数20年来的第二波下探，2003年4月28日，日经指数最低下探7603点，创下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记录。

　　2003年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缓过劲来，股指开始缓慢苏醒。这是日经指数20年来的第二轮缓慢反弹，直至2007年6月，当世界各国股市均冲向了历史最高峰时，日经指数最高上摸18297点，这是自2000年6月以来的最高点位，离38915点的历史最高记录还差两万多点！

　　然而，2007年下半年世界性大牛市终结，美国次贷危机很快将世界性大牛市转换成了世界性大熊市，倒霉的日本股市便进入了20年来的第三波探底的通道。2008年10月28日，日经指数最低下探至6994点，再创近25年来的新低点！而且人们预测，2009年日经指数也许还会再创新低。

　　由此可见，20年来，日经指数虽无法再创新高，但它却能不断地创出新低来。这便是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泡沫化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三）日本泡沫是一种典型的“盛世”泡沫！

　　20年来，日本内外学者们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究竟泡沫经济为何物？同时，他们也在研究日本股市泡沫是如何炼成的？结论大同小异，差不多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美国逼迫下，日元开始大幅升值；

　　（2）在日本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拉动下，股价暴涨、房价暴涨；

　　（3）股市丑闻总是发生在股市泡沫最严重的时候，如股市操纵、诈骗、贪污、挪用公款、腐败堕落等，当时，这类行为几乎发生在整个日本的政界和商界，其根由也许是人性使然：浑水摸鱼、趁乱投机、赌一把！

　　最后提示：中国股民切莫两眼只盯股市！只有超脱股市看股市，才有可能更好地把握住自己的幸福人生！

 

不久前蒙代尔在广州接受访问，说美国的金融灾难几个月后会平息，经济复苏，而欧洲会迟三几个月。我问他的一位朋友︰「罗拔怎么这样乐观了？」此君回应︰「罗拔去年九月，雷曼兄弟之后，接受访问，也是在广州，说两星期后灾难会平息，但今天看显然是错了。」

 

蒙代尔是我知道的经济大师中对目前的金融灾难看得最乐观的人。最悲观的可能是克鲁格曼。此君说一切都太迟了，真正的大萧条要到二○一一年才出现。两个极端之间，大师们各持己见。贝加初时乐观，后来逐步调校转悲，可能还要调校多次（一笑）。卢卡斯看好联储的应对，比较乐观，不知会否调校一下。其它几位诺奖得主的看法我拜读过，悲喜不论，看法各各不同，没有冲突，只是不同，加起来是一幅看不通的图画。

作为一门科学，经济学这次真的令人尴尬了。是发展了二百多年的学问，参与的天才无数，怎么事发后好几个月，大师们还是众说纷纭呢？显然是因为目前的金融灾难历来少见，也非常复杂。

 

读到的报道加不起来，我自己也胡涂了。然而，几个月后的今天，我还是认为自己开头的直觉分析大致上没有错。有两点。一、美国的借贷与抵押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的──远高于一，是太高了。究竟有多高我不清楚。二、通过衍生工具与保险安排，美国金融市场的合约纵横织合，以致一出事牵涉到的层面甚广。从这两点看，今天美国的金融风暴比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严重，但过了七十多年，知识增加了，政府的反应远为迅速。

 

起因与三十年代的有不同之处，但带来的效果大致相同。这就是人民的财富一下子暴跌，使前对退休、后要养育的五、六十岁的职业有成的人士纷纷采取防守策略。可以节省的节省，可以不花的不花，而雇主们得过且过，可以减少人手就减少了。我不同意几位美国专家的估计，他们说美国今年的失业率会高达百分之九。我认为会是两位数字。

 

明显地，要挽救上述的困境，我们要把人民的财富再推上去，或把人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改善。大唱好调，或高呼抢救，皆无补于事。更改预期要有事实的转变才有说服力。从经济学的角度衡量，政策上有三方面可以做，也可以三方面一起做。问题是哪方的效率最高。第一方面是以宏观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属凯恩斯学派，鼻祖当然是凯恩斯。第二方面是推出货币政策，掌门人是两年前谢世的佛利民。第三方面是以微观或价格理论的分析处理——这方面，经过半个世纪的勤修苦练，我熟习如流水行云，虚无飘渺之境不见前人矣。

 

在分析上述三派政策的孰高孰低之前，我要再提出天才费沙的简单而重要的方程式：财富等于收入除以利率（W=Y/r）。这方程式不可能错，只是阐释要有点功夫。财富（W）是指资�